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建设60年进程
4422 人阅读 日期：2009-12-25 16:07:37 作者/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民主中国
俞可平在他那篇流布甚广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里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回到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重提民主，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公报称，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
公报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当普罗大众切身感受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时，公众的参政目的也由情感走向理性，从表面介入走向深度参与，在对政府权力运行、决策的监督中，公民正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主体力量。民主，也已从开国者的革命理想转变为亿万民众的基本诉求，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 导读：
编者按
中共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又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初年的民主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马莉 房一盟
“1949年，胜利来临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振奋的开局。而更令人目不暇给的胜利，则是与开国齐头并进的民主架构。从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在全国开展普选，再到1954年宪法的出台，这些民主建设的标志性大事件，均在热火朝天的拥护声浪里完成。
《共同纲领》规定的机构、组织，无不在名称上冠以“人民”二字，诸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广播、人民出版事业等等，“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平等协商
1949年8月中旬，从北平贝满女中毕业的孙小礼，懵懵懂懂中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她刚过17岁生日不久，便接到了北平团市委的通知，直接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议事科报到，该会议不久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等。
60年后，孙小礼依然珍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席次表。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出示了这本干净朴素的小册子，上面工整地列出了各单位代表名录，共有662人。不算解放军及各地区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仅有16个正式席位，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而特别邀请人士就有75人，第一位是宋庆龄。孙小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宋庆龄签到时的情景。本来规定签到者一律用毛笔，但是考虑到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就特别为她准备了一支钢笔。孙小礼还为此一连试用了好几支钢笔，因为要写在宣纸上，所以钢笔下水既不能不流畅，也不能太流畅。签到时，宋庆龄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刊登在了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签到桌旁站着的就是孙小礼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荆惕华。那天有人指着照片对她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9月30日的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其中民主党派成员有60多人。而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则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60年后，曾任政协工作人员的孙小礼仍然盛赞开国的民主气氛。“几乎每一件事都通过协商，人们有不同意见都敢讲。”孙小礼记得，在小组会上有激烈争论，比如讨论《共同纲领》，几乎是一个一个字去抠。不过，在大会上意见比较统一。政协开会期间，孙小礼负责统计举手表决的票数。孙小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会议议案付表决时，代表们都是全体举手赞成，没人反对，也没人弃权。孙小礼至今仍然确信，那不是勉强，不是走形式，而是代表们反复讨论和酝酿的结果，是充分协商之后的衷心拥护。
后来孙小礼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到北京大学，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被评为教授。在政协工作的日子早已远去，但孙小礼永远无法忘怀迎接新中国诞生时的喜悦：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了，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全民参与
1953年，老百姓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发生了。此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特定时期，曾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共中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当适时地实行全国普选。1953年3月4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
新生的共和国依然延续着开国的抱负与豪迈。“那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每个够年龄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选举。”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当时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便参加了内务部普选工作组。试点先在山东进行。只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
60年后，许崇德回忆了这段颇富戏剧性的普选。那时的农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选举，什么叫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组跟老百姓反复讲，只有人民才有这个权利，地富反坏右没有选举权，政治权利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开选举大会时也不是秘密的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因为选民大都是文盲，没法投票。一些选民登记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就叫张家大妈、李家大嫂，不过，许崇德介绍，老百姓都很拥护选举。群众们“人中选人，瓜中选瓜”，搞得非常认真。
共和国的第一次基层普选于1953年下半年在全国展开。正如邓小平当时指出的，它“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1953年12月9日，当时在上海港务局任职的蔡祖愉参加选举区人大代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选举场面非常热闹，敲锣打鼓，像过节一样。而那时国家还很困难，选票用的还是很粗糙的纸，质量很差，因为投票的人很多，一共投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条件简陋，蔡祖愉还是为“人民当家做主”而无比激动。
1954年9月15日，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开幕。此前大规模的基层普选，已经为其民主气氛奠定了明亮的基调：人人都是主人翁。
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代表们还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同样是全民参与的民主盛会。该草案曾于3个月前公布，以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全国参加讨论的多达1.5亿多人。许多地区参加讨论的人数，达到了当地成年人口的70%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地区达到了90%以上。全国人民在什么问题上都想到了，不论是有关宪法的，还是与宪法无关的。许崇德此时已经调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他描述当年群众参与热情之高，当时正值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干部群众在抗洪抢险的时候，也不忘在河堤上讨论宪法修改意见。通往北京的道路被洪水冲垮了，这些意见书被装上了飞机，运送到北京。
1954年宪法的出台，发动了全民参与，也获得了全民拥护。宋庆龄发言说，1940年毛主席说过中国少了两件东西：独立与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宪法将昭示全世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家庭。
民主的变奏
“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是陈述。该书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新政府24个部长中的11个是小党派的代表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政权显然由中共掌握，但这些职位不仅仅是形式。更广义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
百废待兴的时代，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是民主气氛当然的缔造者。1949年11月间，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时，毛主席在招待会上说：“从前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改为‘飞鸟尽，良弓转’。”他还说：“新中国的建立，不能只靠一个共产党，需要多党合作，齐心协力，共建大厦，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不过，民主的大气候还是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4年是宪法讨论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思想界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进行大批判的年代。风雨已在酝酿之中。
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沙里在《我在人民政协的所经所见》一文中回忆，“1955年，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这不能不影响到政协内部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一些知识界人士，出于各种原因，或著文与他们划清界线，或执笔投入批判；也有既不愿批判他们，又生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在恐怖中沉默慎言。1953年开始的对梁漱溟的批判，在政协内部则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
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最终在1957年浮出了水面。根据沙里的回忆文章，在“反右”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79人之多。按二届一次会议委员总人数559人计算，占委员总数的14.13%，占非党员委员的19.31%，即五分之一。
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认为，“反右”是共和国开国民主氛围转折的开始。虽然制定了宪法，但是当时还缺乏依法办事的精神。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姜平，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民主党派史研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历史地看，民主党派对中国民主贡献最大的时期还是在1949年之前。虽然开国时民主党派的地位确实很高，比如确立了《共同纲领》，参与了共和国各项建设与管理，甚至参与了制定国家宪法。但在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里，特别是“文革”大劫难的时代，人们甚至无法表达独立的看法，更谈不上正常的参政议政。
作为举足轻重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仍在观察和思考，并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人员殷之俊撰文《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该文记述，1957年7月13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主题是“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到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民主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是群众造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邓小平拨乱反正，民主才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总结这60年的民主进程。
开国的民主记忆犹在。新中国成立时，尚是青年的人们如今已生华发。共和国60岁生日前夕，业已79岁的蔡祖愉，曾换过11个区，代表过不同的区参加过选举。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4张选民证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该选民证始于1953年，终至2006年，整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每张选民证在样式、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记录了他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全部的民主生活。蔡祖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捐献的原因，一是小辈们未必会关心，二是想为国家做点贡献。蔡祖愉谢绝了档案局发的奖金，而下决心捐赠后，他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本刊记者韩永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者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的领导者与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实行党内民主。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必须在中共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扩大党内民主”。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要“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持续“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但是，随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打乱了党内民主的进程。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
