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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难度调查:仅5%人认为分裂势力构成挑战


2236 人阅读  日期:2009-07-25 08:01:42  作者/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中国崛起何其艰难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面对一系列重大事件,许多民众感叹:中国崛起何其艰难!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威胁全球的金融危机等,无不牵动着国人的心。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和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尤其令人震惊。

任何大国崛起都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是在财富与实力上升最快的战略机遇期,也会遇到重重考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GDP总量比1978年增长14倍,在30年中,年均增长接近10%,被经济学界称为“中国奇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构成体系化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内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学者以“国家生命周期”来表述这种过程,认为一个曾经灾难深重的国家必将在经历漫长的调整期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进而迈入经济强盛期,即通常认为的大国崛起。

由起飞走向崛起的道路异常漫长而曲折,其中需要经历种种磨砺,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衡量这种难度,值得我们探讨。本次“特别策划”采取公众问卷调查和专家深入分析的方式,以期对民众心目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难度进行一个别开生面的讲述。

我们提出如下文所述的六个简单明了而又涉及根本的敏感问题。在短短3天时间内,问卷得到了数万名网友和读者的热情支持与反馈。广大受访者纷纷通过网络问卷、电话、邮件及访谈等形式,表达对中国在特殊国情下发展难度系数的认识和对中国实现崛起梦想的坚定信心。

专家一致表示,我国作为一个主张和平崛起、主要通过内生力量发展壮大的国家,完全不同于以往其他以战争崛起的国家。中国在前进中面对着各种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困难和风险,任务异常艰巨。学者认为,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的崛起有着自己的目标、基础和优势,也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困难、问题与掣肘。中国崛起的特殊之处何在?崛起的“难度系数”究竟有多大?如何减少中国崛起之路上的坎坷?本期“特别策划”将对此展开论述。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崛起“难度系数”调查

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调查说明

重大事件是对民族智慧的严峻考验。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历了多次“大考”:从2008年初的南方雨雪冰冻自然灾害到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从“5·12”汶川大地震到北京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到刚刚发生过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诸多重大事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发生,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的考验,同时也从一个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视角生动诠释了中国崛起的难易程度。

中国崛起有多难?“难度系数”有多大?我们该以怎样的视角与心态来面对崛起中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围绕这些问题,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展开广泛调查,并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新浪网等网站上推出中国崛起“难度系数”调查问卷,得到了受访民众、网友的热情支持与响应,在新浪网推出问卷仅一个小时之内,就有3377人参与了调查。截止7月14日12时,共收回有效问卷13947份,其中纸质问卷1816份,网络问卷12131份。

问卷内容

1、 如果把美国“国家崛起难度系数”设定为100,比照之下,中国崛起的难度系数大体是:

A 150以上  B 100  C 80  D 50  E 50以下

2、 您认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理想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A 全球第一的人口基数、错综复杂的国情

B 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政治体制改革面临严峻挑战

C 为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昂的资源与环境成本

D 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区域、城乡等社会矛盾

E 藏独、疆独及台独等分裂势力的不法行径

F 其他

3、 在一系列重大挑战面前,哪个群体承受的压力最大?

A 普通公民  B 县、乡基层干部  

C 省、市领导干部  D 国家领导人

4、 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降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难度系数?

A 提高国民素质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

B 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C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D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

E 不能让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干扰国家战略

F 提升文化软实力,创造和谐的国际环境

G 其他

5、 辩证地看,您认为“中国崛起”的有利条件有哪些?(多选)

A 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B 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

C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D 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

E 其他

6、 您对“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有多大?

