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在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时语出惊人，认为“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尽管事后有人代为澄清，认为这是进行历史对比，丝毫没有其他的含义，请媒体不要断章取义，但批判声音仍然铺天盖地。

在笔者看来，对于艺人的政治表态，不能太在意。作为公民，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其意见受到重视理所当然。人们批评这位艺术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艺人身份，也因为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参与制定或者讨论中国电影业发展的规则。所以，对其观点进行正式澄清很有必要。

“中国人是要管的”，其他国家的人何尝不需要管理？但问题在于，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还是多数人管理少数人，这是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的实质性区别。现代公民应该清醒意识到，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不是国家管理人民，而是人民管理国家；不是政府管理公民，而是公民监督政府；不是代表约束选民，而是选民约束代表。

从技术层面来看，多数人管理国家需要一系列的法律规则。为了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各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不因政府的存在而被剥夺。说到底，国家是一种集体契约，建设国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寻求共识、凝聚共识的过程。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自己的祖国；对于东方学者来说，这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使她自由。这种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使得中华民族绵绵不息，也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古国，但正是这种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使得我们始终跳不出历史的窠臼，建立现代的民主政治国家。

既然国家是集体的共识，那么，当国家不能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时候，改变国家也就成为自然的选择。我们不能为了维系国家，而置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也不能为了强调国家秩序，而大肆破坏宪法的基本准则；更不能为了强调管理，而削弱或者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漫长而又黑暗的身份社会，管理总是少数人的专利，绝大多数人只能被动接受管理。我们正在走出这个历史陷阱，进入人人平等自由的契约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权利主体，都是在法律规则许可范围内获取利益的公民。这个社会虽然有管理，但所有管理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政府虽然被赋予了管理的权力，但首先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管理。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不担心个人权利的膨胀，而担心公权力的扩张，所谓管理更多是指对掌握国家资源的政府实施管理。

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管理，而是缺少对政府的管理。改革开放30年，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约束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则，但由于实行政府主导的改革，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的管理权非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进一步扩张。不仅如此，政府在管理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立法权，这使得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自我授权。

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对管理敏感，就是因为管理已经具有了特别的含义:当我们谈到管理的时候，首先是指向国民而不是政府。过去，我们制定了许多管理规定，现在看来，这些规定不是管理政府，而是管理市场主体；不是约束政府工作人员，而是约束普通公民。所以，当有人提出对中国人进行“管理”的时候，许多人出于本能，对其口诛笔伐。这反映中国当代公民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某些表演家们的思想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我们需要管理，但管理应该增进我们的福利，或者至少能够保护我们的宪法权利；我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应该恪守本分，严格依法办事。假如管理就意味着权利的丧失，那么，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样的管理。

拒绝管理，不是忽视秩序，而是更加重视公民的权利；强调管理，不是约束公民，而是约束公权力。这应该成为政治常识。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胡言乱语，只能让更多的公民保持清醒。我们可以此为契机，重新理解宪法的含义，但千万不能进行人格的侮辱，使用语言暴力。(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

梁文道：谁来管一管成龙的话语权？

凤凰卫视时事开讲（查看全部《时事开讲》文字）

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功夫巨星成龙的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被问到文化和自由的关系时，成龙说太自由了就会很乱，就像香港和台湾一样，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管理的管。这番话在香港和台湾的媒体、民众，以及政客当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有人把成龙的这番话称之为“奴才言论”，那这个话题继续请梁文道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梁先生，相信您也听了成龙这一番表态，您怎样理解，您认为他这番言论，是称得上是“奴才言论”吗？

谁来管一管成龙？

梁文道：我觉得还不至于说是“奴才言论”，但是我觉得他说话很大胆。他这个胆子大在两个地方，一方面他不怕得罪港台的老百姓跟政客，另一方面他好像也不怕得罪大陆的官民。为什么？因为他这番话难道不是潜台词，你看港台就是太自由了，所以就乱。

何润锋：大陆不够自由。

梁文道：你看大陆多好，大陆不自由，这话其实三方面都会得罪的话，那么这是很奇怪的一番言论。

我想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两岸四地，就是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这四个地方，最近十多二十年都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总有这么一些人，他可能是明星，可能是干体育的，可能是做什么行业的也好。然后出名了，出名之后获得一个整个社会名流的地位。这些人一旦达到了一个社会名流地位之后，不晓得为什么从媒体开始，甚至到政府，大家都觉得这批人是无所不能的，什么都可以说的。你会赋予他很多的权利，给他很多的曝光机会，什么都去问他意见。