本刊记者/杨中旭
这一天是2月24日，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三。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将矛头直指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领袖斯大林的天使面孔在一夜之间换作了独裁、个人崇拜的魔鬼脸谱。
报告震荡了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冲击。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第一个回答是加强民主。
加强民主的举措集中出现在7个月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八大后为总书记)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强调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9月27日，八大胜利闭幕。无论是八大政治报告还是修改后的党章里，都已见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字眼。
但是，这不过是民主与个人崇拜交锋的第一回合而已。
传染
八大之后，苏东局势仍在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于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匈牙利事件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召开十来次扩大会议进行专题讨论。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也是讨论“波匈事件”。
中国一些地区从1956年下半年起，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
根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披露，问题的根子主要在“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身上。
连续召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开出了药方——明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刘少奇在讲话时说：“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时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我们可以成为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至此，整风的目标已经明确——批评部分党员在执政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阳谋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热忱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整风正式开始。
而就在整风开始之前，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已经兴奋起来，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1957年2月27日，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身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立即在民盟以个人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即将到章伯钧任社长的《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一职的著名报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也同样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民盟提供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稿。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已经任职《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储安平更加活跃。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9个城市，邀请百余名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发出一封公开信，恭请与会的每一位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
他的初衷，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的论坛。
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很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
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突变。1991年，薄一波草就《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在“整风、反右”一章中，这位中共元老写道：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例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这种情况，是我们党在决定开始整风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另一方面又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就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东南风转向了西北风，而章伯钧和储安平们却还蒙在鼓里。
6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同一天，毛泽东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
当天下午2时，储安平来到章伯钧的家中，递上辞职书。章伯钧叹道：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司法部部长史良(女，1936年著名的不畏牢狱的“七君子”之一)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而章伯钧6月6日晚间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字不落。
而连续多日批判储安平最激烈的，当属民盟左派吴晗。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因为《海瑞罢官》受到更为猛烈的批判，已是后话。至于罗隆基，也有身边人站出来揭发，他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在座谈会上反目，“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到1958年“反右补课”完成之时，全国共抓出55万右派。随后，社会中间层集体失语。
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斗倒之后，大跃进随即发动，党外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整个过渡时期总矛盾由八大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说”改为“阶级矛盾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薄一波回忆，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
凌驾
在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说：1955年来了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
毛泽东认为北京的空气沉闷，柯庆施主政的华东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这一年12月8日，他离京到华东驻留一月之久，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从治淮工程谈起，说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还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并于1月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大为赞赏。1月15日，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次日，毛泽东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随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分别作了检讨。
反反冒进运动不依不饶。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用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一词批评国务院和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他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他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
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表示：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
薄一波回忆道：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如下的公式：冒进=跃进=马克思主义。冒进也好，跃进也好，谁也不能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一波披露：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薄一波说，我同意这种看法。
消弭
就在“各路诸侯”噤若寒蝉之际，军队系统的代表却开始不信邪。这个人，是时任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跳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7月，地点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地庐山。此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土钢废钢多多，农业减产，饥荒正在普遍发生，农、轻、重比例失调，国民经济一片凋敝。
据薄一波回忆，庐山会议的初期是开得好的(纠左)，但是也有些人“护短”，柯庆施是其中之一。而毛泽东也在7月10日讲了一番话：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问题，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无甚了不起。
彭德怀对“护短”情况很焦虑。他的“不信邪”始自7月12日上午。他想找毛泽东面谈，恰逢毛泽东正在休息，于是改为写信的方式。信于13、14日写好并送给毛泽东，也彻底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走向。
彭德怀信里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一标题，印发与会代表。在这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气氛还比较缓和，周小舟、张闻天、黄克诚等人与彭德怀的意见相仿，也提出了一些很宝贵也很正确的意见。
一周之后的7月23日，毛泽东亮出底牌，发表了措辞激烈的长篇讲话：好话坏话都要听，对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跌下来”，“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
毛泽东揶揄道：彭德怀等同志虽然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离右派“还有30公里”。
纠左的会议就此转成批右，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被莫须有地罗织。前半段留在北京做经济工作的薄一波没有上山，他也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做系统批评。但在上山的当天，余秋里和习仲勋就告诉他，会议风向已变，薄一波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讲稿，改为违心批评彭德怀。
1991年，年届83岁的薄一波写道：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会议“一呼百应”，我想，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其实，这种神化领袖的做法并不科学，也很难说是真正地爱戴领袖。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胜利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
编者按
逻辑上，民主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民主通过宪法而实现现代国家最理想形式，无民主即无宪政，宪政的本意在于主权在民。正如此，宪政法律秩序必然追求民主，民主是宪政法律秩序的首要因素。
宪法是固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所以我们回到起点，还原新中国历史上历次修宪的细节与故事，以期更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民主精髓。修宪也是一个舞台，每位参与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
本刊记者/韩永
李步云在1982年宪法修改时搞了一点“小动作”。
1980年7月份，李步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报到的第二天，他就领了一份特殊的任务：为叶剑英委员长写一个发言稿，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为1982年宪法的修改定调。
在与另外一个人合写的这份发言稿里，李步云承认加入了一点个人的观点——他往这个发言稿里塞了两样东西，一是立法民主，另一是“司法独立”。
文稿没有大的变动。李步云说1982年宪法修改有三点值得铭记，一是在结构上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移至“国家机构”之前；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公民的定义。
谁是公民
“由于公民定义模糊不清，很多人就给全国人大写信，问我到底是不是公民，全国人大也没法答复，只是含糊其辞。”李步云说。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罪犯也是公民”，源于李步云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 这一文章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他在1978年12月6日发表在该报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文已被公认为中国法律界在“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开山之作。美联社的“中国通”约翰-罗德里克评其为“政治法律领域一个重要转折的标志”。
而当时，在公民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只要有中国国籍就是，另一个认为人民和公民是一个概念，敌对分子不是公民。敌对分子包括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扩大到一些被判刑的人。