A 非常有信心   B 有信心  C 不确定  

D 信心不足  E 没有信心

分析解读

1 69.9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难度系数远大于美国

任何大国的崛起之路都非一帆风顺。把美国“国家崛起难度系数”设定为100,比照之下,69.95%的受访者选择中国崛起难度系数在150以上,只有5.66%的人选择50以下。这说明,广大民众清醒地认识到,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崛起之路将充满艰辛,要实现中国崛起的梦想,还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清华大学薛澜教授分析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其它国家(比如美国)当年相比,是非常不同的。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更加有利于发展的因素,但是从周边环境、国际社会状况等方面来看,中国发展的难度更大、所面临的阻碍更多。可以说,中国政府目前所面临的公共治理难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是前所未有的。

从国际环境来分析,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崛起,必定会影响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出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原因,西方有一些人、一些势力对于我们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心存芥蒂的,他们总是想办法阻挠、妨碍甚至破坏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局面。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专家强调,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的难度系数,才能有客观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去正确应对挑战,去辩证地看待各类突发的社会事件,去积极能动地直面挑战,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2 仅4.52%的受访者认为“藏独、疆独及台独等分裂势力”会对中国崛起构成挑战

40.83%的受访者选择的是“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政治体制改革面临严峻挑战”,22.11%的人选择“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区域、城乡等社会矛盾”,21.83%的人选择的是“全球第一的人口基数、错综复杂的国情”。此结果表明公众当前最关心的仍是经济政治社会的改革问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充满期待。

仅有4.52%的人选择“藏独、疆独及台独等分裂势力的不法行径”这一选项,表明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根本不得人心。大部分公众认为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根本成不了气候,更难对中国崛起造成影响。

专家针对调查结果分析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会带给绝大多数人可以共享的福祉。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事件,使民众更加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不仅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更损害了每个公民的幸福。只要我们加快改革,干好该干的事,这些分裂势力的不良图谋只能是痴心妄想。

3 普通民众和国家领导人在崛起过程中承受压力最大

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哪个群体承受的压力最大呢?55.39%的人选择的是“普通公民”,排第二位的是“国家领导人”这一选项,比例是32.63%。

受访者认为“普通公民”承受压力最大,不仅体现了广大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情感,更表明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强盛与否,与普通公民的利益联系最直接。在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广大民众是最大的受害者,许多无辜民众的生命与财产被残忍剥夺,这对其他公众造成的冲击与压力显而易见。

32.63%的受调查者认为“国家领导人”压力最大,说明国家领导人心系民众、关注民生,为国家和民族富强而付出的巨大艰辛,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赖。一位网友留言道:一直以来,在灾难与挑战面前,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总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主席寒冬下矿井,总理冒险闯灾区”,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信心与力量。在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中,连外国媒体也不禁感叹中国领导人能力强,《泰晤士报》的评价是“中国领导人的反应速度和关注堪称楷模”。

有受访者认为,公众之所以在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面前不慌张、不担忧,关键在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全国人民信赖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战胜困难与挑战的重要保证。

4 61.65%的受访者认为“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会降低中国崛起难度系数

中国崛起不易,那么如何减少中华崛起之路上的艰辛与坎坷?在“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降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难度系数”这一问题的回答中,61.65%的受访者认为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56.85%的受访者认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分列所有选项的第一、第二位。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是近年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亮点。降低中国崛起的难度系数,六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应从“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方面努力,表明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并实践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执政党的自我要求,更是顺应了民众的选择与意愿。

56.85%的受访者认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表明广大民众认为中国崛起离不开政府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民众对于科学发展理念在公共治理中的进一步贯彻与落实抱着很高的期待。

薛澜教授也指出,外部环境的改善与内部治理方式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治理模式的不当在某种程度上会放大来自外部的困难和阻碍。因此,越是在压力大、阻碍多的时候,我们就越应当加快公共政策制定和政府治理方式前进的步伐。

5 63.54%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实力增强是崛起的最大优势

中国之崛起固然艰难,但危难往往与机遇并存。“辩证地看,‘中国崛起’的优势条件有哪些(多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63.54%的人选择的是“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55.45%的人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43.19%的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34.35%的人认为需要“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在受访者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崛起当之无愧的首要“助推器”。一位署名“小白兔”的人民论坛网网友留言:“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强大起来,就无法应对崛起中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英国《金融时报》有评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强国。即使考虑到(经济增长)出现中断的情况,中国的经济趋势仍表明,中国肯定将在21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候,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中国成功经受住了去年全球金融风暴的考验,这无疑更坚定了上述观点”。

