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球智库峰会7月初将在北京启幕，主办方是成立不到3个月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带着外界对这个“新智库”的好奇，本报（人民日报）记者独家走访了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

六问“中国最高智库”

【一问】成员都是“重量级”人物，为何要创建这样一个机构？

郑新立：智库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趋势看，智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决策的渗透也越来越深。近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圈可点，但智库发展受到忽视，是个短腿。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提醒了我们智库建设的重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目标就是办成民间智库，融汇高层、权威资源，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研究，为公共政策提供智力支撑，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咨询服务。

【二问】与一些资深机构相比，国经中心有什么特点？

郑新立：较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等机构，国经中心成立时间短、力量少。但我们的优势是拥有一大批层次高、有威望、人脉广、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一个成功的智库，经验、人脉是第一位的。

国经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理事会成员有现任部长，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和张国宝等；有国开行董事长陈元、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等；有来自地方、部委、核心研究部门的资深人士，如中央政研室原主任滕文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国研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等，秘书长是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别看有个“原”字，他们都曾长期在重要位置工作，谙熟宏观政策，知道用户需求，在重大经济问题研究上能继续作出贡献；还有像北大教授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专家，能领衔组织一些重点课题。

社科院、国研中心等机构，有的长于经济理论研究，有的长于国内经济研究，而国经中心更注重国际经济，并结合国内经济走向展开对策性研究，把握火候报送中央高层，用曾培炎理事长的话讲，是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在运作上是开放式，既坚持研究的原创性，又不断吸收其他中外研究机构有实用价值的成果。比如中心成立以来已有20个课题在网上公开招标。将于6月下旬启动的“经济每月谈”，请年轻人主讲，向全社会开放。

【三问】资金源自何处？会不会为赞助商代言？

郑新立：新智库要用新机制。我国研究机构多设在党政机关内部或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则是由民间资金赞助。国外同类机构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就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7000多万美元。国经中心创立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以后就不管了。所以我们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多家央企，国内企业现在有热情也有能力扶持民间智库。将来还要吸收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加盟，确保基金来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也不会为哪家企业说话，而且我们的成员跨部门、跨区域。总的目标是筹资规模达到5亿元，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

【四问】成员多不在职，会不会“级别很高，组织松散”？

郑新立：我们的研究人员分三类：一、在编坐班，是核心层，通过网上招聘，门槛很高，但报名很踊跃，这也说明国经中心的吸引力；二、坐班不在编，包括已退的省部长、司局长，以及高级研究员；三、不坐班不在编，主要是社会研究力量，中心请他们完成相关课题，付一定报酬。

近3个月来，国经中心在经济研究、咨询交流、国际合作、信息服务方面开了个好头，运行顺畅，看不出哪里“松散”，大家干劲很足。每周就某个当前经济热点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除了直递中央的《要情》，我们还编印《研究报告》、《信息反映》、《智库言论》等专刊。现已送上去十几份研究报告，如绿色复苏、扩大出口渠道等课题成果都引起中央重视。

全球智库峰会是国经中心成立后首次大型对外活动，议题由理事会一致商讨拍板。目的是汇集全球知名智库，群策群力，深入探究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恢复世界增长之道。这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智库的一次机会。

【五问】国内智库与国外智库差距在哪里？

郑新立：告诉你一个数字，全球智库约6000家，其中近1800家在美国，而“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

所谓“旋转门”，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有直接影响力。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

智库在对外交往中也有特殊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就有多位担任过驻外大使，积累了深厚人脉，在世界舞台往往左右逢源。智库的声音有时更具说服力，而中国多年来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库与国际智库沟通，急需建立这一全新的公关渠道，塑造中国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

【六问】理事会对国经中心的期望是什么？

郑新立：以我来说，我的心愿是把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智库，为中国的智库建设作出有益探索。当前，应对危机不仅需要政府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国智库的头脑风暴。正如本次全球智库峰会的主题：“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这是智库理应承载的责任。(记者 龚雯）

联合早报：让中国智库摆脱“吃人嘴软”

　中新网4月3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30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智库需要摆脱“吃人嘴软”的经费不足等问题，促进智库多元化和竞争，解决体制不顺、管理乏序等深层次问题，塑造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最近成立了一家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在金融危机时期亮相的高级智库，被舆论解读为挽救中国智库声誉的希望所在。

此前，中国数量众多的研究机构未能为决策层应对危机提供准确的预见，致使自身声誉受到很大损害，社会对官方智库和主流学者的批评不绝于耳，乃至有政协委员提出应对他们问责。 

预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失误在所难免，它不一定就说明预测者的研究水平不行。但众多研究机构预测都失误，则里面必然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值得我们去反思。

体制内智库难出成果

中国庞大的智库基本上属于官办。无论是社科院系统的，还是政府系统的，抑或是大学和企业系统的，几乎都处于体制内。官办研究机构当然得遵循体制内的生存模式，它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而大学系统的象牙塔式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也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企业系统的更只能对本企业充其量扩展到本行业发挥点影响。

另外，中国的智库除少数外都基本上缺钱，这在一些民间智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一个时期国家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许多研究机构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

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人家提供研究经费当然希望你能为他们说话，甚至影响政府政策，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一些外国基金和跨国公司提供巨额研究经费给某些有影响的中国智库，决不是为了扩大你的影响，而是要通过你的研究，为其在华利益铺路。智库为“五斗米折腰”的结果，几乎就不可能有客观、中立，基于事情本来样子的研究，只能是根据人家的意见和看法来做研究。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以作为官方智库的补充。民间智库提供的另类视野，保证了公共决策研究的多元性。另外，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并存，也能使得二者之间展开政策研究博弈，促使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借助更多的社会智力资源，提升政策决策的智力支持水平。

不过，与发展民间智库相比，中国当前更需要的是独立智库。要发展更多的独立智库，首先是智库研究人员必须有高水平。智库的价值在于出售自己的智力和研究成果，所以说穿了，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便没有智库存在的必要。而高水平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更能为智库赢得尊严和独立性。

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一方面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必须形成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所以，还须有一种外在的环境即政策和体制来保证智库和研究者的独立。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乏序，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得智库在国家政策和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与其名称吻合，必须在体制上进一步松绑，解除对智库的一些不必要限制，开放公共信息，尊重学术研究，营造一种有利于良性发展和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的“产出”水平和“产品”质量。

就现阶段而言，作为智库最大的买家，政府可在充分考虑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智库，至少不让它们为钱而发愁。(作者：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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