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周恩来惊人的“六无”，思毛泽东读宋词“痛哭”
1752 人阅读 日期：2009-01-10 12:37:01 作者/来源：熊剑
昨天（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33周年纪念日。除了几篇回忆和评论文章之外，中国媒体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大的关注。这与中国国内近年来兴起的“毛泽东热”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此，笔者也加入到这巨大的反差行列。以下是叹息与反思内容：
周恩来惊人的“六无”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49年至1954年间称政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等要职。
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多起重大事件的进程都有重要影响。在中国民间，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崇高的声望。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就想到周恩来。
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l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有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四无是党而不私
如按列宁所说：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毛泽东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而周恩来的可贵在于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尤其是在出了所谓的“伍豪”事件中。周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周，并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周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如果说周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因为在延安以前周可以说是毛泽东的领导。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分裂危机。
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恩来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周恩来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周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等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与周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周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周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周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毛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况，周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周在工作上的事邓颖超都自动回避，周也不与她多讲一字。周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邓颖超要进周的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
综上所述，周恩来惊人的“六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据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曾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是大德，他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
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再造者和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共产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
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保护了大批同志，为铲除妖孽地奠定了基础。而他，却在举国欢庆的前夜悄悄地走了，让人们在整理他的历史遗产时，发现竟是惊人的“六无”。
一首宋词为何让毛泽东痛哭流涕？
“九一三”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明显不佳。1975年夏天，毛泽东在病榻上读到一首宋人的词，突然大哭起来，可谓是涕泪横流，不能自抑。医护人员急忙询问原因，才知道他只所以痛哭，是因为读到南宋文学家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
词曰：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有学者解释说：毛主席联想到，如果北方的邻国入侵我国，中国北部的大片领土沦入敌手，那末，今日的中国也将出现南宋那样的情景。北方已是"河洛腥膻无际"，而南方的妥协投降派却只想划江自守，偏安一隅，表面上还装一付英雄模样。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毛主席时已年老力衰，终有如陈亮在这首词里表现的那种不畏强敌、长驱破贼的英雄气概，也是力不从心了。
事实上，以上的解释只是从词的本意来揣测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来分析他痛哭流涕，不能自抑的原因。这样的解释多少也有些道理，但让人感觉有许多牵强。
毛泽东只所以为陈亮的词痛哭，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担心，更与他的身体状况和当时的处境有关。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的毛泽东因患有多种疾病，已是病入膏肓。当他回首往事时，不禁悲从中来。想当年，他铁马金戈，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烽烟散尽，笑到最后的是他毛泽东。现如今，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将近十年，当年曾经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们，被整死的整死，被发配的发配，就是他的亲信们，也与他同床异梦。环顾四周，除了他的铁杆夫人江青之外，就剩下了那几个不争气的酸文人。
毛泽东预感到，他曾经为之自豪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离世后就会烟消云散了。而那个被他赶到台湾岛的蒋介石，也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虽然偏安一隅，却也雄心勃勃，整日里叫嚣要反攻大陆。而这两件未竟的大事，很可能会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想到此，怎不使他老泪纵横。
毛泽东是位熟读中国历史的农民英雄，在他的晚年，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确定自已所开创事业的继承人，如何进行交接班。他曾经无限忧伤地对自已的亲信说：搞不好，就要在腥风血雨中交接了，你们怎么办？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尽管自已是一位让中国社会改变历史航向的“大英雄”，可以让江河改道，让高山俯首，但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他身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可能被中止，中国有可能“资本主义复辟”。这真是“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啊！
毛泽东的痛哭是一个末路英雄的真情流露，是一个垂暮之人在苦撑危局时的感情煎熬。毛泽东的哭声，是为一个旧时代送行，同时，又在为一个新时代催生。
事实上，在他逝世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佐证了他思考问题的正确性。就在他离开人世的一个月后，他的战友和妻子就被逮捕入狱；两年后，被他钦定的反革命巨案"四五天安门事件"就得以平反；三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召开。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人民的一只脚就走出了毛泽东时代的阴影，走进了一个春光明媚的新时代。
附：胡星斗谈左翼纪念毛泽东
1月5日，中国左翼网站乌有之乡发出了将“纪念毛泽东活动”日常化的倡议。德国之声记者石涛就此对胡星斗教授进行了电话采访。
“乌有之乡”网倡议的内容包括佩戴毛泽东像章，用“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彼此问候，呼吁集资修建毛泽东像，以及向刊登批评毛泽东内容的媒体施加压力等等。这份倡议刊登之后引起了网民的巨大反响，支持的人并不在少数。针对这样的情况，中国社会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发表长文，认为这是近乎于“邪教”的活动。以下是胡星斗教授与德国之声的访谈全文：
德国之声：胡星斗教授您好，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活跃的“乌有之乡”网站倡议要将“纪念毛泽东活动”日常化，也获得了不少反响。您认为这种倡议反映了怎样的一种思潮呢？
胡星斗：目前中国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失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受到改革损害的人就自然而然的更加怀念毛泽东，更多的人就集合到左派的旗帜下。其实对于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也是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改革是很不公平的。改革使得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因此他们主张回到毛泽东的时代，他们认为毛泽东能够给中国普通的工人农民更多的平等的权利。对于这样一种言论，我认为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乌有之乡现在搞得这个倡议，我认为就是要把毛泽东邪教化，是在创立一种邪教。他们把文革期间那些个人崇拜的做法又搬到现在，而且还要变本加厉。要求热爱毛泽东的人每天都要唱歌，而且见面分手的时候都要喊“毛主席万岁”什么的，让我们感觉到回到文革期间。
德国之声：胡教授，您刚才提到这是偶像崇拜的回潮。但是这样的倡议不但有人提出，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回应。比如前不久就曾经传出这样的消息，中国重庆某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一座据称是全国最大的毛泽东像。看来这样的倡议还是得到一些支持的。
胡星斗：的确如此。他们在倡议中还提出，谁要是在电台电视台，报纸或者其他场合，进行所谓“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就一定要去抗议，让我们联想起其他的一些事情。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专制做法。
德国之声：其实从一般的政治概念而言，左派应该更多的是为弱势群体代言，争取底层民众的权益。而中国的左派似乎在这一领域并不活跃，这是不是一种悖论呢？
胡星斗：中国的左翼知识份子理论上而言应该更多的同情民众，同情弱势群体。但是实际上，那些极左分子几乎没有任何人参与过实际的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或者参与维权的。所以那些极左知识分子更多的只是崇拜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集权的一些做法。目前中国的偏右的知识份子反而是参与了民众的维权。当然我并不反对左，也不反对右，我只是反对极左和极右。一般观点偏左一些没关系，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属于左派。观点左一点没关系，但不要走到极左，也就是极力维护专制体制，以及对毛的无条件个人崇拜。
德国之声：您提到对毛的个人崇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到您在针对乌有之乡倡议的文章中也列举了大量毛时代的错误，包括从苏区肃反，反右直到文革。现在对于毛的崇拜是不是与历史现实长期没有得到正视有关呢？
胡星斗：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主要搞经济建设，对于其他方面采取的是“向前看，不争论”的态度，这样的策略从当时来看是正确的，是为了避免纠缠历史问题，（否则）改革开放很难进行。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也三十年了，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历史经验教训从来不总结，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很难进步，就很难吸取这些经验教训。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等极左的东西采取回避态度，对毛泽东过去的错误也是不允许评论，所以很多年轻人是非不分，对历史的错误不清楚，因此他们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在加上看到很多极左派的文章，把改革开放失误归咎于搞市场经济，而不是归咎于毛的政治体制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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