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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安机关撤销清洁工“捡”金案


3176 人阅读  日期:2009-10-12 07:13:39  作者/来源:新华网


本报深圳讯 (记者王纳 高靖) 昨日,两名公安干警把一纸“撤案决定书”交到梁丽手上,本报率先报道、在国内饱受关注的梁丽案也在昨天终于画上了句号。

因为300万元金饰的失主金龙公司负责人曾经明确表示不会追究梁丽责任,刚接受完 视频:深圳公安机关撤销清洁工“捡”金案

来源:深圳卫视《正午30分》

昨天是公安机关作出是否撤案决定的最后一天。昨日下午2时,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2名民警将一份撤案决定书送达梁丽家中。决定书称:“我局办理的12·9盗窃案,因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落款是“2009年10月10日 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

为梁丽案忙了近半年的代理律师司贤利告诉记者,这就意味着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梁丽再也不是犯罪嫌疑人了,“梁丽案到此画上句号了”。

梁丽签收决定书后,情绪极为激动,“关了我9个多月,现在一纸撤案通知书就算完了?”梁丽对撤案决定书中,仍然把自己称为犯罪嫌疑人非常气愤。据梁丽老公刘建华介绍,这也是自梁丽在深圳同仁妇科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术回家后,第一次情绪出现大的波动。

因为昨天梁丽的小孩要上课,不在家,所以梁丽告诉记者,这一刻她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跟儿子说一句:“妈妈不是偷东西的贼。”

梁丽9月29日在深圳同仁妇科医院接受免费子宫肌瘤手术后,10 月6日出院回到家中休养,目前正准备再接受肾部的手术。据刘建华介绍,梁丽的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很快,目前可以下地走路。经进一步检查,梁丽肾上的阴影诊断为错构瘤,医院方面将在梁丽身体情况好转时做手术摘除。

梁丽在看守所羁押了9个月,会不会获得国家赔偿呢?司贤利律师告诉记者,目前看来,梁丽难以获得国家赔偿。因为国家赔偿是在证明当事人无罪后再做的赔偿,而梁丽目前被检察机关定性为涉嫌侵占罪,可能难以获得国家赔偿。

专家视角 “这对所有人都有儆戒作用”

一直关注该案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屈学武教授获悉梁丽案有结果之后,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她说:“这个案子对所有人都有一种儆戒作用。”屈教授认为,梁丽在法律上是踩钢丝。她说,梁丽的行为是有盗窃嫌疑的,这种做法不值得鼓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更是不道德的。这个案子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社会的广泛讨论之后,对人们起到一种普法的作用,会给老百姓树立一个法律的标尺,以后大家捡东西的时候就要想清楚,该不该捡了。

另外,屈教授还认为,该案也给深圳机场做了个警示,机场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否则的话,对乘客的财产来说是不安全的,而对清洁工自己来说也是不安全的,随时有犯罪的可能。

“这是中国法制进步的具体标志之一。”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赵宝成教授分析,这是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一种表现,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事实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当然,对普通百姓来说也是一次普法的宣传。

深圳检察机关还原机场女工“捡”黄金案过程:女工在警方劝说之下“交出”黄金

新华网深圳9月25日电(记者吴俊、彭勇)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走旅客黄金一案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热烈讨论。梁丽行为究竟是“盗”还是“捡”?深圳市检察机关25日案检察终结,将此案定性为“侵占罪”。因侵占罪不是公诉案件,因此检察机关取消起诉。

为了应对社会疑问,检察机关25日还原了此案的具体过程,证实之前有媒体报道的“在垃圾桶旁捡到黄金”“主动上交黄金”等描述不实。

经检察机关审理查明,2008年12月9日8时许,东莞一家珠宝公司的员工王某在深圳机场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中途离开,将一个装有14555.37克黄金首饰的小纸箱放在行李手推车上方的篮子内,并单独停放在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王某离开33秒后,机场清洁工梁丽出现在手推车旁。大约半分钟后,梁丽将纸箱搬进机场一间厕所。王某约4分钟后返回,发现纸箱不见了,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当天9时40分许,梁丽吃早餐时告诉同事,捡到一个比较重的纸箱。随后,两位同事经梁丽同意,将纸箱打开并取走其中两小包。梁丽从同事那里得知纸箱内是黄金首饰后,将纸箱放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底层后离开,并从纸箱内取出一件首饰交由同事到黄金首饰店鉴定。首饰店告知是黄金首饰。

当天14时许,梁丽下班,将纸箱带回住处,放置于床底下,另取出一部分黄金首饰放入在床边的其丈夫衣服口袋内。

16时许,同事找到梁丽,告知机场有旅客丢失黄金并已报警。

18时许,民警到梁丽家中询问其是否从机场带回物品。梁丽否认,民警对梁丽进行劝说。但直到床下存放的纸箱被民警发现,梁丽才承认该纸箱是从机场带回的。当民警继续追问是否还有首饰未交出,梁丽仍予以否认。民警随后从梁丽丈夫的衣服口袋内查获另一部分黄金首饰。民警将这些黄金首饰带走,经评估价值约300万元。尚有136.49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深圳市检察机关审查研究后认为,梁丽的行为虽然也有盗窃的特征,但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更符合侵占罪的构成特征。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由于侵占罪不是检察机关管辖的公诉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即“不告不理”。检察机关于9月25日解除对梁丽的取保候审,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将相关证据材料转交自诉人。

记者了解到,梁丽接下来的命运取决于受害人的决定:如果受害人不起诉梁丽,此案将到此为止,梁丽恢复自由;如果受害人起诉梁丽,梁丽罪名是否成立将由法院依法判决。如果侵占罪成立,梁丽有可能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专家解读清洁工“捡”金案:细节决定是否有罪

话题背景

2008年12月9日,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看到一个小纸箱在行李车上无人看管,以为是乘客丢弃的,就顺手把小纸箱当作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并放置在机场一卫生间残疾人洗手间内。后经同事打开查看,发现里面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梁丽获知后并未将该纸箱上交,而是于下午下班之时带回家中。

梁丽所拿纸箱其实是东莞一珠宝公司王某携带的价值261万元的黄金首饰。王某因机场不予办理托运暂时离开纸箱去往远处其他柜台找值班主任咨询,回来后发现纸箱不在即以被盗报案。