《罪犯》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囚犯拿着刊有此文的《人民日报》，跟监狱管理人员叫板，讨要权利。监狱不尊重犯人权利的现象也逐渐浮出水面。陷入被动的监狱管理方对该文满腹意见。一位地方劳改局的副局长说：“讲罪犯的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为什么就不能多给我们一些权力呢？”一次高规格的检察长会议也对此文提出公开批评。
李步云的导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在关键时刻保了他一把。他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明确表态，说这篇文章没有问题，“如果说有问题，最多是说早了点。”
到了中央书记处后，李步云找到了一个为自己“翻案”的绝好机会。按照宪法修改的程序，先由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拟定草案，提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后再提交中央领导审核。领导审核前，中央书记处要先把第一道关。作为其中为数不多的法律专家，李步云得以对宪法修改稿先睹为快，并就其中的争议问题，选择恰当的时机发出自己的声音。
1981年底，他再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在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上强劲发力：“如果这些人不是公民，那他们是什么？是人？是国民？他们在法律上是什么地位？宪法上说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不是公民，宪法就不能对他适用。那他既不能享受权利，也不用承担义务。”“那这些人的行为用什么来调整呢？专门为他们制定一部宪法吗？”
后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位同事告诉李步云，他的这一番言论，已经说服了很多人，最终在该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被吸纳。秘书处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写作班子，当时的秘书长是胡乔木，李步云的导师张友渔是副秘书长。胡乔木后来生病住院，起草工作事实上由张友渔主持。曾经参与过1954宪法制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也是秘书处的成员之一。
公民定义的颠覆，其影响非同小可。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不吝赞美，说其“改变了几千万人的法律地位”。
人权入宪
此时，人权在国内还是一个忌讳的字眼。李步云之前发表的几篇文章，也没有敢用人权这一称谓，只是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1983年，李步云和法学所老所长王叔文去中南海开了一个会，领回来一个任务：清除精神污染。当时，学界的精神污染典型有两个：一个是无罪推定，另一个就是人权，他的那篇《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就是一个靶子。
法学所所长王家福找到李步云，希望他参加批判人权的写作小组。李步云提出一个条件：不能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社会主义也要讲人权。我们可以画几个杠杠，说明我们的人权和他们的人权是有区别的。王家福说：好。后来由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兴头上，大家的注意力全转移到那儿，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91年，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苏联东欧解体。这件事给中共高层震动很大，出了19个题让有关部门去调查，社科院领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些调查试图弄明白一件事：苏联东欧为什么突然间倒下？
社科院两个调查组带回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一说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颠覆；另一个结论则是这些国家的制度有问题。后一个调查结果呈交上来时，社科院一位副院长不高兴了，说我让你们去调查，你竟然给我拿出这么个结论？调查组成员也不示弱，说你不是让我去调查嘛，我查出来的就是这么个结论。
李步云后来给高层领导讲课时，也强调这么个逻辑：如果苏联制度没有问题的话，谁想搞垮它也搞不了。
正是从此时起，中国领导人的提法开始发生转变。“不再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了，改口说社会主义也有人权。”但此时中国所提的人权，只谈人权的特殊性，不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与西方世界的争论也一直僵持不下。
1992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要社科院写本书，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一共22章，李步云负责“人权”这一章。写完后，李步云就接到电话让他少讲人权的普遍性。
李步云说人权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不同意修改。后来，在李步云去美国访问时，这条被删除。
但半年后，情况发生变化。1993年6月25日，中国经过反复研究，同意了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起草的《维也纳宣言及行动纲领》，这个文件有四处讲了人权的普遍性。
此后，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人权不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里，也正式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人权入宪并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1999年修宪，被邀参与座谈的李步云在中共中央提供的总共6条修宪方案里，并没有看到他渴望的人权的字眼。他为此精心准备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不过，在6条宪法修改建议中，他如愿看到了“依法治国”的字眼。自从他1979年10月发表《论以法治国》一文并引发经久不息的讨论以来，李步云也见证了“依法治国”入宪的整个旅程。在他看来，最具有转折意义的是1996年2月8日中央高层的一次讲座。
当时，司法部圈定了两个题，最终确定为“关于实行依法制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题。主讲人本来定的是李步云，但在试讲过后，司法部决定临阵换将，由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王家福主讲。
在这次讲座后，江泽民发表了一个讲话，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概念。1999年的宪法修改，原来的提法本来是“依法制国”，李步云联合王家福、刘海年，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将“依法制国”改为“依法治国”，并将江泽民的这一讲话附在后面，最终高层拍板，“依法治国”走完了入宪的最后旅程。
而人权入宪，最终被推迟了5年。2004年修宪，李步云再次被邀参与由吴邦国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提供中共中央的修宪方案。李步云第一个发言，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人权入宪。在现场的总共5位宪法专家中，还至少有两位准备了这样的建议，一位是徐显明，另一位是许崇德。
激辩“专政”
2004年修宪，像这样的专家座谈会还有5场。江平和吴敬琏被邀请参与了其中的一场。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事先就此开了一个研讨会。
中国政法大学副院长江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开研讨会的目的在于集思广益。“我们有一个考虑，既然宪法修改，多征求意见不是更好吗？”在1999年修宪时，吴敬琏也曾经接到邀请，但由于时间紧促，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建议。
此前，江平和吴敬琏合作，在上海科协名下注册了一个民间组织——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他们在研究所发了通知，希望所里能先就宪法的修改发表意见。
研讨会汇聚了20多位国内顶尖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的部分建议，被江平带到了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的修宪研讨会上。
江平被安排在第4个发言，由于总共只有8位专家，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比较充裕。他总共提出了5点个人建议，除了主张私有财产保护入宪和人权入宪外，他还提到了几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是宪法修改的指导原则问题。他说，现在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就是一届新的党代表大会开完就要修改宪法，而宪法修改是个严肃的问题，必须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更强调对公民权益保护时，修改方有意义。“否则，仅把党纲党章修改的精神用之于宪法的修改，是不严肃的。”
此外，江平认为“三个代表”在序言中写进去未尝不可，“但不能非常生硬，更不能不伦不类。”“应当把‘三个代表’的精神考虑进去，而不是光写这四个字。”“而且我当时还说，我们过去有一种理解，就是宪法里面不能够用缩写的词，‘三个代表’如何翻译成英文呢？”
许崇德建议写进“三个代表”，但一定要加上引号。“有人反对，说法律没有带引号的，我查了外国的宪法，法国宪法序言里说：法国人民都拥护人权公约，那个人权公约是加引号的。还有苏联宪法中也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表述。我就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说国外有这样的先例。”
有关宪法修改的程序问题，江平说，宪法修改由执政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的草案不是不可以，但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执政党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的修宪机构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提出修改稿。“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树立宪法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更表明宪法的修改也应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江平还谈到宪法监督机制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宪法实施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宪法规定内容应该扩大多少，而是在于现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后，违宪的问题无法得到纠正。”他提及孙志刚案和“三博士上书”，“我们没有一个专门审查和监督违宪机构。这个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当前至少应在全国人大内设立宪法委员会，在将来条件具备时，从议会的监督改为法院的监督，即设立宪法法院。”
江平结束讲话后，吴敬琏发言。“他讲的主要问题是宪法要公开。应该公告、通知到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
“当时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很随便的气氛中讨论的。没有反对我的声音，都是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江平说。
博弈与妥协
宪法每一个条文的修改，并非轻而易举，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博弈，妥协有时候也在所难免。作为1982年宪法修改秘书处成员的许崇德，对宪法修改中的有些场景至今难忘。
这种讨论的氛围让许崇德心旌荡漾，他想起自己参加1978年宪法修改座谈会上的一幕场景：当时，他主张将国家主席重新写入宪法，被某钢铁厂的一位团委书记当场喝止，理由是“毛主席反对”。
1978年宪法修改发生在当年的3月份，此时距离代表着思想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9个月的时间。而1982年宪法修改的真正主帅彭真，此时尚未出山。
从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给这次宪法的修改铺上了浓重的民主底色。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副院长江平在校内开了一门《西方民商法》，校内反响热烈，校外也相安无事。
彭真在“文革”中被整的经历，给1982年宪法修改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比如，许崇德说，彭真非常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不仅把其位置提至国家机构之前，还把人格尊严和人身保护都写进了宪法。“人身保护过去也有，但没有这么强调。他自己亲身经历了‘文革’受迫害的遭遇，有切身体验。”
宪法还有一个条文，就是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有揭发、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彭真在稿子上特别加了不能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一句。”★
编者按
选举表决，投反对票或弃权票，是投票人的民主权利，“反对”也是一种民主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一致通过”的形式越来越遭到质疑，反对票逐渐走入人们视野。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第一次出现3张弃权票；1988年，人大代表黄顺兴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如今已出现500多张反对票和100多张弃权票。反对票的出现和增多，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前进的步伐。
本刊记者/韩永
1988年3月28日，中午时分，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上午的“收官战”——选举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很多记者纷纷离场——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选举大多出不了新闻。《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坐在主席台附近的地板上，毛衣斜搭在身上，发烧让他看上去有点懒洋洋。
突然，一个声音通过麦克风的传递响彻全场：“我反对！”
“我反对”
贺延光马上跳起来，把毛衣甩在地上，抱着会前刚刚借来的16厘米广角照相机冲了过去，没有撤离的记者迅速围拢过来。
贺延光赶紧支起镜头，摁下快门，留下了一张被广泛转载的照片：一位老者西装笔挺，梳着背头，嘴张得很大，在过道上的麦克风面前慷慨陈词。
这是全国人大第一次在过道上为代表准备麦克风。贺延光刚进会场时，看到这些每隔一二十米竖立一个的麦克风，还纳闷它们是做什么用的。
这位代表反对所指，是教科文卫一位主任委员的人选。他说：“我不认识这位候选人，但从简历上看，他已八十有九。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应该让他好好保重身体。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
贺延光把镜头对准了主席台。镜头里的邓小平身体微微前倾，正认真地听这位代表的发言。此前，一位女代表给在主席台上吸烟的邓小平递条子，提醒他不要当众吸烟。邓小平看后，就把烟灭了。有一种说法是，从此以后，在类似的公共场合，再没有看到过邓小平抽烟。
