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我们还记得，2007年PX阴云笼罩鹭岛时，厦门人集体出门散步。散步，只为偶遇一位愿意倾听的市长。故事的结果我们知道，厦门之幸——他们终于遇到了那位可说服的市长。

城市因为市长而增光。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人是幸运的，他们也遇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市长:日前，武汉市市长阮成发痛斥“六连号”事件弄虚作假，坦言这是政府丑闻。(7月14日《楚天金报》)阮成发说，“六连号”和出租车套牌事件，都和“内鬼”有关，“这就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内鬼”弄权，公众已见惯不惊，所以此事关注点其实在于，阮市长连用的两个“丑闻”。承认“政府丑闻”具有标本意义，是因为在记忆中“政府丑闻”似乎从未在官方辞典中正式出现过。

“六连号”事件标注的权力的链条式溃败，本就是一桩丑闻，随后欲盖弥彰的“55秒发布会”，显露的权力倨傲的神情，更令政府威信扫地。在民间视野里，这是彻头彻尾的丑闻。可在此前的官方语境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小心翼翼寻觅各种“脱敏”的词汇来替代“丑闻”二字的努力——直到阮市长如说真话的小孩，一把扯下那件虚幻障眼的新衣。承认丑闻，本不需要太多智识，但在当前情势下却也透出莫大的勇毅。

如今“计划经济”虽已成历史语汇，不少地方政府似乎还遗留了“计划形象”的惯性。这个“计划形象”，是一种由官员主观臆想出的神化了的抽象的“正面”形象。代表这种形象的权力机构，也易产生居于神坛的幻觉，不肯承认自己也会犯错也有丑闻。这显然不符合常识。权力机构由人组成，而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所以权力机构的理性也非无限的。

人尽皆知的丑事，却不敢承认是“丑闻”，不承认权力理性的有限性，只能是自欺欺人。这种荒诞就像之前的未脱敏的“散步”和“喝茶”，也如网络上的一些异化表达一样，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学信息无法让人一笑置之。它表明有某种强力控制侵扰了正常的语言建构，常态表达被迫退入非正常言说的境地。折射于现实，则是一幅稍显凄凉而扭曲的图景。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曾说，健康的社会必须疏通矛盾释放通道，不能让不满情绪无限积蓄，否则将危及稳定。而在“隐藏文本”频现的情况下，很难说这条通道是畅通的。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外国一些轻松化的表达方式。比如法国媒体通过揶揄政治人物，让人们发现政治并非天然面目可憎，它可以是轻松搞笑的。公开的批评与讥诮，一定程度上反而维护了政治群体、权力机关的声誉。文明政治，轻松生活。只有在这种官民轻松互动中，才能消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戒备与疲态，政治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生活。

温家宝总理说过，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所以说，与其苦心经营政府无所不能，永无过错的正面形象，最后弄得破绽重重，反差巨大，何不以最正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权力祛魅，打造“阳光政府”和“法治政府”，就得从承认政府丑闻开始。承认权力机构也有丑闻，表明权力也能谦卑地低头，社会生态和法治生态自然更趋于正常。

政府受雇于公众，公共权力运作，必须要有最起码的可说服性和可交流性。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知错能改，坦坦荡荡，是最基本的官场伦理。所以权力必须是谦卑的自省的，而非傲慢的，从不反思己过，从不低头认错。执政者只有反躬自省，广纳民意，社会治理才更具理性，公民生活也才更有尊严。

赵勇：既为政府丑闻市长就该道歉

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对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经适房六连号作弊事件”作出表态，阮市长说:经济适用房弄虚作假的现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串通、勾结社会不法分子，利用管理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影响十分恶劣，对政府公信力和城市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事情发生后，有关部门还用“聘用人员”来回避责任，这回避得了吗？“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见昨日《楚天金报》）

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作弊事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处理结果:直接舞弊的王频等5名涉案人员已抓获到案，武汉市国土房产局副局长朱志强等5名国家工作人员因渎职、失职受到严处。在这样已算比较严厉的处理结果出来之后，武汉市市长还能把事件定性为“政府丑闻”，直言政府需要担责，的确需要一点勇气。比之很多地方出现权力丑闻之后拼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惯常做法，阮市长的政府整体信誉感和危机意识，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已经将“六连号事件”定性为整个政府的丑闻，那么，市长为什么不向民众公开道歉呢？既为政府丑闻，也就是说整个武汉市政府都应该为“六连号事件”担责，而作为一地行政首脑的市长，顺理成章就是政府丑闻的第一责任人，当然要为丑闻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至少，他应该诚恳地向当地民众公开道歉。

