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版图

此前三十年，中国经济这驾高速跑车的引擎来自于强大的外向经济，驱动中国前进的两个车轮分布在沿海经济带和东部经济带。当中国经济转向内部，三十年来形成的前进动力正在转向西部和中部。

本刊记者深入中西部重镇湖北武汉市、内蒙古包头市，和一条黄河隔开的晋陕两省，意图通过对龙头城市的标本调查，以及中西部省份的对比，寻找和发现十年来中西部各省在中国经济地理版图上的变化规律。

在经济危机这道大坡上，沿海、中部、西部、东北正在构成了中国前进的“四轮驱动”。中国的复兴之梦如果从1840年算起，那是近两百年的一个超长马拉松。单靠后轮驱动曾经让中国跑车驶上了高速路，但在爬坡的时候，四轮驱动将是中国继续前进甚至超越对手的最好方式。

中西部灿烂初显

全球经济萧瑟之中，中国的表现相当抢眼，其中，中西部各省在2009年上半年有耀眼的经济增长数字。在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初期着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与当时的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显得极为迫切。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战役部署，经过不懈的努力，中西部的灿烂已经初显。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金融风暴来临时，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受欧美市场的影响冲击，纷纷停工、关门，大量在东部沿海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打工的中西部农民工也纷纷回乡，据报道达数千万之众。但当近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订单增加，经济回暖的时候，老板们却发觉招工困难起来了。

而就在2008年农民工返乡高峰时，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还纷纷提出要想方设法消化回乡劳动力，努力让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出路，渡过因金融风暴带来的对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冲击。

中央在“促转型，调结构”的战略部署下，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受益大者，莫过于中西部。因为基础建设投资的重点，就是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对于中西部来说，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历来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个是交通，交通弱，则交流弱，人员、物资的流动需求与运能运力的矛盾突出，中部如此、西部更甚。

另一个是资源转化通道，西部丰富的水电资源、矿产资源，如果能够就地转化为电力和高附加值产品，无疑对西部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推动力，而中部地区的重化工优势、制造业优势、农产品优势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化。

在这一背景下，中西部的机遇必然凸显，搞建设、特别是搞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加上中西部产业成本的比较优势，又吸引了沿海地区、海外的资本向中西部的投资冲动。大幅增加投资带来的，必然是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这也给中西部各省的劳动力带来了自我选择机遇。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中，中西部的GDP增长，已经遥遥领先于东部沿海。

但是，中西部的发展要有良好的观念和生态保护意识。也就是要有更高的层次，更加长远的规划，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强烈的市场意识。生态之于中西部特别重要，西部的生态脆弱性，中部的人口承载量，决定了中西部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应该始终贯穿于中西部的振兴过程之中，东部的发展某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度”，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借鉴和警示。

中西部的灿烂初显，但要达到辉煌还任重道远。

大武汉的万亿梦想是形势所迫，还是制度驱动，未来的武汉会否一鸣惊人，都将在八年之后得到解答。

文  本刊记者 兰燕飞

大武汉的鼎盛时期，距今不过百年。

中国只有两座城市被人习惯称为“大”，一是上海，另一个就是武汉。

从汉正街到光谷

8月5日，武汉昔日最为辉煌的商业地带，曾经的“天下第一街”汉正街，挖土机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俨然一个偌大的工地。个体户梅伟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的改造工程。修路，盖楼，每一次改造工程除了造成交通拥堵外，在梅伟看来，其实工程本身对于汉正街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曾经是全国首个市场，全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如今，汉正街名声仍在，盛况早无。行走于汉正街，与在中国大多数的城乡结合部的大型批发市场并没两样：喧闹，低档的物品及随处可见摆地摊行骗的低劣江湖术士，更有小偷出没其间。除了公认的商品质量不高、管理混乱之外，周边逐渐兴起的更贴近市场需求的一些小商品市场抢走了汉正街的位置。

同样作为全国著名的批发市场，在汉正街之后崛起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已走向国际。二十年间，义乌市场设施改建经历了五代，从马路到室内市场，从安全、畅通的“商场式”再到外有花园、内有完善服务的星级博览中心。

汉正街的小商品流通模式曾引领潮流，但这种原始的流通模式已不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汉正街的推倒重来表明了武汉人重建商业模式的决心。

曾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的辜胜阻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认同，在强调创新进取、务实守信和合作多赢的现代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武汉所体现的中部地区这种相对保守的内陆观念文化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批评武汉人没有眼界的声音不只是出现在汉正街。

2001年7月，中国批准在武汉建立国家级的光电子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有人说，在武汉经济发展历史上，有两件事曾引起市民空前热烈的反响。一件是当年中央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一件就是建设“武汉•中国光谷”。

八年之后，“中国光谷”如地方政府所愿，招商引资带来了一批的高新技术项目，也成功地带动光谷周边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但以光纤光电子为主打品牌的光谷却尴尬地看到，来自广东的华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吸引走了其周边高校此类专业的所有优秀人才。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烽火科技”作为“中国光谷”的核心主力企业，2008年其以60亿元的产值、同比50%的增长稳坐东湖高新区重点企业的第二把交椅。据了解，这样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扶持。如同GDP增长的数据一样，同比很高，放在全国的范围去考量，则比较尴尬。

“它连华为的一个零头都算不上。”烽火科技的员工胡彦对增长数据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发达地区的广州、上海相比，距离还很远。统计数据显示，在2006年，上海、北京、广州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当年实现产值分别为4460.97亿元、3010.7亿元、2187.57亿元，武汉市仅为1100.4亿元，到了2008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总收入也只有1750亿元。北京、上海、西安、广东、长春等省市已经开始争夺“中国光谷”的混战，武汉的先机并未能占得多少便宜。

从汉正街到光谷，普通的商业贸易未能越过“水货”时代的低门槛，而瞄准高科技电子产业的光谷却面临着高门槛的考验。在一低一高之间，武汉如何发力颇费思量。

野心与速度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30年变革中，那些弄潮儿的城市中没有了武汉的名字。武汉的尴尬在于，昔日之盛正是今天失意之所在。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武汉由此开始突飞猛进之路。