发言持续了1分多钟。发言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贺延光赶紧找人打听，才知道这位老者是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
这是黄顺兴来大陆的第四个年头。这位台湾七八十年代“党外活动”的要角，曾在台湾戒严时期，在国民党的后院台东县奇迹般地竞选县长成功，以后又做过台湾省的“立法委员”。由于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在收获“黄大炮”美誉的同时，在台湾已几无立锥之地。用黄顺兴的朋友吴国祯的话说，“如果他当时不离开台湾，可能就被毙了。”
在意见表达的程序过后，现场进入表决阶段。在大会主席说出“反对的请举手”时，会场上零零落落地举起了一些手。当时与黄顺兴相隔不远的台湾团另一代表吴国祯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台湾团除了黄顺兴外，还有两个人投了反对票，吴国祯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人是后来首倡送台熊猫的刘彩品。
后来的一份统计显示，这次选举有11人投了反对票，另有61人投了弃权票。“有些人肯定受到了黄老发言的影响，”吴国祯说。这些反对票，并没有改变这次选举的结果。在第二天登出的选举结果名单上，89岁的周谷城仍然当选为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有人说，黄顺兴的那句“我反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大代表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第一声。
吴国祯并不认为1988年投反对票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伟大的理由，就是觉得那个候选人年龄太大了。”自1977年从台湾经美国回到大陆后，吴国祯连任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转任全国政协常委，现在是台盟中央副主席。
神奇的表决器
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现场，沈阳中院的报告进入表决程序。冯有为有些犹豫。虽然从1986年当选区人大代表开始，他已在不同的场合投过很多次反对票。
犹豫再三，冯有为依然选择了投反对票。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与以往堂吉诃德似的努力不同，这一次，中院的报告没有通过。在总共474名人大代表中，只有218人对这一报告投了赞成票，没有超过半数。
各种分析将矛头对准法院的腐败，其中一个注脚是会上发生的戏剧性一幕：2月9日开幕当天，上午还稳坐主席台的沈阳市中级法院原院长贾永祥，下午突然被中纪委专案组叫去核实问题。两天后，大会主席团向代表们正式宣布贾永祥已提出辞呈。另外，还有两名副院长也涉嫌腐败。
但不久前在沈阳市人大表决席上安装的一个小小的表决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机器的优势在于，代表投票只需轻触按钮即可悄然完成，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在众目睽睽下将手高高举起。
“将手高高举起，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广州市一位人大代表曾这样描述自己投票时的矛盾心态：投教育系统的反对票，总怕上学的孩子因此受到影响；投卫生系统的反对票，总怕在医院工作的老婆因此受到影响；投法院的反对票，又担心做律师的自己会被“穿小鞋”。“并且还不止这些，你投了个反对票，好像你就与全世界为敌了。”
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表决结果：沈阳市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仅得270张赞成票，在474名人大代表中只是微弱多数。
事后有一则评论写道：表决器的启用，改变了人大代表之前欲说又不敢言的历史。
在表决器首次在全国人大启用的1990年，有些代表对投反对票是否会永远记录在案心怀疑虑。总设计师林达亮郑重表态：“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湖北省某县人大代表李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那时起，各级人大代表就盼着哪一天也能装上这种“神奇的机器”。
但这一新技术的普及速度并不如人意。2001年，扬州市人大代表梁志宏向市人大建议使用投票表决器，市人大在回信中婉拒了这一建议，理由是“一次性投入资金数额较大，同时表决器要求准确度高，技术支撑难度大，根据市人大的目前状况尚有困难。”当时，江苏省各级人大尚未采用此项技术，扬州人大也不愿一马当先。
当时有人担心，把控能力有限的地方人大是否能应付随之而来的反对票高峰。在沈阳人大否决了沈阳中院的报告后，李达所在的县人大曾经表示，说安装表决器的条件尚未成熟。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的情况，直到现在，没有安装表决器的县级甚至市级人大仍然大量存在。
谁在投反对票
广州市著名律师、前人大代表朱永平认为，表决器的启用可以呈现出一部分潜在的反对票，但要形成一个合理的反对票生态，还得考虑人大代表的构成问题。
教育学者应学俊曾对几个省份最近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做过一个统计，其中华东某省“官员(或准官员)代表竟然高达90%。
朱永平说，官员代表的数量与反对票的多少之间的逻辑联系是，对于人代会上通过的很多议案和人事任免，官员代表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因而天然地倾向于投赞成票。所以应该把官员代表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比例，否则很容易引起所表决事项是代表“官意”还是民意的质疑。
朱永平说，官员在现实中容易受到诸如组织关系等方面的牵制。一位地市级官员代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表决器虽然隐匿了我们的身份，但压力还是会有。这很考验一个人的心理，而选择往往在一念之间。”
吴国祯提醒记者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那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由于受见识的制约，加之受乡间习气的影响，其实投反对票的顾虑更多。
一位追踪过多位人大代表的选举观察者王国国说，首先要解决代表的广泛性问题，然后再解决代表“为谁说话”的问题。
他说，由于我国的选举制度尚不能在代表和选民之间建立一种由法律严格约束的联系，因而代表在大会上的表达基本上是个人的表达。“怎么表达对我有利，我就怎么表达。”
要扭转这种态势，王国国认为，一个有效的渠道是严格执行现有的代表罢免的制度。但在此之前，还有两个铺垫要做，一是要提高人大代表的吸引力。“大家对这一身份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代表对投票的态度。”二是从选举着手，激发出公民的权利意识。“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选举的问题。”
“当代表更多地为选民说话的时候，选民利益的多样性就会把反对票带入到一个合理的状态。”朱永平说：“这时候，表决器甚至不那么重要了。”
此前，长江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李建新曾对国内呼吁取消举手表决的建议表示反对，说在投票制度完善的美国，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一传统的投票方式，并且其投票的结果还要向选民公示。很多人大代表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表决器其实只是一块“遮羞布”，在技术上暂时遮挡一下，“当代表的顾虑真正消除了，这块‘遮羞布’就可以拿开了。”★
编者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将中共党内民主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至1956年，中共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通过民众和民主党派对执政党进行有力监督的有关尝试；1957年至1978年，自“庐山会议”始，中共党内民主遭到个别高层人士的轻视，自此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时期的党内民主被严重地破坏和践踏；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民主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发展，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行使职权、领导干部终身制取消等等，都是三十年来党内民主与监督的重要举措。
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形成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相应的重大举措已经出台，如制定条例保障党员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行基层支部直选制度并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制度，减少副书记职数，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
由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四川雨城的民主试验，勾勒出基层党内民主的现实与路径。
本刊记者/王维博
冯学富参加的会议“级别”越来越高。2009年7月3日，作为基层党代表，他被邀请参加四川省雅安市干部推荐大会，投票推荐3名“厅级”干部。
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几十名“党代表”以外，其余均是正处级以上官员。厅级名额有一个，副厅有两个，按规定每个职级可以投两至三人。冯学富说，他的票和区委书记的票具有同等“分量”。
2002年，雨城区开始尝试党代表直选，魏家村支部书记冯学富被选为区级党代表，不仅多次参加区、市两级干部推荐大会，还每年参加两次区党代会。2000年，冯学富所在的村便开展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
在雅安，雨城被称作党内民主的试验田。从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党内民主改革路径渐次显露。
操场上的“直选”
2006年4月8日一早，雨城区合江乡魏家村党支书冯学富赶到了合江中学的操场上，当天，全乡将首次公推直选乡党委书记。
正是采春茶的季节，操场上有些燥热，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拉着横幅。9点钟，伍文利等十几个候选人开始轮流演讲。
“合江要大力发展茶叶，要搞一个茶叶交易市场，掌握市场主动权。”伍文利承诺，要用一年的时间发动全乡村民成立一个交易市场。
有党员提问，什么时候能实现。钱从哪里来，伍文利一一答疑。
冯学富站在台下，手里捏着两张选票，一张乡人大代表的选票，一张是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的推荐票，“每一个竞选者有一页宣传纸，照片和竞选演讲稿都印在上面。”冯学富说。
演讲过后，300多名党员开始在两排用课桌搭起的“秘密划票间”投票，课桌两边钉着木板，后面挂一个小帘子，每个竞选人的照片就贴在帘子上。
至少给村民一个了解的机会，冯学富说，往常乡党委书记都换了几任了，有的村民还不知道。他最后填了伍文利的名字，原因是伍“为人平和，竞选承诺也讲得实在”。
双河村原村支书王国良也投了伍文利一票，71岁的老人有些激动，“茶叶市场的事以前也提过，但没人拍板。”
最后票选结果出来，伍文利得票第一，当选为合江乡首位“直选”党委书记。
直选之前的一个月，合江乡还进行了两轮“公推”：由全乡村民对报名参加的乡党委书记候选人投推荐票，将得票相对集中的前8位候选人上报区委组织部，通过审核后，由区全委会票决出2位候选人，最后交由合江乡全乡党员大会最后选出一位党委书记。
作为雅安市乡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试点，区委组织部为这场选举做了“精心准备”。雨城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德军说。
选举之前，区委组织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除竞选人外，还召集了部分党员和村民代表参加。“主要告诉他们如何竞选，村民如何‘公推’，党员如何投票等。”
正式选举前，合江乡还专门召集全乡的党员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冯学富也参加了动员大会，“当天下大雨，大家都披着雨衣，300多个党员坐在坝坝里，人人都戴一个草帽。”
直选的最大变化是党员直接表决“书记”，冯学富说，书记说了不算，下次就通不过了。
这样的公推直选此前已有试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资料，2004年，包括雅安在内的10个市州30个县(市、区)开始试点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直接选举出45名乡镇党委书记。2001年底，四川省委还曾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推行过一次“公推公选”，公选乡镇领导干部5447名，其中乡镇党委书记787名。
鲜为人知的是，1998年，四川省青神县南城乡就进行了一次党委书记直选，从零星试点到更大范围的推行，四川经历了6年多时间。
“海选”倒逼“公推”
“两委”的制度性矛盾成为基层党内民主的推动力量。
2000年，冯学富的前任，原村支书张玉祥被“逼”参加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经过个人报名、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最后由全村党员投票，当选为村支书。
1998年底，魏家村村委会“海选”后的一天，魏家村党支部一屋子的焖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支部会议开得很沉闷。一位支部委员望着村支书说：“张书记，以后财务都由村委会来管，村主任还能听话？”
张玉祥看了看大家，半天没吱声。
魏家村辖4个生产合作社，278户、920人。党支部书记一直都是上级领导提名，考察后任命。村委会海选之后，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主任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移交给村委会。
尽管村支书的职责仍然是“抓大事”，但张玉祥总觉得少了经济大权，其他权力就被架空了。
想了一夜，第二天，张玉祥去了乡里。
“村主任可以搞海选，村支书能不能也搞一个选举，”张玉祥说。
“村支书是党员选举的事，怎么能让村民选？”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倪宏伟皱了皱眉头。
“不能直选书记，就让村民公推候选人。”
2000年11月底，魏家村在选举村委会时，每个村民手上多了一张村支书候选人“推荐票”。
经过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和魏建文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在最后一轮党员投票中，张玉祥当选为村支书。虽然竞争让张玉祥很不适应，当选后张玉祥松了一口气，“有了群众基础，工作更有底气了。”
“要是放在以前，这(公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村的冯学阳说，“上世纪70年代，党支部管理生产队的一切事务，修路、分田等具体事务，一律先由支部开会研究，然后召集党员大会和队干部会，宣布并实施。
今年58岁的冯学阳是魏家村老党支部书记，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担任魏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到1978年卸任。
“如果党员有意见，可以在会后提出，”冯学阳说，支部书记会逐个“思想教育”，直到说服为止。
1984年，冯学阳开始担任魏家村主任，从这一年开始，村里的事情开始先由村委会讨论，最后报给党支部。“即使是支部内部开会，也开始少数服从多数了。”
“解放初期，村支部经常表决。”曾担任过双合大队队长的王国良说， “五个支部委员至少3人点头才算通过”。
1969年以后，村支部开会少了，基本上书记一人说了算。王国良说，1974年，村里要办一个茶厂，需将村里的荒山、荒坡和耕田重新调整，哪块地种茶，哪些种田，全是支部书记一句话。
“书记有绝对的权威，不听话的党员先是被训话，严重的发动群众‘批斗’。”王国良说，身为大队长的他，也经常被揪到乡大礼堂里挨批。
这样的情况直到文革结束。
具体事务增加成为推动村支部公推的另一原因。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黄林在接受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支部决策的具体事务越来越多，没有村民的支持，工作根本没法搞。“只有通过公开推荐，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才能保障村支部在村级事务中的决策中心地位。”