新闻中说，武汉全市要以“六连号事件”为契机进行深刻的反思，严格规章制度，规范行政行为、加强政府信用建设……这些当然是必须的，但我在想，一起政府丑闻倘若没有行政首脑的担责，是说不过去的，没有具体责任人的反思，也很容易失于空泛。阮市长将“六连号事件”上升为政府丑闻，勇气和诚意可嘉，现在，人们需要的只是他的公开道歉。要说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市长道歉”恐怕就是第一步。

南都：不讳言政府丑闻，只是迈出第一步

上月12日，武汉市某经济适用房小区公开摇号，结果摇中6个连号。经查，6人申请材料系造假，“六连号”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为此，包括市国土局副局长朱志强在内的五名公务员因渎职、失职受到处理。武汉市长阮成发前日论及此事和出租车套牌事件，坦言“这就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他承诺借助反省的时机改革体制，简政放权，打造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

武汉市长的表态证明了两点:一是政府绝非完美的行政体，它也会犯错，从应有的行政道德感来评判，不需要讳言政府的丑闻；二是政府丑闻的背后深藏着权力的阴谋，也就是丑闻产生的机理相当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市长的许诺引人遐想，既然权力寻租的冲动始终存在，建设法治政府既是钳制它的手段，更是杜绝它的终极目标。只是，理想的政府形态如何才能变为现实？

经济适用房就像许多其他的政府行为，政策的出发点莫不是以民生为重，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走上歧路，为公权和金钱供应旺盛的交易机会。正因为充斥着显而易见的弊端，呼吁取消经适房政策的呼声很高。问题是，不管是经适房还是别的决策，政府部门对于修正公共政策的热情并不高，更不要说终止它。如此，武汉“六连号”事件更像是偶然暴露的，它的源头未被真正重视过。

权力寻租的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公众根据自身的经验就能轻易体会到。只要有攫取利益的空间，就有一系列权钱的操控。权力的阴谋或阳谋逐利而行，人们对此习焉不察，既痛恨又无奈。关键是，大众被隔离在权力监督之外，坐视权力舞弊营私，不能呵斥更无法制止。很难说仅仅是个别部门的个别人在滥权，那些政府丑闻可以变换时间、地点和样式，不放过任何滋长的土壤。

武汉市长用“政府丑闻”来形容“六连号”事件，即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让人觉得大众很容易满足，将仅仅属于措辞上的变化也当作收获。市长也说到体制改革、整肃官员作风等等，这非常符合人们对消除丑闻的心理期待，不过，公众更期待有相关的可执行路线图及时间表。知易行难，在权力现实与理想境界之间，有着需要填充的漫长空白。

权力制衡的方式方法已被反复论述，在已有的权力结构下，比如杜绝类似“六连号”丑闻，可以想到的不过是或内或外的监督，再想深入一步，那就是权力遮蔽了太多本应独立发挥影响力的领域:人大监督有待迈出实质步伐，社会监督需要成长，权利希望法治伸张为其护卫。

在每一次公众关注的涉及公权力腐败事件曝光之后，彻底清理权力腐败就要仔细厘清和切割权力的构成，剥离阴暗面，切断权力供血的畸形脐带。这是一项全面的事业，权力的自觉反思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比例寄望于公民不畏惧和社会不溃败。只有这样，权力才会被限定在有限领域内，它的丑闻才是可防可控，总之是可被回击的。

因此，说到武汉这一丑闻，更推及其他种类的权力腐败，根子在权力内部，重点在权力之外的公民社会建设。无论是法治政府还是阳光政府，政府都是处于主导地位，引领改革进程。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实现全盘净化，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不讳言政府丑闻，只是迈出很小的一步，要重新获得公众信任，必须面对真正的民主问责。是时候改变了，这是权力自我修复的开始。

“有关部门”的丑闻并不止于作假

作者：晓宇

人们向来对“有关部门”抱有敬畏，因为你不知道“有关”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与你“有关”了，对于神秘的未知，人们总抱有难言的恐惧。

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使人们对于来无影去无踪的“有关部门”有了一次感性认识。连号门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后，面对5141人摇号中出的6连号资料，第一个“有关部门”——武汉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不惮将自己粉饰成彩票中心，一句“确系偶然”也就云淡风轻无怨无悔了。

7月13日，在连号门“是一起由社会中介人员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利用经济适用房摇号进行舞弊、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之真相大白后，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全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痛斥了连号门中的弄虚作假现象，称“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