2008年，武汉市长李宪生升任湖北省常务副省长，随即出掌武汉城市综改办的主任，继续推动其武汉任上未竟之事业。借力于国家4万亿元投资的东风，武汉城市圈在2009推出156个重大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约1.3万亿元。第一批的重点投资砸向了大东湖生态水网工程、临空经济区、武汉新港、城际铁路和武汉地铁等。

武汉的这一速度，在“中部崛起”的行列中仍无法夺得龙头老大的位置。2009年7月，中国各省市纷纷公布上半年GDP数据，中西部引人关注地站到了前面。武汉以10.1%的增速位列19城市的第12位，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第四位，落后于合肥、长沙和南昌之后。

对于宣称“中部崛起”的武汉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数字。

武汉市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指出，与历史数据相比，与增加就业的要求相比，与改善民生的要求相比，目前经济增速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武汉的经济增速相比，长沙则令人瞩目得多，在2009年上半年的GDP增幅中，长沙以14%远超武汉。而且，当武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六月份出现——141%的负增长时，长沙同月却以17.9%的增幅成为第二产业发展的主动力。

一江之隔的长沙的表现对武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武汉市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指出，武汉市工业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偏重化结构，钢铁、石化、汽车等行业为主导力量，这恰是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行业，而工业占据了武汉市生产总值的近40%，因此，工业对整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减缓。

“武汉现在发展很快，比武汉市过去要快，但比别人要慢。人家发展更快。”武汉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肖红华苦笑着说，“以前我们从不和中部六市比，因为他们太小，不需要和他们比，但现在必须要和他们比。而且地市州也要拉进来，他们发展也很快。因为武汉市发展速度没有他们快嘛。”

武汉崛起的愿望其实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鸟枪换炮的梦想

2009年武汉城市圈试验区全面启动，本刊记者8月来到武汉时，整个武汉犹如一个巨大的工地，各种工程和项目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有正在修建的第七座桥梁、80万吨的化工新区、地铁、华中新第一高楼等等。

“没项目就没活力，没活力就没发展的动力，即使经常拆迁也是为了眼前的发展，为了创造财富，引进投资，这就是抓手。”武汉市一位政府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武汉市大张旗鼓建设的背后，有着一个万亿元梦想。

“在未来几年里，市长先生将把武汉打造成什么样子，亮点在什么地方？”2008年10月10日，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回答《中国时报》胡鸿仁的问题时朗声说：把武汉打造成中部经济中心。

就在此前的两个月，武汉市刚刚提出，要经过8年左右努力，迈进“万亿元GDP俱乐部”，即到2015年，武汉市每年的GDP要达到1万亿元。

“2003年以来，在投资上加大了力度，经济因此也成加速的态势发展。”肖红华分析，武汉自从2002年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对薄弱企业则进行了资产重组，市区的国企外迁，腾出地方发展房地产业。而先进制造业搬迁后产品设备全部换新，用肖红华的话说叫“鸟枪换炮”，以此来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市中心的位置腾出来发展第三产业。数据显示，武汉市2007年第三产业增长第一次突破50%。2008年则继续提高，达到50.2%。

“现在是中部发展最好的时机。”肖红华认为。

武汉市受益于国家这一轮大规模投资之刺激，6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41.5%的增幅成为中部龙头，将为武汉市钢铁、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带来外部需求，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

一直以来，武汉的发展亦是湖北前进的间接反映。曾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说过，“武汉要保持了30%左右的速度，全省平均低不下20%来。就这么个地位”。

2009年，湖北首次迈入GDP“万亿元俱乐部”，一同晋级的还有湖南省，这使我国GDP总量超万亿元的省区市达到了13个。在湖北省的11330.38亿元中，武汉市占据了其中的35%。但武汉市如何在八年的时间里达到2008年整个湖北省的生产总值，跨入“万亿GDP俱乐部”？

“难度比较大。”肖红华直言不讳，但“武汉市要做中部龙头，必须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形势所迫。”

2009年6月24日，武汉市发改委副主任熊贻沛向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相关情况时透露，国家发改委批准武汉市为全国首个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点城市。未来五年，武汉铁路、航空、港口、轨道交通项目总投资达3390亿元，占武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的65.8%。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将为武汉跨进“万亿元GDP俱乐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武汉不鸣

张之洞，这个曾经改变过武汉甚至湖北的名字，近年来屡被提及。

8月份，一系列的纪念张之洞百年逝辰的活动在武汉酝酿上演。如果说张之洞开创了武汉现代化的第一页，武汉的后现代化时代，还在继续重温张之洞时期的辉煌，对于武汉，是否是一种难言的苦痛和另一种深切的期盼？

武汉的起跑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GDP都以同比超过10%的增速在向前飞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武汉市仍以两位数的增速跑在前列。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对武汉明天的发展雄心勃勃，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提及，确立武汉城市圈的改革试验点，将之定位为新型的工业化及城镇化道路其实就是在寻找一个突破口，而这样的突破无疑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提供一个标本性的作用。

武汉市作出如此规划的支撑力量是：从经济发展规模等方面而言，中部没有哪个城市能与武汉相比拟，武汉目前已迈入3000亿元俱乐部。按照计划15%的增长速度，武汉将打造8个千亿元产业：钢铁基地、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光电科技、先进装备制造业、能源环保产业、创意产业及现代物流业等，通过8-10年的努力，武汉GDP则将突破万亿元。

武汉要实现自己的万亿元梦想，除了来自中部其他城市飞速发展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自身。2008年末，武汉除了钢铁和汽车分别达到了818.94亿元和635.54亿元，其他的产业距离千亿元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

事实上武汉新一任领导官员的转换颇具深意，2008年1月，先是武汉市长李宪生升任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湖北省副省长阮成发接过了武汉市长之职，三个月后，武汉市委书记苗圩谁调工信部，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接过了武汉市委书记的帅印。此前，省委副书记兼任市委书记的情况只出现过一例，即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这种超常规的人事安排显示了下一步武汉的发展之重，升任常务副省长的李宪生出掌武汉城市综改办主任，湖北省高层集众多要员布局的“武汉城市圈”，目标直指中部经济中心位置。杨松在西藏履职长达30多年，上任后杨松加强了“武汉”转变的方向，即促进“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资源信赖”向“科技依托”转变，“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