组织意图与民意
村支书的“直选”很快推进到乡一级。2001年开始，雅安开始在乡镇试行“公推公选”。
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认为：村和镇的党内民主是一种联动关系，“当村支书都公推直选之后，自然会推着乡镇党委进行改革，否则乡镇党委的工作就没有民意基础。”
2001年，雅安市安排合江乡进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公选”试点。由全乡村民公推出两乡党委候选人，再由全体党代表投票选举乡党委领导班子。
2006年合江乡党委书记由公推公选改为“公推直选”。公推出来的候选人由全体党员直接差额选举。
2006年2月底，伍文利从街道办事处调到合江乡担任临时党委书记，组织上给她的任务是，组织合江的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同时参与竞选下一任合江乡党委书记。
按规定，另一位落选者还可参选副书记、委员等职务。“这样可以使区县的选举尽量不影响组织确定的书记人选。”伍文利说。但她还是不放心，奉调之前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区委组织部考察的重要人选，但也有选不上的可能。
接下来的一个月，伍文利以合江乡党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将全乡10个村“过”了一遍。每到一个村，会先找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几十人开座谈会。会上，初来合江的伍文利会介绍自己当选后的发展思路，了解民众有什么样的需求，最后将这些需求结合实际加到她最后的竞选演讲中。
这样的推销显然颇具效果，民意显示，她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要做的承诺也要以书面的形式先呈报给换届选举委员会，征得区委领导的同意和支持。伍文利说。
刚开始直选，区委还有些担心，不敢一下子全部放手。李德军说。选举之前，区委组织部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组织参选者反复演练，还通过调动，让部分竞选者提前提任代理书记、副书记，提前了解村情，研究竞选策略。
在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动下，伍文利成功当选乡党委书记，一年后，伍被调入区委组织部任副部长。而另外和她同台竞争的9个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
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基层干部参与竞争，通过公推直选也可以发现人才。在李德军看来，合江乡的公推直选很成功，“组织意图与民意都照顾到了”。
来自另一个公推直选试点乡镇的观化乡党委书记杨义认为，党员的参与权、选择权要保障，但上级党委还应加强引导，通过培训，将组织的意图向党员传达，“毕竟组织部门对干部的能力比较了解，提出来可以供党员参考，最终决定权还在党员手中。”
由公推直选到党代会常任制
公推直选到常代会常任制，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2002年8月，曾在四川遂宁设计并主持步云乡长直选的张锦明调任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上任不久，直选党代表和常代会常任制试点开始在雨城区和荥经县同时推开。2002年12月，雨城区首次在全区范围内分选区直选县级党代表，冯学富和时任区委副书记的蒲忠都参加了直选。
打破身份界限、平等参与直选，被奉为雅安党代表选举的一大特色。
雨城区的82个选区，上至区委书记，下到普通党员，都必须主动到所在支部报名，接受党员的选择。而且，在推荐初步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和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均以姓氏笔画为序，由党员无记名投票推荐和选举。这一变化，让选举者和被选举者都备感压力。
“当时区委书记看我初来乍到，担心选不上，善意地提醒：要不要做些工作？我拒绝了，如果我连党代表都选不上，我以后怎么工作。”现任雨城区委书记蒲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事实上，在那一次选举中，包括粮食局局长、计生局长和供销社主任在内的3名科级干部在竞争中落选党代表。“这在以往不可能发生！”直选结果让很多党员震惊。
2006年，冯学富再次当选为雨城区党代表，同年又当选雅安市党代表。
“参加会议的‘级别’越来越高。”身为村官的冯学富笑着说，他不仅每年参加市区两级党代会，还经常与市委书记、区委书记“面对面”讨论问题。
只有当民主选举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互为呼应，民主政治才是完整的。只有当民主政治是完整的，权力才没有失控的可乘之机。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说。
在刘华军看来，始于2000年的“公推直选”“公推公选”等基层选举改革为直选党代表奠定了基础。2002年，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基层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操作空间。
“通过党代表直选，明确了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之间的授权与监督关系，使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和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刘华军说。★
编者按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民主，意味着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参与权、最后的决定权。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民主化的潮流也在涌动。中国民主化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基层民主，特别是中国许多地方的村委会、居委会成员的竞争性直接选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的村委会、居委会有政府的某些特征(比如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但是不在政府序列之中。中国的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将这两种机构的性质都确定为“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实际上都是中国基层的权力机关，这些草根权力机关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的进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基层权力机关中，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开展得较早，而城镇居委会的选举是2002年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亮点。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广西)
正逢秋稻插秧时节，村委会主任韦向生遇到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上面给他派了4名大学生“助理”，另一件事是他从乡里听说，他和他的那些前任村官，将有望享受养老保险，不用自己花钱。
韦向生是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委会主任。8月初，他把消息告诉果作村(原果作屯，由于当年以果作屯为单位成立了第一个村委会，此后一直延用“村”)首任村主任韦焕能，自从2005年“退”下来，韦焕能一直希望能将每月78元补贴换成正式的养老金。
29年前，合寨村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老主任韦焕能很高兴，但韦向生却隐隐觉得，缺少经济支持的合寨村委会，正越来越面临行政化的尴尬。
“争水”催生联防队
水库争水事件，催生了分田到户后的第一个组织——乡村联防队。
南宁乘车北行4个半小时，抵达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宜州，从宜州再乘车沿崎岖小路行一个多小时，便抵达位于两座山峰中间的合寨村。这里三县交界，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还叫合寨大队的合寨村，是属于宜州的一个壮族村寨。
秋播季节，村民们顶着烈日，三三两两弯着腰在田里插秧。由于上游几百米远有一个水库，这里的大部分农田都可以种上两季稻。
也正是这个建于人民公社时期、恩泽十几个村庄的水库，催生了“第一村委会”的前身——治安联防队。
现任合寨村村委会主任韦向生说，分田到户以后，由于村民们乱砍滥伐，水库蓄水量开始下降。上下游的村庄经常为水争执，甚至引发械斗。一些上游缺水的村民，多次扒开口子，引水灌田，把处在下游、不安全的村民气得直跳脚。
1979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原三岔大队(合寨村的前身)3队长韦文林找来大村、新村、肯塄、乾浪四个小队队长及15名队“干部”开会，商议如何维护水库和村庄治安。
“听说城里人成立了治安联防队，昼夜巡逻，我们也可以搞一个。”
“人多势众，四个村组成治安联防，哪个村子再遇到抢水，大家就一起动手。”
当过小学教师的蒙顶堂提议，“如果本地人勾结外地人来偷盗或者赌博的，要禁止。”
“对，听说其他地方还有拐卖妇女的，我们要防止。”
“马牛糟蹋庄稼要找主家问罪。”
这次会后，十几个人成立了一支义务联防队，由韦建仁当主任，蒙国祥、韦文金、张现行、蒙国芬为副主任。还起草了一份治安《民约》，将禁赌、防盗、打拐等6条治安规定写了进去。
首份治安《民约》，火药味浓厚。长期研究村民自治的宜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股股长蓝建恒说，第4条“本片内凡有偷牛盗马者，一铲九族”， 第5条“本片凡有拐、赌、淫、偷不法行为，一律抓来批斗，严重者报案依法处理”。
“这很情绪化，实际不可能做到，在当时只能贴出来吓吓那些“不法分子”。
10天后，在新村球场的晒谷坪上，四村治安联防大队正式成立。
四个村129户，每家来一个户主，约120多人，韦向生说，每人自备5块钱和1斤米，自带板凳和碗筷，由韦文金当场宣读治安《民约》，各户代表逐条讨论，足足讨论两个多钟头最后由各户派代表盖手印。
会后，兴奋的村民从下午2点一直喝到晚上亮灯。
成立治安联防队的第4天夜里，有消息传来，上游村庄来了一帮人，扛着大锤和钢钎，带了雷管和炸药，声称要在水库边炸一个出水口。韦建仁赶紧吹响牛角号，集合四个村治安联防队员，拿起鸟铳、锄头，严阵以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上门械斗，自备棺材！”十几个联防队员守在路口，大声喊叫。
声音传出很远。对方很快撤了，一夜相安无事。
“护水行动”打响了头炮，让联防队员铆足了劲。11月4日晚，巡逻的联防队员看到远处山路上有人牵着一头牛。三更半夜，牵牛干什么？队员赶紧报告韦建仁。牛角号响起来，几条山路同时亮起了电筒火把，偷牛人弃牛而逃。
两次行动令联防队名声大震，“合寨村有12个自然屯，一个屯成立一个夜间巡逻队，几个屯又成立一个治安联防队。”韦向生说，联防队日夜巡逻，盘查生人。大家还约定，每天半夜三四点，安排人到村子里转。
“第一村”之争
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蒙光新、蒙有顺等20多位壮族农民，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前几个月大家积极性很高，但联防队既没人管理也没有报酬。久而久之，队员们开始推托了。”韦向生回忆说。
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后，生产队名存实亡，村内乱砍滥伐，赌博闹事，偷鸡摸狗的事情渐多，“村前有条河，外村的人总是到河边对洗衣服的妇女唱下流歌，破坏家庭团结，影响很不好。”
时任三岔大队书记的蒙宝亮找到果地屯的蒙光新，“屯子那么大，光靠联防队不行，得有个正式的组织才好管事。”
这个组织可以管治安的事情，也可以管其他事。比如修路、吃水、集体林场分红，还有一些家庭纠纷也需要有人调解。蒙宝亮说。
叫什么名儿呢？当过小学教师的蒙光新说，过去队有队委会，校有校委会，机关有工委会，“我们成立一个社员委员会吧。”
“生产队都没有了，还叫‘社员’干什么？”有人质疑。
“就叫村民委员会！”蒙光新说。
1980年1月8日中午，果地屯在村口的球场上举行了村委会成立大会，“全屯800多人， 500多人到会。”韦向生回忆说。
蒙光新在会上宣布了14条村民公约：一是禁止乱砍伐，二是严禁赌博，三是严禁乱放牛羊，四是禁止唱痞山歌⋯⋯
村民们一致举手同意，签字盖章。
当天夜里，全屯老小在球场聚餐。饭前，每个户主领到一张白纸，无记名投票，推选村民委员会成员。按照得票顺序，蒙光新被推选为果地屯村委会主任，另选出一个副主任和三个委员，分别管账目会计和出纳等。“被选出来的‘干部’没有报酬，纯粹是为村里人服务。”韦向生说。
当地的《宜州市志》亦记载了此次会议：1980年1月8日，果地屯建立村民委员会，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此后，三岔大队的12个屯纷纷效仿，建起了村委会。韦向生说，隔壁的果作屯，还偶然地搞了一次“差额选举”。
1980年2月5日，在屯口一棵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85位村民代表开会选举了村委会。
“果作屯有6个生产队，开始计划每个队选1人加入村委会。”韦向生说，代表们选出6个人，却发现村委会只需要1个主任、2个副主任，1个出纳和1个会计5个人。于是，只好再次从6人中选出5个干部。
一次巧合，促成了一次差额选举。这次会上，果作生产队原队长韦焕能被选为首任村主任，细心的他，将盖有村民印章和红手印的 “村规民约”保存了下来。
不曾想，这张信笺就成了中国首个村委会建立的佐证。
1999年底，韦焕能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村委会主任”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从北京回来，韦焕能多了三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和一台新彩电。他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果地和果作村民之间的摩擦，“第一村”的名义之争。
原本定的人是蒙光新，但他当时恰好不在，最后成行的是韦焕能。蓝建恒说。果地村民认为，最早的村委会明明是他们成立的，果作则反驳他们拿不出依据。最后，蒙光新站出来说：“果作果地都属于合寨村，以后就说第一个村委会是合寨村的好了。”
此事方才平息。
重回“村公所”？
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最早成立村委会的广西，成为最早撤掉村委会的地方，进而引发全国的“撤委建所”潮。
1987年，连任两届村主任的韦焕能，被换了一个名称：村长。原来的村委会被改作村公所。
1985年11月，柳州地区的融水县在285个自然村组建村委会的同时，把33个村委会改建为村公所，行使乡镇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能，领导各村工作。村公所干部由乡镇政府任命，属集体性质的合同干部，基本上脱产工作，由国家发工资。紧接着，广西其他地方纷纷“撤委建所”。
曾在乡镇工作多年的蓝建恒看来，“撤委建所”，事出有因。“改革开放以后，乡镇干部任务十分繁重，组织整顿、结构调整、‘三提五统’、财税入库、土地延包、社会稳定、司法调解、教育投入、文化建设、优抚助残、计划生育⋯⋯加上许多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乡镇干部整天忙得团团转。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任务下来，无论合理与否，乡镇干部必须落实，而村民却不好“管”了。
蓝建恒说，“村民不理那么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就拒绝执行。”
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乡镇干部开始抱怨：乡镇在村民自治中失去了对乡村的控制能力，农民指挥不动，任务无法完成。
1985年，作为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公所”开始在广西成立。随后云南、广东、海南等9个省市也开始推行村公所试点。
“村公所的干部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韦焕能说。
上级的许多任务不合实际，比如有的山区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却下达了粮食产量的任务，种不种？种了明摆着叫农民吃亏，激起干群矛盾。无奈之下，谎报数字，应付差使。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基层组织是村民委员会而不是村公所。不管村公所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还是村委会改村公所，都在变相剥夺村民的自治权利。