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是梁丽拿走了纸箱,并前往梁丽家带走了纸箱和梁丽。该案告破。

负责侦破此案的公安机关曾以涉嫌盗窃罪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梁丽如果被以盗窃罪提起公诉,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该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梁丽将有可能面临最低刑为有期徒刑十年、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的刑事处罚。

那么该案到底该如何定性?梁丽究竟是“偷”还是“捡”?是有罪还是无罪?是构成盗窃罪还是其他罪?为此,《法制日报周末》特邀有关专家进行讨论。

“偷”还是“捡”?有罪还是无罪?——专家学者深度解读梁丽涉嫌盗窃一案

本期主持人:

王荣利 《法制日报周末》记者

本期嘉宾:

赵秉志:中国法学会刑法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政勋: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教授

张青松: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

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许兰亭: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

细节决定梁丽案罪与非罪

主持人:根据媒体提供的案情,本案最关键的事实有哪些?也即哪些事实是可能影响本案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

赵秉志:综观全案,影响梁丽行为定性的关键事实主要有以下几项:

(1)梁丽在处理小纸箱时是否认识到其是、或者可能是旅客的遗忘物或遗弃物?

(2)在知悉并确认小纸箱内装的是黄金首饰后,梁丽如何处置的?

(3)在派出所民警来到梁丽家并询问丢失的黄金首饰时,梁丽是否拒不交出?

王政勋:本案的核心,是粱丽的行为到底是“偷”还是“捡”。要认定梁丽到底是“偷”还是“捡”,应当根据更多的细节来判断,例如:

(1)该纸箱的外观、形状、尺寸、包装等是否足以使普通人认为是乘客的遗弃物?是否足以使机场清洁工认为是遗弃物?

(2)该手推车离垃圾桶的距离、该垃圾桶离19号柜台的距离到底是多少?不能仅关注该纸箱放在垃圾桶旁,而忽视了该纸箱其实是放在手推车上,该手推车也在19号柜台旁的事实;也不能忽视机场大厅里的“垃圾桶旁”和住宅楼下、街道上、公园里的“垃圾桶旁”的不同意义。

(3)粱丽将该纸箱拿走后对该手推车是如何处理的?是放在原地置之不理还是将其推走?

(4)粱丽的职责中是否有将乘客遗弃在手推车上的行李直接予以清理这一项?

(5)根据机场或清洁公司的规定,职工发现乘客遗弃的行李时应该如何处理?是可以自己直接拿走还是应当交给机场或公司?其他职工以往遇到类似情形如何处理?

(6)媒体披露的“粱丽以为是乘客丢弃的”、“粱丽以为韩某跟自己开玩笑”,这纯粹是其内心深处自己的想法,该想法当时是否确实存在?是否有证据证明她当时确实存在这些想法?

以上细节对于认定粱丽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为关键。如果不查证清楚,尚难断定粱丽的行为到底是盗窃还是侵占,抑或是不构成犯罪。

许兰亭:我认为本案关键的证据是现场监控录像,从中可以判断梁丽“捡”到纸箱时的动作细节、表情、神态等。如她当时是窥伺、慌张还是泰然自若等等。通过录像可以看出她是捡拾还是秘密窃取。

梁丽自己的供述也很重要。她对自己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是如何陈述的,是认为纸箱是别人的遗忘物还是丢弃物,是否知道纸箱里物品的价值等。

她为什么要对同事讲?为什么要让同事拿去鉴定?为什么要拿回家?

现场有无目击证人?目击证人看到了什么细节?是否有目击证人提醒或阻止她拿走纸箱?

梁丽的同事对事情的经过究竟有怎么样的描述和说法?办案警官到梁丽家时,梁丽是如何表现的?办案警官对此如何作证?等等。

如果这些案件事实都得以查清,则不难判断梁丽行为的性质究竟是有罪无罪,此罪彼罪。

张青松:盗窃的行为表现为,以秘密的手段窃取公私财物,即行为人故意避开财物的主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注意,将财物占为己有,通俗地讲,就是“偷偷地拿走”。如果财物本身已经脱离了主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控制,例如被遗忘、丢弃、甚至暂时的保管不到位等,此时虽然行为人取得这些财物的过程没有被主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注意,也不能认为是窃取,而应当被认为是捡拾。梁丽取得装有首饰的箱子的行为是否属于“秘密手段”,取决于当时的场景。一个放在垃圾桶旁边的小纸箱,虽然它在行李车上,但是周围没有人看管,一个负责清理垃圾的清洁工,将其理解为旅客丢弃的物品,这符合基本的生活常理。

梁丽的行为应分阶段看待

主持人:本案在事实方面是否可分为几个阶段来看待?如果是,可分为哪几个阶段?本案在发生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性质的转变过程?

赵秉志:不错,本案在发生的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个性质上转变的过程。大体上,可将梁丽行为发展变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当天上午8:20分左右其清扫垃圾处理小纸箱,到知悉并确认小纸箱内装的是黄金首饰前;二是从其知悉纸箱内装的是黄金首饰并将其带回家中,到最后派出所民警找上门时退还财物。

在第一阶段,对于纸箱内的黄金首饰,梁丽应当说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处理小纸箱的行为(将其顺手放进清洁车,并存放在残疾人洗手间)也不属于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

此时,虽然小纸箱事实上并非乘客的遗弃物或者遗忘物(从案情来看,对于装有黄金首饰的小纸箱,失主并没有遗忘,而应属于临时脱离失主监管的财物),但根据小纸箱所在位置、存放状态(即放在19号登机柜台附近的垃圾桶旁的行李车上)和当时的行为环境(当时,垃圾桶附近有两个女乘客带着小孩嗑瓜子,他们中间有一辆行李车,车上放着一个小纸箱。过了五六分钟,两位女乘客进了安检门,小纸箱被留下,周围也没有其他乘客),足以让梁丽相信小纸箱并非是乘客控制范围内的他人财物,而可能是乘客的遗弃物或者遗忘物。正是基于这种内心确信和主观认识,而作为清洁工又具有清理丢弃物品的职责,故而梁丽对装有黄金首饰的小纸箱进行了处理。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梁丽对自己行为的事实情况存在不正确理解,其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属于刑法理论上所讲的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因此,对于装有黄金首饰的小纸箱,梁丽此时主观上并不具有盗窃的故意。