阮成发提出，2009年，武汉的重点是要在体制机制上要有所突破。他认为，这种突破不但包括建立一系列制度的设计，制定新的规章、规定，还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综合配套改革来加快发展。

武汉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年初发表评论文章，号召当地官员“向张之洞学习治理和改革”，称“时势迥异，张之洞所处的时代非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但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是百年前张之洞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李宪生说，“武汉城市圈”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期。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三年无明显政绩。大臣伍举含蓄地问楚庄王：“有只大鸟在楚周山呆了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楚庄王回答说：“这不是普通的鸟，它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随后 ，在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确立了他称雄中原的霸主地位。

楚地后裔武汉，会否一鸣惊人？

武汉城市圈在2009年风生水起，其投资规模达到了1.3万亿元

武汉市的目标是：到2015年，每年的GDP要达到1万亿元。

令人吃惊的不是速度，而是持久度。西部大开发十年，内蒙古一直保持速度一路狂飙，考察内蒙古“马群”中跑得最快的包头，奇迹背后的变道轨迹清晰可见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强 内蒙古报道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最显眼的标志物就是市中心博物馆和火车站的两座飞腾的蒙古马雕塑，奔马的确可以代表这个地方的速度。

在西部大开发十年后，内蒙古自治区辖下的三驾马车——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都曾创下20%以上的增幅。

“包头这几年确实发展太快了，就算在去年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困难时期，我们依然保持了相对高的经济增速，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包头市外宣办专职副主任康建俊一脸笑容地和记者侃侃而谈。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GDP以16.2%的增幅领跑全国，其中包头市GDP完成900.1亿元，同比增长17.2%。今年4月，《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在北京发布，包头再次荣登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竞争力之首。

“包头在内蒙古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产业工人队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说，“如果把中国的工业化比作一个正在向前奔跑的巨人，那么内蒙古的产业是给工业化供给粮食的。只要巨人活着你就得吃粮，你要往前跑你就得多吃粮，对不起，粮在我这儿。”

包头的发展，浓缩了“内蒙速度”的起步与兴起，但这种靠能源、靠资金打造起来的速度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资源包裹下的包头速度

王成已经开始琢磨着把自己的铁矿出售了，一度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他经营的民营矿山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2006年7月，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王成放弃了寻找体面工作的机会，转而投向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个民营小铁矿，成为一个年轻的合伙人。“当时投资开始升温，很多拥有一定实力的投资者都在到处购买矿山。”王成说。

2007年，铁矿石几乎疯狂的涨价，让这些成本并不高的小矿山赚的盆钵满体。但危机在2007年下半年袭来，“先是股市崩盘，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然后金融危机开始肆虐全球，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好日子差不多了。”王成回忆说。

2008年初，矿山不得不选择停产。而当时，内蒙古很多企业还并没有切实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威胁。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也有一些反思，重化工实际上我们这儿的企业到去年10月份还没有什么感觉。可能订单没以前多了，但很多之前的订单还没用上，都还在生产，到11月就开始显现了。”于光军告诉记者。

这种能源开发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受到的冲击比其他地方滞后两三个月。

内蒙古一个做硅胶的企业，2008年前10月纯盈利1亿元，到10月份1000万元，11月只有200万元。迅速蒸发的利润让业界始料不及，但国家随后启动的救市之策让企业看到了生机。

包头市委书记莫建成当时称“全力支持包钢、包铝、一机、北方重工、希望铝业等重大项目建设。”

“恢复的还是比较早，扩大内需的政策，4万亿元一启动，只要一开工，基础的东西还在，金融危机缝隙中的增长速度就是这么来的。”于光军说。今年上半年包头的增长中，钢铁、铝业、装备制造、电力、稀土五大支柱产业共完成增加值338.1亿元，同比增长23.6%，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3.3%。

这都得益于内蒙古经济的发展模式，于光军认为，内蒙古的电力，煤炭，钢铁，铝业等企业都是在行业中具有一定分量的企业，并且，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国有大型企业、大集团手中，他们的竞争力强，抗风险能力也强，这些支柱企业占据了GDP的大部分份额。

资源性企业成为了包头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小的流动性强的小企业，甚至不构成GDP，有一些旗县的企业根本就是黑户，五六十万元的投资，根本没纳入你的视野内。”于光军说。

“包头模式”原动力

30岁出头的侯红兵在包头从事软件行业，在当地算是个中产阶层，让小侯至今仍然感到幸运的是，他在5年前就买了房子。“现在已经买不起喽，当初1000元一平米的房子，现在至少卖到3000元，翻了3倍。”

在侯红兵眼中，这就是包头经济快速发展最现实的写照。

包头的加速，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之策。一度，人们为内蒙古属于东部还是西部争吵不休，在最初的西部开发名单上，并没有内蒙古的名字，直到最后一刻，内蒙古与广西才踏上西部开发的班车。

包头的笼头被打开后，其速度一日千里。2002年至今，是包头经济的第三个快速增长期。从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其年均增速甚至达到26.8%。

这种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经济总量，恰恰体现了内蒙古第一大城市的特色。目前，包头市已由过去传统的单一“草原钢城”模式，转变为钢铁精深冶炼、稀土资源供给加工、重型机械装备制造、铝业生产、煤化工、电力能源等复合型、科技型的新工业城市。

包头市发展改革委综合处处长崔林告诉记者，2008年，包头市重点项目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再创新高，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势头进一步延续。其中包头市组织实施投资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510个，比上年增加110个。年内投资超亿元重特大项目达204个，完成投资623.2亿元，其中神华煤制烯烃、保利花园和石拐棚户区搬迁、包铝电解槽改造分别达40亿、20亿、20亿、15亿元。

大规模的投资刺激下，其经济的飙升速度自然一路上扬。

“包头的天越来越蓝了，我们的绿化应该是全区最好的。” 包头市外宣办专职副主任康建俊自豪地说。在“十一五”规划实施3年来，包头万元GDP综合能耗降低了17.83%。