在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受访者看来也是中国崛起的强大优势,这体现了民众对中华民族伟大传统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认可与支持。针对这一问题,有专家指出,中国崛起的有利条件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即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来自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首先应来自对其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信任感,对其主张的国家整体利益能够保障个人利益的信任感;来自不同阶层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这种认同下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人民才愿意与执政为民的政府患难与共。

6 70.09%的受访者对中国崛起、民族复兴满怀信心

那么,公众到底“对‘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看到,35.81%的人选择的是“非常有信心”,34.28%的人表示“有信心”,13.29%的人选择“不确定”,8.86%的人选择“信心不足”,而仅有8.60%的人选择“没有信心”。从累计百分比来看,对“中国崛起”表示有信心的受访民众达到了70.09%。一位署名“叶清弦”的人民论坛网网友留言:中国的成长与崛起完全是内生式的,靠着中国人民自己的艰辛和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虽然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我对国家和民族实现更大的辉煌充满了信心。

对于民众信心的根源,专家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出,中国崛起是惠及世界的“最不寻常”的奇迹。他说: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经济改革带来收入的提高,同时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力量更充分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给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相信,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将是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世界。

(执笔:孙墨笛 高源)

直面挑战,化“多难”为“兴邦”

郑杭生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各种特有的挑战

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这一鲜明特点,近年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一方面是连续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吸引世界目光的“中国经验”,令全球炎黄子孙振奋的“中国崛起”,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 “中国面貌”等等;另一方面是牵动中国人民心弦的各类挑战,除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威胁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之外,还有令人震撼至深的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结果,它们都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同时,这两起事件的迅速平息表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不得人心,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这确实印证了中国古语“多难兴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中国要崛起、要复兴,“多难”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克服“多难”才能崛起和复兴。

我国面临“人类共同困境”和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两类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人类困境”的挑战,一类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特有的挑战。

“人类困境”这个术语,出现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之一,就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造成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7月15日公布的数字),充分暴露了这一恐怖犯罪事件的突发性、犯罪分子的残暴性、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今后,可能还会有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出现。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简称“六大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利益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地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

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会培育、制造、转移某些“人类困境”。例如将恐怖活动加之于中国,也会抓住国内应对特殊挑战中某些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东西,加以利用。这次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有这样“恐怖培育”、“恐怖转移”、“恐怖制造”的特征,其中也有利用某种借口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不可告人的伎俩。这说明,上述两类挑战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今后,境内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他们认为可利用的事件,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利用恐怖手段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些国家,开始为了某种目的制造事端,后来却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该是他们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在提高

迄今为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我们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都能直面上述两类挑战,善于把握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善于把坏事转变为好事,通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使我国社会享受多年社会稳定的“红利”,现在看来,这是我国奇迹般发展的首要的必要条件。

在应对像SARS、甲型H1N1流感、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同困难等这类由新型风险构成的“人类困境”中,中国的表现是上乘的。在应对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与别的国家相比,我国也是很有特点和充满信心的。在应对去年拉萨“3·14”事件,今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我们国家也是越来越成熟的。这些已经初步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潜能、生命力和优越性。

同样,在应对上述六大特殊挑战中,中国正在通过制度创新、价值重塑,运用共建共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抓住城市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这两大基础,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宏观和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落实到百姓的感受之中。正是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努力,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才能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西方某些断言“中国崩溃”的预言家们不断地看走了眼。

在今后曲折的发展道路上,中国还必将面临与“人类困境”、与上述六大挑战相联系的种种风险的考验。这种种考验将促使现在还非常年轻的新型社会主义进一步成长,变得越来越成熟,将使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得以实现,这些都表明,社会稳定也和发展改革一样,不会自动到来,不会自然而然实现,而是要靠我们艰苦努力加以争取、加以维护的。

以理性的态度化“多难”为“兴邦”