其实,从本案中行为人拿走小纸箱后的有关情况来分析,进一步确证了这一结论。梁丽将小纸箱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后,不久即在距案发现场约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告诉了同事曹某“称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先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内”,而且在9:40分左右清洁工们聚餐时梁丽又将拾得小纸箱的情况告诉了其他工友,并说“比较重,可能是电瓶”等。

上述事实与梁丽当时对装有黄金首饰的小纸箱产生认识错误(以为是乘客的遗弃物或者遗忘物)的主观心理相互印证,进一步佐证了梁丽在第一阶段并不具有盗窃罪中的故意,不存在以秘密窃取手段非法占有小纸箱内黄金首饰的目的。

在第二阶段,当曹某在看过小纸箱并取走部分黄金首饰进而告知梁丽小纸箱内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并且梁丽拿一件首饰委托同事到侯机大厅里的黄金首饰店询问,并得到肯定答复后,按照机场有关规定和一般人的常识,梁丽理当将装有黄金首饰的小纸箱立即交给机场或者报警。因为梁丽对黄金首饰的占有不具有合法根据,而具有返还财物的义务。可是,梁丽却将其带回家中私自占有。此时,其主观心态发生了转化,由开始时对小纸箱内所装黄金首饰因认识错误导致的无认识状态跃进到了有认识状态下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发生了质变,即产生了侵占他人财物的故意,也实施了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当然,至于其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则要看其行为是否满足侵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须另当别论。

许兰亭:本案的确是有阶段的,即便梁丽一开始以为纸箱是别人的遗忘物,不知纸箱的价值,但当同事打开纸箱且经过鉴定后,知道里面是贵重的黄金首饰后,仍将其拿回家而不是上交,此时表明她已经产生了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已经具备了侵占罪的一个构成要件。但是,当姓曹的同事下午四点钟告诉她,失主在找这个东西,她回答“明天上班送回去”又表明其不敢或不想非法占有该财物;当警察找到她时,她承认拿了纸箱,并将纸箱交出,而不是拒不交出,因此她也不构成侵占罪。

公安机关立盗窃案并无不当

主持人:从公安机关的角度来看,他们将本案以盗窃案立案并以盗窃罪建议提起公诉,是否妥当?

张青松:公安机关据此以盗窃案立案侦查并无不当,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后以盗窃罪建议提起公诉,从诉讼程序上看也没有什么错误。

客观地讲,我们根据媒体报道的事实来看,梁丽的行为不应构成盗窃罪,但是,公安机关掌握着案件的全部材料,他们认为梁丽构成盗窃罪的观点是否正确不好评价。而梁丽是否应当按盗窃罪被指控则应当由检察机关判断。即使检察机关也认为梁丽涉嫌盗窃罪,并以盗窃罪起诉到法院,最终能否认定梁丽犯盗窃罪,也应当经过审理后由人民法院确定。

王政勋:公安机关对本案以盗窃立案并无不当,因为立案仅仅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在立案时很多案件事实都不清楚,所以只能根据已经知道的基本事实作出初步判断,该初步判断也许被以后的侦查活动所证实,也许在侦查活动中随着案件事实的逐步清楚,原来的初步判断会被否定。

但侦查终结后要以盗窃罪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必须证实粱丽的行为是“偷”而不是“捡”,必须证实其排除了物主原来的占有而建立了新的占有,并且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

主持人: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本案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检察机关是否适合以盗窃罪对梁丽提起公诉?

赵秉志: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看,在本案中我觉得主要是要正确把握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所谓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当然包括查清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对于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是犯罪而不是合法行为,或者一般违法行为的事实,必须查证属实。但从本案来看,上述待查证的事实都是颇成问题的。如前所述,如果媒体报道的案情属实,则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不存在盗窃犯罪的事实,因此本案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后,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张青松:案件在审查起诉中,检察机关有职责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意见,根据案件事实确定是否起诉或者以何种罪名起诉。本案已经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我希望检察机关能够切实保证梁丽的律师会见、阅卷的权利。

我希望办案的检察机关能够严格依法保障律师行使辩护的权利,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对检察机关的判断很有帮助。

许兰亭:检察机关作为审查起诉部门,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审查。检察机关只有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梁丽应该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时,才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否则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

另外,从此案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移交给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这一事实来看,作为基层检察院向基层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大家基本可以放心梁丽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梁丽案暂难确认构成盗窃罪

主持人:从刑事法律专业的角度,怎么看待该案?梁丽的行为到底有罪还是无罪?对梁丽的行为到底该怎样认识?

赵秉志:我认为,如果媒体报道的案件情况属实,按照我国刑法典第264条的规定和相关刑法理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不应当以盗窃罪被提起公诉。

所谓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行为。非法占有的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是构成盗窃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在盗窃案件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是在行为实施完成后才产生这一目的。亦即要求“责任与行为同存”,这是责任主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本案而言,虽然梁丽在事后(即在知悉小纸箱内装的是黄金首饰后)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但应当把梁丽此时(行为实施完成后)产生的非法占有的意图与其行为开始时(处理小纸箱时)的意图区分开来。而盗窃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毋庸置疑,只能根据梁丽实施行为时的意图来认定。因此,尽管梁丽在事后将黄金首饰带回家中时其主观心态发生了转化,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意图,但并不代表其在首次接触小纸箱时也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两者应当严格区分,不可混淆。由于对于装有黄金首饰的小纸箱,梁丽主观上发生了认识错误,在行为时并未认为她处理的是他人合法控制的财物,不属于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因而谈不上是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

那么梁丽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是否构成侵占罪呢?我认为,梁丽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民事违法性质,也就是说,梁丽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了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其负有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失主的义务。

从本案来看,梁丽在知悉小纸箱内装的是黄金首饰后,不但没有履行返还失主财物这一义务,反而将黄金首饰带回家中私自占为己有,显然是具有民事违法性的,但不是承担侵占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因为从刑法典第270条关于侵占罪的规定来看,梁丽的行为并不符合侵占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侵占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归为己有、拒不退还的行为。

从本案案情来看,梁丽在派出所民警找上门后即交出了财物,不存在拒不退还的情形。因为按照对侵占罪法条的当然解释,所谓拒不退还,是指物主或者有关机关要求退还或交出财物,而拒不退还或交出,以此表明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该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也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由刑法予以规制。而在本案中,梁丽不存在“拒不退还”的客观情形,况且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大,自不应以侵占罪论处。