包头市青山区东南部，有一个被称为“城中草原”的广袤草原——赛汗塔拉生态园，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城中草原，占地面积达到了惊人的8000亩。

说起这片独一无二的城中草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莫建成很自豪：“我们之所以要立法保护绿地，就是为了保护好千辛万苦得来的一片片绿地，使其不会因为书记、市长的变更而改变。包头城中黄金地段这么多绿地，卖掉了搞商业项目、搞房地产，可能会赚上百亿元都不止，但包头人不会做这样的交易。在城市里造几栋高楼大厦很容易，但这样的大块绿地，这样的城中草原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在新的规划中，包头市以保护和恢复生态为主的“黄河湿地、大青山森林、山北草原”三大工程全面启动。

这座被联合国授予人居最佳奖的城市动力与活力十足。

政府操盘下的超速行驶

马儿跑得快，还需夜草肥。

“坐汽车，从东蒙往西蒙走，要经过张家口，路一不好，就知道到内蒙古了，非常明显。”于光军回忆十几年前内蒙古的情况时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道路交通情况改善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高，通讯的发展，缩短了我们和核心市场的距离。”

改革开放前十年，国家没有什么大的政策真金白银的支持，内蒙古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等各方面都不是太好。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很多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时内蒙古在大农业这一块搞了一个加工转化；在能源这一块搞了一个煤从空中走——发电的战略。

现在的呼、包、鄂，已经成为内蒙古乃至北方的金三角。其成功的动能就是内蒙古到处可见的政府之手，“当初的政策就是有项目就往这里上，别的地方基本不考虑。”于光军说。这个三角地带占据了大部分内蒙古的经济总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这种状况正是当地政府强力介入的结果。

在内蒙古，始于2002年的大招商、大竞争，政府的支撑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国内开始出现电力紧张、能源紧张时，内蒙很多电力项目陆续上马，资源优势就被市场发现了。内蒙的一些主导行业也基本有了自己的优势企业。如伊利、蒙牛、草原兴发、宁城老窖等，企业上市的时候，政府非常支持。

内蒙古的优势逐渐被市场接受，在市场上转化为经济优势。随着招商引资过程中门槛不断提高，招商的指向性越来越强，一开始是政府招商，后来是企业招商，很多大型企业集团，如中国神华等开始陆续进入包头。

在危机之下，有人称中西部省市的变化是“反梯度隆起”，包头市委书记莫建成则表示，包头的方法是三个力度不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不减；企业内部结构调整、发展的动力、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不减；改善民生，保工资适度增长的力度不减。”

在政府的支撑下，包头经济活力依然很强。

总部经济缺少症

2008年7月9日，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包头段传递路线就在钢铁大街进行。作为包头市的标志性街道，它几乎容纳了所有包头的商贸中心和休闲场所。

“我们还缺少总部经济，这对财政收入能有一个很好的体现，但对居民收入这块还需要一个过程。”于光军不无担心。能源重化工时代是靠钱赚钱，内蒙古更多的是发展了自己的资源基地作用，而非总部经济。2002年以后，南方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土地紧张，但内蒙古土地特别是可供工业开发的土地资源高度拥有，对能源重化工时代的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很大的支撑。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内蒙古的办法是配给资源。

“内蒙古已经处于一个能源重化工时代，对能源、对原材料的需求高度旺盛，很多国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开始加快投资；同时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了经济结果调整的力度，可以说这种模式叫做依托资源，但不依赖资源。”于光军说。

当年引进华泰这样一个汽车工业到鄂尔多斯市落户，当地政府就给了华泰煤炭资源的开采权。“这样一个配给方式，对资源的保护性利用也有好处。”于光军说。大型集团对能源本身的保护性开发远比那些小煤矿、小煤窑要做好，可持续竞争能力要强得多，资源开发的结构优势就凸显出来。

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内蒙古在无限制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种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也遭到了众多质疑。

“之所以建立这样多高耗能产业，内蒙古有这样的基础，尤其是电力产业的发达，能够支撑它的发展，也支撑了8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于光军说。

高速发展的背后，开始显现出危机，内蒙古有几个行业开始有同质化的倾向，比如说煤制油。“这个项目已经上了很多了，因为过去有很多地方支柱产业只有一家，这几年发展起来，迎合了市场的需要。”于光军说。

未来之路

2008年，包头GDP为1760亿元，人口250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7万人民币，人均首次超过1万美元，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基本持平。

但包头人的钱包并没有完全鼓起来。在一个能源重化工时代，地方政府极力地引进一些大型企业，靠资本，而不是靠人力推动经济，之前一个需要2000人的电厂，现在可能只需要200人。

收入差别太大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内蒙古的人才流失，一个工程师在呼和浩特市月薪只有2000多元，到了北京至少都8000元。硬件很容易上去，但人才的引进就不容易了，“不客气地讲，内蒙古的精英全部集中在政府里面，人们的就业渠道非常窄，基本没什么好企业，实际上真正能把人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大的企业集团，所以说政府不去参与进去，很多地方搞不成，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地区非常明显的特点。”于光军说。

在十年的高速发展中，一部分是因为原来基数比较小，底子差。另一方面，全国进入了对能源、冶金、重化工业需求较大的时候，内蒙古正好发挥了其资源优势。内蒙古的支柱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的，像电厂、煤矿，动辄投资几十亿元，投资增幅自然就大。

一方面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种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问题，在未来，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是否能持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依靠原有产业深加工产业发展相对较薄弱，在利用钢铁、乳制品、煤炭等优势资源向更有科技含量的产业发展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大漠，距包头市100多公里的成吉思汗陵蔚为壮观，站在陵前，仿佛又看到“一代天骄”纵横沙场的雄姿。

这种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经济总量，恰恰体现了内蒙古第一大城市的特色。

一方面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种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问题，在未来，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是否能持续？

一河之隔两省路途各异。今年上半年，山西是全国唯一出现GDP负增长的省份，陕西则保持GDP高速增长，达11.8%。秦晋之间的距离在十年中越来越大。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坐在陕西看山西，黄河一路奔腾，开山破土凿就了黄河上最长的一段连续峡谷河段——晋陕峡谷。