时任广西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处长韦永华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1994年，民政厅向自治区党委和人大提交《关于撤销村公所改设村民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建议撤销村公所、改设村委会，减少管理层级，减轻群众负担，使村民开展村民自治。
1994年，在民政厅的建议下，广西开始撤销村公所，恢复村委会。但仍有少数地区在村委会和村公所之间徘徊。
官员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1995年，中共柳州地区委员会向自治区党委提出《关于柳州地区暂不开展将村公所改为村民委试点工作的请示》，请求暂不撤所，文中列举了设村委会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碍于维护安定团结等5条理由。
民政厅很快以文件的方式向自治区党委建议，全区都应按照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撤所改委，不能在个别地区搞特殊化。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撤委建所，二是坚持搞村委会。蓝建恒说，
坚持搞村公所的认为村委会“不听话”，一些政策规定的税收费用收不上来，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不下去，村公所可以行政化管理，有利于政府工作。
坚持搞村委会的人认为，村公所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称呼，设村公所等于倒退60年，而且村公所只服从上头的命令，而村委会就可以按农村实际办事。
在蓝建恒看来，广西的这些争论，正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关于要不要村委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领导”还是“指导”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辩论的缩影。
1996年3月，在广西民政厅多次督促下，柳州地区撤掉村公所。当年底，广西共建立和恢复村委会14800多个，长达9年的村公所历史在广西结束。其他各省也陆续将村公所改为办事处，或直接撤销，恢复了村委会。
村民自治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村委会基层民主的道路。
“行政化”困境？
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持，村委会运作困难，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则面临“行政化”的困境。
数十年过去，“民主自治第一村”的村委会运转并不顺利。
韦向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最早产生村委会开始，合寨村定的就是三年一换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经常是不能按期举行。
2002年6月，38岁的韦向生当选为合寨村村主任，同时兼任村支书。虽然支书主任“一肩挑”，至今已连任三届，但韦向生时常感慨，他的权力甚至比过去一个生产队队长权力还小。
1976年，初中毕业的韦向生开始帮生产队“计工分”。“生产小队一般都有队长、副队长、辅导员和记分员和一名指导员。在韦向生的眼中，当队长不仅全家光荣，开会可以记工分，一年下来，还有“照顾工分”，将来子女读书可以优先推荐……
分田到户之后，集体经济基本上没有，村委会的全部资产就是这栋两层办公楼和楼前的院子，韦向生说，全村一年有25000元收入，其中包括集体林场承包费、乡镇鼓励种甘蔗的奖金和部分土地承包费。
“土地承包费主要给村民小组长发补贴，每人每月30元，数额都是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韦向生说，他手上可调动的资金不到2万元。
为了维持村委会的运转，从1999年起，村官的补贴全部由市财政统一发，每月90元。2002涨到每月130元，去年市里再次发文，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的每月380元，不是“一肩挑”的每月330元。
据蓝建恒介绍，去年全市210个村、社区，“一肩挑”的已达到180多个。
拿着公家的钱，韦向生的事务多了起来，“每天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学习，年底还接受乡里的目标管理考核。”韦向生无奈地说，村委会越来越像一个部门，村集体没有钱，修路、改水、建文化中心、民房改造这些都要向上级伸手要，韦向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乡里跑项目，要资金。
另一个现实是，由于人多地少，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有时想要召集村民开会商议事情，“有时围村子转好几圈也找不出几个年轻人”。
显然，村委会职能行政化已成为合寨的新困扰，村民的自治还需要更多的动力。★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引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自2000年以来，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日益引起关注。在乡镇一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出现了逐步普及“公选”的势头，在县及以上地方各级干部的选任中也纷纷出现“公选”的事例。所谓“公选”，即通过报名考试确定拟任职务的初步人选，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测评，确定正式人选，再按法定程序进行选举。
尽管“公选”还面临一些矛盾，并应进一步制度化，但不可低估其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
本刊记者/王维博
2009年7月11日，江苏滨海县举行全县公推公选科级干部的演讲和民主推荐会。演讲者的题目叫“如何推动樊集乡的发展”，是此前一天晚上县委书记王斌和县公推公选领导小组成员共同商定的。
“樊集乡是全县最穷的地方，如何发展是考验一个人的执政能力。”王斌相信，通过演讲，可以看到竞选者的执政思路和调研问题的能力。
王斌本人也参加过类似的演讲，2004年9月，江苏省首次公推公选22名省管干部，包括14个省级机关部门的副厅(局)长，5个省属高校的副校长和3个县长的人选，王斌就是那一次公推公选中胜出，被提名担任洪泽县县长的。
从今年6月份，在王斌的推动下，滨海县面向全省公开选拔团县委书记、乡镇长等科级干部。而公选的大部分环节，也与5年前王斌参加公推公选的程序相似。
“本来想应付一下”
最初，王斌并没有报名参加省里的公推公选。
2006年9月，王斌调到江苏省经贸委市场运行调节处刚好4个月，此前他的职务是信息处处长。
“当时报副厅的条件需要担任处长职务两年以上，我离两年还差一个多月，所以没有报名。”王斌说。大学毕业后他曾先后在泰州和宿迁挂职三年多，回到省城后，根本没想到会再“下乡”。
在时任经贸委主任的韩庆华的极力鼓动之下，王斌填了表。当时有三个县长岗位，淮安市的洪泽县、盱眙县和宿迁市的泗阳县。当时宿迁市长是张新实，1997年，张担任江苏省生产调度办副主任时，王斌在其手下当科长，王斌在宿迁挂职时，张恰好也在宿迁当副市长。按常理王斌应该填的是泗阳县，但他最终选了洪泽县。
“当时只想随便填一个应付一下，就挑了一个‘印象不错’的。”王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1988年夏天，他在东南大学管理系读书时，曾经和同学在洪泽县作过一次社会实践，这次经历让他对洪泽县留下深刻的印象。
报名和资格审查过后，由所报的市组织干部进行投票推荐候选人，当时省直机关有一批处长报名，但王斌还是获得了最高票。
报纸公布之后，王斌才知道原因，除市场调节处处长以外，他还兼任省政府诚信办副主任，省酒类管理办公室主任，省茧丝绸管理办公室主任，省生猪办主任等。填报名表的时候，他只填了市场运行调节处处长一个职务。报上去的时候人事处把他这些兼任的“头衔”都加了进去。结果淮安市的干部大会上，大家看到这么多头衔，第一轮就把人他选上去了。
“淮安市产生猪、也有桑蚕产业，你有这些经验，肯定吸引他们。”人事处处长说。
“本来想应付一下，结果被单位包装了。”王斌说。按规定，民主推荐上来的候选人还到所报的县进行驻点调研和演讲答辩，但他并不想去，一直也没做准备。
“选上了就得去比赛。”韩庆华给王斌打来电话，“你现在还是经贸委最年轻的处长之一，如果你到那边去成绩考得很差，回来你这个处长怎么干，还有谁会看得起你。”
跑步专案
到了洪泽，先是调研论文阶段，先由洪泽县委书记介绍县情，然后考察县里的特色产业，农业、城市建设，看完以后开始封闭写论文。
王斌形容当时的情形，他和其余的六七个候选人被“关”进一个全封闭的宾馆，“一人一个房间，手机全部上交，门口有武警站岗。除了换洗衣物，其余行李都统一保管” 。
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克勤介绍，民主推荐上来的候选人按所报的岗位分在三个不同的组，每组有六七候选人，除了提供一些基本资料，小组内凡有人索要其他资料，组织者提供时也会人手一份以示公平。
为了增加透明度和公平性，当年的公推公选首次引入驻点调研和演讲答辩，省发改委副主任一职的演讲答辩还通过卫星电视进行现场直播。
“我在里面每天看材料很累，就提出来能不能跑跑步。这个要求把会务组的人给难住了，请示省委组织部同意，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方案，就是只能沿着住的楼小跑，不能离开工作人员的视线，同时还派一名武警在后面跟着我一起跑。”王斌说。
“我一圈一圈小跑着，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王斌微笑。
两场考试一场是写调研论文，一场是演讲。写论文时早上8点钟进考场，下午6点钟才能出来，每人配一个打字员，负责将论文录入电脑。进去以后才知道题目，大家只能用笔写然后交给打字员打印，不允许碰电脑。
接下来是演讲，王斌演讲的题目是“当前洪泽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王斌说，演讲他基本上是脱稿。
上者服众，下者服气
下县之前，王斌找时任江苏省经贸委主任的韩庆华取了一次“经”。
王斌取经事出有因，经过组织考察和全委会差额票决，他当选为最后的县长候选人，但淮安市传出一些声音，部分领导怕王斌年轻，基层工作经验不足，到了县里跟书记处不好。
选了我，又不想要了？王斌去找经贸委主任韩庆华。韩庆华当过14年的县委书记，经验丰富。
韩庆华告诉他，工作上的事可以慢慢来，但首先学会处理好县长和书记的关系。“书记在县里，有事就尽量不要打电话，直接去找他；平时跟书记有不同观点只能对一个人讲，那就是书记本人。”
“其实就是教我如何处理好县长和书记的关系。”王斌说，大概讲了一个小时，虽然都是小事，但在王斌看来，这些全是“真金白银”。
“在县里，书记去的饭店顶多三家，书记去的饭店你可以去，书记不去的饭店你就尽量不要去。”王斌说。下乡后他发现，县里的书记接待客人常去的只有两三个点，都是很规范的饭店。
老主任教的这些东西很实用，但让王斌觉得最让他得益的是公选带来的轻松。
王斌说，他上任之前，洪泽有一个排名第一位的副书记叫张冬来也参加了县长竞争，结果第一轮就没有被选上。他去报到当天，张恰好在外地招商，晚上接风的时候张打来了电话， “我表示欢迎和祝贺，也表个态，我支持你的工作。”
“他在事后确实也支持我的工作。”王斌说，“公选出来的，没有什么话说，他服你。”
担任县长后，王斌提出把发展旅游作为富民的突破口。利用洪泽湖与附近的白马湖两湖水位相差较大的地理条件，将洪泽湖水引入洪泽县城的大小水道，将公交车全部改成水上交通，打造一个“东方水城”。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王斌策划了首届洪泽湖水上运动会。
开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副书记提出，“洪泽仍有大量下岗职工，而水上运动会至少要花100多万，不值得”。精明的王斌用他的商业头脑说服了大家。“运动会最后是花了400万，没有用政府一分钱财政，没有搞一分钱集资，全通过招商引资。”王斌说。
为了制造气氛，吸引厂家投资，王斌不仅亲自参加了其中的千人竞渡项目，而且担任领泳。当天，他甚至在众人围观下，只穿一条三角泳裤带着参赛者跑步跳到水中。
当时主持人拿着话筒不停地喊，“游在最前面的是洪泽县人民政府县长⋯⋯”
“这些镜头都上了电视。”王斌说，“很多人看过我演讲，看过我跑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竞选时的‘展示’打破了用人封闭化，也让大家都知道了王斌的性格，工作上的事情都知道怎么和他配合。”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克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从2000年到2008年，江苏全省各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已经达到8000名左右。其中地厅级干部将近200名。县处级干部2000名。“出现领导岗位缺额的，中层岗位缺额的，公开选拔，或者竞争上岗都是最常用的方式。”
从被选到选人
2006年1月8日，王斌被调任滨海县委书记。
担任滨海县委书记后，王斌并没有急着在用人制度上推出新举。
“公推工作搞起来过程拉得长，容易成为官员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王斌说，作为江苏省重点贫困县的滨海更需要“先通过发展凝聚人心” 。
在王斌的力推之下，滨海县提出把滨海港定位为连云港的组合港、长三角北翼的重要港口。“举全县之力”打造滨海港。港口项目有了眉目，王斌开始尝试干部公推公选工作。
今年6月份，滨海县开始面向全省公开选拔团县委书记1名、副书记2名(其中女干部不少于1名)，面向全县公开选拔县委党史办主任1名、县妇联副主席1名、乡镇长人选2名。
经过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笔试、面试、演讲和民主推荐、体检、差额考察、组织部部长办公会研究、县委常委会票决等环节，最终从80名符合资格条件的报名者中选拔出了4名正科和3名副科级干部。
“从被制度选用到用制度选人，这是一个轮回，也是一次螺旋上升的过程。”王斌说。★
编者按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微观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民众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住房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大型楼盘不断涌现，由此也兴起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社区。从此，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区人”。
社区自治的发展是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基层所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尽管社区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很多问题，如公民意识需要继续提升、制度有待完善、政府职能仍需转换等，但在整个中国基层民主的浪潮中，居民自治的成熟度无疑是愈来愈高的。
文/纪学龙
“您别急，再等等，过两天还会有人来发的。”陈宝成满脸笑容，安慰着年过7旬的王奶奶。
陈宝成，58岁，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里小区业主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指的事情是数字电视的接入，仅一个下午就有4个业主打电话咨询。
此前，小区的有线电视业务由实创科技公司负责，但不少业主反映清晰度不高、缺台少台。于是，业委会开会决定再引进一家企业，以形成竞争，让老百姓自己选择。业委会向两家公司发函，要求提供技术参数，让“每个业主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实创科技并不买业委会的账，先行在小区内免费发放机顶盒。这下子居民就慌了，领还是不领呢？
业主大会不具备可操作性，怎么办
“以我的性子，这样的公司早就该解除合约了，但是我可做不了主，”业委会主任赵恒笑着说。赵恒说的没有错，他做不了主，做主的是33名业主代表。
赵恒1998年入住上地西里小区、与大多数上班族一样，对于社区事务，他也只是抱着“搭便车”的想法，同一年入住的沈素梅和陈宝成则要热心的多。
等到他们认识，已经是2004年底了。
2004年12月26日，当时的业委会还称为管委会，贴出了一纸公告，声称管委会要在2005年1月和物业公司签合同。
但就像许多小区一样，此时的管委会内部也分成为“亲物业”和“反物业”两派。反物业派觉得，签约事关小区业主福祉，应该让大家表决通过。亲物业派则认为小事一桩，贴个公告足够了。管委会内部吵得不可开交，几次会议都演变成了人身攻击，甚至有时拳脚相加。如今已是居委会主任的沈素梅回忆起当时情景，唏嘘不已，“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两派人马始终不能说服对方，于是他们找到了住在小区里的律师赵恒。
抹不开面子，赵恒接了这件事，但实际上“社区”的概念也刚兴起不久，身为律师的他也不是很清楚。从2002年开始，楼市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各种小区层出不穷，与此相应，广州丽江花园、北京天通苑等小区维权事件也将社区自治推向媒体聚光灯下。《物业管理条例》已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签署协议的一方应该是全体业主大会或业委会，而上地西里还停留在管委会制度上。
