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08年，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世界经济会如何？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许小年教授又是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的呢？

危机部分起源于中国

“实际上，中国因素部分引发了这场危机。”许小年教授语出惊人。时至今日，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与过程，每个人都并不陌生。但是说中国造成了大洋彼岸的危机，不禁让人感到不解。

听得最多的危机诞生故事大概如此:2001年后美国政府长期的低利率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于是，无处可去的钱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吹起了巨大的泡沫；再加上政府监管的不利及投资银行对金融产品的过度衍生，房地产泡沫随着金融产品的销售蔓延到世界各地，这样，当美国房价开始下跌时，泡沫破裂、危机爆发。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要长期保持低利率吗？”许小年教授将危机的成因又向上追溯了一层，“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难道格林斯潘不知道提高利率吗？问题是，当时的情况是‘低利率、低通胀’，他想加息，但又看不见通胀，敌人没有出现你打枪是什么意思？所以，在犹犹豫豫之中格林斯潘把“9·11”后的低利率保持到了2004年。2004年中，通胀在美国开始抬头，这个时候格林斯潘才开始加息，收紧银根，但是已经太晚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利率，低通胀”的黄金年代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主要原因，”许小年教授接着分析说，一方面，美国人消费了大量低价的“中国制造”，生活成本就降低了很多；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也抑制了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因素”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也间接地导致了格林斯潘时期错误的货币政策，从而间接地引发了此次危机。至今美国何时才能走出危机，许小年教授认为，“去杠杆化不结束，危机就不会结束！”

可是，人们担心的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执行比“9·11”之后更加松宽的货币政策（目前的利率仅为0.25％），这是否会引起一轮更大的通货膨胀呢？“目前不会！”许小年教授说，“我们知道，货币供给等式的两边，一边是货币供应，一边是货币需求，而决定这个货币等式是否平衡，除了GDP及物价以及货币供应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货币的流通速度。现在虽然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很多，但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也放缓，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货币等式发生失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一旦货币流通速度恢复，中央银行就必须迅速地加息，抽回流动性，避免过多的流动性在经济中造成新的泡沫。当然，时机的选择上就要看中央银行的操作艺术了。”

中国要习惯中速增长

许小年教授认为，加入WTO后，中国高估了内外部需求，虽然出口一直在以30％~40％的速度增长，但这是由国外松宽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是虚高的需求；但这却被投资者误认为是实质的需求，于是引发了过去几年20％左右持续的投资高增长。

“中国必须改变这种预期了，30％的出口增速和20％的投资增速都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许小年教授语重心长，“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将会面对痛苦的削减产能的过程。”

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应该相应改变了。许小年教授说，中国今后的出口增长只能跟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大约6％左右，而投资增速也将下降到10％左右。这样，中国GDP的增长将大约为5％~8％，步入中速增长时代，两位数的增长将成为历史，“我们要习惯中速增长”。

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

“当然，伴随着增长下降的就是失业的增多，这其实在2008年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最近刚去东莞和中山等地区考察回来的许小年教授对此感同身受，“我所看到的是企业减产、停产甚至是关门，大量的工人被解雇，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但是，许小年教授对政府采取的措施却不认同，“政府现在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可见，中国皈依了‘凯恩斯主义’。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日本为了应对衰退采取的积极政策，效果都不显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说过:‘靠财政政策结束萧条的只有一次，这一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

可是，1998年中国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个难道不算是成功的案例吗？对此，许小年教授分析说，1998年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1998年后经济发生反转的最根本原因:一是房地产投资的突飞猛进，二是中国加入WTO。1998年我们进行了住房改革，在国内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这个新的产业支撑着我们的经济一直发展到今天，到现在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以上。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经济的掉头向上第一是靠改革；第二是开放。

“所以，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许小年教授总结道，“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

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许小年教授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他举例说，比如医疗服务的供应长期落后，就是因为管制，现在开办医院仍需要多层审批，手续复杂，而民营医院则无法进入这个市场，结果就是供应的短缺，导致看病难。他认为，不仅医疗服务跟不上，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媒体娱乐这些都因受到国家的管制而无法自由发展。所以，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服务业上，放开管制，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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