同样的黄土高原，近似的乡音，两省在资源、文化与历史上都曾有着相似的起点，导游们呼喊着“地下五千年看陕西，地上五千年看山西”，似乎两省看遍即已经看过中国五千年历史。

“给我个杠杆吧，我会撬动地球”

十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站在关中大地上，大手一挥，陕西成了“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一河之隔的山西人只好自嘲是“不东不西”。直到五年前“中部崛起”，在中部六省中最为边缘的山西才开始了加速前进。

十年前，提起陕西，国人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关键词是：黄土地、窑洞、西安、唐朝、兵马俑、丝绸之路、还有贾平凹的《废都》。

废都一度成为西安的代名词，陕西当时的境况不言而喻。

“国家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一年比一年好。”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回忆，每年13%以上的经济增长幅度虽然极为显眼，但更重要的是，陕西在刚开始加速起跑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短腿。

差距与飞秒

“浙江人站起来就干，陕西一些人坐下来就学；浙江人边干边学，陕西一些人为学而学； 浙江人为发展而干，陕西一些人为荣誉、政绩而干；浙江人想着小事，从小事干起，陕西一些人根本看不上小事，梦想着干大事；浙江人什么地方都敢去，陕西一些人守在家门口，啥地方也不想去……” 2003年，时任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找出了陕西人与浙江人的33个差距，并将陕西的种种发展困境命名为“陕西现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巨大的争论与反思。

此时，黄河另一边的山西则仍在为自己寻找政策支持，呼喊加入“中部”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陕西现象”曾是西部十二省中的独特景观——科教是大省，经济是小省，收入是穷省。张宝通认为，陕西原来的战略本身有缺陷，片面强调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陕西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以航空航天为代表的全国最先进的产业在陕西，但是陕西地方经济又很落后。以国防科技为代表的产业，体制上和地方隔离、产业链和地方断裂。因此，形成了“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争论过后，陕西省决策层迅速地调整了陕西的发展方向与模式，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陕西突破过去模式的一个缩影。在西安的城市版图上，西安高新区的扩张速度非常惊人，从几平方公里到如今的34平方公里。这里诞生了激光“飞秒”技术，1飞秒只有1秒的一千万亿分之一。国庆阅兵75%装备来自此地。高新区里有“三多”：院士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多，每年至少有10家企业上市。

科技而不是别的，将西安的发展速度提升到了“飞秒”的境地。

2009年6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前往考察西安高新区，他在这里亲自操作开了两台车，一台是法士特的新品变速器，开完后他说，“我也可以驾驶重型卡车了。”另一台则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

温家宝稍后与企业家们座谈时强调：“要把西部大开发提高到新的水平。”

20天之后，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新发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宣称要把关中—天水经济区打造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李应明透露称，西部大开发的新政策正在研究制定之中。

可怜韩愈看不见

2008年四季度和一季度，中央“4万亿元”投资项目共计下达陕西省65.4亿元。其中， 2009年一季度下达35.9亿元。2009年，陕西省提出了9个领域、共计171个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8710亿元，其中2009年度投资额为1449亿元。今年计划的骨干铁路、公路和地铁等交通设施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就达494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秀山认为，最近几年来陕西异军突起不奇怪。“陕西的综合实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基础好，二是人才有优势。”陕北逐渐打造成为国家新能源重化工基地，关中地区则成为陕西经济引擎和科技动力的核心区域，陕南之绿色产业迅速崛起。

十七大后，陕西的口号由“建设西部经济强省”改为“建设西部强省”。2008年，陕西经济总量排序由20位升到了19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6位升到了22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8位升到了27位。

陕西省甚至提出了“抢抓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机遇”的口号，支持在县域范围内建设工业园区。一系列重金砸向了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化工项目。

贾平凹不再描述西安的颓势，他7月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散文慨叹秦岭的变化，可怜当年的韩愈 “雪拥蓝关马不前”，而自己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他赞称：“从西安到棣花，从棣花到西安，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车每每经过秦岭，看山峦苍茫，白云弥漫，就要念那首诗：“啊，给我个杠杆吧，我会撬动地球；给我一棵树吧，我能把山川变成绿洲；只要你愿意嫁我，咱们就繁衍一个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认为陕西在探索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可以借鉴的陕西模式。陕北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依靠资源拉动起来了。中部的西安，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都起来了。“陕南是山区，前几十年都没起来，但未来发展势头非常好。搞好这两样——一个油气开发、一个旅游，陕南就能起来！”

陕西模式是否形成尚待研究，但是一个两翼齐飞的陕西已经跑得更加平稳快速。

问晋：山西何时好风光？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郭兰英的甜美嗓音曾让人们对山西产生了温暖的向往。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山西，温暖不再。由“山西”二字，国人引申出来的词语有：煤、矿难、死亡、乔家大院、晋商、煤老板、暴富、矿工、贫穷……

“省长卸任定律”

煤，是山西绕不开的过去与现在。

2009年9月16日，本应是山西举办第三届煤博会的时候。但是今年以来，困顿的经济形势让山西决策层愁眉不展。7月26日，山西省商务厅发布公告：“煤博会明年再办，今后将改为两年一届。”

山西坊间则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煤博会一开，省长走人。

煤博会，全称中国(太原)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旨在“构建煤炭与能源新产业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山西乃至全国煤炭与能源产业持续健康高效的发展”。山西民间从一年一度9月16日举行的煤博会总结出来了一个“省长卸任定律”：2007年9月，首届博览会一开完，出了 “黑砖窑事件”，省长于幼军走了；第二届煤博会开幕前一周，襄汾县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随后省长孟学农辞职。

2009年的煤博会本来仍在筹备之中，但相关人员将煤博会的计划上报给省政府后，迟迟没有动静，最后的批复是改为两年一届。

民间说法不足为证，但煤矿安全的严峻形势确是山西省长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表态“宁听骂声，不听哭声！”的山西新任省长王君话音未落就遇到了震惊全国的屯兰矿“2・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不愿听哭声的王君流着泪说：“屯兰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影响极其坏，我们对不起死难矿工……”