你可能去找一个体坛明星，叫他讲一讲艺术该怎么发展，你也可能去找一个打功夫片明星的一个演员或导演，像成龙这样的，问问他政治的问题，那么然后就一定会出事的。而且这些人的问题也在于他莫名其妙获得这样的影响力跟地位之后，他自己也飘飘然，他自己也以为自己什么话都能够说出来，而且说话是不用负责任的。我觉得成龙这回这当然是说错了话，而他居然能够这么放肆的说出这样的错话，我觉得这首先就是个问题，是有人该管一管成龙，或者刚刚我们说这种名流过度，名流泛滥的一个现象。

何润锋：过多的话语权。

梁文道：过多的话语权。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这番话是错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乱一般来讲，乱跟自由，跟管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通常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里面，我们会认为，一个社会，他的公民社会的自由度越高，它恰恰是比较不容易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就是这样子，它是人跟人互动组成的。如果人跟人的互动是比较自由的，那么大家希望将来能在同一个社会，能够好好的彼此共存，共处的话，我们起码要摸索出一套，我们大家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规则办事。

比如说我们会知道在路上，比如说你碰到一个老太太迎面而来，这时候你走路，这路又很窄，你会懂得让一边，让她过去。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社会的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它是很有秩序的，每个人看到老太太都会这么让路，什么样的社会会比较乱呢？正正是管的厉害的社会，比如说这个社会什么事都有人管，例如说连让路给老太太都有法律要管，是有政府，有城管在街上看着你，有没有让路。

在这个时候，你就不是有一个自发的秩序来调节你遇到一个老太太，你应该怎么样反映。而是你是由一个外在的秩序，强加于你，要求你在一条窄路上，碰到老太太，你要侧身让她过的话，这种社会就比较麻烦了。这种社会它一切东西都是由上而下，由政府来归管它，政府对这个社会的渗透程度非常高。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一旦政府发生一些缺位现象，或者出现一些有所不及的，顾及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非常乱。

所以从我的角度看来，恰恰今天香港跟台湾的相对的自由度比较高，反而使得这两个社会，在它的社会的领域上面，平常是显得比较规整的，有秩序的。而为什么成龙会觉得台湾跟香港比较乱呢？我想举出一点，我也曾经经历过一次例子，是我发现成龙的观点是很像某些人的观点的。有一次正好，我坐一个朋友的车，那个朋友在香港也算是有钱人，他跟我坐在他的一个很豪华的名贵轿车，有司机开车。

然后在路上遇到，香港不是常常有示威游行嘛，遇到一个示威游行，交通堵起来，他就非常不满，他说香港就是太自由了，多乱呢，一天到晚就有示威游行在堵路。成龙的观点，跟我这位富豪朋友的观点是如出一辙的，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观点，从既得利益阶层的角度来去看，你会觉得一个社会老有示威游行，老有人批评政府，你觉得它太乱了，太没秩序，该管一管。

那正正是因为他不是那些示威的群众，他不是那个因为土地被政府强征，于是要出来上访的人。他不是那个因为揭露了这么一个土地被强征的事件，被拘押起来的人。那么当他不是这种人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自由有什么可贵。相反的，他觉得在现存秩序底下，他活的很好，利益非常受到保护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如果大家都在骂政府，或者会出来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社会就叫乱了，比如像香港、台湾，常常有示威游行。

但是你相比之下，香港是不会发生一个农民土地被强征，然后他去抗议被拘押，如果有个记者揭露这件事，也一并被关起来，这样的事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常常说这种话的人，说中国人该管一管，中国人就是不能有自由，说这类话的人，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都是一些既得利益阶层，他不需要我们大家人人需要的公民自由来保护他。恰恰相反，有时候他觉得我们的公民自由是在威胁他。

何润锋：所以说这起事件，反映的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自由和纪律，或者说自由和法治之间的，这样一个辩证关系的一个新的反映形势，与新的矛盾问题。