要正确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我们在认识问题上采取理性的态度,在解决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所谓理性的态度,在当前主要表现在:首先,要有分析能力,即正确分析我们面对的两大类挑战、挑战的不可避免性、社会稳定对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一、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二、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三、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其次,要有鉴别能力,即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歪曲事实真相、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要加以鉴别,避免盲信、上当受骗。其三,要有识别能力,即对各种怀疑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言论,要加以识别,避免盲从、受其误导。

所谓积极的态度,主要就是要积极能动地直面挑战,善于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环境,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而不是采取回避、甚至畏难等消极态度。在当前,面对犯罪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行为及滥杀无辜的残暴性,我们在义愤填膺地声讨他们罪行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多做民族团结的事情,多做促进民族和谐的事情,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特别要避免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在事关民族团结的原则问题上,任何情绪化、图一时痛快,都是无济于事的,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民安方能国安

于建嵘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对国家的认同可能来自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首先应来自对其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信任感,对其主张的国家整体利益能够保障个人利益的信任感;来自不同阶层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进入了多事之秋。外族的入侵、政权的更替、一波波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跌宕起伏的不稳定状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共产党率领下,终于把握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通过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跃上了新台阶。

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都关系民生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尽管存在质疑,但“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多发期”这个观点却广为流传。原因大概是,这个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阶层随之加速分化,贫富差距拉大,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也随着经济情况的改善而增强,因此不同阶层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矛盾的增多是必然的。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分配制度、行政管治能力、权利救济渠道等不能与时俱进,还保留着旧做法的强大惯性的话,社会矛盾就难以及时化解,长期积累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和新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问题都与民生相关。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其中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农业税全面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廉租房制度、新《劳动合同法》的实行等,都体现着执政党和政府在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而切实工作。但是,在许多方面,民生的改善并未真正放在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教育、医疗和养老三大民生问题在与国家行政开支做比较时,国家承担的费用比例过少;城乡二元结构不但造成城乡收入的差距,更带来城乡人民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体制内外的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创造社会财富的那部分人日益产生相对不公平感;土地所有权等基本财产制度与市场经济存在根本矛盾,使得各地征地纠纷高发;司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守”,信访也存在制度性的缺陷。这些结构性的失衡,使得一部分群众沦为弱势群体,“民生之多艰”这句屈原两千多年前留下的话,至今仍不能退出历史的舞台。

当前社会矛盾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也更加希望人民能够团结起来。温家宝总理曾在汶川地震时写下“多难兴邦”,激励人民团结起来奋发图强。而这时,连靠乞讨为生的老人也拿着毛票走向捐款箱。感动之余,这也促人思考,是什么把个体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要国安,先民安;要民安,先民生

我想,对国家的认同可能来自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首先应来自对其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信任感,对其主张的国家整体利益能够保障个人利益的信任感;来自不同阶层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这种认同下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依靠制造出一个共同的敌人。人民可以与执政为民的政府同度患难,但却不愿意与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先富者同度患难,不愿意与某些形成了自己独立利益的组织同度患难。而判断政府是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个最简单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它是否能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特别是切实改善社会中最困难的群体的生活。否则,单方面的呼吁“共度患难”只能是透支困难民众对党和政府朴素的热情和信任。因此,我的主张是:要国安,先民安;要民安,先民生。

说到底,发展为民,稳定为民,稳定本身不是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社会治理目标。要让民众真正团结起来,真正认同政府愿意“共度患难”,在我看来,改善民生是基础。而这离不开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利益表达博弈机制,离不开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离不开用司法来制衡公权力以及利益群体。总之,对号召者来说,共度危难更要解民生之多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延伸阅读

在解决矛盾中实现动态的稳定和平衡

现在的社会矛盾用六个字概括,叫作“发展快,矛盾多”。就好像飞机起飞时耗油是最大的,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利益格局大调整,要在几十年间完成西方几百年的跨越发展,当然就存在胡总书记讲的改革开放艰巨性中的三个“世所罕见”。

