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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者钟子云:初入哈尔滨


2090 人阅读  日期:2009-09-30 07:56:00  作者/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建政者

钟子云:初入哈尔滨

一个政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一个国家从战火离乱、依赖农耕到向现代化过渡,每一步都写满了挑战、风险、坚定与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在述及半个多世纪前那场伟大解放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把1947年的石家庄或1948年的沈阳,作为中国共产党掌控并治理大城市的开端。

而在遥远的北国、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共产党于1946年4月就执掌了政权,此时距全面内战爆发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与战略反攻后被解放的大城市不同,1946年的哈尔滨所面临的,不仅是从满目疮痍中“复活”的问题。

追述这段历史,可能会令人惊讶,最初涌入大城市的农民,曾想彻底“平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则差一点被消灭。

也许哈尔滨的解放之早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一直到1948年元旦,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才明确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使得1946年时初入哈尔滨的城市管理者,遇到了后人无法想象的困惑和压力。

不过,如同以往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是会获得新的路径和经验。他们不仅让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远东大都市“起死回生”,还让它焕发出巨大的力量,甚至成为一个新政权的城市治理样板。

从那时起,来自东北的源源不断的资源,成为推动人民解放军不断向南的动力。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不仅哈尔滨的模式在沈阳、天津、北平、上海得以复制,其原则和框架甚至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参考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选择了这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位领导者---市委书记钟子云,作为重回历史现场的切入点。从他在1946年后的际遇,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一个国家从战火离乱、依赖农耕到向现代化过渡,每一步都写满了挑战、风险、坚定与创造。

市委书记来自延安

钟子云是1945年9月初从延安启程去东北的。

他原名苏宗泉,1913年生于河北东光县一个农民之家。少年时迫于生计“闯关东”,并在那里入党。30年代初,钟子云一直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最为传奇的一次,就是用红油漆在火车站前的纪念碑上写了反日标语。

30年代后期,钟子云曾在莫斯科学习并于1938年回到延安。

日军投降后,中央决定派他到东北,这是第一批从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为了便于和苏军交往,出发前朱德还给他授了少将军衔。与他同行的两人,后来一个成了抚顺市委书记,一个成了辽西省委副书记。

他们乘坐的飞机在张家口降落时损坏,只好换乘火车、骑马、乘汽车,抵达沈阳时已是9月下旬。钟子云受命前往哈尔滨的北满临时省委,任工委书记。

据守哈尔滨的国民党军队,坚持到了1946年春天,跟着撤退的苏军到了海参崴,最后乘轮船回到上海。

4月28日,在哈尔滨各界人士的邀请下,共产党未放一枪,重返冰城。此后,虽然解放军曾暂时退出长春和沈阳,但哈尔滨再未被放弃过。

钟子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同样从关内来的刘达任市长。

“他这个人,性格有些内向,话不多。但性格很倔强,敢于说话,反对上级的错误路线。”后来曾与钟子云在煤炭部共事的成善一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后,成善一曾多次向钟子云了解他解放前的经历,并在钟子云去世后根据这些谈话完成了他的传记。

30年代末,有一次上级以内奸罪名要处置抗联里的一个朝鲜族干部。钟子云拖着命令没下发,而是把这个干部派到敌后。最后以无法控制为借口,使他躲过了一劫。解放后,这位已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干部来中国访问,要见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钟子云。

“他见了一次,第二次就拒绝了。”成善一说,钟子云觉得当初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钟子云向成善一讲起的另一段经历是:他在冀东同日军作战,子弹自鼻子下边打进去,从后颈穿出。钟倒在尸体堆里,日军逐个检验,认为他已经死了。而他却最终逃生。

“讲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他没有什么形容词,平静得很。”成善一回忆说,后来他给钟子云做传,就用了《九死一生钟子云》这个书名。

吃鸡、吃蛋,还是吃鸡腿

虽然再没有枪林弹雨,但1946年的哈尔滨对于钟子云和他的同志们来讲是一个新考验。

到40年代中期,哈尔滨经过沙俄和日本人的数十年经营,已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商业、外贸中心,大商店可以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向全东北中小城市批发。

但据第一任市长刘达回忆,他们刚进入时“哈市商业萧条到了顶点”,战争使交通中断,货物没有来源。最大的同记商场卖的礼帽,原来进货只有一两元钱,当时已经涨到20多元。一些干部要求把涨上来的部分分掉。

据钟子云后来回忆,进城后工人在工会领导下争取民主地位,但也出现乱打、乱斗资本家的情况,有些资本家甚至被关押起来。

有的人主张采取革命的办法,将城市管理系统彻底砸碎,甚至把工人组织起来冲击派出所和其他市政府机关。

1946年7月,在钟子云的坚持下,哈尔滨市委发出了《关于哈市的工作方针》。其中说,不能用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主义的办法应对城市工商业,“总之在一切方面必须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之发展,否则将自己毁灭自己。”