王政勋:无论是梁丽案件还是许霆案件,物主都负有对其财物保管不严的责任。这是造成本案争议的关键事实之一。但事实上,任何盗窃案件中的被害人都未能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如果保管得非常好,其财物就不大可能丢失。不能以失主保管不严、对行为人产生了诱惑为由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正如强奸犯不能以被害人长得太漂亮、这才使其产生了强奸意图为由对自己做无罪辩护一样。

盗窃罪中行为人必须排除物主原来的占有,建立新的占有。物主原来的“占有”和民法上的占有意义不同,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握有——物理上的占有。盗窃行为人所排除的“占有”包括占有事实和占有观念两方面内容,多数情况下该种占有不难认定,但在特定情况下,认定该种占有则比较困难,但只要充分注意到案件中一些细节性、其实也是关键性的事实,既设身处地,又揆情度理,对该种占有状态还是可以作出正确认定的。

梁丽案到底有罪还是无罪,需要通过案件的众多细节逐步推论。对疑点一一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之后,才可以作出合法、合理的结论。

张青松:根据媒体报道的事实,我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梁丽将捡到的纸箱拿回家后,在有人提醒她失主在通过报警的方式寻找时,她立即表示“明天还了就是”,而且,确实当天下午警察到她家里时,她就将箱子交给了警察,所以也不构成侵占罪。

事实上,仅仅根据媒体的报道判断梁丽是否有罪是有欠缺的。一个案件的定性必须依照案件的全部事实材料,而不是道听途说的消息。

许兰亭:我也认为梁丽不构成犯罪,因为盗窃罪要求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要求秘密窃取的手段,本案难以证明梁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她不知道纸箱里是什么东西,她也没有打开纸箱,还向同事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捡到了纸箱等。

那么,是否构成侵占罪呢?也不构成,因为刑法第270条第二款要求: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交出。本案中梁丽并没有拒不交出的行为,当警察找到她询问时,她就承认且交出了该纸箱。

本案中梁丽是出于一种贪占心理,占小便宜,应该属于道德范畴而非犯罪问题。

梁丽案值得深思

主持人:梁丽一案再次引起人们对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关注,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梁丽一案给我们什么启示?就该案对有关部门有什么建议?

赵秉志:梁丽案作为一个社会关注广泛、影响较大的案例,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尽管该案目前尚未进入起诉审判阶段,但其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多方面的。

从刑事法治的视角以观,首先涉及到如何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把握盗窃罪、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如何对上述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合理的实质解释?如果梁丽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罪,而普通盗窃的最高法定刑是无期徒刑,由于本案所涉黄金首饰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梁丽会不会因此而被判处重刑?行为人对因认识错误而没有预见到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会不会导致客观归罪?另外,若对梁丽科处刑罚,会不会对社会大众的心理造成冲击,会不会违背一般民众的是非和道德价值观念(某新闻网站进行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高达91%参与调查的网民认为梁丽的行为不应该判刑)?

反之,如果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或者对其不判处刑罚,那么这种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会不会变相滋长占小便宜之流风,与国家提倡的“拾金不昧”的道德价值观格格不入?等等。

总之,情理与法律的碰撞、权力与民情的互动、时代与人心的纠结在这一个案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鲜活展现。对梁丽案的最终处理,不仅关涉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问题,而且事实上也在检验着司法者的智慧。梁丽案虽是一个个案,但我们应当注意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去反思其背后关涉的法理和法律问题。透过典型个案的处理去了解其背后涌动着的生动司法实践,去发现“活”的法,这才是我们应当着力予以思考和关注的。因为正是在这种司法实践中,我们的法治观念才得以不断地变革和进步,进而在更深远意义上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当然,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确立以及法治的进步和发展,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关注、去维护、去历练乃至去引导。

最后我想说,对于该案的处理,司法者应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一方面要敢于接受社会大众和媒体舆论的评论监督,尽可能及时地向社会公布该案的案情和查处情况,以满足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又要正确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不能搞“媒体审判”,必须严格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地办理此案,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张青松:公众对梁丽一案的关注,其体现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公众对法律是否公正、社会是否公平的关注。如果媒体报道的事实是全面而且真实的,梁丽的行为不应当被定罪量刑。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司法机关可能刻意表现自己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因此决不屈服于公众的意愿,或者,由于有关机关担心“错案追究”,一定要设法定罪。

从许霆案到梁丽案,公众与司法机关对于一个犯罪行为的是非判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法律是一门科学,很专业,但是法律并不神秘,对于一个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不应当超出大多数普通人的正常感受的范围。否则,要么法律规定出了问题,要么法律人士出了问题。

许兰亭:关于管理漏洞问题,相关方面是有规章制度的,但可能不够明确或全面,我建议:清洁工捡到任何物品都应该上交,不管是废弃物还是遗忘物,根本就不应当允许清洁工把任何物品(包括垃圾)私自带回家,这样才能避免很多法律问题。

再一个问题,法律规定与人民群众的感觉、民意之间,是否有差异?我认为某种情况下是有差异的。有时法律的规定是很严厉的,如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量刑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盗窃6万元以上,量刑就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的,还可能判死刑;诈骗20万元以上,就要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有的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票据诈骗等还可能判死刑。而广大人民群众可能会感觉这样判处太重了。

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差异,并着力消除这种差异,力求在法律规定与人们群众感受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达至这种平衡我认为陪审团制度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方式。因为由普通群众组成的陪审团就是代表的民意。

女工“捡”金饰案背后的罪与非罪争议

深圳机场金饰案:“捡”来的灾祸

价值261万元的一箱黄金首饰,让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惹上了涉嫌盗窃的大麻烦。案件由深圳市检察院转交到宝安区检察院,继而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查。尚未进入起诉阶段,复杂的程序已经让梁丽失去自由5个多月。虽然关于她捡到金饰的行为罪与非罪、该当何罪的争议已成焦点。

记者◎王鸿谅

求职

换上统一的保洁制服,梁丽一天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她是深圳机场的一名普通清洁工,每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是1080元。这收入在深圳偏低,一般工厂里的女工都能挣到她的倍数,但梁丽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满足。她2005年就从河南到深圳与丈夫刘建华相聚,而这份开始于2008年8月的清洁工作,却是她到深圳3年多来,第一份可以买社保的正式工作。

