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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文革“哄然而起”及毛泽东、刘少奇


863 人阅读  日期:2008-6-9 18:09:03  作者/来源:黄峥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为使少奇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几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由少奇同志主持。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

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

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做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做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做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我。周恩来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儿,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王光美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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