这份文件甚至还提到,必须严格注意法治精神,用法治来具体表现民主政治,“主要意思是说对于涉及任何人的人权财权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府之判决。”

然而,工人和资本家似乎很难和平共处。

1946年秋天,国民党切断了哈尔滨主要电源小丰满电站的供电,导致城市用电困难。

哈尔滨市委决定,尽量保证生产供电,结果引起很多领导和部队的不满,特别是对于向私人大企业供电。许多人因此闹到市委,指责市委有电不给自己的机关部队,而是给资本家的工厂商店,是阶级立场问题。

据钟子云回忆,《方针》出台后,市委内部有人就不赞成,“上级机关意见也不一致。”

1946年6月,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并进行调整。林彪任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及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和陈云任副书记兼副政委,高岗同时任秘书长。

林彪和罗荣桓主要负责部队工作,不过对地方工作,林彪提出东北局要实行秘书长专政。

钟子云虽然也经常向林、罗请示汇报,但市委的主要工作是与彭真和高岗打交道。

之前一直领导东北局的彭真是支持钟子云的。1946年7月,彭真在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讲话:“工商业没有恢复和发展,就过多地提高工资,这是失败的经验。”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及抗日战争时的冀中,都曾遭遇教训。

当时在哈尔滨的领导干部有个比喻:对资本主义是吃蛋还是吃鸡?

彭真多次在工人集会上讲,只能吃蛋。但还是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吃一条鸡大腿。

到省城“扫堂子”

据解放后担任哈尔滨市长的饶斌回忆,他于1947年10月抵达哈尔滨时,市委扩大会议仍在讨论“一切权力归工会”到底对不对。

有关工人和资本家的问题还未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又浮了上来。

早在1945年底,北满的土地改革就从伪奸分子的土地上开始,其力度与速度,正如周立波形容的“暴风骤雨”般席卷黑土地。当时主抓这项工作的,正是高岗。

东北土地改革的一个特征是“扫堂子”,即农民斗争地主后,清算其浮财,房屋里的东西全都拿干净。而且允许各村互相“扫”,农民往往成群结队坐在胶皮轮的大车上,携带武器逐村“扫”过。

在东北,与关内不同的是城市资本家多在农村经营土地,特别在日伪时期,城市经营不安全,很多人就把资本放在农村购买土地出租。

此外,哈尔滨主要是粮油加工业和皮革业,资本家从农村购进粮食、大豆和毛皮等进行加工生产。农民认为这是经济剥削行为,应该清算。

特别是在农村土改告一段落之后,“扫堂子”的目标转向了城市。

1947年秋天,农民冲进哈尔滨附近的呼兰县县城,扫荡私人工商业。次日,县城几乎无一家商户开张,有点钱的都跑到了哈尔滨。政府只好组织了一些油盐等当地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运过去。

但农民的行为得到了一些干部的认可。

当时省委的一位领导把刘达叫去,开口就问:“你估计哈尔滨能挖出多少财宝?”刘达说,很难估计,因为资本家和地主不一样,他们总是希望资金周转越快越好,不会埋在地下。

这位领导用安排工作的口吻说,你给我准备400人的住处。他告诉刘达已经在农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来哈尔滨挖财宝。

据钟子云后来告诉成善一,当时打算进入哈尔滨“扫堂子”的农民有上千辆大车。军队和公安人员按照市委指示,堵在郊区,与农民对峙。但还是有一些农民进了城区,一度想带走全国闻名的商业资本家武百祥。

因为不让农民进城,高岗特意把钟子云叫去谈话。此前,他们在清算资本家、是否彻底砸烂市政系统等问题上已经有过争论。

钟子云对他说,农民名义上是抓地主,实际是要进城扫浮财,抢东西,对于这种做法,要讲政策。

高岗说,群众运动中有些过激行动在所难免,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就是政策。

钟子云据理力争,高岗就说他“右倾”。钟子云说,如果东北局支持农民这么做,就请东北局下个命令,哈尔滨市委照办。

但当时东北局大多数领导都是支持哈尔滨市委决定的。

最后规定,凡农民进城搞清算,一定要经过公安局许可,并把情况说清楚,如找谁、有多大剥削、什么时间等等。最后往往算一笔钱给农民。

城市管理大争论

留鸡下蛋

在城市管理的争论中,1946年7月,按照中共七大的原则,哈尔滨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选举。