梁丽的老家在河南商州农村,5个兄弟姐妹里,她1969年出生,是老四,排行不上不下,母亲郭老太太说起来就会抹眼泪,“这闺女什么苦都受过,什么福都没享到”。家里穷,她只念到小学3年级就辍学干农活了,家里唯一有机会读到中学毕业的只有小妹妹。

刘建华比梁丽小4岁,他是开封人,和梁丽在开封相识,并于1998年结婚。2000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为人父母的喜悦才刚开始,生活的压力就迅速加码。刘建华上班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他再三考虑后,2001年终于南下深圳。

在开封的时候,梁丽是一家水泥制品厂的冷焊工,2005年到深圳以后,她依旧只能靠这份手艺来贴补家用。刘建华说起来,脸上就会浮现愧疚的神情,“她找不到工厂里的工作,就只能接一些手工活自己在家里做,焊接电子元件”,“每天晚上加班做到十一二点,一天也只能挣十几块钱”。那些焊接用的原料对皮肤伤害很大,刘建华常常看到妻子的手上满是裂开的大口子。他实在心疼,舍不得让她再做。虽然刘建华再次换了工作,在宝安区福永镇劲嘉彩印集团找到了一份印刷机维修的技术活,收入也增加到2000多元,可2006年9月把儿子接来深圳上小学后,家里的开销明显增加。除了操持家务,接送孩子上下学外,梁丽还是闲不住,要接些手工活,刘建华说,“她就想着能挣几百块钱给孩子买零食也是好的”。

梁丽在接儿子放学的路上,偶然看到了清洁公司的招工广告,提供的岗位是机场清洁,有社保。机场清洁每年都会招工,只是薪水已经没有了诱惑力,因为这两年广东工资都涨得快。不过对梁丽来说,这工作依旧有诱惑力。上班近,他们租住的福永镇距离宝安机场只有两三公里;工作时间固定,轮流倒班,早班6点到13点30分,中班13点30分到21点,也比较方便她照顾孩子。这一次她到清洁公司应聘,终于很顺利被录取了。

机场清洁归属专门的清洁公司管理,因为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清洁人员的工作岗位也会经常变动。一般新来的都属“机动岗”,哪里需要就去顶缺。梁丽2008年8月上班,也做过一段时间机动,几个月后,岗位基本上固定下来,负责机场B号候机楼16号卫生间的清洁。虽然梁丽什么都不说,但刘建华还是能感觉到妻子的辛苦,机场清洁虽然工作环境相对较好,但“一天七八个小时站下来,她的腿都是浮肿的”。可就算这样,梁丽还是“两块钱一趟的公车都舍不得坐”,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梁丽的勤俭和忍耐,如今都成了刘建华的负疚,“她到深圳4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我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

顶岗

机场清洁工们把相互间的代班称为“顶岗”。2008年12月9日这天,负责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清洁的女工刚巧生日,请假一天,梁丽被安排顶岗上早班,从16号卫生间换到了大厅,而那个装了14.5公斤的黄金首饰的小纸皮箱刚好在这个早上出现在出发大厅。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纸皮箱,刘建华凭借记忆比划,“和装方便面的小纸箱大小差不多,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用黄色胶条封口”。而12月9日梁丽见到它时的情形,在梁丽被警方带走拘留、继而批捕后,现在只能通过深圳市公安局2009年3月12日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和律师司贤利与梁丽两次会面得到的证词来大致重述。

根据起诉意见书,2008年12月9日早上8点20分左右,东莞金龙珠宝公司的王腾业用行李车推着7件行李到19号值机柜台办理登机和托运手续,他要乘坐当天早上9点30分的航班从深圳飞北京。他的行李包括5个大纸皮箱、1个黑色帆布旅行袋和1个小纸皮箱,只有小纸箱放在推车上方的铁丝篮里。当王腾业陆续把行李放到安检机传送带上时,柜台人员得知托运物品中有黄金,提醒他到10号值班主任柜台咨询。因为按照相关规定,机场不接受黄金这种贵重物品托运,乘客必须自己携带,或者购买额外占座行李票。王腾业到相距22米远的10号柜台去咨询,而他的小纸箱依旧放在行李车上的篮子里,行李车依旧留在19号柜台附近。

而梁丽这边,看到纸箱的时间刚好也是从8点20分左右开始。起诉意见书上,是梁丽“看到行李车上的小纸皮箱无人看管,遂将小纸皮箱搬到其清洁手推车上,并推着清洁车离开现场进入大厅北部值机柜台区,随后再将清洁手推车推至该大厅北侧距离案发现场76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而司贤利律师从情绪激动的梁丽那里,得到了另一种说法。时间同样是8点20分左右,梁丽在19号柜台的垃圾桶附近看到了一辆放着小纸箱的行李车,当时有两个妇女站在行李车旁边嗑瓜子聊天,其中一个抱着孩子,还把小孩放置坐在小纸箱上。她推着清洁车到两人旁边清扫过,然后离开,大约五六分钟后再回来,两名妇女已经离开进入安检区,而推车和纸箱还在原地。

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的格局。这个出发大厅不大,换登机牌的区域内不设休息座椅。从大门进来,38个值机柜台一字排开,以19号柜台和20号柜台之间的远距离分隔为轴线对称分布,这两个柜台都有“超限行李”的标识。而两个柜台之间的间隔,利用装饰植物和各种隔断形成了一个通道,是乘客们进入安检区的必经之路,设有“送客止步”的明显标识和专门的保安人员。通道前方还设立一个玻璃展柜,陈列那些不能携带乘机的物品以作提示。进入安检区的通道两侧,各设立了一个垃圾桶,从位置上看,两个垃圾桶刚好分别邻近19号和20号柜台。