难得阮市长快人快语，在一个不缺乏丑闻雷同而且又实属巧合的时代，承认丑闻是需要勇气的。

“住着200多平方米的‘豪宅’，居然还在申请经济适用房！可见，经济适用房弄虚作假的现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阮市长“连着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忧心政府部门的内外勾结、弄虚作假，诚然不是杞人忧天，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丑闻也总是最先从内部爆发出来的，政府部门的丑闻又何止内外勾结、弄虚作假？

阮成发说，最近，武汉市连续出现了经济适用房“六连号”和出租车套牌事件，都和“内鬼”有关。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串通、勾结社会不法分子，利用管理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影响十分恶劣，对政府公信力和城市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然而，在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丑闻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亦有“自掩家丑”的惯性思维与习惯行为。

在经适房的摇号中内外勾结、弄虚作假已是一错，但在连号门曝出之后，除了“确系偶然”掩耳盗铃般的说词外，6月22日上午，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市监察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公安局四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新闻发布会，仅用了55秒钟，主持人快速念完了一份“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新闻通报，在极其正确地表达“举一反三，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和监控，确保该市经济适用房销售工作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的美好愿望之后，即创纪录地结束了发布会。在台前，“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仅仅是负责地作了一回听众与权威的装饰，在幕后，他们做的的确不止于此，据阮成发市长指斥：“事情发生后，有关部门还用‘聘用人员’来回避责任，这回避得了吗？”

回避责任，又何止是用“聘用人员”？“确系偶然”的大言欺世，55秒钟通报一厢情愿的外交辞令，以及充耳不闻、闭口不言的自掩家丑，是不是回避责任？是不是文过饰非？是不是一错再错？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内外勾结、弄虚作假的丑闻曝出之后，进一步地以沉默对抗丑闻，并以“聘用人员”的名义回避责任，武汉“有关部门”在经济适用房摇号上弄虚作假，不能不说有掩盖丑闻、大事化小的居心。

人们也许还记得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美国迄今为止惟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尼克松，其在水门事件让人深以为耻的作为，就是在掩盖丑闻、回避责任的用心之下一错再错。为掩盖一个错误不惜犯下更多的错误，这是我们今天面对政府丑闻，不能付出的代价，这也是我们今天面对政府丑闻，必须以最严苛的审视与反思来改正的。

舒圣祥：“丑闻意识”是最基本的公职伦理

同日的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可谓“相映成趣”。一边是，武汉市市长阮成发痛斥了前不久发生的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弄虚作假，和事后有关部门试图用“聘用人员”来回避责任的行为，坦言“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另一边是，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在回答记者“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的采访时，抛出雷人之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

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是不是政府丑闻，这在民众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可在政府官员那里，首先想到却总是利用“聘用人员”之类理由来推卸责任，好像“聘用人员”的所作所为都和政府无关。无论是“聘用人员”，还是“临时工”，责任事故面前，这样的身份区别只对政府内部有意义，而在民众看来，他们都是拿财政工资代表政府部门具体行使职能的人。如此简单的道理，政府官员不可能想不明白，而只能说在传统的官僚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丑闻”两个字。

政府市长承认一桩弄虚作假事件属于政府丑闻，之所以具有新闻价值，衬托出的是更多官员的责任意识多么淡薄。比如海口市的水务局符传君副局长，他的“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理论，在事实判断上，国内也许确实存在这种局面，但在价值判断上，这却纯粹是对悲哀现实的漠视化解读，是在为自己的不作为、无作为找借口。身为水务局，在正常的公职伦理下，本应为“污水问题长年未解决”感到羞愧和歉意，否则，纳税人又要养你水务局干什么？可是，这位副局长非但无此意识，反而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经济发达的标志，不仅丝毫不为此感到焦急，反倒好像根本没有解决的必要！

因为普遍，所以正常；因为正常，所以无责——这不仅是这位副局长潜意识里的责任逻辑，同时也是很多泛滥腐败现象背后的逻辑依据。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国外高官，因为诸如房价过高之类“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下台，并为此大为不解。笔者以为，这恰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套最为起码的公职伦理概念。其中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一些政府官员对自身丑闻的深度失敏。行贿受贿是不是丑闻？当然是。可是很多官员都这么干，于是就仿佛只是一个游戏。官员违法造假给子女高考加分算不算丑闻？当然算。可在我们的社会里好像这只是“人之常情”，于是连造假名单都要予以保护。