梁文道：对。

何润锋：其实既得利益阶层，您说了既得利益阶层往往不觉得自由的可贵。

梁文道：没错。

何润锋：好的，非常感谢梁先生的点评分析。

梁文道：谢谢。

何润锋：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时事开讲》。

成龙“举着自由反自由”

作者:默客

博鳌亚洲论坛18日开幕，邀请香港演艺圈大哥成龙出席。在谈论亚洲创意时，面对外国媒体提问文化自由，快人快语的他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据中新网、台湾网）

不知道相关媒体是否完整记录了成龙的原话，是否存在“断章取义”，但我在引用时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其观点的完整。从成龙所批评的对象来看，是讲台湾的政治“很乱”，尽管现在已经“好一些了”，同时他也批评香港“很乱”。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台湾和香港“太自由”了。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表面上看来，成龙的逻辑似乎是清晰的，但是，这样就得出了“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之结论，我还是有疑问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就教于成龙大哥。

台湾是否“很乱”，香港是否也“很乱”，我这个大陆人因为既不甚了解，也非局中之人，故不便置喙，任何肯定或否认的答案都不合适，所以，暂且不谈这个。而这是不是因为“太自由”的结果，我更没资格去评说。

我想请教成龙的是，“中国人是要管的”，这个“中国人”是否包括大陆人？如果要管，又要由谁来管？如何管呢？大陆是否也是“太自由”了呢，是否也要管了呢？成龙没有特别说明，俺不好硬加给他。但“中国人”这个大词，而我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故不得不对此表达一些看法。主要是一些担忧。

众所周知，大陆民众曾经生活在“大一统”的社会之中，思想禁锢十分厉害。几乎没有任何个人，也没有自由可言，有的是国家、民族一类的宏大叙事，数十年来几乎找不到个体的角色。每个人都是属于“公家”的，单位的，集体的，国家的，几乎丧失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多少公民个体的思想。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获得发展，民主、自由的思想不断启蒙，国家对个人的管制才得以逐渐放松，公民个体才慢慢获得了一些自由空间，与此同时，个体的公民意识才得以逐渐觉醒。而整个大陆社会，也逐渐处于一种由“计划”向“市场”、“人治”向“法治”的转型之中。在这过程中，大陆民众逐渐获得了一些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政治、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

然而必须看到，身处大陆的中国人，实际上所获得的自由和权利尚残缺不全，也不尽如人意。比如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说的自由和权利，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尚受到诸多掣肘甚至非法的打压，最近的例子是河南青年王帅仅因网上发帖举报家乡政府非法征地，即被地方政府非法拘捕，足见大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权利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何等脆弱。而公民的政治权利方面，大陆虽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充分实现选举权、政治表达权等方面，同样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尚需进一步拓展和进取。起码可以肯定，在大陆，民众不是“太自由”了，而可能刚好相反。笔者担心的是，成龙的“管制”言论，难免对大陆民众追求“自由”、扩展公民权利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曾有人戏言，外国领导人来中国不会有遭遇示威的尴尬。这讲明什么呢？耐人寻味。这个，成龙恐怕是知道的，还能说中国人“太自由”了吗？

自由、民主、法治，是民众幸福的根本保障。尽管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自由也有其代价。但是，没有自由和民主，公众的合法权利无从获得也无从体现，公民的福祉也无从保障。不能因某些“混乱”现象，就否定民主、自由的价值。否则，就是因噎废食了。成龙大哥生活在香港和台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其可谓深得自由之妙，如今却嫌弃台湾和香港“太自由”了，“很乱”，说句不好听的话，他是“举着自由反自由”、“扛着民主反民主”呢。不知他这种身份，是增强了其言论的说服力呢，还是正好暴露其虚伪。

尤值警惕的是，台湾民主的某些缺陷和“混乱”现象，特别是最近泰国的“街头民主”乱象，业已成了某些人拒绝民主的藉口。而成龙大哥的一番“管制”高论，却难免又给某些人拒绝民主提供了依据和理由。

成龙是国际巨星，是受人尊敬的艺人，在两岸三地都有众多的“拥趸”。因而，他关于政治、自由等肤浅而且似是而非的政治言论影响甚广，故其害不容小觑。总的来讲，他的言论是不符合潮流大势的。此外，他身为娱乐圈人，本应少谈政治，以免闹出笑话，但成龙却屡屡就政治问题发言，不时闹出了一些是非和争论，令人遗憾。