梁丽告诉司贤利,她当时真的以为那个纸箱是两名妇女的丢弃物,所以再次过去清扫的时候,就把纸箱搬到了自己的清洁车上,装了14.5公斤金饰的纸箱很沉,但梁丽并没有打开纸箱。她推着清洁车前往靠近38号柜台的16号卫生间,那天在女厕值班的是她的工友杨德英,而在男厕值班的是曹万义。杨德英回忆,那天她站在卫生间门口的时候,“刚好听到梁丽扯着嗓门喊‘老曹老曹,我捡了个东西’”。杨德英顺口问她什么事情这么大嗓门喊,梁丽说自己“捡了一个很重的纸箱”,杨德英当时还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电瓶?”杨德英还记得时间大约在早上8点30分。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指出,梁丽把小纸箱放在了曹万义负责管理的男性残疾人洗手间,而杨德英也证实,梁丽把箱子放进去的时候,“当时老曹要打开纸箱,梁丽不让,说万一有人找过来,是要还给人家的,打开就没有办法交待”。不过那个洗手间是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开放空间,只设有一个残疾人专用马桶和一个洗手台,并没有任何可以藏匿纸箱的地方。

王腾业大约在10分钟后,也就是8点30分左右从10号柜台返回,那时候,梁丽刚好将纸箱存放到了16号卫生间,所以当王腾业返回19号柜台的时候,自然发现小纸箱不见了。他在询问了19号柜台人员和行李车管理人员均无收获之后报警,时间大约是早上9点。

惊变

当王腾业焦急向警方描述遗失物的时候,梁丽的早餐时间也到了。清洁工们的早班用餐时间大约从9点30分开始,他们每人只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在候机楼3楼的一处狭小空间里,设有一个微波炉和储物箱,可容纳下三五个人。清洁工们大都会自己带食物过去,五六块钱一份的快餐在他们看来还是贵了。

2008年12月9日早上,梁丽和以往一样,在这个小房间里加热自己的早餐。和杨德英一样,一起用餐的几个人也听到她说,捡到了一个“比较重的纸皮箱”。结果工友马银山提出想去看一下,而且提出如果是电瓶,希望梁丽就送给他用于电鱼。梁丽同意了。马银山和曹万义一起下楼到16号卫生间,用指甲刀的铁片割开封口胶条,打开纸箱。结果显露在他们眼前的是用一包包用纸包裹起来的金黄色首饰,两个人分了两包首饰后,马银山离开,而曹万义留在男厕值班。再遇到梁丽后,曹万义告诉她,那个纸箱里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但梁丽不相信,她到洗手间拿出一部分首饰查看,又拿出一件交给另一名女同事去候机楼里的首饰店比较。同事返回后告诉梁丽,首饰是真的。而司贤利从梁丽那里听到了她的怀疑,“根本不相信那会是真的”。

梁丽12月9日上的是早班,中午13点30分就下班了。期间她并未听到任何失物招领通知,也没有任何人来找她询问。下班后,梁丽就把这个沉重的纸箱带回了住处。那时候刘建华也在家。他的工作是三班倒,12月8日刚刚连着上了一个大夜班,12月9日早上下班回家后又请同事过来修电脑,一折腾就到了上午11点多钟,来不及休息就赶上儿子中午放学,又得忙着做饭,等到13点20分左右儿子上学,他才有时间躺下,太困了,一挨床就睡着了。梁丽回家的时候,并没有惊醒在客厅熟睡的刘建华。这一家三口租住的是个狭小的一居室,客厅里支了一张床,里屋还有一张大床,那是他们的老乡离开深圳的时候转送的旧物。刘建华醒来,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儿子书桌上的闹钟,大约是17点50分左右。儿子已经放学了,照例他会和朋友们玩耍一下,在18点之前回家。刘建华赶紧起来准备做晚饭,而那时候梁丽在里屋,她告诉丈夫自己不太舒服,要休息一下。

“也就是我起床后10分钟的样子,儿子回家之后,警察就来了。”刘建华回忆,他正光着膀子准备做饭,就来了3个人,都是便衣。他们进门就问刘建华,梁丽是否捡了一个箱子。刘建华有些奇怪,赶紧扯着嗓子叫里屋的梁丽,梁丽回答说“捡了”,然后就从床下拿出了那个箱子。这也是刘建华唯一一次见到这箱东西,“用纸包着,一卷一卷的”。他听到警察说了一句,“你这什么都敢捡啊,这东西值好几百万元”。

一家三口分坐两台警车,都被带回了机场分局。刘建华和儿子留在大厅的长凳上等候,而梁丽被单独带进了审讯室,刘建华看到有警察拿了一副手铐进去,心里顿时紧了一下。等到他和儿子完成询问笔录,时间已经是当晚的21点40分左右。一家人还什么都没吃。刘建华其间抽空出去买了个盒饭,还从家里带了件棉袄过来,想一并拿给妻子,可警察只让他把东西放在外面。回家路上儿子很疑惑地问他,“妈妈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回来”,刘建华还找了个理由安慰儿子。那个时候,刘建华只想着,“可能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明天弄清楚了,梁丽就能回家了”,内心虽然疑惑,但并不太焦虑。

可真的到了第二天,12月10日,刘建华没能等来梁丽回家,反而等到了公安局的电话,通知他去取梁丽的《拘留通知书》。刘建华赶紧到机场分局询问,警方给他的答复很简单,“还在侦查”。刘建华在家待不住了,下午就到机场B号出发厅去找梁丽的工友们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那些清洁工们也跟他一样疑惑。他们的感慨大都一致,“听起来像是个玩笑,怎么一下子就会被关起来?”

刘建华尽了他最大努力去还原12月9日早上的事件,但他能得到的依旧是碎片。值机柜台的值班人员每小时轮换一次,他没能找到当天19号和20号柜台8点到9点档的值班人员;虽然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时间段在临近垃圾桶的安检区入口处当值的保安,但对方只告诉他,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知道。这让刘建华很无奈。

刘建华能做的只剩下焦虑的等待。大约1个月后,曹万义和马银山被放了出来,而梁丽依旧在看守所里,这让刘建华更加焦虑了。

悬疑

刘建华掰着手指头数过,在梁丽被关押5天后,12月14日,警方迅速召开过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一起机场金饰盗窃案告破。发布会上警方强调的是这起盗窃案“9小时就得以迅速破获”,次日广东若干份报纸上都出现了类似通稿。这让刘建华实在揪心。他去公安局问,可他得到的说法依然是“还在侦查”。

