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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中国高层四个群体、三种力量


598 人阅读  日期:2008-12-7 14:30:48  作者/来源:凤凰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面对的是一个相当严峻而又扑朔迷离的局面。毛的逝世,使得中国出现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十年“文革”导致经济和社会生活崩坏,已成强弩之末;国人心理五味杂陈:厌倦、愤懑、忧虑、焦灼、茫然、希望,关切毛后的中国走向。在中央高层,则酝酿着尖锐的政治较量。

一、四个群体、三种力量

1975年,随着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展开,中国高层大致分化为四个群体、三种力量。

第一个群体以邓小平为代表,大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九一三”事件后重新出山,对“文革”极“左”政策和“四人帮”十分抵触。胡耀邦、张爱萍、万里、李昌、周荣鑫都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成了邓小平整顿工作中的骨干。

第二个群体是叶剑英、李先念、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一定冲击,但未被打倒;“批邓”后虽官居原职,但同“四人帮”有很深的矛盾,对“文革”政策也有抵触,政治倾向上与第一个群体相当一致。

第三个群体以华国锋为代表,包括吴德、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文革”初未受冲击或者受轻微冲击,官居原职甚至官升高职,参与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但对“文革”极“左”政策并不抵触;同“四人帮”有矛盾,但也没有多少锋芒。

第四个群体是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帮派力量。

四个群体归为三种力量:第一个群体和第二个群体是一种,其他两个群体各是一种;只有汪东兴例外,他既同“四人帮”有较深矛盾,又极力维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批邓”以后,第一个群体再次受到打压,被逐出政坛;第二个群体也被冷落,至少在表面上处于高层权力的边缘。剩下的两个群体,关系逐渐紧张。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后,毛泽东重新考虑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选,结果选定华国锋作国务院代总理,这令张春桥等人非常不满。时隔两月,毛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执掌党政大权的华自然成为“四人帮”盯住的目标。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步步紧逼,争权挑衅,形势更加紧张。解决“四人帮”问题刻不容缓。

二、非常时期 ,非常行动

解决“四人帮”问题,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党内已有酝酿。最早是元老之间的个别议论。“批邓”以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养病”赋闲,但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要职,成为酝酿的中枢。此外,汪东兴和李鑫(康生秘书、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也有过私下意见交换。

这些酝酿,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提供了条件。但是,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还是华国锋。很长时间里,这个关键的历史细节未被重视。

据李先念、吴德回忆,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回忆是10日),华去李先念家简短交谈,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华请李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同一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谈此事,汪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支持华的意见。

9月14日(华国锋、吴德回忆是13日),李先念去北京西山军委办公地,看望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请他考虑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方式。随即,华、叶多次单独商谈。16日,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一说还有陈永贵)商议此事。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后来告诉他,华还同苏振华沟通过此事;吴德本人则同倪志福打了招呼。只有吴桂贤被认为同“四人帮”有牵连,事先未曾与闻。

这个过程表明,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还有汪东兴,迅速达成了一致。这时,华下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9月21日,叶剑英到华国锋住处,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讨论了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26日,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谈话,商量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起初,吴德倾向于用开会投票的办法解决。然而,在分析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后,三人感觉在政治局投票解决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没有把握,因为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四人帮”把不少“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会有风险。

当时的政治局成员尚有20人,李德生在沈阳,许世友、韦国清在广州,赛福鼎在新疆;在京成员,除刘伯承病重,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都赞成或基本赞成解决“四人帮”问题,占了在京成员的近三分之二,成为绝对多数。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则比较复杂,真要通过全会解决,结果殊难预料。这次谈话,最后敲定采取隔离审查即逮捕的办法。

9月29日,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庆节活动问题。江青大闹会议,要求将毛泽东的联络员、其侄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否定了江青的意见,坚持让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数政治局成员支持华。江青等人继续闹会,气氛剑拔弩张,以至会议延迟到次日凌晨才结束。江青意图未能得逞,但华感到,对方已经迫不及待,他随即加紧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步伐。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方案,是华国锋同汪东兴和吴德商定的。据吴德回忆,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一个负责逮捕“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10月2日、3日、4日,华、汪、吴之间多次就实施细节商议。10月4日下午,最后确定:6日晚上,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编辑出版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然后对其隔离审查;同时对江青、毛远新以及“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实施隔离审查;控制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红旗杂志社。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逮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华责成中联部部长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整个过程迅速果断,干净漂亮。

当晚10点多钟,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短短几个小时,华国锋就掌控了高层的政治局面。

三、结束“文革” ,开启“改革”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和当时的合法身份(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与华国锋一起运筹帷幄,堪称中流砥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等也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就具体组织和实施而言,华国锋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华不仅具有当时最高的合法身份(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而且从正式提出动议到分别同政治局成员沟通,从商议方案到具体实施,是所有环节的主导者。

毛泽东逝世后,性格温厚、谨慎的华国锋采取如此果断的措施,逮捕毛的遗孀和毛在“文革”中倚重的几个人物,其勇气、魄力和智慧迄今令人惊异。华国锋因坚持“两个凡是”而被批评,但仅就粉碎“四人帮”而言,华国锋恰恰没有“凡是”。

1975年,毛泽东曾批评“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还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说的“解决”,当然绝不是后来华国锋等人采取的强力措施。相反,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不要小题大做。”

华国锋此举,突破了毛的告诫,是对毛的“不是”。正是这个突破,成功化解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面临的政治危机,平稳地填补了毛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巨大社会震荡。

事后看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以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元老们已经有较多的反思,许多人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许多普通党员、官员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更加痛恨。

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

粉碎“四人帮”,国内局势柳暗花明,国民再次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从大悲转向大喜,因而得到党内外的广泛拥护和赞誉。一个最好的例证是,隔离审查“四人帮”的文件还在内部传达之时,消息早已不胫而走,第一个自发举行民众集会和游行的城市,竟是“四人帮”控制经营多年、甚至掌握了一定武装力量的上海。

各地民众欢庆“胜利的十月”,欢呼“第二次解放”。空前盛况连华国锋和高层也有些始料不及,华当时感慨道: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还说,上海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得多。它说明,一个真正反映和顺应民意的决策和行动,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社会能量。

粉碎“四人帮”,终结了绵延十年、祸及亿众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专制、经济崩溃、文化凋敝、社会动荡、国民精神压抑和心理恐惧的浩劫,因此成为历史。无论当时的人们如何认识,“文革”终结的最大意义,就是昭示极“左”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的彻底失败。

可以设想,如果极“左”政治势力“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仍盘踞政治舞台,“文革”的结束是无法想象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更将变得遥遥无期。仅此一笔,华国锋对当代中国的贡献,无可争议地可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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