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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572 人阅读  日期:2008-11-26 20:16:01  作者/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本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 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困难。

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两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大致我们可以这样来算。

全球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见底,企业关闭、失业等等问题在那时会很严重。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其次,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两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再次,剩下的两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一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一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一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相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一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 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一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它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超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可能加印钞票解决问题,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如何评价这种可能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这让政府的财力多得无处花,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在民生项目上下手呢?

“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没有以前大。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底以来,中国沿海大批工厂倒闭,这是否表明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您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仍然采取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原因何在?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不是决策层不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以前都是靠投资带动经济,以至于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为什么会是怎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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