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传媒如何解读中日新关系》一文中（《联合早报·天下事》6月1日），笔者从日本传媒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上旬访日期间的大量报道与评论中，分析过了日本的舆论诱导方向，本文对此作进一步解读。

针对中日两国首脑的共同声明，日本传媒另一感到欣慰的是北京领导人这回对战后“和平国家”的日本给予高度的评价，及不再要求日本对过去的战争予以反省或痛感其责任。

各报都不忘指出，北京领导人在正式文件中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回还是首次。各报同时赞美中国领导人将历史问题与外交问题分开，摆出“未来志向”（即面向未来，着眼于未来的看法）的鲜明姿态。

日本传媒对北京上述表态之所以特别重视，说穿了，是因为“战后日本和平国家评价”论和所谓中日“未来志向”论，是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战后50周年）以来，日本向亚洲各国促销的两大外交基调。

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解读外国贵宾赞美战后日本的和平姿态时，没有一家日本大报（包括以“自由派”自居的《朝日新闻》），结合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扮演“和平国家”角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予以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不再赞颂“和平宪法”

倒是在1998年，被喻为韩国“苦难总统”的金大中在金融危机声中登访东京求援时对此“战后和平国家日本”的定义说得比较具体。他表示：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推行专守防卫及非核三原则的安全保障政策应该予以高度评价。

当时，日本一名政论家曾表示强烈不满，并作如下的反驳：

“熟悉日本情况的总统，当然不会不察觉到近年来日本国内正在积极探讨宪法修改的课题。明知日本的这个潮流而发表上述的谈话，既可理解为旨在对日本进行牵制或先发制人的攻击，也可视之为近乎干涉内政的言论。”

足见在某些保守的日本人士眼中，“战后日本和平国家”是应该表扬的，但“战后和平宪法”却颂赞不得。这也许正是日本各大报对外国贵宾之评价“战后日本和平国家”，不愿再深一层具体探讨的原因。
至于历史问题，各媒体对胡锦涛此行低调处理的态度多有好感。在访日的五天行程中，胡锦涛唯一有触及历史问题的是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他说：“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貌似公正的“各自表述”论

认真分析，胡主席的这番谈话其实是周恩来时代以来北京对待日本侵华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基本态度之白话文版，也是战后以来亚洲各国（包括韩国和东南亚）人民对待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流思想。

所谓亚洲人民（包括中国民众）牢记历史是为了报复的所谓“仇日论”、“排日论”和“侮日论”（皆为战前日本传媒用语），从而呼吁民众“走出历史悲情”的论调，其实都是源自东京的大本营。其潜台词是亚洲人民记恨过深，纠缠于历史，而遗忘了战后日本与邻国历史问题摩擦之根源（层出不穷的大臣“失言”事件、教科书事件和参拜军神等）是在东京这一基本事实。

至于由此而引申和提倡貌似公正的“各打五十大板”论或者不分是非的“历史各自表述”论，无一不是为了混淆视听，以图达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歪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领导人这回不强调历史问题，日本媒体也有其不同的诠释。在报道胡锦涛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说时，《读卖新闻》便以《胡主席实利优先、“历史牌”仍还保存》为新闻标题，指出“这不等于中国将放弃其‘历史牌’。与反日教育容易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教育预料还会加强。”

换句话说，日本媒体认为中国领导人虽然为了“实利”（实惠）而暂且放弃利用历史问题为其政治或外交工具（牌者，手段也），但不排除未来使用它之可能性。

北京是不是真的有如日本媒体所说一般，将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作为外交筹码和东京讨价还价，当然不是我们局外人所能知晓。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多谈或少谈历史问题，并不丝毫影响客观存在的史实。

日本传媒就同意，尽管北京低调处理历史问题，但一旦日本国内出现类似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日中关系就会再度呈现不稳定的局面。

针对日本当局意图“了结”历史问题的心态，日本明治大学日朝关系史专家海野福寿教授在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时，就曾指出：“对于日韩联合宣言，据说官房长官野中（广务）曾发表‘两国历史认识问题至此了结’的谈话，这是不对的。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并不能凭着政治家的协议或者一纸文字就能‘了结’而贴上封条。”
果然，在小泉向亚洲人民挑衅，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发生之后，一度关系好转的日韩关系再度宣告紧张。可见历史问题能否妥善处理的球，基本上是在东京这一边。

“大熊猫可有可无”论

针对这回中日首脑会谈的结果，扮演鹰派压力集团的自民党保守派的第一个反应，就像处理其他外交事务一般，先是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在饺子问题与西藏问题上，福田首相还有向北京施加更强大压力的空间。

