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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时任副主席王洪文失宠后做了什么


1351 人阅读  日期:2009-03-23 18:58:00  作者/来源:书摘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1976年5月27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1976年7月6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4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却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其一: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他们在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7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7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8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来源:新浪读书,摘自:《“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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