“丑闻意识”是最基本的公职伦理。倘若政府官员连丑闻都不能辨识，反而做出理直气壮的“合理解释”，那么诸如“腐败无意识”、“渎职无意识”之类都会成为普遍现象。唯有对职业化、角色化的政治伦理和行政伦理保持应有的认知和敏锐，丑闻发生之时，才不会恬不知耻地推卸责任，才会为此感到羞愧并对民众怀有起码的歉意。当然，在公职伦理尚未真正成熟为一种政治文化之前，官员个人的“丑闻意识”是靠不住的，关键是政府部门要有敏锐的“丑闻意识”和一系列应对丑闻的制度设计。

政府丑闻中的悲观与乐观

凤凰网评论专稿

昨天远文谈到了悲观这个话题。说实话，这也是我经常有的一种感觉，在很多时候我看不到问题能够解决的任何希望，甚至感到绝望。当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可能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认识问题很肤浅。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悲观的情绪总是难以遏制。

而远文也提到，永远不要传递悲观，因为我们最不缺少的就是悲观。昨天看到这句话，很让我触动，以至于今天在看评论的时候，一直带着这种心态。

今天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和之前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作弊事件有关。这件事情的最新进展和事情本身看起来没什么关系，而是武汉市长阮成发表示，武汉发生这件事情，“是政府的责任，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

大多数的媒体，从中看到的都是乐观的因素，而我却仍旧感到悲观。不过还是先看看媒体的乐观吧：

申云看到武汉市长这个表态后，立刻站出来为他的行为喝彩：多国家的政府都会发生丑闻，我们的地方政府好像还没有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也会犯错，也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是第一次从官员嘴里听到“政府丑闻”这个词。

对申云的强烈乐观态度，南都社论表示了谨慎的怀疑。太过于乐观，会让人觉得大众很容易满足，将仅仅属于措辞上的变化也当作收获。而且在在权力现实与理想境界之间，有着需要填充的漫长空白。不过，它也肯定武汉市的这一步，确实是一个进步。对权利进行制衡，对营私舞弊行为进行监督、查处，首先必须要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武汉市承认这是一宗丑闻，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进步。

“人尽皆知的丑事，却不敢承认是“丑闻”，不承认权力理性的有限性，只能是自欺欺人。”李晓亮在评论中，也表达了和南都类似的态度。与之前苦心经营政府无所不能，永无过错的正面形象，最后弄得破绽重重，反差巨大的状况相比，以最正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似乎是一个更为正常的选择。要打造阳光政府、法制政府，实现南都所倡导的公民建设、权利自我制衡，首先就要从承认政府丑闻开始。因为承认权力机构也有丑闻，表明权力也能谦卑地低头，社会生态和法治生态自然更趋于正常。

但与政府的进步相比，他们背后的问题依然众多，所以我们也那么的不容易被满足。于是赵勇在看到武汉市长承认政府出现丑闻后，就反问武汉市的阮市长，既然政府做错了，为什么你不道歉呢？做为武汉市政府的首脑，想当然他也应该是政府的第一责任人，应该为六连号这宗丑闻负责任——至少应该诚恳的向市民道歉。如果说阮市长承认经适房六连号事件是政府的丑闻，只是一种语言上的表述转变的话，那么道歉就应该看作是政府在行动上的转身，虽然转身很微弱，但是至少比“政府丑闻”这个词汇更进步了一点。

叙述至此，悲观情绪已经开始滋长。晓宇在他的评论中，引述了美国水门事件的故事。也正是这个故事，让我感到有些悲观。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这起丑闻中，不但相关责任人受到惩处，甚至连时任总统尼克松都不得不最终辞职下台，并在随后的采访中，对美国民众公开道歉。他感到自己的行为不但是一个政治丑闻，更是伤害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并让那些准备进入政府系统的年轻人，对政府感到失望……

但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武汉市，虽然承认了这是一起政府丑闻，却连一声歉意都没能听到，更没有任何的涉案公务员因为在乎民众对政府的看法而主动请辞。把我们在2009年的进步与1970年代的美国相比，你说我要不要感到悲观？

之所以感到悲观，来源于对进步的渴求和速度缓慢的焦虑。但我的悲观并不能否认那每一次微小的进步，我也能看到许多人在推动这种进步中，所付出的努力。所以我不是传递悲观，只是指出这种悲观。看到这种悲观后，才能发现我们在进步上的缓慢，在对比上的不足，也才能让我们在产生盲目的乐观之余，感到一些警醒。

凤凰网评论频道：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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