早在1937年,陕甘宁边区就开展过民主选举。然而,在阶层结构复杂的大城市进行选举,还是第一次,诸如选举方针、如何操作都没有先例。

这次选举的条例中没有使用日后常见的“人民”,而是用了和“公民”相近的词汇---“国民”。

选举采用推举方式,以各职业人民团体为单位进行推选,如部队、工人、妇女界、文化界、农民等等。最后以商业实业团体代表最多,高于工人、农民。

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哈尔滨施政纲领》,其中言明,除公安机关依法拘捕外,任何机关不得捕人,以保障人身之自由。此外则规定,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

钟子云在临时参议会大会上讲话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哈尔滨施政纲领》是中共七大后第一个体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地方治理文件。两个月后,东北各省联席代表会议通过《东北各省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其中很多原则和内容直接来源于《哈尔滨施政纲领》。及至后来华北解放区的宪政立法,也保留了这个框架,并最终成为新中国宪政立法的重要源头。

选举后,外科医生张柏岩成为哈尔滨市卫生局长,原哈尔滨银行经理何治安为市财政局长,哈工大教授邓恩诚为市建设局长。

然而,在中央对于未来国家的设想最终定案之前,走哪条道路仍是焦点。

据饶斌回忆,当时东北出现一种说法,认为东北国营经济比重大,私营经济无足轻重,加上城市人口比例高,可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东北相对全国来说,成为一种特殊现象,即“东北特殊论”。

饶斌后来根据哈尔滨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时,有意在扶持民族资产阶级方面说了几句,结果被东北局的一些领导认为是“右倾”,并在后来又受到批判。

1948年元旦,《东北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刘达回忆:“其中有关城市政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市政府连着发布了两个保护工商业的条例。

1948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提到:“必须避免对一切中小工商者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

团结工商业的行为得到了回报。1947年,哈尔滨承担了大量火炮生产任务,各私营企业中的精密机床集中起来,由资本家以机器入股,组成了三个联合加工厂,高峰时承担军工任务的机床,占全市的70%。

1947、1948两年生产六零炮2300多门、炮弹27万多发以及大量其他型号火炮和弹药。

为了组织生产被服,集中了全市服装业的缝纫机。两年生产单军服64万套,棉军服大衣约百万套,各种鞋超过100万双,棉皮帽76万顶。

1949年军工任务开始减少。联合加工厂把股东请来,聚餐分红,然后宣布工厂解散,股东带回自己的机器和工人。仅在解放东北全境的斗争中,哈尔滨就动员40亿东北币投入支援。

斗争还是不斗争

不过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前,1947年冬,东北局改组了哈尔滨市委。钟子云降为第一副书记,刘达被免职,到东北农学院当院长。

钟子云后来回忆说,重要原因是东北局的一些领导人,对市委执行有关方针、政策有很大意见,争论得很激烈。

在此之前,钟、刘等人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一次建设局未经批准斗争工程师,如果制止就会落上“反对工人运动”的帽子。刘达想来想去,还是亲自参加了斗争会。他开头就讲明,必须有证据,同时不准动手动脚。工人们就没什么发言积极性了。

后来终于有一个工人站起来,要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交出工作证。刘又讲,问题未弄清以前,不能收工作证,要收也是市政府的事情。

有领导甚至问刘达,盖房子是否非有工程师不可?刘说,修修补补也许可以,盖房子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工程师,特别是盖大房子。

1948年10月,林彪率东野入关,不久陈云、彭真也先后调往关内。钟子云则被派到辽宁的煤矿城市阜新任市委书记。

不过,在战略反攻后的城市接管工作中,再也没有遇到这样激烈公开的争论,工商业被明确为城市的基础。

当初在东北局支持钟子云的两位领导---陈云、彭真,保持了沈阳和北平的正常运行。对他们来讲,自己的想法早在哈尔滨就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而直到1952年“三反”、“五反”,东北局还多次派调查团到阜新检查工作,要“顺藤摸瓜抓大的”。1953年,钟子云主动辞职,称自己犯有“右倾”错误。他被调到中国矿业学院任副院长,两年后,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煤炭部被“造反派”攻陷,部长张霖之身亡,钟子云被捕。1971年出狱后,成善一问及他的感受。钟子云说,前几年反复追问他怎样追随高岗反对林彪,以后又追问他怎样追随林彪反对毛主席,这时他就预感到形势发生了大变化。

成善一建议他写一写“抗联”的故事,钟子云说:“我这一生尽是走麦城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1998年,已经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退下来的钟子云仍写信给党中央,对某市的一些具体工作提出意见。这封信由中央主要领导进行了批示,并转全体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阅示”。

当批示转下来时,钟子云已病重入院,昏迷不醒。1999年3月17日,这个最初执政哈尔滨的共产党员去世。■

崔义田为大上海清创:一两黄金治一名妓女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刘耿 | 上海报道