既然社会结构性变革,就不可能一潭死水,一件事情不出,完全静止不动,而是出了事情积极妥善处理。在正视、解决这些矛盾中实现动态的稳定和平衡,而不是人为粉饰太平。

因为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问题和矛盾的辩证过程;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社会建设和保障系统日趋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局部的不平衡是完全可以通过协调发展、通过不断改革去逐步解决的。因为,群众既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也是实现稳定的强大社会基础。

有矛盾不可怕,重要的是正视战略机遇期的矛盾、及早发现和疏导化解矛盾。我到贵州去调研,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解决利益诉求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只依靠警察。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当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谈到的矛盾性质问题——要正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目前公安机关大走访所含的应有之义。

(根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访谈整理)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绝非易事

王逸舟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中国就像一个志向高远的登山者,正朝着更高山峰坚定进发。在这个过程中,更美的风景与更大的压力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激励和约束着这个东方巨人的攀登历程

中国的成长壮大绝非一帆风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出现,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适时有效的应对手段,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强大的国家也需面对危机

站在国际关系史的角度观察,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绝非易事,即便最成功、最强大的国家亦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与问题,都曾面对不同性质及程度的危机。远的不说,19世纪美国的南北内战,英国的贫富阶级差距,俄罗斯的疆土安全问题,20世纪德国、日本有过的法西斯主义,印度当下的种姓制度和教派冲突及与邻国的恩怨等——在这些事件里,均包含着这些大国曾经面临或现实遭遇的严重危机,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毁掉各自的大国梦与国际声望。除历史和时代的机遇之外,国际制度的强弱和取向,国家应对威胁的物质实力和动员能力,国民忧患意识的建构与具备,经济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国内民族宗教关系的和谐程度等等,从不同方向促进或制约着大国崛起的进程与水平。

中国崛起有着特定困难

像任何大国一样,中国的崛起有着自己的目标、基础和优势,也有着不同于他国的困难、问题与掣肘。这中间,有些问题确实带有一般性、共同性,有些则完全是我们特有的难题。站在中国国防安全的立场上看,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长期面临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强敌环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海洋纷争最复杂多样的区域之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分歧点,也是妨碍各国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深层次障碍。中国是一个多地域、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家庭。从好处上讲,它带来了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生长活力;从挑战面观察,它提出了事关国家认同、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边疆稳定等方面的难题,尤其考虑到外部世界还存在居心不良、捣乱不断的各种势力。

从苏俄事例借鉴,这方面的危险和教训极其深刻,值得认真汲取,切忌重蹈覆辙。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加速进程中,我们国家当然也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周期性经济波动,相当程度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和脆弱性,特别是在给定我国经济结构的总体粗放性和外部能源需求的情况下;假使没有更加均衡、更有科技含量和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不对扩大中的收入及地区差距予以校正,快速发展、勃勃生机的大好形势就可能被葬送,取而代之的是有麻烦的社会经济动荡。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这里笔者想提及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点警示:十多年前的那场冲击,使得我们邻国中一些曾经辉煌的“小龙”、“大虎”最终黯然落败。个中原因很多,但研究界有共识的一点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作用的扩大和公民法权意识的提高,更无法满足新形势、新结构的复杂多重要求。中国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对周边情形的借鉴和反思仍是必要的。

虽然进程曲折艰难,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成功

说到底,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文化大国、经济大国,以及迈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负有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进程中公认的“希望之星”,真正强大而持续的力量源自本身而非外部,实际存在的主要威胁同样存在于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的体制理顺了,社会进步了,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民族团结了,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可以击败中国,改变中华民族复兴的轨迹。在保持这种自信的同时,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牢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格言,用它提醒自己觉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软肋和盲区所在。经过60年经验教训的多重积淀,尤其拥有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与自信,中国就像一个志向高远的登山者,一步一步从相对狭窄局促的低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爬上半山腰的位置(典型的地区性强国),并朝着更高山峰(有着全球性兴趣与责任的大国)坚定进发;在这个过程中,更美的风景(机遇)与更大的压力(挑战),几乎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激励和约束着这个东方巨人的攀登历程。虽然进程曲折艰难,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成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信心百倍不能代替冷静思考