山西换完省长之后怎么办？

一位前山西省高层官员对近年来的省长频换颇有看法，他评点前几任省长称：“于幼军本事不大，不是人们想的那样。这么高的领导，第一政策水平要高，第二政治感要有，第三要有敏感性。作为一个领导来说，于三点都没有。某个县向他汇报，说我们这个县增值税太高，能不能免一些。他说好，免6%吧。那是税法！他随便说！另外，他在一个地区三天能定90多个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大项目。知识分子对他没有感兴趣的，他大话连篇。”

该官员认为：“孟学农还是懂规矩的人，这个人可惜了。办事懂程序，没有空话和废话，老老实实，像老黄牛一样往前推。说了一个谎话就把他免了，可惜。山西需要这样的省长，不需要争什么，就是做实事。”

王君的前任孟学农，近期发表的《心在哪里安放？》一文亦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孟在文中表达了他对山西的复杂感情：“心在哪里安放？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岗……还有那3700万老乡！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

山西不能再悲怆了，山西的出路在哪里？

靠不住的煤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表示，年国家计划投资的4万亿元里面，确定在山西投资额为6500亿元。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项目，包括棚户区改造工程，这些项目都已经启动，动工了，有可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的预期，

山西在4万亿元中抢得的政策支持超过了陕西。

但是山西的煤炭经济仍然积重难返。

“对现在的山西来说，是成也煤炭，败也煤炭。所以，山西的资源优势，同时也是巨大的资源陷阱。”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秀山说。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痛心地说：“山西人太依赖煤了！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盲目的挖煤而不注重生态环境的补偿，都是得不偿失，终究会吃亏。据有关资料表明，山西因挖煤、炼焦、发电造成的环境损耗，保守估计每年达56.71亿元，20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1134.2亿元。

从2004年开始，山西经济的增长幅度一直排在了各省市的前列，但是“煤老板炫富”以及接连不断的“矿难”始终缠绕着与之前行。这种增长终于在2008年碰到了全球金融海啸的冰山上。

负作用开始显现，2009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速－8.1%；上半年，GDP增速－4.4%。作为全国唯一负增长的省份，山西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解释说，山西“黑”与“绿”的抉择显示了山西经济负增长中的转型之变。

“山西的四大支柱产业是同类型的，不存在互补性。”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云说，其他省的支柱产业有上游产业又有下游产业，有互补的作用。但是山西的产业是同类的，都属于资源型上游产业。这次金融危机又对上游产业的冲击巨大，山西的经济受影响就难以避免。

“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煤炭产业受到局限，我们还有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则认为，现在要找一些出路，不能只依靠煤炭产业，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要化危为机。通过结构调整，来淘汰那些规模小的、技术管理落后的项目。而且按照经济周期原理，当经济再度起飞的时候，经过结构调整后，新的生产能力将是现代化的。

秦晋之间；中西部模式之变

不是黄河，而是发展模式的不同隔开了秦晋两省的距离。

大同是山西省的“煤都”，建国60年，大同采煤60年。大同新任市长耿彦波称大同矿井“有企业没形象，有装备没技术，有场区没价值，有资源没品牌”。

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大同和陕西榆林是全国三大产煤城市。与大同不同的是鄂尔多斯和榆林上升速度凶猛。

榆林舍得花钱。这个陕北城市今年准备投入近百亿资金用于整合资源。副市长姜国璋明确表示，对低于300亿元人民币的煤炭开发项目，榆林今后将不配置煤炭资源。

潘云认为山西的情况跟陕西不同，“现在，陕西的平均矿井规模是70万吨，而山西仅有36万吨，且30万吨以下的煤矿占到70%；全省2600多座煤矿，实现机械化综采的只占到11%，40%的煤矿还是延续很原始的炮采方式。”

榆林市神木县的财政收入，就超过了“南六县”的总和。但神木另一种变化也引人关注，神木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引起全国关注。

十年西部大开发，五年中部崛起。中西部两省的变化可能是观察中西部发展方向上的一个观察点。

山西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分析道：“山西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特殊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山西的发展首先是以最快的满足国家需求的思路来的，国家对煤炭的价格一直管得比较严。山西的发展过程，满足了国家的供应，但是给自身的发展带来问题，就是煤炭的价格没有放开。陕西走的路和我们不一样，它可能自主发展方面强调得比较多，因为没有给它煤炭这个压力，可以自主调整。”

在左右摇摆和直线上升之间，两省的模式之变或可显示出中西部不同的发展方向。

未来的中西部政策的持续拉动将会使两个地方面临新的考验和竞合，黄河上越来越多的晋陕大桥映证着这一趋势。

(实习生于靖园对本文有贡献)

不是黄河，而是发展模式的不同隔开了秦晋两省的距离。

煤，是山西绕不开的过去与现在。然而，成也煤炭，败也煤炭。

在中国“雄鸡”式的地理版图上，“东强西弱”，“南快北慢”的格局正在改变，中国跑车的“四轮驱动”时代正在开启

文  本刊记者  郭芳 苏枫

在中国“雄鸡”式的地理版图上，中部省份大多占据“鸡胸”，而东部和西部恰好构成了雄鸡的两扇翅膀，东北三省则处于“鸡头”的位置。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一系列政策正是将这只雄鸡依次唤醒的过程。

2009年六七月份，中国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离开北京。温家宝总理前往陕西，习近平副主席赶赴甘肃，李克强副总理奔赴河南。一个月内，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的足迹遍布中国的15个省，所考查的省份中，中西部比例甚重。这些行动引发了国外媒体的持续关注，有评论指出，中国领导人为确定经济政策方向亲往现场所传递的深意值得深入研究。

所谓的“危中之机”，显然于中西部地区的意义更甚。一场危机之后，人们期待着另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

争当主角

在此之前，在中国前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这些地方几乎乏善可陈。国家的经济中心一直在东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耀眼的经济明星，中西部地区长期以配角的身份笼罩在明星耀眼的光芒下，并且习惯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剧烈反差。历史的残酷在于它从来为主角而书写。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想象力：中西部各省份GDP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安徽、湖南、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增速都在10%以上，内蒙古更是以16.2%的增速高居全国第一；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除天津市以16%的增速位居全国经济发展之首外，上海、浙江、广东的经济增长仍显乏力，其中，上海仅有5.6%的增长，首次落后于7.1%的全国平均水平。