管委会赶紧找来《物业管理条例》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先开一个业主大会，自愿参加，不参加也不提出反对意见的视为同意。
“你说，怎么能这么搞？说签合同，至少把合同公示一下。连哪些是我们业主的，哪些是物业的都不清楚，你让人家管什么？显然不对嘛。”情急之下，赵恒写了一份倡议书，印了几十份，站在小区的路口发。他觉得关乎大家利益，应该做点事。
但小区共有972名业主，赵恒只收集到100多票。开一个业主大会，即使是三分之二的业主，也需要648户参加。赵恒的计划没有成功，可小区也不能没有物业。“要是一天没有保安，小区就大门敞开了。没保洁更不行，你看大热天的，瓜果皮、生活垃圾，还不得臭死？”业委会办公室主任陈宝成说的是实话，合同最终还是签了，但由最初的5年降到了1年。
但是裂痕已经无法弥补，管委会基本上陷入瘫痪，日常的工作无法维持。恰好2005年，北京市建委下达通知，要求各个小区成立业委会。一直关注小区动态的居委会找到了赵恒，沈素梅希望他能参与进来。
总结之前的教训，其他几位参与者提出，新的业委会一定要有协商的平台，另一个要有罢免纠错的机制。
赵恒以为，自治组织的存在就是保护成员，因此，所有的规则就是保护权利，而不是限制权利。既让程序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也能实现民主，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比如说，《物业管理条例》规定，20%的人同意就可以举行全民公决。在上地西里，他们规定只要10%的人同意就可以公决，但是只要有10%的人反对，你也不能进行全民公决。”
因为之前启动业主大会的艰难，赵恒对业主大会一致持怀疑的态度。他从逻辑上进行分析，业主大会的性质包括三个层面，制度、会议、组织。所以一个组织不应该包括全体，从实践角度，业主大会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果书面召开，那就不叫会议了，几百个业主呢，怎么往来？”
“如果只是书面的，一个业主去签字反对，这样的声音传不到其他900多人耳朵里，这样就没有反馈机制了。”赵恒认为，民主的核心之一是博弈，形成不了博弈，投票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你让大家去参与，却又不让人反对，这不是把人当表决机器吗？”于是，赵恒建议尝试业主代表大会制度。
代表不听我们的，怎么办
2005年1月8日，上地西里社区首届业主大会召开。业主大会通过了《上地西里业主公约》《上地西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上地西里业主大会投票和机构选举办法》等等社区制度规范，同时选举产生了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委员和业主监事会监事。上地西里社区业主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及业主监事会正式宣告成立。业主的表现让赵恒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会如此顺利。刚开始的时候，同行说他的试验最多持续1年，而今已经4年了。
但其中也有很多摩擦。陈宝成拿着《上地西里业主代表大会会议规则》：“比如我们开会，每个人每次发言不超过3分钟，这个规定大家开始都受不了。”
监委会代表陆颖也直呼开始时不适应：“还没有讲够呢，大家平时都是一发言说好久，没有改过来。”业主代表薛广姝觉得这个制度挺好的，“它保证你的说法不至于引导别人的想法啊。”
这个规则似乎出自于赵恒的法庭辩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机制，但就像韩国经常发生的议会打架一样，观点不合慢慢就变成了人身攻击了。“但你看台南台北那种分裂，也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不想小区居民之间那么大矛盾。”
他觉得3分钟已经足够表达观点了，不过业主代表们并不觉得。很快，业主代表们提出了议案，辩论限时留了下来，3分钟却变成了5分钟。
“要是我们选的代表不听我们的，怎么办啊？”刚开始选举的时候，有邻居这样问赵恒。“你罢免他就行了！”赵恒答，“这一次选错了，下一次再选对的啊。”在《物业管理条例》中，罢免一个委员需要20%的业主提名，在业主大会上一半以上的同意。在西里，只需要10名业主联名提出罢免案，交由业主代表大会审议。
陈宝成也有自己的担心。
“有时候民主的效率真不高。”陈宝成说这个话的时候顿了一下，“比方说，六楼有一家有裂痕了，其实修一下就是800多块钱的事。但是你就得整栋楼的跑，挨家挨户地问。”
“就是三分之二的人已经答应了，剩下的三分之一你也得问，同意不同意都得问。”说这话的时候，他似乎有点不满，“开会的时候就提出来，能不能先修，然后出一个公告。”
但是这项提案并没有获得通过，《上地西里业主公约》的第一句话就是“保护全体业主的财产权”。陈宝成也很理解，“这是大家的钱，动人家一分都得问清楚。”但是他对这种效率还是不太满意，“有时候钱少，宁愿自己垫了。”
上地西里模式能否复制
从2005年成立，业主委员会就从物业处收回了维修费，但是物业费从来没有上涨过。“至今维持在0.806元，这个水平不算高。”陈宝成觉得物有所值，但也强调小区物业费上缴率高达96%。
今年物业也曾要求上涨，理由是保洁涨了2分，安保涨了1分⋯⋯业主代表大会专门讨论这项提议，陈宝成就觉得“这是好事，说明物业觉得自己的服务上来了。”最终还是否决了，因为众人觉得物业的服务还有进步的空间。
在不远的美丽园小区，曾因诉讼争取物业费下降而备受瞩目，但因此反倒使得服务质量下降。赵恒倒不怕逼走物业，他觉得留给物业足够的利润，物业就能继续维持下去。“咱们小区挺和谐的，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一致，我们都希望过得更好。”居委会主任沈素梅一直强调，物业、业委会和居委会是一家人。“你看修个路，居委会的、物业的、业主并肩看着，哪里有我们这么好的？”陆颖赞同沈素梅的说法。
自从1998年房改以来，房地产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平常百姓入住商品房，原来的单位体制被打破。但相对应的是维权事件的层出不穷。业委会与物业之间、或与居委会之间，往往剑拔弩张，关系紧张势如水火。
“如今，北京只有20%的小区成立了业委会。”北京市建委主任隋正江表示，没有业委会，业主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但成立业委会必须进行业主大会。目前北京市约有3000多个住宅小区，但只有700多家业委会。不用说实行社区自治，就是成立业委会也是难上加难。
也有不少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但是至今都没有开过业主大会。华腾园小区业委会已经换届两次了，但是业主们还不知道这些委员是怎么选上去的。而时代庄园小区却有两个业委会，经70%的业主投票，产生了该小区的第二届业委会，但它却不被物业和居委会的承认。在建委的批示下，该小区在居委会的领导下，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业委会。
新新家园、当代城市家园、中方园西区等则想复制上地西里模式，但是新新家园的业主委员会不被居委会承认，处境艰难。当代城市家园完全复制了上地西里模式，成立了业委会、业主代表大会、监委会，但上一届业委会始终不交出公章，加之备案失败，一时工作无法展开。中方园西区也计划成立业主代表大会，居委会下达的“指导文件”是，学习外地管理经验要充分考虑本地实际和小区业主的素质，不要自找麻烦。
连赵恒自己也承认，上地西里的模式还远远未成熟。“但是这种模式应该可以复制，只是如何避免人治，还是个问题。”这正是外界质疑之一，如果没有赵恒，上地西里的程序正义能否继续得到保障？
赵恒说，外界高估了他的作用，即使没有他，这种自治模式迟早也会在中国出现。“保障个人财产权都已经写进宪法了，市民意识自然会觉醒。”★
编者按
爱，是冰心做人和作文的核心。冰心一生致力于以爱的哲学造就人们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从对生命的体谅、关怀出发，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平、正义与尊严。然而，十年浩劫使冰心心中的爱割裂了。母亲将自己对爱的理解传递给读者，更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女儿吴青通过作为人大代表的经历，诠释着对母亲的理解。母女两代中国人的故事，彰显出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曲折发展的历程。
本刊记者/王家敏
1999年2月28日晚，吴青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那一刻之后，吴青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再悲伤。她知道母亲冰心不再痛苦了。
她与母亲生命重叠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
爱不必言说
一栋普通单元楼里的美好住所，窗外是法国梧桐，阳光透过白色纱幔照到房间里来，投下百合花的影子。吴青在客厅里摆满了亲人的照片。
冰心的晚年在这里度过，直至99岁。作为小女儿，吴青常常被邀谈论“冰心对我的影响”。父母赋予儿女肉体，同样以精神与情怀。剔除所有的身份与遭遇，在吴青心里，冰心首先是一位懂得爱与美的女性。
吴青年幼的记忆中，冰心不是一位旗袍加咖啡的太太，只有出席会议才会穿上光亮的皮鞋。冰心的爱也不在庙堂之上，当时家中的保姆就像亲人一样，吴青说，“冰心反对将人分出阶层来。”
吴青叙述了一段简短的对话。平常的一天，一位先生前来拜访，在门口见到手里拿着抹布的冰心。
“你们家太太在吗？”
“先生，我就是。”
“噢，抱歉。”
至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受邀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研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工人运动等。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
其间知识界有一批人去到国外，冰心的旧友老舍到了美国，与她的孩子们频繁通信。有一次吴青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冰心没有过多言表，而在《老舍和孩子们》中写道，“一个10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没有辛酸，年幼的吴青却有着愤怒。从1937年出生起，吴青就随冰心四处逃离日本人的轰炸与占领。在日本时，她从父母处看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便气血冲上头顶，聚集几个中国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欺负落单的日本小朋友。
数次之后，母亲发现了。冰心亦痛恨侵略，但她告诉吴青，日本的民众也正在承受战后的痛苦，“你看看他们同样受苦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有些小朋友还在露天上课。”
冰心对待日本朋友非常友好，这是小吴青永久的记忆。吴青也逐渐理解到，人可以因知识、身份、民族有所区分，但作为人他们并无分别。“妈妈并不与我谈论所谓道理，这些都不必说。她尊重子女，让子女感受到爱，这是她对我最大的影响。”
痛不可言说
有真笑亦有真痛。在很长一段时间，冰心与子女的默契，变为了沉默。
吴青的记忆中，归国前一段时日里父母常夜深不眠，“当时我便知道他们在讨论，回国，或是不回国。”
1949年，新中国是要建立为政治协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家。吴文藻想留在东京继续他的研究，但冰心不同意，吴青说，“我的母亲是一个作家，和老舍一样，她‘去国怀乡’，她不能离开她的故土和读者。”
作为丈夫，吴文藻尊重冰心的决定。1951年秋，他们历尽周折回到祖国。自此，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新中国所周折的一切。
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吴文藻不无委屈，“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
冰心也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此时的她仍“漏网”作为旁观者。1957年前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冰心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都被划为右派。冰心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然而在吴青年少的心中，这就是羞耻。并不是因为家人被划为右派，而是周遭一些父母害怕被子女揭发，谨言慎行以至于恐慌的地步。吴青自小一面派，敢说敢当。“我的父亲是右派，哥哥是右派，母亲是漏网的右派。父母不会再当着我们谈论事情，或者带上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吴青仍心有余悸，“这个社会人与人失去了沟通，失去了信任，对人性是一种压抑，也生了谎言。”
至1966年，“文革”开始，冰心和他的丈夫一样“靠边站”，被批斗，住牛棚，一家8口(包括冰心的3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8个地方劳动改造。
9月，冰心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寄出一封信说：“娘， 舒伯怕去世了，您知道吗？”这对冰心是一声晴天霹雳，老舍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冰心在“文革”结束后叙述，“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亲人之间的消息，也是不知道的。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没有谁会诉说自己所受的苦。”吴青回忆，“老舍为什么自杀？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但是爱被掐死了。所幸的是我们不离不弃地走了过来。”
在这十数年间，“文革”惨烈的割裂了亲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冰心一家人的日记中断了，没有谁敢留下什么，这个国家似乎也中止了记录与反思。
1976年，北京爆发了“四五运动”，这是新中国一次民众自发反对运动。运动结束后，吴青带着11岁的儿子，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不需要说话，她指着诺大一片空旷之处说，那就是天安门广场。
时至今日，吴青仍会为这一段不可言说的岁月哭泣，也是为一段荒诞的人类历史哭泣。中国似乎应和了“多难兴邦”，但吴青却认为，曲折患难中，“人丢了基本的权利，人离开了爱。”
天地有大爱
冰心与吴青并非一言不发。
冰心年幼时，就反对传统的等级观念和阶层观念。她从祖父处得知曾祖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裁缝，但她的堂哥却看中“乌衣门第”出身，吩咐她不要外传。从那时起，冰心就不再遵守家中的习惯，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福建闽侯，而是曾祖父出生地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五四运动”中，冰心走上了街头。期间，她发表了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带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宁静和温暖。1945年，全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在《新华日报》(重庆版)上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结束一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团结抗日。冰心在进言上签了名。
“文革”结束后，冰心更为铿锵有力，关心妇女权益，支持教育事业，包括捐资希望工程。如她所述，她“从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冰心希望，五四精神所带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道路能够继续走下去。
在95岁寿辰时，冰心出版了《冰心全集》，把9万多元的稿费全数捐献给吴青创建的农家女学校。
作为女儿，母亲的爱进入了吴青的血脉，一切仍在继续。亲历过曲折的岁月，吴青决心致力于重建被割裂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点一点表明自己的态度，一点一点推动。”吴青作为人大代表，25年坚守，以反对票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行动维护人们的权利。
1984年，吴青成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她依据宪法，设立全国第一个“选民接待日”，定在每周二下午四点接待选民来访，倾听民意。1988年，吴青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人代会。她没有做沉默的大多数，投出了当场唯一的两张反对票和两张弃权票，有人戳着她的背脊说，看，这就是那个投反对票的女人。2002年，吴青关注推动的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得以进展，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条例》出台。