在民主制度和自由环境的构想里，我们尊重成龙的言论，正所谓“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成龙此番“管制”高论，实在太不合时宜了。

不必忌讳成龙的一个“管”字

作者：沈仰佑

香港《明报》报道，成龙前日于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称，香港和台湾因“太自由而很乱”，他认为“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言论被大肆抨击，有网民怒斥他过分，令人反感；更有人发起罢看他的电影、罢买其代言的产品以表不满。（4月20日中新网）

心直口快的成龙不过说了一句“中国人是要管的”，便遭到网友的反感和不满，我看反应过度了。

管者，管理、管教也。现今“管”字使用极为普遍，诸如搞好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加强企业管理、学校管理，等等。这些说法都很正常，何错之有？即使成龙说的是管教，也并无大碍，其实管理的本身就含有约束教导的意思。

不要忘了成龙说话的前提，他认为要管教的是指“太自由而很乱”的那些“中国人”。你说对这些人要不要管？退一步讲，即使说中国人都要管，也并没有什么不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成长，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管理教育。诚如英国大作家狄更斯所说:人“如果不去陶冶天真，培养性情，即使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一个国家是多么富足，但归根结底这还是大祸将临的预兆。”（《艰难时世》）由此可见，对一个社会来说，“管”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大可不必忌讳一个“管”字。

常言道:严是爱，松是害，不教不管要变坏。事实正是如此。由于缺乏管理和教育，加之自律不严，党内一些原本表现不错的干部，蜕变成了腐败分子；少数公民则放松自己，甚至不遵纪守法……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说明，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一个人好与不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江泽民语）。否则，一旦放松管理教育，一些人便会为所欲为。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教训。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现代时代不同了，就算成龙说了错话，也用不着“大肆抨击”和“怒斥”，更不能无限上纲。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理不在“言高”，还是心平气和地说理为好。

刘渠景：请问成龙先生，中国人需要被谁管

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的香港艺人成龙先生在回答外国媒体提出的关于文化自由的问题时这样说道:“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我不知道成龙先生这里所说的“太自由了”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其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与外国人相比真的是太自由了吗？我们中国人又需要被谁管？莫非成龙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还需要外国人来管我们？

成龙先生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明星，其一言一行的影响力非普通人可比，而其在回答媒体的相关提问时却抱怨我们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以至于需要被管，如此荒唐可笑的言论恐怕也要与其国际影响力一起蛮声海内外了。

当然我们不能从成龙先生言论的字面意思来推断成龙是希望让外国人来管理我们中国人，那样可能就冤枉他了。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成龙先生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是什么意思。莫非成龙先生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人都是调皮捣蛋的孩子，需要被管？那么如果不是被外国人管，又被谁管？又或者成龙先生的意思是一部分中国人需要被另一部分中国人管？那么在成龙先生看来，哪部分中国人属于需要被管的？哪部分中国人又是有资格管人的？

笔者揣摩成龙先生的言外之意或许是:中国的民众需要政府来管。也就是说，成龙先生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可能只是指中国的民众，而所谓“我们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则可能是说中国的民众需要政府及其官员来管。进一步说则是，官要管民，要像大人管孩子一样，不能使其太自由，使其任着自己的性子“胡闹”。

但我们知道，政府及其官员与公民的关系并非如同家长与孩子的关系那样属于管与被管的关系，而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民、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及其官员则是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公民与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及其官员依照人民制定的法律依法行政，依法为公民与公共利益服务，其本身并没有管理公民、管理中国人的权利。

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及其官员可以依照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所制定的法律管理公共事务与社会事务，但其这里的管理所针对的是公共与社会事务，是管理“事务”，而不是管理“人”，不是管理中国人。中国公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一切自由。这种自由是每个人都渴望和追求的，包括成龙先生本人。一个正常人完全具有法律赋予的一切自由，不再像孩子那样还需要他人来管。

可见，我们中国公民在法律上是完全自由的存在，而且我想中国人也完全具有行使自由权利的能力。因此中国人无需外国人来管，也无需社会的一部分人来管另一部分人。而政府基于法律赋予的权力的管理也仅仅是针对社会事务而非公民个人。作为公民个体，我们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来管另一个国家的人，那么这就是民族之间、是国家之间的压迫与奴役，如果是一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管另一部分人，那么这就是社会压迫与奴役。