1949年5月25日上午9时左右,人民解放军20军59师177团向上海市中心挺进。

进入南京路,马路两侧挤满了欢迎群众,从国际饭店向东到西藏路口,人群越聚越多,人民保安队维持着秩序。苏州河边的敌人在向西藏路上打枪,卫生员张玉龙听到前面人群中有人中弹倒地,立刻跑步前去抢救,却被人民保安队中的医护人员抢先一步救走。

第20军是上海战役的两支主力部队之一,肩负着解放浦东的重任。敌人在浦东有网状的地堡群坚守,卫生队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可是在向高行、塘桥、张家楼、高昌庙等地进攻时,一路炸药开道,连续炸毁了敌人用钢筋水泥构成的地堡群,卫生队只收到少量伤员,倒觉得有些“不过瘾”。

现年84岁的陈煜轩老人,当时在177团卫生队材料室工作。“当时我心里想,在上海人眼里,不知道对我们这些卫生兵是怎样的感觉,是不是有些稚嫩不够威武?穿着粗布军装和布鞋布袜,是不是显得土?”

同日,一辆美式吉普穿越硝烟弥漫的十里洋场,在华成烟草公司门口停住,车里坐着的人个矮体胖、戴眼镜---他叫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处长的名义,负责上海市医药卫生及教育机构接管工作。

此前,崔义田已在江苏丹阳的干部进城训练中,按照陈毅的要求准备了一个月。而他在陈毅麾下工作,到此时正好10年。

崔义田是辽宁锦西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9年5月,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向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提出到前方工作的要求。崔义田当即表示:“我是东北人,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国奴,很愿意到前方去。”从此开始了他与陈毅长达15年的共事。而这最后5年,就是接管大上海。

两天后,上海解放。政务院委任崔义田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解放军卫生兵给上海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更繁重的是接下来的工作。

清除浮厝24万具

在拥有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之后,打扫战场、搞一场大清洁运动,为大上海“清创”,迫在眉睫。

战争之后的大上海,并不只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华美光鲜,废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尸浮厝(暴露在地面上的棺木),都要求城市的整治从头开始。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刚刚运转起来的市卫生局,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整治方案,组织力量突击清除垃圾。一周内清除堆积垃圾15000多吨,沙袋泥土3189吨,掩埋浮厝3034具。

1950年后,“清洁运动”被纳入“爱国卫生运动”,长年不断。而直到1951年底,上海市卫生局殡葬管理所还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要求处理露尸浮厝。比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带,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复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铁路沿线的两侧。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层层乱叠,最多达四五层,臭气四溢,野狗争食,目不忍睹,严重妨碍卫生。

崔义田认为,若一具一具地处理,难以彻底解决问题,遂报请市府批准,进行全面清除。据统计,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万具。

还有增设环卫公共设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处垃圾堆积、污水横流、污浊不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进行破坏,不能带走的设施统统被炸毁。

解放初期,首先是对损坏的公厕、小便池、垃圾箱进行维修。继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增设活动厕所和简易厕所700余座,垃圾箱4000多只,初步解决公共设施缺乏的急需。

现年87岁、曾任173团卫生队长的顾定宇向本刊记者回忆说,睡在马路上的进城解放军解大小便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沟围起来当厕所。”

一两黄金治愈一名妓女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时任175团后勤处处长兼卫生队长的孙克文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准备渡海攻打台湾,解放军战士们开始学游泳,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十几天后,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并波及4万余人。”

“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病,我们立即向军部汇报,并通过上海市委向市卫生局寻求支援。最后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孙克文说。

崔义田组织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各医学院校的师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队,开展血吸虫病的普查和防治。由于抓得及时,措施得力,染病战士几乎都恢复了健康。

“这为以后南方各省市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部队医疗成果向地方转化的成功范例。”后来出任上海长海医院、长征医院院长的孙克文说。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华东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涉及4个省市115个县区,患者人数600余万,几千万群众的生活、生产和生育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崔义田亲自带队深入到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苏北高邮进行调研,采取以消灭钉螺为主,同时查治病人,辅以粪水管理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需要漫长努力。直至1975年,上海各县才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打预防针、防治霍乱、性病等,是崔义田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后主抓的大事。”孙克文说。

但是,性病防治作为工作上的一个尾巴,一直拖到崔义田任期过半才解决。

1951年11月25日晚8点,上海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查封了全市所有妓院,娼妓制度在上海被彻底废止。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专家沈奕斐解释说,早在解放之初,共产党已经有想法要取缔全国的娼妓制度。但因为上海市百废待兴,而这些娼妓都有各种各样的病,当时没有物质条件给她们治愈。