邵 峰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无论是从世界级强国的标准要求,还是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来说,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强国的道路仍然很漫长,其曲折和艰难程度远超一般人所想像。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真正崛起的标准。我认为起码有五个指标:第一,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具有先进性和普适性。就是我们常说的,提升软实力。第二,科学技术要执世界之牛耳。第三,产业结构的水平要高度化,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要处于上游和尖端。第四,军事实力要具有超强的优势。第五,GDP总量和人均GDP要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GDP既要总量大,构成也应优化。

中国发展的任务还很重,现在远不是奢谈大国崛起的宏图和领导作用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多次谈到,看中国的问题,要善于学会做乘法和做除法。看成绩要做除法,即使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看问题则要做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中国在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强国的道路上面临着多种困难和挑战。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心理准备:

第一,作为一个开始崛起的大国,中国还面临着国家统一和防止分裂的严峻课题,这与世界历史上其他世界级强国崛起的情况不同。

第二,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主流价值观具有独特性。中国近些年来一贯倡导主张通过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缓解或消减双方的误解和矛盾,甚至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使价值观的分歧不致对国与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大增,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加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又开始制造价值观冲突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西方有些政客甚至把价值观冲突引入西藏和新疆问题,力图掩盖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质,给中国人民凭空增添烦恼。

第三,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但是国际上太多不和谐的因素无法让我们乐观起来。因为历史上,多数世界强国都是通过战争的道路一步一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将为大国崛起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快速崛起的现实,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与日俱增。另外,广泛存在于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不小的潜在威胁。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崛起,中国能够崛起,中国已到了崛起的时候,但是信心百倍不能替代对困难挑战的冷静思考。少做一些大国崛起的美梦,多做一些对未来挑战的准备,中国真正崛起的日子才能早一点到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应对危机的执政考验

青连斌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都是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引起的,有时,还会被人们通过群体性事件等形式表现出来。应对危机,不仅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更是提升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它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与否,也关系到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和挑战,既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我党执政能力得到新的跃升的必经之路。

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利益关系格局错综复杂

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社会的不断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是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引起的,比如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社会保障待遇、就业再就业等。而且,这种利益矛盾有时还会被人们通过群体性事件等形式表现出来。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都在提示我们,要妥善化解和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就必须提高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的能力和本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则进一步强调,要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要“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必须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转变工作作风,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并使之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通过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能够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有利于政策措施的完善,以及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进一步增强决策和制定政策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当前,尤其要重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问题,以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

领导干部要敢于和善于解决、处理问题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群众工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影响群众思想和行为的因素越来越错综复杂,群众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现在,一些地方的基层群众工作削弱了,许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实际上没有人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要求,体察群众的情绪。可以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研制度、群众接待日制度、基层联系点制度等,开辟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多种渠道,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对涉及群众利益的事,要一件一件地去落实。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认真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对中央确定的有关政策措施,要坚决贯彻落实。应该着重解决好改革发展中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防止局部问题扩大为全局问题,防止矛盾激化。总之,领导干部不要回避问题,要敢于和善于解决和处理问题。

社会预警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并不比以往更少,世界各国也普遍重视建立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使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异常艰苦繁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自然等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都有可能出现。从近几年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以利于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我国现在已经建立的一系列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应对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5·12”汶川大地震以及其他事件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实证明,建立这些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不仅非常必要,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当然,这些预案及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科学的社会管理格局,对化解社会矛盾具有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完善,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加强社会管理,就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最终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名家观点

中国崛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从对五大国综合国力和五大资本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但也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我们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崛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都不能允许中国发展失败。

中国崛起之路和现代化之路,就是绿色崛起与绿色发展、创新崛起与创新发展、和谐崛起与和谐发展、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合作崛起与合作发展。这既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国崛起和现代化之路,又是世界独特的大国崛起和现代化之路。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这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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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5 08:03:52 网友
[1楼]:
社会腐败是崛起的最大障碍

只有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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