最先发难的是安倍政权时代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他说：“（现在）眼睛看得到（具体）的收获，恐怕只有从中国租借到的两头大熊猫。”

不过，即使是对于这被喻为"唯一具体收获"的一对大熊猫，日本国内也流传于一些不利于“日中友好”与“互惠战略”的流言和论调。先是网上传来了“陵陵遭暗杀”的谣言。理由是上野动物园唯一的大熊猫陵陵为何不先不慢，是在胡锦涛5月6日访日之前的4月30日凌晨2时左右死亡，而当时谁也不在场。

这个流言迫使负责饲养、看管陵陵的上野动物园当局不得不出面澄清。

紧接着，是以批骂中国、开口闭口“支那”为卖点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的“大熊猫可有可无”论。他表示，大熊猫并不是什么（可供礼拜对象）的“神体”，他不认为日本值得每年向中国付出1亿日元的熊猫租借费。

石原放出这样的谈话，当然不是因为1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付不起1亿日元的租借费，也不是出自替东京都市民节省开销的目的，而是要制造花边新闻，引导市民对熊猫的高昂租借费与饲料费的注意力，从而削弱他不愿看到的象征“中日友好”的“熊猫热”。

一部分媒体随后炒作的“熊猫高额费用”报道热，无疑正是石原议题设定的效果。可怜中国大熊猫还未抵达日，已被刻意塑造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负面的形象。

针对这一点，倒是《朝日新闻》三言两语的“素粒子”专栏作者为大熊猫说了几句公道话：“在上野动物园，发现了陵陵的遗书。针对石原都知事，陵陵写道：‘有你没有你都无所谓。’”
此外，一部分日本媒体还将熊猫问题和西藏问题相结合大做文章，提出如下的看法：“熊猫产于藏族聚居的四川省，将它作为中国的外交礼物是令人感到可笑的。”

台上台下角色分明

纵观日本政界和大众传媒在胡锦涛访日之前、访日期间和访日之后的舆论导向，不难发现“西藏牌”（隐形的“奥运抵制牌”）始终未曾消失过。

在两国首脑会谈并发表“互惠战略”的中日第四个友好文件之后，也许在这西藏问题上，最受人注目的是前首相安倍晋太郎之发言。

5月8日上午，在胡锦涛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四名前首相的早餐会上，安倍这名据说因为有病而突然抛弃职责、被喻为“不负责任与不成熟”的前首相，以严肃的表情说道：“西藏的人权状况令人忧虑。奥运会的举行应该产生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结果。”他还同时为一名据说是涉入新疆问题而被中国当局拘留的东京大学留学生请命。

据报道，安倍上述唐突的谈话，曾使早餐会上宾主和谐的气氛一度呈现紧张。

安倍的上述表态，再结合安倍夫人昭惠（代表安倍？）4月间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剧场国家”日本某些政治家台上一套台词（高唱“破冰之旅”进行曲），一下台则大打“西藏牌”，角色迥异、色彩分明之特性。

西藏问题等同“九一八事变”？

至于舆论界，在中日共同声明发表后仍对西藏问题情有独钟而令人侧目的，该推《朝日新闻》的前论说主干、现专栏作者若宫启文的评论文章了。

在一篇题为《吸取“教训”，迈向真正的互惠》的重头短评中，这名曾因邀请日本保守舆论界老大《读卖新闻》总裁兼主笔渡边恒雄对谈，共同批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名噪一时的《朝日》前论说主干，呼吁中国吸取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意孤行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他写道：
“例如，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着国际的非难，民族主义热气冲天的日本朝着孤立的道路前进。这段历史，对于在西藏问题上，面对着国际舆论（压力）却加强其逆反态度的中国，也许多少有其参考的价值。爱国主义一旦走过头，就将绞住自己的脖子。”

今日中国面对的西藏问题及其推行的爱国主义，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的国粹主义究竟有何共同之处，若宫并未进一步予以说明。如此这般不对称的比喻，如果是出于日本的保守派，也许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惊奇，但出自以“自由”、“开明”为标榜的《朝日新闻》的言论界代表，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

要解析这一奇妙的现象，也许还得引述渡边在和若宫对谈后的精辟谈话。在澄清外界流传的所谓“读卖新闻转向”之错误信息时，渡边一语道破问题的真相。他说：“今天的产经新闻说读卖越来越向朝日加快速度地靠拢。但在我看来，其实是朝日向读卖接近。”

若宫的上述史观与评论，恰好印证了把宪法修改视为当务之急、重视修宪大局的老渡边谈话的真实性。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当今日本政治总保守化大气候下日本舆论界的一个写照。

·作者为新加坡旅日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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