大约1个月过去,同为河南老乡的马银山放出来后,很快就带着女儿到刘建华家里来过。刘建华感叹,“老马是个老实人,快50岁了,没念过什么书,也不识字”。马银山也只能简单告诉刘建华他所知道的,并不能解答刘建华“梁丽为什么还不出来”。三个人里唯一算得上有文化的是曹万义,在他放出来后,刘建华只跟他通过一次电话,还是刘建华主动打过去的。在电话里,当刘建华提出疑问的时候,曹万义很肯定地答复他,如果梁丽一个月还没被放出来,那就是被批捕了。从起诉意见书看,梁丽的确在2009年1月14日被批捕。刘建华也是辗转从其他人那里听来一些老曹的经历,他是湖北人,据说曾经当过兵,退伍后还在某个地方公安局里找了个工作。三个人里,老曹应该是“最懂法的”。

刘建华求助于律师,已经是2009年3月份之后的事,他辗转通过老乡的介绍,找到了司贤利。2009年4月13日,司贤利第一次在看守所会见了梁丽,“情绪很低落,也很激动”。梁丽最担心的是儿子,她让司贤利帮忙转告丈夫,儿子要是调皮有什么不听话要好好说,千万不要动手打孩子。梁丽的母亲终于还是从二女儿那里获知了消息,不顾家人阻拦,4月19日一个人坐火车来了深圳。77岁的老人这些天陆续见到记者,都会当成救命的亲人一般热情,老人家怎么也想不通,勤俭本分的女儿怎么会被关起来,她絮絮地念着女儿的好,泪眼婆娑地感慨,“这家里的日子刚好过一点,女儿就又遭了罪”。老人家来的时候,刘建华的出租屋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小外孙在洗澡的时候偷偷拉着她看自己身上的伤。当然是刘建华打的,但儿子并不怪他,他知道家了出了事,自己的学习又退步了,爸爸一时气急,才动了手。原来的出租屋太小,闷热,老人不适应南方的潮热。刘建华很孝顺,4月25日就另租了一处较大的新出租屋,月租也从300元增加到400元。

刘建华从来没有想过为妻子求助,他觉得不管怎么说,梁丽把箱子拿回了家,“就算是捡的,也不光彩”。不过事有凑巧,他又一次去找司贤利讨论案子的时候,刚好遇到当地某报深圳站记者也去找司贤利询问一个案子,这名记者意识到了梁丽案的新闻价值,稿件见报后,果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让刘建华讶异。刘建华大专读的是企业管理,并不懂法,为了妻子的事情,几个月来也读了一些法律书。当然,他依旧不能完全理解那些艰深的法律理论,不同观点的法律界学者们的争论,也会让他有些疑惑,“都是那么有学问的人,可怎么观点会出入那么大?”

事实上,各方观点之所以如此争议,关键还是在于此案的基本事实证据并不明确。司贤利也很无奈。当案件从深圳市检察院被转交到宝安区检察院,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查后,司贤利曾经到宝安区检察院申请阅卷,被拒绝了。刘建华跟着司贤利一起去的,看着律师“和警方辩论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阅卷”。

争议

司贤利也觉得,更严谨地说,梁丽的案件到目前为止,仍是一起证据不足、尚须补充侦查的案件。但从目前他对案件的分析,如果将来要上法庭,他会选择为梁丽做无罪辩护。

不过目前此案尚未进入起诉阶段,假如检察院做出不予起诉决定,而金龙公司又不自诉,那自然是皆大欢喜,梁丽可以很快回家团聚。这也是刘建华最期待的。但他理性地想了又想,还是不敢做这种乐观期待。而假如案件最后进入法院,那么就将交由法官来裁决。在选择需要严格审查的事实前,任何法官都会提前做一番理论推演。既然检方可能以盗窃罪起诉,那就要看,要想证明梁丽的行为构成盗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事实要件。在刑法理论中,盗窃罪的行为,是指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也就是说,梁丽拿走箱子的行为,究竟是“拾取”还是“窃取”,取决于箱子当时是否由物主“占有”。如果事实上仍由物主“占有”,哪怕梁丽秉持“拾取”之心,甚至有过归还之念,客观上也构成盗窃。如果箱子已脱离物主或保管者的“占有”,就变成了民法上的遗失物,只要梁丽没有拾而拒还,就无须承担任何罪责。因此,本案的关键,即在于对“占有”的判断。

刑法上的“占有”,并不是说只有搁在家里、揣在怀里才算“占有”,养在池塘里的鱼、丢在车里的笔记本电脑,即使主人不在,仍算“占有”,撬别人车拿别人东西,就是盗窃。事实上,某物即使在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比如,别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即使没上锁,也是他人占有之物。在梁丽事件中,箱子与物主曾发生过分离,这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物主嫌推车不方便,暂时将箱子放在那里,准备问完事情再回来取,不过,考虑到箱子里的财物价格不菲,这样做明显不合常理。二是物主急着办事,疏忽大意,将箱子落在垃圾桶旁,事后连自己都忘了方位。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再加上地点特定、时间不长、距离不远,就可以推定,纸箱仍在物主的“占有”下。日本就曾发生过类似一起案件,某人离开酒店时,忘记拿走放在店内装有现金的手提包,走了约300米远后,忽然回想起来,立刻乘车返回原地来取,但包已被人拿走。日本法院的判决认为,手提包仍在所有者的占有之下,非法拿走者构成盗窃罪。但是,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物主不知道财物具体位置,即使财物与他分离时间不长,距离很近,也不能认为财物在他“占有”下。当然,严格意义上说,到底财物与物主分离多长时间、所在位置间隔多远,才能认为在其占有中,这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通过这番理论推演,可以发现,本案一旦进入庭审程序,法官重点审查的证据,首先应当是机场摄像头的现场录像,录像将证明梁丽拿走纸箱时,距离物主离开究竟有多长时间,现场情形是否足以让她意识到纸箱属于“遗失物”。其次,物主的证言也十分重要,到底他是临时放置,还是疏忽遗忘,这种“遗忘”,是否足以达到令他无法在机场内找到纸箱的地步。这些证据,将决定梁丽行为的罪与非罪。至于她事先对箱内财物的价值判断,以及事后的种种表现,恐怕只具有量刑方面的意义。

司法机关如是说

警方为何立案侦查?