吴青是最早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人大代表之一，曾为此事奔走多年。在北京，很大一部分外地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卖菜、做清洁工和个体小商贩，而他们的子女多在一些名为“打工子弟校”的学校读书，无法享受义务教育。
“这些学校多在城乡结合部，有些校舍甚至在垃圾堆旁，因为北京没有出台对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政策，使得这些学校不合法。”吴青说，“如果一个人自小受到歧视，将会影响他的一生。”
每次人代会开会期间，吴青会提出建议，并找到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部分的工作人员面谈，希望能够早日出台法规使得这些学校不仅合理而且合法，获得更多的资源。对一个人大代表而言，法规的制订、法规的修改、法规的实施、法规的监督最为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吴青至上的法宝，大至维护公民的自由，小至解决居民楼边上的环境恶臭问题。她身边总是带着两本冰心赠与的宪法，其中一本是1954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
作为母亲，冰心曾为吴青题写了“天地有正气，人间不夕阳”八个字，挂在她们共同居住的厅堂内。
这对母女并非孤独，人们回应了她们的帮助。2009年8月27日，吴青在家中接到电话，一位选民在电话里说，“谢谢你，10年了，我感觉到力量和温暖。”吴青时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他们以前上访，只知道喊冤；现在知道了原因，也知道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益，我想中国的未来在于这样的变化。”
数十载风云变化，不妨回头看看冰心的描述。“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编者按
“民主就是一系列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的制度安排。民主当然不是万能药，其实，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够较好地解决权力的产生和制约，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人民自己喜欢和认可的官员选拔出来，授予他们以管理国家的权力，然后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本刊记者/杨中旭
俞可平，男，1959年生，浙江诸暨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地方政府创新奖负责人。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也因此有中国共产党“文胆”之誉。2009年8月中旬，在几番联系之后，这位著名的政治学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民主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 纵观共和国的60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凡是比较民主的时期，国内形势都要好一些；凡是民主受到压制甚至严重破坏的时候，国家和民族就面临倒退乃至灾难？
俞可平：经历过共和国不同阶段的人，多数都有这样的感觉：上个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很好，大家觉得心情比较舒畅，思想相对活跃。从统计数据看，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快。而这两个时期，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健康，民主的氛围较浓。
19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社会爆发内乱，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而从反右开始，特别是到了“文革”期间，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发展进程被中断。所有这些，都与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7年开始就不能工作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的间隔长达28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停止了运行，从1966年7月到1975年1月这8年多时间中，全国人大没有开过一次正常的会议，也没有审议通过任何一部法律。
因此，从新中国60年政治发展的实践看，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正常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进程一旦中断或遭受破坏，国家和民族就会经受困难，甚至招致灾难。“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也这样说：“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中国新闻周刊： 60年来，共和国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最大的灾难又是什么？在这个时期，民主的变化情况是怎样的？
俞可平：我认为建国60年来最大的进步，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始形成一种中国的发展模式。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创造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民主法治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进步。
最大的灾难呢，当然是10年“文革”的全面内乱，经济损失数千亿，国家现代化错过了重大的历史机遇，“文攻武卫”又使至少数百万干部群众死于非命。还有就是1959年到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困难”，据最保守的一个估计，这三年期间全国至少饿死了1000万人。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使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被“错划的”(除了不到100人之外，其余“右派分子”先后都被“平反)，他们被剥夺了正常的公民权利。从这些巨大的民族灾难中，我们今天可以吸取很多惨痛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和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休戚相关。民主法治破坏了，民生必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教训要永远记住。
中国新闻周刊： 民主与法治之间，在60年的历史中有无冲突？两者是何种关系？
俞可平：“法制”的重点在于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法治”除了强调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外，更强调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因此，传统中国有法制，但绝无法治，因为法律之上总有一个皇帝在那里。
从根本上说，法治与民主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现在有极个别的人说，中国只要法治不要民主。不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教授还是博士，要么是对人类政治发展史的极端无知，要么是对国家的极不负责。民主最早从公元前5世纪就出现了，但在漫长的人类政治史上，它一直不被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当作“好东西”，直到近代以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最终在当代成为世界历史潮流。民主从原先的“坏东西”变成“好东西”，从城邦国家发展到民族国家，从特殊政体变为常规政体，从西方文明变成世界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治的推行。民主只有与法治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东西”，反之，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实行真正的法治。
你可以发现，真正倡导法治的有远见的法学家，一般都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倡导者。例如不久前去世的我国法学泰斗韩德培先生在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时这样说：“说到实质意义的法治，居今日之中国而言法治，当不能不以各方面所急切期待的民主政治为其精髓，为其灵魂。我们诚然需要一个“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的法治国家，但我们更需要一个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要目的的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的真谛，简单说，就是人民能控制政府，尤其不让政府违法侵害人民的利益。假如政府违法侵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执法相绳，使政府赔偿损害，或使政府的负责者不得不挂冠下台。法治如不建筑于民主政治之上，则所谓法治云云，定不免成为少数人弄权营私欺世盗名的工具。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能成为真正于人民有利的一种制度。也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更易求其充分彻底的实施”。从另一方面看，凡是真正推动民主政治的人，一般都是法治的坚决拥有者。
中国新闻周刊： 你说过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不是万能药，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俞可平：我们经常说，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具体地说，民主就是一系列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的制度安排。民主当然不是万能药，其实，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够较好地解决权力的产生和制约，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人民自己喜欢和认可的官员选拔出来，授予他们以管理国家的权力，然后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民主维护和保障人们的政治权益，但不能直接增加人们的经济权益。比如说，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主要是靠经济制度来实现的。民主只能起间接作用，而没有直接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 民主需要推动而不是禅让，60年来最成功的民主推动是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抑或党的八大？
俞可平：民主涉及到权力的分配，通常需要有强大的推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建国后，民主政治有波折，但总的说来在向前推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民主政治的速度大大加快。这里面的推动力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政治需求的增加，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全球化的冲击，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在动力。如果要说外部动力，改革开放应当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强劲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 民主的背景下，是否会产生暴政？
俞可平：民主如果没有法治的有效配合，就有可能产生暴政。“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地方和部门，运用所谓“大民主”的方式，对一些干部群众进行非法关押、拘禁、抄家、迫害、折磨，直至剥夺生命，其实就是一种局部的暴政。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民主”，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形式的民主，恐怕现在还有极个别的人对这种“大民主”有所留恋。但是，它彻底践踏法治，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它最后变成了“法西斯专政”。这种“大民主”不仅不要法治，而且也不要正常的民主制度。
例如，民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选举，但“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否定选举。196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这样说：“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革命委员会“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它“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从“文化大革命”所谓“大民主”的惨痛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法治，没有选举，这样的“民主”就难免产生暴政。
中国新闻周刊：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发展民生代替民主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否正确？
俞可平：民主与民生两者处于不同的领域，民主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民生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我们不仅要努力改善民生，即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也要努力促进民主，即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消除官员的腐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因此，对于个人来说，民生与民主都是人们的幸福生活所必需的。对于国家来说，民生和民主都是我们的目标，是人民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既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也不能以民主代替民生。我们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就包含了既要民生又要民主的内容。以民生代替民主，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科学发展，也包含了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的内容。所有这些都表明，党和国家一直把民生和民主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然，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目前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特定条件下，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的任务往往显得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