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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


393 人阅读  日期:2009-02-22 12:58:01  作者/来源:南方网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在中国,上访尤其是群体事件,最糟糕的“社会效果”莫过于此。作为上访大省的高院院长,张立勇如履薄冰。他已经将2009年定为河南法院的“调解年”。此外,河南法院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开展“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

■“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你下判了以后,结果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那么你说这个案子办对了吗?”

■“我们有的法官很羡慕西方法官只需要坐堂、听诉、静思的状态,对自己还要把大量时间用于田间地头和接待上访感到不理解。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一名中国法官的尊荣。”

赴最高法院上访数由全国前三退居第八,在网上公开判决书,推行马锡五审判模式——近日来,河南高院引来法律界和媒体注目,有认同,也有质疑。法院内部,有法官称之为“张院长新政”。

2008年1月,张立勇走马上任。这个半辈子从事党政工作、当过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共产党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法官。按照中国的惯例,高级法院院长自动成为二级大法官。

“我没有条条框框。”张立勇自己这样说道。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外行人,据其介绍,他在中纪委工作期间通过了“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考试,“还是比较难的,不亚于司法考试。”他还拥有法律硕士学位。

也有他的下属称,他们的院长学哲学出身是一种优势。以人类最基础的学科为背景,他似乎可以更自由地掌控一切。

历史似有意赋予张立勇特别的使命。2008年,恰逢中国司法改革开始转向。在他看来,这一年,全国上下,法院最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解决理念的问题”,也就是,抛弃西方崇拜,重倡社会主义法制理念。

上任不久,张立勇就发表了自己的“十二条解放思想”——众多“解放思想”的官员政要中,一个法院院长的出现显得有点突出。不管你对他的改革如何评价,他的确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官员。

“所谓人民法院就是要走人民路线,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这是张立勇的核心理念。甫一上任,他就开始大张旗鼓,频频出牌。

延安“寻根”

2008年5月中旬,所有的中级法院院长和高院中层以上干部,在他的带领下,去了中共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还温习了七十多年前的《法官誓词》。

这趟老区之行被张立勇称为“寻根之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那里,他“找到了我们党法律审判工作的根”。

回来后,他重彰七十多年前的“马锡五审判模式”并迅速在全省推广。马锡五是中共延安时期的高等法院院长,以其命名的审判模式,一般采取巡回审理、田间开庭等便利诉讼程序,法官以调解为主,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

这种简捷易行的审判模式曾一度风行。但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模式下,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群众都和法院一样有效地解决纠纷,不需要任何专业化的知识,也不需要正当的法律程序,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现代法治在中国的建立。

张立勇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此种模式的精髓在于深入群众和依靠群众办案——这集中体现了他倡导的司法大众化思路,也符合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他说,近几年中国在借鉴西方司法模式过程中,盲目接轨,“逼迫我们党多少年形成的,基于传统文化、我们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慢慢淡化,质疑,最后否定”。

“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样戴着头套、穿着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么?”张立勇建议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放下法槌、脱下法袍”,这一年,河南的法官们纷纷在“深入群众”。高院法官说,他们从“居中裁判者”转变成“法律服务者”,变得很“家常”。

在商丘,张立勇专门旁听了在小树林中进行的一场庭审。

“我感觉非常的实在,”他回忆起自己当村支书时,完全民间的办案方式:一铺大炕,一个小桌子,当事人两边坐,“你说你说,大家说,最后签协议。现在只不过把这个放大了,法官坐中间,两边是当事人。”

此后,商丘被树立为巡回审判的典范。

除了大力发扬类似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类党创造的优良传统外,他还提出,“对古代封建的审判模式中好的做法,比如断案要考虑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等,我们要借鉴。”

延安之行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实际上,张立勇隐隐感觉到,许多人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比如批评这种模式背离现代审判理念,违反程序正义。

“我们有的法官很羡慕西方法官只需要坐堂、听诉、静思的状态,对自己还要把大量时间用于田间地头和接待上访感到不理解。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一名中国法官的尊荣。”他说。