为收容所中的妓女治疗性病常用的是青霉素,当时叫作盘尼西林。“在上海医药仓库里存放的盘尼西林,原来是准备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但是治疗性病如果没有这种药,疗效很缓慢。崔义田向市委打了报告,陈毅特批先把妇女教养所这些姐妹们的毛病治好。”

那时盘尼西林非常昂贵。一名患有早期梅毒的妓女,如果三个疗程治愈的话,单单盘尼西林大概就需要100多元,何况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90元,所以治疗一个人的费用超过一两黄金。单单治疗性病这一项,在妇女教养所就用去了18万元。

国防医学院学生从台北归来

人事上的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接管初期。

卫生局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身、经历、性格都不同,在工作中常有不同意见,在党组会议上决策时,有时甚至发生争吵。

有些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对上海某些知识分子的工作作风,以至谈吐、衣着、生活方式等都看不惯。而崔义田总是耐心疏导,要干部们主动团结知识分子,共同做好工作。

崔义田自己也是个外来户。

老部下严真在《崔义田纪念文集》中回忆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艰难:“在崔部长领导下接管的药政系统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单位,如X线机修配所不到十个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药厂还算比较大,亦只有100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里迢迢随崔部长南下,却接管这样一个地方。”

“经深入了解,这里人才济济,我为之震惊。药厂厂长是国内著名的药学界老前辈,我国第一部《中华药典》的编纂者,国立药专的创办人孟目的教授。青霉素实验室的领导人童村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面对这些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我开始感到任务的艰巨与繁重,只有经常向崔部长汇报情况,以便更好地执行党的接管政策。”

崔义田既注意发挥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工作作用,又从政策上关注上海留用人员的安排,如安排留用人员李穆先任副局长(国民党撤退时委任李为代局长)。

上海解放之初,崔义田就向华东军区首长请示,在原国防医学院旧址创办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由崔兼任部长。

一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北的国防医学院学生返回上海。他在台北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陈毅市长的讲话,欢迎国防医学院的师生回上海,到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工作和学习。他托人向崔义田打听是否确有此事。崔义田指示说:“这个学生你们应该收下,今后如果还有回来的,你们也应该收下。”

5000两黄金的订单

崔义田接管了上海的卫生系统,又用这个系统服务全国。

当时,全国有高等医学院校43所,华东就有19所,占全国院校总数的44%,而有的省区却一所也没有。

不久,陈毅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医学院校问题,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私立上海东南医学院立即响应。

1949年8月3日,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长的名义,与该校负责人汤蠡舟、张锡琪等谈话时表示:“皖北和皖南还没有一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去办学,大有可为。内迁以后如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们,上海是你们的娘家嘛!”随后,该校迁往怀远。

就在七八月之交的那几天,崔义田还处理了一件大事。他在办公室接见了一行神秘来客。

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四野下决心,把历年积存的老家底--- 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责成四野卫生部派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

任务落在了崔义田头上。他连夜召开市医药公司所属医药处和门市部负责人会议,布置任务:“门市部没有的药,拿库存的;医药公司没有的,找私营厂商想办法。”

崔义田连夜领着四野来人找药,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巡视,检查药品质量,落实采购数量。一连跑了10多个仓库。次日,购药小组成员将购到的药品装箱、打包,通过水路和陆路发运到汉口。仅半个月时间,数额巨大的购药任务即告完成。

几百箱防治疟疾、痢疾、胃肠炎等南方多发病的应急药品,立即发到四野各部队,很快就控制住了疫病的发展。

5年之后,崔义田“北上”。1954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他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

1949年彭真接管北平 曾与100多名摊贩座谈

建政者

身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亲自与100多名摊贩代表座谈。他说,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摊贩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息兵。10天后,一直驻扎在京南良乡的彭真,带着2000名共产党干部开始进城。

彭真是在1948年12月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叶剑英为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人民政府市长。

自50年代起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句,当时也在这2000人之中。他乘坐的大卡车,经过西直门,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这里是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

第二天一早8点,旧区公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办公室里等候了。

马句拿着旧区公所的花名册一一点名,宣布即日起,所有人员停止工作、等候审查。另一队人则开始查验对方的印章、文件、档案、资金、账单、房屋和设施。

接着,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牌子摘下,换上崭新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牌子,还放了一挂鞭炮。

一个崭新国家对3000年古都基层治理的重建,就这样开始了。

不能信任保甲长

1949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有20个区:内外城12个,郊区8个。

以10至30户为一甲,10甲至30甲为一保。保设保办公处,有保长、副保长各一,另有干事4名,保丁若干---在解放前的中国,国民政府就是靠无数个这样的城市细胞进行管理的。