警方接报后必须立即行动方能查清事实。

尽管本案最终认定梁丽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属“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但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既有必要,也不违反立案管辖的规定。

首先,公安机关接到被害人报警后,必须依法受理并进行必要的初步调查。公安机关基于当时的证据状况和认定的事实,梁丽有盗窃嫌疑,对其立案侦查并不违反立案管辖的相关规定。如果公安机关不立即立案侦查并迅速采取行动,是不可能查清事实并追缴回相关物品的。

检院为何批捕梁丽?

当时有证据显示梁丽有犯罪证据且涉案数额巨大。

首先,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证明要求和适用条件是不同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逮捕的证明要求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起诉的证明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逮捕并不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只需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显然较起诉的要求有质的差别。因此,不能将起诉的证明要求套用在批捕环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梁丽时,检察机关基于当时的证据状况和案件事实,认为有证据证明梁丽有犯罪事实,且犯罪数额巨大,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从而批准逮捕梁丽,符合法定逮捕条件。

关键事实从头看

梁丽自称“捡” 视频看似“拿”

1.涉案纸箱并非在垃圾桶边,而是在19号柜台前1米黄线处的行李手推车上被梁丽搬走。

宝安区检察院还专门就梁丽案的几个关键事实向媒体作了说明:

根据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时,放有涉案纸箱的行李手推车被被害人王某单独停放在19号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与最近的垃圾桶尚有约11米的距离。

梁丽本人关于从垃圾桶旁边“捡”到涉案纸箱的辩解与事实不符。

辩说有证人在 视频显示无一人

2.梁丽搬走行李手推车上的涉案纸箱前,手推车旁并未发现有其他人员在场。

梁丽本人辩称案发当时,见到一名50岁左右的女子带着一个小孩,小孩坐在一行李手推车的篮子上,后两人与另一名年轻女子匆忙进入安检口离开。当时,行李手推车篮子内放着一个小纸箱(即涉案纸箱),过了三四分钟后见无人来取,以为旅客不要的,未询问任何人后即将小纸箱搬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上。

根据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并不存在上述情形。

翻看纸箱半分钟 到底是贪还是懵?

3.从被害人离开到梁丽拿走涉案纸箱的时间约1分钟。

根据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被害人离开19号柜台的时间与梁丽到达19号柜台发现放有涉案纸箱的行李手推车的时间相距约半分钟。

其后,从梁丽查看涉案纸箱到将纸箱搬离19号柜台,共持续约半分钟。

警察上门仍遮掩 到底是忧还是瞒?

4.涉案赃物并非梁丽主动上交给警察,而是在警察发现后被迫承认并交出。

经查,案发当天16时许,同事曹某找到梁丽,告知机场候机楼有旅客丢失了黄金,且已报警。

18时许,3名办案警察到梁丽家中,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后,梁丽丈夫打开家门,警察依法对梁丽是否从机场带回财物进行盘问,梁丽予以否认。警察遂对其进行了长达20余分钟的规劝,在此过程中,警察发现梁丽家中客厅床下存放的纸箱,梁丽遂被迫承认该纸箱就是机场丢失的纸箱。

梁丽本人辩称怕是假警察而未及时配合上交赃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其应当知道来人为真正的警察,所来目的是为了查找涉案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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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07:08:36 网友
[7楼]:
有了这个结果,那些专门在公共场所“检”别人钱包的人士可以安心了。
社会舆论是把双刃剑!
2009-10-12 07:07:17 网友
[6楼]:
从被害人离开到梁丽拿走涉案纸箱的时间约1分钟来看,应有盗窃嫌疑(如捡到东西,至少要喊一声这东西是谁的?).1.如有人看到马路上有辆汽车门没关在一分钟内,把车内物 品全捡走,甚至把汽车开走,算不算盗窃?如从梁丽一案来看,不算盗窃吧!唉!这世界今后失物将大为增加了,小偷却没有了.我认为梁丽的行为说明此人极不是一个诚实之人,而 且电视上的表现我看了很恶心,坏人还装成一个受害人的样子,况且还有100多克黄金未交还.

2009-09-26 19:10:00 网友
[5楼]:
此女工确实有罪,从公安局披露的录像事实来看,以及警察入户调查女工的表现来看,罪得不轻,人心不能贪,一个贪字,会害了一生。如若此女有平常心态,怎么可能把明明是旅客的东西拿回家来呢。机场管理混乱,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素质,昭然可见。网友们的偏激可以理解,有一天他们一时疏忽,东西被人“捡”走了的时候,他们就会理解侵占与捡的界限了。

2009-09-26 19:06:55 网友
[4楼]:
这是中国法律最悲愤的一天。。好像国法不比得上记者斗啊。包容犯罪啊!以后杀人罪也可以《过错》放人?定性为侵占罪,毫无疑问!犯罪嫌疑人贪念作祟,不同情!


2009-09-26 09:31:16 网友
[3楼]:
那女工是在公安人员找上门做了近20分钟思想工作后才交出黄金的.你捡黄金没罪,可你藏匿不交且在执法任员上门要回时还不立即交出,这还没罪?
文章先从女工的身世说起,已经有明显的把大家引导向对她的同情意图和作用。这些原件无关的不用考虑,就像杀人就是杀人,即使平时受尽其非人虐待,触犯了法律就该负刑事责任。就算是正当防卫,过当了也得为过的部分负责不是吗?
2009-09-26 09:28:36 网友
[2楼]:
是该有罪!!!第一她是卫生保洁员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人家放在行李车上的箱子丢进垃圾箱去!!第二即便是拣到的任何物品都须归纳到招领处,不可拆开带走回家,第三她的做法同偷盗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是保洁员不可半途回家,早就会带回家了,更何况是警察到她家开始还不认她拿金子回家的!!第四是为了掩人耳目,在保洁员处拆开箱子与其它人分成.可能已做过很多次,也分到别人拿到的物品!!
机场那么多监控,也敢把一箱那么贵重的东西拿回家,她真是财迷心窍了,脑筋够笨,胆子也够大的了。
2009-09-26 09:26:33 网友
[1楼]:
失主是遗失财物而不是被窃,拾者是清洁工负有场地打扫卫生之责,失主推卸遗失责任报案被窃失实。拾者是拾得该遗失之物,本案应属于民事案件不当得利范围处理,不属于刑事案件的范围处理。两者拾者只违反了所在单位有关旅客的遗失物必须上交的规定,但没有构成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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