在东部沿海地区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之时，在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中西部地区成为主要的贡献力量。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半年东部地区增长5.9%，中部地区增长6.8%，西部地区增长13.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东部地区增长26.7%，中部地区增长38.1%，西部地区增长42.1%。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表示，中央出台一揽子计划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有所增强，中西部地区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长均明显加快。

一些经济专家指出，在金融危机的洗礼与新一轮的复苏中，东中西部差距正逐步缩小，一场中国经济格局的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这是一场真正的格局调整吗？又或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秀山认为，中国经济格局基本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并且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调整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可喜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中西部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加速阶段。这些年，国家政策的倾斜，反映到中西部，累积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了。”陈秀山的观点具有较高的普遍性。

同样普遍的一个观点是，中西部开始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在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的梳理中，中西部地区正面临着如下发展机遇：宏观调控的机遇、国家区域政策的机遇、产业转移的机遇。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胡少维的预测，影响2009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如国际环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不过从区域发展格局看，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影响比较大，一是区域政策，二是产业转移态势。

十年之后，原来跟跑的中西部各省现在开始准备向“领跑者”的位置发起冲击。

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南考察时表示，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加快中西部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重要性，在实施一揽子计划中注重向中西部倾斜，拓展经济发展的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地带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显而易见，这个国家采取了将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发展相结合的办法，并将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作为应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

西部十年从“末梢到枢纽”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以来，转眼已经走过了10年。“西部开发，十年可成。” 台湾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家温世仁在2002年就做出了如上判断，早逝的他未及验证这一结果。但是2009年中西部省份的一系列变化可以佐证温世仁当年的判断。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显示：十年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1998年的14647.38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58256.58亿元，年均增长率11.42%，高于全国9.64%的年均水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十年。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明显地感觉到了政策拉动带来的变化：在西部大开发以后，陕西又重新走上了较快的发展道路。“陕西有两个时机发展比较好，一个是计划经济时期，一个是西部大开发。改革开放前20年，国家重视东部，我们那么好的基础，闲置了；我们那么多的人才，孔雀东南飞了。从2000年开始，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年比一年好。”

在西部地区综合竞争力排名中，陕西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综合排名从1999年的第四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二位，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西部省份中，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尤其是2004年以后，其综合排名从第六位快速提升至第2位，并连续三年稳居第二位。

然而，始终处于第一位的仍然是四川省，其在西部地区具有明显优势。在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中，四川省的增速为13.5%，位列第三。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如此形容四川省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先于全国触底，高于全国水平，好于年初预期”。

在那场世间罕见的地震灾难降临之前，他的理想是将四川建设成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承接国际国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

当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时候，承接产业转移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抓紧承接产业转移，用好对口支援的有利条件，积极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这是四川省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2008年，国家公布4万亿投资计划的第二天，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就带领一个团队前往北京。之后，中西部各省份纷纷行动，成为这一轮大规模投资的直接受益者。

辜胜阻认为，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最先惠及的是国有大型企业以及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等领域。灾后重建的四川把握住了其中的机会。

2009年两会期间，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正式提出“西三角经济圈”概念，即将重庆经济圈、成都经济圈、关中城市群联合打造成中国增长第四极。

同样把握住机会的还有广西。2008年初，《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获国务院批准实施，这也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被上升为了国家战略。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区域经济格局中，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同时也是中国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海陆空交往枢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上升到了中国-东盟战略合作区的高度，意在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广西历史性地获得了变得更好的机会。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今年上半年广西GDP增速达13.5%，与四川并列第三。

2009年被确定为广西的“项目建设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09.8亿元，同比增长57.7%，包括24条铁路和24条高等级公路、钦州保税港区三号至八号泊位、防城港20万吨级进港航道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和134个重大产业项目。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郭声琨说，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

广西人期待着通过这些大项目的拉动，让广西从“神经末梢”变为“路网枢纽”。

整个西部，都犹如广西的期盼，12省市连续10年的向上生长，已经让这些原来的神经末梢逐渐转变成为整个中国不可忽缺的枢纽动力。然而，西部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扭转了东西部间经济进一步拉大的态势，但2009年西部蓝皮书同时指出：长期落后所带来的体制与观念上的落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发展的鸿沟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填平，在一定时期内西部地区还必须承受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痛苦。

中部的“腰板”直了

2004年总理温家宝提出促进中部崛起，至今中部崛起战略已实施了5年。

五年一小变。在此之前，中部一直处于东部和西部发展的夹缝之中，政策也是这样，先东、再西、最后轮到中部。在经历了“中部塌陷”之后，中央的政策开始倾斜中部。

2007年，国家对加工贸易产业政策作重大调整，9个中部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城市，促使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掀起向中部转移的热潮。2008年，再认定22个中西部城市为第二批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城市。

中部在地理上承东启西，在产业转移的机遇中，显然比西部具有优势。据测算，到2010年，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转出的加工制造产业产值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

这给中部六省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陈秀山认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提出以来，比西部开发政策见效要快。因为中部本身基础就好，再加上东部对中部的带动和扩散效应，比如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人才流动对湖南、安徽等中部省份产生积极的影响。

八月份刚发布的《中部蓝皮书》指出，在大力发展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都市圈的基础上，重点整合长(长株潭“3+5+1”)、武(武汉“1+8”)、郑(郑州“1+8”)三大城市群，促进由多城市群联结的长武郑都市带——中国第四大城市群的发育成长，形成以巨型城市群绵延带为特征的中部崛起脊梁。

据中部蓝皮书测算数据分析，中部城市群GDP总量已接近4万亿，达39647.88亿元，占整个中部GDP的62.25%。其中，中原城市群达到10562.4亿元，长株潭达到9148.05亿元。而据测算，长武郑都市带2008年的GDP总量达到28362.33亿元，占整个中部GDP的44.89%，接近京津冀都市圈GDP的总量。

