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一生
4663 人阅读 日期：2009-06-11 20:36:34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专稿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那一天，希特勒就正式脱离了军队，把他的时间全部用在纳粹党上。在这动荡的年代里，他很少休息，他要建设一个法西斯党，要在一批同他一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人的激烈竞争中保持控制。这时德国局势千变万化，政治事件不断发生。
一、希特勒的童年生活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一个中下等人家，但却有着与一般劳动人民家庭所不同的经历。
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奥地利人，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这里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丘陵起伏，森林密布，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农田。虽然距离首都维也纳只有50英里左右，却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保守执拗。但希特勒一家人却与众不同，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和亲戚们的关系都比较疏远，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罗曼蒂克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呱呱落地，出生在勃劳瑙镇一家名叫波麦的小客栈里。父亲是个私生子。考虑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难想象有比他更不相称的人来继承俾斯麦、霍亨佐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了。
阿道夫一家都有一种古怪的脾气。祖父约翰·希特勒是个打短工的磨坊工人，为了招揽活计，整天价在下奥地利各个村庄走村串户。1824年，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同当地一个穷人家的姑娘成了亲，婚后5个月生了个儿子，因为不足月，加上生计困难，没过多久，母子二人先后夭亡了。从此，老约翰·希特勒又过起了鳏夫生活。18年后，老约翰在杜伦绍尔做工的时候，又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她是施罗尼斯村庄的人。这位夫人，虽过烟花盛年，但她的私生活并不检点，在结婚前5年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这就是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的真正父亲到底是谁?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约翰·希特勒，有的说不是，但这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约翰娶了这个女人之后，并没有按着当地的习惯，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因此，这个孩子长大后，人们都叫他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1847年去世，此后30年，老约翰销声匿迹，不知漂流到何处去了。直到他84岁那年，约翰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认子归宗。他在三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了。自然这个姓氏也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对此，多思善想的德国人曾有种种推测和评论。有的说，如果这个84岁的流浪汉在他妻子去世30年后没有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年已39岁的儿子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了。这个姓氏由德国南部人读起来，声音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希特勒本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他曾告诉他少年时代的一位密友说，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在他看来非常粗鄙俗气，既不好听，又累赘拗口；而希特勒这个姓氏既顺口，又好记。因此，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使他高兴的了。
阿洛伊斯的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因此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由他叔父扶养大的。阿洛伊斯成人之后，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的父亲约翰一样，喜欢游荡，缺乏固性，不久就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谋前途去了。到18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成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9年后提升为海关小职员，当时就娶了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勒为妻。夫人给他带来了一份小嫁妆和社会地位。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论年龄，女方不仅比丈夫大14岁，而且身体虚弱，一直没有生育。16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3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是个好色之徒，在与妻子安娜·格拉斯尔-霍勒分居前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同居了。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小阿洛伊斯，这就是希特勒异母同父的大哥。在发妻去世后1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3个月后又生了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不到1年弗朗席斯卡就因肺病死亡。
阿洛伊斯生就的桃花运，在二房夫人去世6个月后，就同他的外甥女结婚了。新娘不是别人，正是抚养他成人的并为之过继的亲叔父的外孙女。姑娘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25岁，比她的舅舅丈夫年轻23岁。那时舅舅和外甥女结婚，这不仅在东方被认为是不合伦理的，就是在男女社交开放的西方国家也是少见的。当时村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舅舅甥女配婚姻，年龄悬殊笑煞人，生儿育女乱了套，伦理体面全丢尽。"因为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舅父，他们要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其实这位海关职员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就以膝下空虚为名把克拉拉领来做过继女儿，当时他就生了歹意，打算病妻一断气就娶克拉拉为妻。这件事情所以拖到1885年1月7日才办，主要是在克拉拉满16岁到了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阿洛伊斯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遗产的事。在这个节骨眼儿，舅舅和外甥女结婚，怕被人耻笑；此外，也许因为阿洛伊斯在这时与厨娘弗朗席斯卡已同居。因此，这桩婚事就被推迟了。在这种情况下，年已20岁的克拉拉一气之下就离开舅舅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在克拉拉与舅父结婚刚满4个月，就生下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不幸在襁褓中夭折，1886年生下第二个孩子爱达，也没有活成。阿道夫是阿洛伊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以后，阿道夫的母亲又接连生了两个弟弟。阿洛伊斯一生结过三次婚，生养了七个孩子，但只养活了三男一女，其中阿道夫·希特勒是全家"最出类拔萃"的了。
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马茨尔斯伯格(后来正式改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
在一生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据德国作家海登的记载，他在18岁时因偷窃而被判5个月徒刑，20岁时又因为同一罪名被判8个月的徒刑。他最后搬到德国住，结果又继续出事。1924年，阿道夫因为在慕尼黑举行政变而身陷囹圄，阿洛伊斯在汉堡因为重婚而被判6个月的徒刑。直到国家社会党执政后，阿洛伊斯的境况才好了一些。他先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同父的姐姐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姑娘，年轻时嫁给税务官拉包尔，后来姐夫死了，希特勒把她接到德国来替他管家。她于1936年离开了他，又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教师，当时希特勒已是德国的总理兼独裁元首，对姐姐的离去很不高兴，据说连结婚礼物也没有送。姐姐安吉拉是一家中唯一同阿道夫来往密切的人。不过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儿，也就是希特勒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少妇，不久阿道夫就同她发生了爱情。正是:舅舅爱外甥女是门风，阿道夫·希特勒步父行。