目标:无赴京上访

法官们未必全都认同张院长的“尊荣观”,但司法改革目标从未像现在这么明确和现实: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保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一点,大家却有共识。

“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下判以后,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你说你这个案子办对了吗?”张立勇反问。

在中国,上访尤其是群体事件,最糟糕的“社会效果”莫过于此。作为上访大省的高院院长,张立勇如履薄冰。

2008年,河南省法院进行了5场集中大接访——这在全国力度最大,也有人质疑。比如,接访解决方式是否背离正常的法律程序,法院是否过多为接访所累。

他坦言,“原来在立案庭就是几个法官在那里接待上访申诉群众。我现在是把整个立案庭这个门打开了,扩展了一下。”立案庭副庭长刘明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庭的主要精力都在信访。

史无前例的接访规模收到了成效。上月,张立勇向省人大所作的法院工作报告中,称该省赴最高法院信访量在全国的排名退居第八——最高法院副院长专门给他发来短信道贺。而此前,该省信访量长期高居全国前三名,他的前任难以用数据来证实自己的努力。

而对于张立勇而言,要保持这样的成绩,再发动大接访很难实现。从审判的角度,张立勇更加明确地支持调解手段的使用——这同样是土生土长、源于革命年代的司法产物。实际上,他所提倡的马锡五审判模式,就是以调解为特色。

这种“重调解、轻判决”的倾向,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长期存在;到了1990年代的审判改革之后,庭审才逐渐成为主流;而此轮司法改革,似乎又有重归的趋势。

高院民庭法官关波以调解见长,她坦言,过去对法官的要求是办铁案,而现在当事人的态度和社会群体对法官的判决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调解可以获得个案“案结事了”,也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我们有时候也感觉,政府与法院的沟通,仅仅是为了和谐,有时候可能助长上访人无理要价。”

实际上,民事调解、行政协调和刑事和解,一直在争议中进行。以刑事和解为特色的“兰考模式”,就曾被河南本地媒体质疑可能“以钱买刑”。高院刑三庭庭长程慎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刑事和解此前一直处于探索阶段,不过,去年由省高院牵头,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意见》予以规范。

而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官司,往往对抗性更强。行政案件协调的结果是,一些地方的案件撤诉率很高。比如鄢陵县,2008年的10件民告官案件中,只有2件选择判决,此外,还有24件直接调解未予立案。有人担心,这可能使得公民对“民告官”的设计本意丧失信心。

这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如果选用审判方式,除了法律规定(比如拆迁条例)往往更有利于政府外,公民与公权力机关的力量差异,以及更多复杂的因素,使得民告官胜算不大。高院行政庭副庭长刘天华说,协调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比如拆迁案件中不致令公民失去立身之本。

但对于调解,最大的争议是,这种“和稀泥”式的解决,会否让之前种种建立正常司法程序的努力毁于一旦?

在许昌市鄢陵县,县法院院长时颖称,2008年全县2900多件案件的调解率为85.1%,该县已经连续五年无赴京上访,其中,6个法庭有2个法庭实现100%的调解率,也就是等于零审判。

不同地方对调解的态度有所区别。张立勇直接表示:“我们是在最高法院的基础上,提出态度要鲜明,就是要以调为主,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鲜明,当调则调,当判则判。”

他已经将2009年定为河南法院的“调解年”。此外,河南法院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开展“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

加强对下级法院的监督

在张立勇看来,现在的大调解,需要法官与律师共同努力。同时,更需要来自党委、人大等各方力量的合力监督。“独立并非一定要刻意保持距离。”他说。

“为什么当事人都可以提出申诉,人大党委为什么不能对你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呢?我一给你提点意见,就认为是干预了你独立审判,你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张立勇说。

张立勇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大监督,应该“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旗帜十分鲜明”。他看到,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法官应该保持绝对中立,不能加入任何党派——这在他看来明显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

目前形势下,在他看来,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指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也是他“解放思想”中的重要一条。

2008年7月底,张立勇赴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工作。“是我们主动汇报,”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专门给最高法院打了一个报告,就是(希望)最高法院听取一下河南省法院工作的汇报。”

