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1日发布，再度锁定“三农”问题。提出要推进“省管县”：“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相对于“省管县”的改革，我国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市管县”。

按照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县、自治县、市。宪法确定的地方行政区划主要是省、县、乡三级体制，而目前实行的却是省、市、县、乡四级行政体制。

当前“市管县”的格局已经有20多年历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大多数地方改变了过去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的地区（专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当时主要是解决过去不少地方地区和市并存问题，希望通过一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但是，专家分析，管理体制层级越多，行政成本就越大，公共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越难以准确落实，层层过滤就会形成“漏斗效应”。

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减少管理层级，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管理方式”。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凸现了中央减少管理层级、减少行政成本、壮大县域经济的意图，势必触发地区经济发展、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等一系列变动。

省管县：先行浙江模式？

目前各地试行的“省管县”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注重财政体制突破的浙江模式，一种是重视行政体制突破的海南模式。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表明中央目前探索的省管县体制是参考浙江模式，首先在财政体制上突破，扩大县级政府财政权限与经济管理职能，实行上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的研究显示，1992年至今，浙江已连续四次出台政策，扩大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县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2年出台了扩大萧山、余杭、鄞县等13个市(县)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主要包括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等4项。1997年，同意萧山、余杭试行享受地级市一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主要有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管理权限等11项。

2002年，浙江进一步扩大和完善20个经济强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将313 项原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这些县市。这些权限几乎涵盖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2006年，又再次出台文件，开展扩大义乌市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决定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实践证明，实行“省管县”，激活了浙江县域经济的活力。据统计，2007年全省58个县（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均超过了亿元，其中24个县（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均超过10亿元。

在省管县改革中，浙江模式是不少地方借鉴的蓝本。在其他省份所推行的省管县改革，大都遵循这样的路径：从经济管理切入，向县级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强县扩权，推行省管县的财政改革，而进行试点的县多数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县。

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及：”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这是因为，由于仅仅在经济管理上放权，浙江模式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省管县”，特别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仍然是“市管县”。

而海南模式则是注重行政管理上的省管县，从1988年建省开始，海南省就没有实行市管县，海南省所有的县、县级市、地级市都是由省直接管理，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不存在地级市对县和县级市的行政管理问题，二者之间只有行政级别的差别而没有行政隶属关系。

2008年7月初，海南将177项行政管理权直接下放到市县和地级市，同时提出了配套改革制度。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首先实行财政省管县，最后达到行政省管县”，在省管县改革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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