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档案解密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方拒绝同意中方关于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此时，陷入困境的毛泽东采用了一种外交策略：主动使局势尖锐化，使当事一方失去镇静，迫使其紧张起来，然后，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果引起苏方强烈反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布的解密档案中，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本刊记者/韩永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

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谈话发表时，中苏代表团的很多成员还尽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温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毛泽东的这份讲话，正在解密之列。

谈判“触礁”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在档案中，“主席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5月初，他曾专门飞返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阐述苏方代表团的意见，并获得首肯。这个意见是：必须在根据条约划定边界和解决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

这已经是苏方作出的很大让步。根据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的记述，会谈刚刚开始时，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解决边界全线问题的谈判，只是就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需要进行磋商。于是，在2月25日会谈开始时，中苏双方的对外宣传口径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中方宣布：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苏方则宣布：关于“某些地段”的磋商开始了。

苏方一开始也不认可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作为划界唯一基础的提法。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条线”论，除了条约线外，还有实际控制线和历史形成线。对苏方来说，这两条线都大大越过了条约线。

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混战了三四年，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两党的相互攻讦中渐行渐远。

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曾在这场谈判中担任翻译。他在后来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的采访时，曾经透露了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

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论战所涉及的范围，可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题目中窥斑见豹：《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样的文章此间共发表了9篇，时称“九评”。

苏共则在1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的文章。

朱瑞真说，这些争论，由于产生于两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有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注定不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纠结。到了最后，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对细节的反复纠缠。

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一个细节。就在这一次边界谈判开始前5天，朱瑞真和他翻译组的同事，还在准备针对苏联的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其中有一个词的选择让他们绞尽脑汁。

当年2月份，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会后给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当2月20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当时，在译“要求”一词时，朱瑞真等人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TPEBATb”和“nPCCHTb”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在俄文中几与“命令”同意，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几经推敲后，最后还是用了“TPEBATb”。

第二天，苏共中央就作出了答复。显然，这封信的措辞使苏共大为恼火，来信语气尖刻，特别指出中共居然不是“nHXHTb”(请求)他们而是“TPESDATb”(要求)他们！来信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就这一件事，外电后来有一个评论，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容不下一个单词”。

中方满以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对方会爽快地答应。毕竟“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却是实惠。”常年研究中苏关系的李丹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当时，“面子”对于中方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有助于安抚国内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还有助于维护领导的权威。

没想到这一要求却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弹。苏方代表团团长泽里亚诺夫对中方的这一要求深感“震惊”。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未来的圈套。他们认为，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就成为无效条约。这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这是苏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双方在不平等条约上的纠缠，后来随着双方交换地图而有所消减。这场在毛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最低门槛”。很多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分析说，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是想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推一把”。

反修，还是让苏“紧张一下”？

通过让双方的关系“紧张一下”，来实现双边关系中的一种合理状态，曾是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一种外交战略手段。

据李丹慧介绍，50年代中期，为了建立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系，1954年9月，毛泽东下令解放军炮击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岛屿。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中美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1955年8月份发展成两国的大使级会谈。由于两国尚未建交，这样的谈判一直在日内瓦进行。这一非外交承认的官方沟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毛泽东本人也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承认自己的这一讲话是为了让苏方“紧张一下”。10月9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主动谈及此事。他说：“我们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引起他紧张。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要让赫鲁晓夫从地面跳起几丈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莫斯科的强硬姿态反过来又刺激了毛泽东。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他在此后多次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当年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的进攻路线。与此同时，中国对中苏西段边界的防卫工作也有所加强。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李丹慧认为，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据邸延生所著《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时说：“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也提到对修正主义的担心：“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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