中部逼近东部的脚步越来越快。

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坦言，压力很大。“武汉毕竟是在工业化的中期，现在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够，应该是加快发展。怎么做到又好又快，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阮成发所言指的是武汉，却能涵盖整个中部，甚至西部。

“中西部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不能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陈秀山提醒，应该特别注意改变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方式，不要单纯依靠资源和要素投入。从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中部就是中国的“腰”，只有“腰板”直了，中国这个巨人才能走得正、走得稳。

中国式的“四轮驱动”

此时，东部沿海地区正在经历痛苦而艰难的转型。并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转移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当上半年上海GDP增长创下近年最低增幅时，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瓶颈显现：因国际化程度较高，受外部环境影响相对较大，加上正处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阵痛期，经济波幅相对较大。

同样的难题摆在了进入后工业时代化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在加快自主创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步伐。然而，这又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上海发展难在哪儿？主要有两点：一是上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这片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建设，必须发展高端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海的经济必须转型，这方面难度很大。二是利益矛盾的调节问题，处理历史形成的利益矛盾有困难。”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坦言，最大的考验仍然来自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发展方式的转变。

“东部的发展现在确实遇到了巨大挑战，但是东部有基础、也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它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陈秀山说，“中西部崛起不会对东部构成太大的威胁。东部外向程度高，国外市场的复苏对它影响会较大。相反，中西部的崛起，将有利于形成全国空间上的链条式分工，对东部有好处。”

在山西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潘云看来，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痛苦大调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将由外需向内需转变，而国内的需求最根本的仍要靠中西部来拉动。“现在的中西部才刚刚起步，在未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潜力。”

事实上，在2008年的上半年，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均超过了东部地区，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增速一直居各大区域之首的局面。这一年，全国已有13个省成为“万亿元GDP俱乐部”成员，即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上海、辽宁、福建、湖南、四川、北京、湖北。

从地理分布来看，“万亿元俱乐部”13个成员，分别位于东南部沿海发达区、华中地区和西部地区。统计数据显示出的趋势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过去单纯依靠沿海发达地区的单一拉动，转向整体互动。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由单级走向多级，区域经济规划也在全国遍地开花。“东强西弱”，“南快北慢”的格局正在改变，中西部各省以完全不同的姿势开始改变中国的经济布局，一个由东北三省所辐射的经济带，东部各省及沿海地区所构成的经济带，中部六省城市经济圈共筑的经济带，加上西部12省所形成的经济带，共同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四轮驱动”。

正在爬坡的中国经济，有待于“四轮驱动”的集体发力。

“西三角经济圈”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1.18亿，包含47座城市，GDP总额1.5万亿，占全国的6.3%，占整个西部的33%。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市副市长。

《小康》：有经济学家指出，一场中国经济格局的变革正在酝酿之中。也有人认为，未来几年中西部将迎来最好的机遇。您认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机遇表现在哪些方面？

辜胜阻：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中，以往增速相对缓慢的中西部地区经济率先企稳回升。这种良好的势头无疑是当前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正如前不久温总理在湖南考察时指出的，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加快中西部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重要性。中西部地区在我国的区域经济板块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板块，中西部地区对于吸引沿海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确实迎来了较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处于加快发展期，这是经济的巨大推动力量。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需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正处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期。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将得到更多的国家扶持政策的实惠。

新型城市化的未来在县城

《小康》：怎么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经济的巨大推动力量？

辜胜阻：可以说，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支撑中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中西部地区目前基本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城镇化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未来必然进入加快发展的阶段。根据测算，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

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中西部地区当前需要以县城为依托推进城镇化，着力构建一批中小城市，加速城市群(圈)一体化建设。县城是农村城镇化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也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发展依托县城的新型城市化可以逐步形成县域范围内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中小城市—中心镇—集镇”体系。更重要的是依托县城的新型城市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发展依托县城的新型城市化可以创造出持续增长的需求。要创新体制机制加速城市群(圈)一体化，着力破除城市圈内行政分割、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促进圈内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一体化。

《小康》：在您看来，中西部地区可以得到的国家扶持政策的实惠包括哪些？

辜胜阻：首先，国家扩大内需政策使得中西部地区成为扩内需的“主战场”。国家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重点投资基础设施与民生等领域，以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业，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重工化的中西部地区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同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了重庆、成都先行先试权；“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赋予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探索内生型发展模式的机遇。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应该充分利用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要推进现有产业升级与抓住新产业机遇并重。要鼓励企业苦练内功，通过工艺革新、产品创新和技术改造来实现现有产业转型升级；要把握国家产业振兴政策机遇，用高新技术改造钢铁、石化、能源、有色等传统优势产业，着力打造新型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二要实现科教资源与金融资本对接，把丰富的科教资源(如武汉)转化为产业优势。三要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与提升软硬件环境并重。四要处理好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在最小化资源消耗、环境负担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西部要借“势”创局

《小康》：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方面，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实现赶超？

辜胜阻：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潜在市场巨大、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但是，影响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要素禀赋外，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也是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因而，在这一战略机遇期内，中部地区不仅要主动去外部“引”，同时要提高自身相关产业的配套服务能力，使企业最终愿意“来”。同时，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近年来自下而上形成的区域合作，如泛珠三角、长三角等，涉及区域逐步扩大。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毗邻东部的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主动融入相对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合作体系，在更大的市场实现更有效的资源整合。

《小康》：中西部，尤其是中部，“三农”问题比较突出，这可以是劣势也可以是优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辜胜阻：中西部地区正面临大量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高潮，在我看来，这也是机遇。

统计显示，安徽省已有70多万农民工回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30多万家，吸纳22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这些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精英群体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因而，大量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资本等要素向城镇集聚，有效推动了当地城镇的建设，为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认为，中西部尤其是中部地区应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就业，帮助一批具有创业潜能的农民工实现“创业梦”。通过在基础设施、政策扶持、配套服务、产业引导、人才供给、土地优惠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创业系统的支持。如在创业融资方面，放宽创业融资抵押物的范围；放宽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对象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农民工创业贷款的支持；在降低创业成本方面，可以实行免税政策或者优惠税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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