在现代中国，无论是国家间、民族间的压迫与奴役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压迫与奴役都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了，不再受人奴役了。但我们的成龙先生好像对这种自由生活很不适应，竟抱怨起来，竟“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那么请问成龙先生，你这话代表的是哪些中国人，你又想被谁管呢？

袁晓明：成龙应该收回对中国电视机的诋毁

毋庸置疑，成龙是名人，他不仅在大陆、港、台三地有名，在美国，JackieChan（成龙的英文名）也是名气不小，但他的名气还是局限在电影的范畴，有关成龙的新闻报道大多是在影视的栏目，很少列在门户网站的头条。

可是，过去两天，有关成龙的新闻有了突破，在福克斯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首页、雅虎美国网站的首页，一条有关成龙的新闻成了头条新闻。

福克斯新闻网的头条标题是“成龙失去了控制”，雅虎头条的新闻来自美联社，标题为“成龙的评论引发强烈反应”。福克斯所谓的成龙失去控制，并非意指成龙也出了什么绯闻，而是说成龙发表了一些震惊的言论，美联社则明确地指出成龙的一些言论引起争议。

那么，究竟成龙都说了些什么，以至于他这个属于娱乐频道的明星占据了美国新闻的头条？成龙近日参加了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他在回答外国媒体提出的关于文化自由的问题时这样说道：“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成龙还说：“如果我要买电视机，我一定要买日本电视，中国电视机可能爆炸。”

显而易见，美国媒体把成龙这段发言作为娱乐频道以外的头条新闻，无非是因为成龙的发言内容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并且涉及到几个敏感的话题，一是有关台湾、香港的民主制度与社会稳定；二是中国人需要管的问题；三是中国电视机可能爆炸的危险。对于成龙的这番言论，人们很容易聚焦在前两点，因为成龙的观点表示出不相信中国人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更有一种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贬低，因此成龙这样的观点非常容易让人情绪上有反应。

其实，对成龙前两点，我倒没有多大的情绪反应，并非觉得那是多大的贬低，因为成龙就是一位演艺虚构人生的艺人，对于民主制度、社会进步那样的范畴，他的确知道得很少，他的言论没有任何的权威，对于台湾社会，他也没有多少实际的生活经验。成龙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也并非罕见，那就是好莱坞的一些明星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分明就是一位艺人，却非得去对外交政策那样的事情发表高论，大家都知道那些艺人是在不懂装懂，美国外交部也不会接受那些好莱坞艺人的咨询，因此，对于好莱坞艺人关于如何处理中东冲突的“高论”，大家也就是一笑了之。因此，对于成龙关于民主、中国人需要不需要被管的言论，也没有必要过于当真，不会因为成龙说了话，台湾几年后就不选举了。至于需要不需要管制，成龙愿意的话，他自己可以多争取一些管制，但他那样的期望在中国不适用，比如，过去中国有户口制度，那就是为了管理人的自由流动，如今，户口制度正在不断解体，中国人不再需要户口来管制他们自由的迁居，难道成龙的言论就能给中国人再增加一套户口制度？

对于成龙放言中国电视机可能爆炸的说法，却是需要当真的事情，因为当今世界明星代言产品盛行，明星对于产品的形象有极大的影响。成龙如果愿意给日本电视做免费广告，那是他的权利，尽管成龙倡导他需要管制，别人管不了，但他对中国电视可能爆炸的说法却是负面广告，那必将影响到中国电视机的销售，尤其是他的这番言论已经在美国的媒体都上了头条，而美国是中国电视机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中国电视机可能爆炸的说法必将对中国电视机在美国的市场开发有严重的影响。中国电视业应该要求成龙收回如此不负责任的诋毁，如果成龙不公开收回他对中国电视机的诋毁，中国电视行业需要考虑对成龙进行法律交涉，因为成龙并没有拿出哪一台中国电视爆炸的证据，而他所谓的中国电视机可能爆炸的说法却是对家电制造业作为整体的负面广告，家电制造业不能就放任成龙在全球范围内诋毁中国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