希特勒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熏陶和影响。在他年满六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一家公立的学校念书。恰好这年正是希特勒的父亲从海关退休的时候，那是1895年，刚好58岁。在此后四五年中，这个按捺不下心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12岁的时候，已搬了七个地方，换了五个学校。希特勒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学习了2年，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记载，他梦想将来做牧师。
11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11岁，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他对纳粹党的副领袖赫斯讲述了他当时的思想: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后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倔强的性格，这种性格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促使了他狂妄野心的发展；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念书了。"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34年以后写的这段话，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希特勒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嗣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教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和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34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大的战役的时候，他也常常在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闲谈时挖苦他年轻时的教员如何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自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几百万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有一部分保存在《希特勒秘密谈话录》里。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月7日)
在希特勒的学生时代，唯一给了他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林嗣中学的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希特勒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后来写道: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少的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的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民族荣誉感。
1903年，希特勒的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故。1月3日，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因肺出血溘然去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客栈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希特勒的母亲当时42岁，住在一所简陋的公寓里，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她秉承丈夫的意愿，百般劝说儿子好好进学校读书，继承父业，但希特勒却比以前更加坚定，下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二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他不愿上学，母亲又劝他去做工，学一种手艺，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整天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却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境内的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死不悔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据希特勒少年时的密友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他参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头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的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到了1906年，希特勒满17周岁后，林嗣这个小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野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于是，他带着母亲和亲戚们凑的一些盘缠，到这个大都市混了2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一生中度过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维也纳处处使他目眩神迷。他成天价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在这里，他想完成他当艺术家的宿愿。1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当时年方18，充满希望，像一匹野马，但是这种希望因为成绩不佳而马上化为泡影。但希特勒并不死心，次年又试了一次，这次由于他的绘画太差，根本没有让他参加正式考试。后来，他又想进建筑学校，也终因学业不济，没有去成。这些，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仿佛是晴天霹雳。
真是祸不单行，又一个噩耗向他袭来。这时，他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腺癌。于是，他就回到林嗣。自阿道夫离开学校以来，多灾多难的母亲和姐姐凑钱供养了他达3年之久，但他却一点成绩也没有。1908年12月21日，林嗣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去世了，两天后她被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对于这个19岁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他说:"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想办法!他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劳动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向亲友告别，发誓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正是:浪子狂游寻天堂，野心勃勃去他乡。
二、青年希特勒浪迹维也纳
希特勒埋葬了母亲，提着一只破旧的衣箱，怀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意志，又回到维也纳来了。此后的4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嗣来的闯世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的贫困的时期。
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这个欧洲的心脏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首都的时候，她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的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靡丽的巴罗克式艺术的气味。
维也纳位于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施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过惯了巴罗克式生活的有钱阶级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他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舞，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院舞场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当然，维也纳也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广大的穷人、无产阶级却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还算繁荣的。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迅速发展。全市人口这时已增至两百万，生活之中有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腐朽的专制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同为数众多的职工一样，到工厂去做工，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希特勒的好友，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席克，不是已经在音乐学院中崭露头角了吗?