据1948年11月国民政府统计,北平全市有保338个、甲9955个,涉及410113户、人口约210万。

1949年1月进城前夕,彭真在良乡的接管干部大会上说,中央对保甲长有指示:“直接指明他们是罪人,但准其将功赎罪。”

马句回忆说,对于留用的旧政府人员,新政府严格保证工资发放。当他给那些人发放作为薪水的小米时,对方特别感动,上来就是三鞠躬。

看到共产党的干部们只吃粗粮度日,部分旧政府人员甚至不好意思拿小米回家。

不过,有些区最初并没有完全领会中央的精神,把保甲长视同自己的干部使用,有的区甚至让保甲长去联系“积极分子”,结果找来许多市井无赖。

旧保甲长们的习气一时难以彻底改变。

以丰台长辛店为例,据当时资料,“九保蒋某卖给解放军六十三斤柴,部队付了八万八千元,保长只拿出六万三千元,从中贪污了二万五千元”。一保户籍员周文明结婚时,要求各户摊款六万元作为“礼洋”。

而在十九区二保,调查救济对象时,真正的贫民没登记上,富有户、保长常德海等却被写上了。

居民委员会诞生

这种基层情况已严重妨碍了新政权的建设。

对此,彭真早有预料。他在良乡向接管干部举例说,在石家庄纱厂选举代表曾选出国民党,在东北某学校选举代表曾选出三青团。他说:“在工人、农民不敢讲话的情况下,民主容易被流氓及反革命分子利用。”

进城伊始,基层政权建设成为了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过渡阶段政权组织形式:在基层设立街政府,下辖闾。这样就建立了市政府、区政府、街政府的政权结构。北平市委后来在报告中说明,搬用农村建政经验建立区街政权。

街政府在农村对应乡政府,闾则对应自然村。街政府负责人由上级委派,以下人员则由积极分子和骨干提拔而来。

4月,在平津视察的刘少奇提出了关于城市政权建设的重要观点:与农村不同,应是集中领导,区、街一级应是市级组织的派出机关,一切都要集中到市级机关。

这时,街政府的设立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根据北平市委的总结报告:各街区往往对相同的事情做出不同处理。而在街政府这个单元内部,也不能获得统一。另外由于城市人口较农村更为集中,分散设立政府职能机构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反而造成机构臃肿。

6月,北平市再次调整基层政权结构:街一级不应设立政权和群众组织,区应设区公所,但不是政权的一级。

1950 年全国各城市成立了居民组织以取代闾,但名称不一,天津叫居民小组,武汉叫治安保卫委员会,上海叫冬防队,有的直接取名为居民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由上级公安派出所指定专职国家干部担任。

1953 年,在已经充分控制城市的情况下,彭真向中共中央建议正式建立街道居民委员会。

他认为,居民委员会不是政权组织,而是群众自治组织,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

次年,全国人大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在彭真意见的基础上还规定:“居委会进行工作时,根据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自愿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至此,在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后,延续至今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模式,初步建立了起来。

“无产者”也要劳动生活

在构筑城市管理细胞的同时,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城市中的“无产者”。

根据马句回忆,当时北平城里失业者和半失业者超过20万人。事实上,北平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贫民众多的城市。

贫民中经常全家无一就业,靠拾破烂、拣煤核为生。要么居无定所在胡同里流浪,要么十几人挤在一个草棚里度日。对于共产党的到来,城市贫民则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

经过调查,对于其中一部分原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从就业的角度解决;对于“赤贫”和“半贫”户,采用救济手段,或以工代赈,组织生产自救和移民,或发放救济金。

1950年2月起,“三海”、护城河、筒子河等工程以工代赈,发米422万斤,保证了2.3万人3个月的生活;7月后,经常参加以工代赈的有2000人,平均每人每天可得6斤米。

马句说,由于贫民数量巨大,接管之初完全救济根本无法实现。对于部分人员,新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疏散---对于贫苦无力回家的难民,视其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另外还动员进城的地主还乡,规定其还乡后只要不再捣乱,应既往不咎。

此外,考虑到人口调剂问题,还号召部分无业工人和市民分赴察北、内蒙、抚顺参加生产,并给予路费补助和棉衣棉被等生活物品。统计显示,到1949 年10 月,有1787人离开北平,还有250 人到绥远进行生产。

群众路线解决群体事件

贫民还带来很多其他问题。马句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进城之初,大小街道和胡同里摊贩众多,占道影响交通。据统计,当时北平有摊贩4.5万到5万户,超过总户数的10%。

摊贩的成分很复杂。多是贫民,用全家的本钱弄几斤瓜子、花生在小巷子里卖钱度日。在东单这样的商业区,路边的棚户几乎都是商户为了逃避税收而设立的分号。他们一度声称,如果清理就集体去政府请愿。

