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洪“万民伞事件”证明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怎样古老的形态

 发生在江苏省泗洪县的“万民伞事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宣传干部的一篇颂扬性博客，为作者带来了“暂停手头工作”的后果。“万民伞事件”的官方回应大概到此为止，但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有继续思索的必要。

“万民伞”是送给升职到宿迁市政法委工作的泗洪县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王守权的。王守权已经表示，曾接到泗洪方面的电话，表示要为自己“搞个有影响力的大动作”。从这一情节，基本可以认定，所谓数百名群众送“万民伞”、“清官旗”并非自发，而是泗洪有关方面的策划。

“万民伞事件”自发也好，策划也好，都不足以就此判断王守权的为官操行，但都可以证明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怎样古老的形态。如果事件是自发的，它便是民众对官民关系理想形态的希望；如果事件是策划的，它便是官方对官民关系理想状态的描摹。而作为理想状态来表达的官民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官员做好事，民众去感恩戴德，如此而已。

泗洪县有关方面策划“万民伞事件”，是因为他们认为王守权确实是一个少有的好官，做了很多事。他们认为对一个做了很多事的好官，策划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动作”以作褒扬是合适的。褒扬的形式，就是冒县民之名送“万民伞”。这是假冒民意，但反映了他们心理的真实，那就是一个官员做了好事，县民向他送“万民伞”、“清官旗”是应当的。。

“万民伞事件”发生在泗洪，而它展示的心理现实并非只为江苏的贫困之地所具有。去年，江苏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在北京出席重要会议返归，当地举行了盛大的夹道欢迎仪式，也说是市民“自发而来”。今年，河南登封出现农民为县委书记张学军树立“功德碑”以志颂扬的事件。随着“万民伞”、“清官旗”的祭出，大概除了魏忠贤立生祠之外，各种古老的政治感戴形式，都已经在当代中国粉墨登场。

这些古老政治感戴形式出现在一个个小地方，但它的精神气息并非只在该地方荡漾，在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存在着感戴“好官”、“好政府”或者“好政策”的回响。感戴作为一种基本的感情，被视为民众知恩图报的正当表现，被视为民众对其管理者理当具有的态度。民众的情感表现，被定位为痛恨坏的管理、漠视不良管理和感戴好的管理。痛恨、漠视和感戴，三种固化的情感，显示了民众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现实，他们被说成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国家和社会管理仿佛不是他们的事，他们只是被管理的对象，也只有作为对象的行为和情感，而不会有主权者哪怕参与者的思考、决定和快意。

应当说，“万民伞”、“功德碑”、“欢迎式”之类的怪状，把政治感戴演化到了粗鄙的水平。但是，没有“万民伞”、“功德碑”和“欢迎式”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就剔除了官抚有民、民感戴官的实质关系，只不过这种抚有和感戴的关系以稍为精致化的形式在得到表现。在任何地方，对当地的主政者你可以听到正式的颂扬，但不会听到正式的批评，手机短信的批评可能被作为诽谤治罪，而谀颂之辞不脸红地奔流于媒体。在“问寒问暖”的场面中，你会看到被问的民众在一派宽宏的大人物面前不知是激动到颤抖还是惶恐到发抖。在集中倾听优秀人物的事迹时，你会看到被感动的人们体验那些受助者的感戴之情，掏出手绢或纸巾擦拭发红的眼睛。这些精致的感戴形式，与那些粗鄙的感戴形式，在精神上并无二致。

抚有和感戴的关系定位，既是一种外在的安排，也是一种内在的机理。作为外在安排，这种定位是被许可的；作为内在机理，这种定位是被同意的。它被许可，意味着非抚有和非感戴的关系不被许可；它被同意，意味着它已经内在地被人们所接受，不管是作为抚有者的官，还是作为感戴者的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每当见到感戴的情景，即使有所质疑，也只是质疑事迹的真假，而没有质疑抚有和感戴的关系，人们倾向于认为，对那些感戴之事，“如果弄虚作假，要严肃查处；如果情况属实，应该大力宣扬”。

毫无疑问，官抚有民、民感戴官的关系，不是现代官民关系的体现，不是现代政治应有的图景。主权在民的政治之中，不会产生抚有和感戴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是历史的遗留，也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被剔除，无论其表现精致还是粗鄙。在这样的政治中，不会有层层颁发的旌表状，也不会有功德碑、万民伞、清官旗，政治风气的形成不靠旌表状，主人更无须去颂扬公仆的功德。

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的几大兴革无不以还权于民为旨归，无不以建立主权在民的社会为号召。基于人性对自由的天然向往以及对自主行为的天然偏好，一旦有了“主权在民”的具体社会设置，走出官抚有民、民感戴官的古老政治形态将是迅速的，“旌表状”、“功德碑”、“万民伞”、“清官旗”等等政治化石是不可能如同侏罗纪公园那般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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