不过年轻的希特勒并没有去努力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他根本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扫雪、拍打地毯和在车站扛行李等杂七杂八的零活。
饥饿驱使希特勒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他经常夜宿在公园中的长椅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洞里，白天在小酒肆和候车室中以廉价食品充饥。直到1909年圣诞节的前夕，他终于把自己的最后一些冬服典当一空，失魂落魄地进入麦德林的一个流浪者收容所。这家收容所是由当时的一个社会福利组织资助主办的，其主要支持者是一个姓埃泼斯坦的犹太人家庭。与当时的其他收容所相比，这是一个时新、清洁、慷慨的地方。然而，无论何人，一俟在这里落迹，便会被社会和自我意识判定为失败者，并滑到了市民阶层中最低贱的地位。
难怪在将近20年后，希特勒这样写道:
对许多人说来，维也纳是个尽情享乐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5年中我被迫求职糊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它同我形影不离，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但是，尽管他挨饿受冻，他却从来没有去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希特勒所说的"小画家"，只不过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这些画片多是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画一些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画，给泰第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据说在圣诞节时还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从别人的画上百抄不厌的东西。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他们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也果真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陷入"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种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感。希特勒说:"最使我憎恶的是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南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但是，他这时却注意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开展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希特勒回忆这段经历时对党徒们说: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露骨的了。
在维也纳，年轻的希特勒还以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分析能力，密切地注视着泛日耳曼党的动向。他认为泛日耳曼党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是，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力量的支持，这种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希特勒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取得政权。希特勒在1933年决定大局的1个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管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希特勒从各政党的活动中，还观察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的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他又强调说，"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清谈。"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维也纳期间，希特勒阅读了大量的反犹书籍，从而更增加了他的种族偏见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他说，他发现这一"上帝的造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诸如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性的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伤痕。
1913年春天，希特勒带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离开维也纳到德国去了。据他说，他的心一直是向着德国的。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都认为，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在反动思想的驱使下，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希特勒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平生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希特勒后来回忆说，"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下来，衷心感谢上苍有眼，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比之下，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
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三、报名德军参加一战
希特勒在慕尼黑从军，充当了一名下士通信兵，吃尽了苦头。1918年秋季，在同英国的一次战役中，希特勒因中毒双目暂时失明，来到柏林附近一家陆军医院疗养。
正当希特勒闷闷不乐、一筹莫展的时候，11月10日，一个阴暗的星期日，一个牧师来到
医院，向伤兵们宣布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可怕的消息"。那位牧师说，就在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这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战争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就哽咽起来。
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忍不下去了，"他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里……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两百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据希特勒自己说，自从他站在母亲墓旁以来，他第一次失声地痛哭了。像当时大部分德国人一样: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打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据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介绍说，希特勒也像其他德国士兵一样，是个"无畏的战士"，他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来斯战役，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3500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600人，军官只剩下30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希特勒在战争中一共受过两次伤，一次是1916年10月7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1917年3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来斯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第三次伊普来斯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希特勒追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在战争中，他曾两次受奖。1914年12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8月又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士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十五名英军；还有个战士说是法军。他一直自豪地佩带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说，他是个奇怪的家伙，不止一个战友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的那个连队中的一个士兵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懊丧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威力最大的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对这些"无形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恶毒攻击。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群众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罢工、怠工的人遍地皆是。为此，希特勒大骂犹太人，大骂多灾多难、饱受战祸的德国劳苦大众。希特勒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去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希特勒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更加不能忍受。他固执地认为，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这种荒唐的看法在希特勒的头脑中牢牢扎了根，逐渐形成他的病态心理。
关于"背后中了箭"的这一说法，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夺权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其实，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月28日，即因战争无力支持下去坚决主张"立即"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10月2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48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箭"的问题。但是，德国右派势力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有罪过的是"11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口号。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11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起来，我的眼病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从此，希特勒就投身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对新共和国的罪恶活动。结果证明，这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这个年方30岁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既无强硬的后台，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许多人认为，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希特勒于1918年11月底回到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入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共和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太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子却特别矮小。他在11月7日那天，带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3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时间不长。1919年5月1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巴伐利亚的权力又落入右派之手。
巴伐利亚右派，除了竭力主张复辟王室的保皇派外，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复员军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找不到工作，无处安身，堵塞了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战争使他们变得性格粗暴，正像后来希特勒所说的，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当时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不久他们就卷入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1920年3月，自由团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做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庸碌无能的右派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率领下却按兵不动，共和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次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为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在这里，策划了多次政治暗杀，其中包括对马修斯·埃尔兹伯格和瓦尔特·腊思瑙的暗杀。埃尔兹伯格是个"温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气在将军们打退堂鼓的时候出来签订停战协定；腊思瑙是当时"才华出众、颇有学识"的外交部长，极端派痛恨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同时因为他执行了全国政府的政策，设法履行了凡尔赛和约中一部分条款。
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下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就投靠了第二兵团调查委员会，为其镇压革命左派提供情报。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后来又送他进了"政治训练班"，在那里希特勒的反犹谬论得到上级军官的赏识，不久就提拔他到慕尼黑一个团里当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给了他一个锻炼演讲本领的机会，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电台上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参加集会的一共只有25个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会上发言的是一个名叫弗德尔的土木工程师，他坚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外，还有一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的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他主张禁止这种资本，1917年他组织一个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德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在弗德尔发言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弗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据他自己后来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问的先生"加以痛斥，使"教授"像只落水狗似的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卒。
就在这时有个人从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这个人就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莱克斯勒面带病容，锁匠出身，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偏狭，当时他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1918年3月7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进行斗争。但是，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过40个。1919年1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100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党的主席。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就是后来兴风作浪、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纳粹党的前身。
希特勒第二天一清早就仔细阅读了德莱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册子。清晨5点，希特勒醒来，按照他所说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啮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撒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他记起这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使希特勒惊异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国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些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大兴趣。
就在那一天，希特勒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气又好笑，"他后来回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太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他正要这样写信作复，但"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据希特勒回忆，会议是在一家酒馆举行的。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帐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希特勒看着这样一项一项的机械程序腻烦极了，"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
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辗转不眠，他再三考虑:"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由于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困难……"
经过两天伤脑筋的思考以后，希特勒终于决定要参加这个党。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正是:利用政党兴恶风，诡计多端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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