5月23日,身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和市长叶剑英,亲自与100多名摊贩代表座谈。彭真说,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摊贩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开这个会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

第二天,北平市政府发布了管理办法。第一条就写明,对凡在市内摆摊以维持生活者,政府承认并保护,而摊贩应依法办理手续。

到6月13日,按照“就地整理”和“择地迁移”的方针,5万登记的摊贩中,除少数被安置在街巷里,其他4.6万户被分别安置在13个专门新建的市场中。摊贩们既没有失去生活的来源,市容交通也得到了改善。

与贫民问题一样,进城后的共产党也需要以管理者的姿态面对其他城市下级阶层。

1949年5月2日,数千工人正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球场观看庆祝“五一”演出,公安队员在制止互相争吵的观众时,其中一个名叫杨江的工人不听劝告,与公安队员顶撞起来。

杨江与公安队长互相动手,结果引发工人与公安队员冲突,公安队员被迫撤离现场。

随后,2000多名工人在坏分子唆使下,聚集工厂,声言要到长辛店公安分局请愿。上级工会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做工作的两名干部不仅没有进行劝阻,还表示要率众前往。

工人到达公安分局后,公安队员一度持枪阻止工人冲击。公安分局局长后来为了缓和群众的对立情绪,将球场中打人的三名队员带上手铐。

3日,5000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要求批斗这些公安队员。彭真闻讯后赶到会场。他讲话时,先严肃地批评了公安队员打人的错误。然后说,工人不遵守公共场所秩序,动手打公安人员也是不对的。他回顾了北平解放后三个月的情况,说:“公安机关是人民的保卫机关,不是国民党的警察局。”

彭真的态度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

《彭真在北京》一书中记载的这个小故事,预示着共产党在转变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马专员进城

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马锡五首先提出的一条就是“司法与行政分开”。虽然自己也是行政干部出身,但他认为,行政首长不宜再兼任司法职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米艾尼 | 延安、北京报道

电视剧《苍天》这样表现马锡五离开延安时的情景: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为他送别,从山崖上垂下一条百丈条幅,上书“百姓青天”四字。

这一幕发生在1949年6月。5月西安解放,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随后由延安迁至西安。长期在边区坚持“田间地头、下乡问案”的马锡五,则以院长的身份进入了城市的司法系统。

与当时大多数红色司法干部的任务一样,马锡五此番进城,旨在建立新的司法系统。此前,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以一纸《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告废止延续了20多年的国民政府法制体系。

这位40年代红遍陕甘宁边区的传奇人物,曾以“田间地头的就地审判,携卷下乡的巡回审判”等做法,开创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现在,他将用自己的经验和精神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停用《六法全书》

所谓《六法全书》本是法律汇编的名称。它源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五法典》。日本引进后加入宪法形成了“六法”。

“六法”一般指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单独条例分别编入“六法”中,如称为“民法及关系法规”。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随后在内战期间,又将《戡乱动员令》、《紧急治罪法》等纳入《六法全书》。

不过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六法全书》也一直被根据地、解放区司法机关使用。马锡五之前采用的法规依据,特别是刑法、民法,大体也来自“六法”。《指示》称其为“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的求和条件中,有“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3天后,毛泽东就发表《评战犯求和》,驳斥“伪法统”。不久,他又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正式提出“废除伪法统”。不久,废止《六法全书》的指示出台。

在废除原有司法体系后,对于新司法系统的建设,《指示》说,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

而在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时,“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指示》要求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要“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

而这个“人民的司法干部”的榜样,大家就公认是马锡五了。

土生土长的马专员

马锡五1899年1月8日生于陕西省志丹县。家境贫寒的他,勉强读完小学,就开始在陕甘交界闯荡世界。

他当过记账先生,也做过小本生意。直到1930年春,马锡五找到刘志丹,逐渐成长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根据地革命干部。

马锡五在行政部门,就以细心、公正著名。1943年2月,毛泽东听取马锡五的汇报后,称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并亲笔为其题词“一刻也离不开群众”。

一个月之后,马锡五开始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当时边区政府只在延安设立了地方法院,各县有裁判处。但考虑到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就在各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设分庭,并由专员兼任庭长。各级司法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工作。

担任庭长的马锡五,此前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法律教育。这在当时并非偶然现象。这一时期边区政府的司法干部,多数是从其他行当转来,专业背景缺乏。然而,这并不妨碍马锡五从一个行政官员向司法干部过渡。