一位高院法官透露,张立勇刚到任时,一些中院院长不主动向他沟通汇报,尤其出现法院系统一些人员违法违纪,基层法院法官被刑拘,张却未能获知,令其非常恼火。

现在,基层法院再也不能“各行其是”,“不能流于形式,监督指导往往要具体到个案,不是一审想怎么判就怎么判。”高院刑三庭庭长程慎生说。程透露,2008年,省高院下发了30多份刑事审判方面的规范性指导文件,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法院系统内部,有案件请示制度。程慎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省内的重大敏感案件,包括所有死刑案件,涉及副处级以上官员的案件,一经法庭立案,受理法院就会将相关司法文书寄往高级法院,在判决前,下级法院亦会向高院汇报备案。但他表示,高院一般主要审查法律适用上的问题,不会给出如何量刑的答案。不过,高级法院会以同类判例提示,作量刑上的平衡,防止判决过重或者过轻。

程慎生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地方往往受到各种关系的干扰,上级的监督会使得下级法院判得更准确”。

也有高院法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担心审级独立受到影响——比如上级法院在一审中介入过深,是否导致二审结果毫无悬念而变成走过场?

张立勇有不同的看法:“我绝不仅仅限于说,你这个案子判完了,你判你的,我等着你弄完了,我再依法改判。这就行了,这就保持独立审级,我认为绝不是这个关系。”

他指出,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法院过于强调本级法院独立办案,淡化甚至排斥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有的认为监督指导就是只能管审判业务,不能管领导班子和法官队伍;只能通过二审或再审案件审理裁判,不能听取请示、汇报,不能作答复、作批示;只能各管各的、各审各的、各判各的,不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协调处理。

带好队伍比办好案更重要

实际上,最有效监督往往很轻松。张立勇的一个思路是“以公开促公正”:“正义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得到人民群众认可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

他要求省高院将去年10月1日之后生效的裁判文书于12月30日前全部上网公布,一批有瑕疵的判决书还被拿来巡回展出,以求“倒逼”效果,又在全国率先提出:今年上半年,中级法院文书全部上网,下半年则轮到各基层法院。“只要不在法律规定之内都必须公开”,实际上是一个模糊的标准。三鹿奶粉事件、陈良宇案的司法文书,都应该可以公开,这是张的尺度。他批示天价理发案要公开审判。“我说最好是电视直播,他们说在我批示之前他们已经开庭了。”

高院宣教处处长王伟说,新院长对自己思想转变作用很大。“以往我就是领导的‘消防员’。”他刚刚给河南省法官学院的一个法院院长班讲课,谈的就是培养法官的媒体素养。

张立勇在咸阳主政时,就乐于与媒体交朋友。他认为,媒体与法院共同肩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在张的指示下,王伟起草法院如何主动接受媒体监督的文件,并成为第一任高院新闻发言人。“耳目一新”的风格,也被人大代表们领略了。他们评价说,张的工作报告没有以往八股文的味道,法院内部则称,张敢于自揭家丑,他在报告中揭批了法官的十大不良之风。

通过检索,你可以发现他早已成名,原来那个当年推倒政府院墙、请市民旁听会议的咸阳市长,那个大力推介洗脚业的咸阳市委书记,就是他本人。

现在,张立勇也在办案子——但并非坐到审判席上。但他觉得,“作为一个法院院长来讲,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和使命,就是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比办一个案子更重要。”

张立勇认为,这可能是组织调任其进入法院的理由。

基层法院院长对这位新院长有着相似的评价。兰考县法院院长孔令营认为,张立勇有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理念上“与中央大局保持一致”;许昌市鄢陵县法院院长时颖赞其“大局意识更强,政治意识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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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4 17:36:09 网友
[2楼]:
坚持党的领导,在司法领域往往异化为政治领导司法,外行领导内行。张院长的好心,很可能办成坏事。王院长的“三个至上”,首先在逻辑上就相互矛盾,“至上”只可能有一个,怎么会又三个呢?
2009-02-22 13:38:13 网友
[1楼]:
幽默.真得很搞笑!法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公理需要法官伸张,不按法理出牌!那法律制订出来干吗?
只能当笑话看,真得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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