马锡五受理案件,都要在区乡干部、附近群众中走访。了解基本案情后,他不仅找当事人亲自询问,还会召开群众大会。

据马锡五的秘书张和儿子马秦宁回忆,马锡五虽出身贫寒又没有什么文化,气质却很儒雅。而这并没有疏远他和群众的关系,当他坐在田间和农民谈话时,农民会觉得自己很受关注。

“三个农民佬,胜过地方官。”在马秦宁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对于马锡五来说,一旦政策法令为群众掌握,就会发挥无穷的力量。

当众审明犯罪事实后,马锡五开始征询到场群众对案件的处理意见,群众纷纷发言,最后根据大家的一致意见,结合边区政府政策,宣判才会做出。

他甚至对刑事案件也采取就地审判、召开群众大会的方式。其中最经典的是曲子县苏发云三兄弟“谋财害命案”:三兄弟在被错押一年之后,通过马锡五的新方式被释放,真正的杀人凶犯得到惩办。

真相大白后,群众议论纷纷:“如果这个案子放在旧社会,衙门高高在上,苏氏弟兄早被枪毙了。只有人民机关的负责人,才能不冤枉好人。”

在红色司法系统内部,一种以马锡五命名的审判方式开始推广。

提倡“司法与行政分开”

张向本刊记者回忆说,1944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首次公开总结其审判经验,归纳为“深入调查、注重调解,诉讼手续简便、来自民间”。

这些经验一经推出,即与国统区的司法经验形成了不同的格局,特别是“群众路线”的审判方法和作风。“国民党法院采用的是高高在上的‘坐大堂问案’的方式,而我们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在群众参与之下,解决问题。”

1944年,由李维汉执笔,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后,《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发给中外媒体,其中提到:提倡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甚至国统区的一些人士也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1944年6月,《国民公报》记者周本源来到边区了解司法工作,走前他写道:实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是边区司法的新猷。

到了1949年,延安时代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司法经验和原则,成为新中国的司法建设基础。

显然,延安的作风并没有从马锡五身上消失。在大城市的环境中,他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式。

马秦宁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进驻西安后,马锡五曾在护城河边找到一块空地,发动新老干部一起翻土。他要求干部们学习、上操,下班后开荒种菜。尽管年过半百,他总是带头挑水、挑粪。

在边区人民法院的党组会议上,马锡五一再指出:我们进入大城市,生活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好了,工作既繁重又复杂,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延安时代的那种作风。

不过,对于过去的司法经验,马锡五也有了新看法。这在1948年12月,他与副院长乔松山共同主持草拟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总结报告》中可见一斑。

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马锡五首先提出的一条就是“司法与行政分开”。虽然自己也是行政干部出身,但他认为,行政首长不宜再兼任司法职务。

与此同时,他还坦诚地指出:虽然自1937年以来,延安先后办过多次司法培训班,并在延大设立司法系,但多数学员尚未毕业就被调去做其他工作。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因司法工作是一项带专门性的工作,司法干部异常缺乏。

他提出,专业的司法干部需要大量充实和培养起来。在培养的过程中,特别要树立起“法治精神”。

这与延安时期司法干部的培养有不少差异。根据马锡五的总结,陕甘宁边区对司法干部的挑选和培养,着重于工农积极分子,首先一条就是“能够忠于革命的事业”。

离去与回归

“三反”之后,1952年5月,中央组织了四个巡视组到各地视察。巡视组的报告说,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还在横行,旧司法人员比例高,党的干部被侵蚀。各地包庇反革命、贪赃枉法等多有发生,甚至奸淫妇女。6月,中央发动了司法改革。

根据时任司法部长史良当年8月的报告,全国法院有干部2.8万余人,其中旧司法人员6000人。经司法改革后基本被清除。

各种与《六法全书》有关的观点被彻底批判。

1954年,马锡五带着陕甘宁边区的司法经验来到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很快他就赶上了各种运动。而建立完善法律新体系的努力,则延迟到上世纪80年代才告启动。

1961年,马锡五来到陕甘宁一带调查。“都是山路,蜿蜒曲折,他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白天开会,晚上就接待各地的干部群众。”张回忆说,这趟西北之行,马锡五不仅调查,还亲自纠正了一些错案,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写了五个报告。

这些报告为1962年召开全国第六次司法会议,纠正法院“左”的路线,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然而这也成了马锡五的告别之旅。回京后,他就病倒了,半年之后去世。

在马锡五进城60年后,他在延安时代所创立的“群众路线”审判方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2009年8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大法官研讨班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表示,其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所思所想,很多来自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感悟。

今年2月开始,延安全市法官在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冯迎春的带头下,深入当事人所在的学校、厂矿、乡村,进行“马锡五”式的巡回审判,现场开庭。而河南从2008年5月开始,就在全省境内全面推广“马锡五审判方式”。

面对此番热潮,张表示,如今最需继承的,应是马锡五的亲民精神。■

(张希坡教授对本文撰写提供较大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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