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盛大的国庆庆典引出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认为，庆典意味着中国崛起终成事实，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另一种则从庆典的规整划一、民众参与度不足，以及抬出四代领导人画像等方面认为，庆典不过是在强化共产党的威权统治。前者以中国国内为主，后者以海外为主。

总的来看，海外特别是欧美一些报刊在评论中国国庆庆典时，怀有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在内，偏见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性和客观的评价。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国内的看法就一定是对的。中国模式在庆祝建国60年的这段时期里频频被提起，并作为解释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虽然对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看法不一，但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模式的人，恐怕都会认为，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和管治能力，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实也就是西方媒体所说的威权因素。只不过，在中国国内，威权因素往往被当作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而肯定，而在西方，则被当作一个违背人权的因素而否定。但两者的思维逻辑是一样的。

中国的成就源自“人的解放”

假如有所谓中国模式的话，我承认威权体制是这个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促使中国在过去60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里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不是这个威权体制，而是对“人的解放”。道理很简单，在中共建国后的前30年里，威权体制无所不在，比起改革后的30年来，无疑要强大得多，但为什么恰恰是后30年而不是前3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受到世人的普遍赞扬？原因就在于人的解放，在于十多亿中国人从威权体制下初步获得了人身自由和致富的权利。这是根本，威权体制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它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中共此后30年的思想路线，而这个路线的首要一点即是“解放思想”。就改革初期的情形而言，“解放思想”实质是“人的解放”，它包括三个层次：思想解放、利益解放和权利解放。

思想解放使人从“两个凡是”的旧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破除迷信和狂热，回归正常生活；利益解放则意味着承认和尊重人的私利，人们可以正当地、大胆地追求个人利益；权利解放则是利益解放的必然要求。没有对权利的解放，就不可能有对利益的保障。它的具体内容是放权，党向国家放权，国家向社会放权，政府向单位放权，单位向个人放权，这种放权使得社会和个体获得更大更多的自主权，以及较多的独立自由的空间。三者的关系是，思想解放是前提，利益解放是基础，权利解放是保障。

可以说，人的解放是中国改革的起点和主要内容，并由此带来了两方面的积极效果：其一，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黑五类”、“臭老久”们的摘帽，不仅使人从被侮辱、被歧视的状态中重新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也重新凝成了对国家和对中共的认同，为此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重建了社会基础；其二，人作为生产力中的最积极因素，人的解放释放和激发出了蛰伏于心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

所以，没有人的解放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改革的基本力量，中国就不可能走出文革的“折腾”，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特别是造就改革初期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局面。

中国走到了十字关口

此后市场经济的实行更要求冲破旧的人格依附关系，使个人在社会中日益独立和分化出来，并在获得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通过对公共事物和公共政策的参与更好地保障个体的自由和人权。

但可惜的是，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利益关系不断固化，新的利益集团挟持国家政策，阻扰人的不断解放。因此，人们看到，这些年来，尽管执政党不断呼吁解放思想，但由于“解放思想”只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没有实质内容，它受到了来自左右两面的攻击；个体的经济自由也随着垄断的加强以及国有经济的不断蚕食，受到了诸多限制；至于人们所要求的政治和民主权利，更是进展缓慢。

这一切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腐败盛行，贫富两极分化，国家的政策越来越从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群体事件频发，国家的认同被削弱，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日益空洞化、中共执政的基础在流失，改革的正当性在民间受到挑战，总之，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中国又走到一个十字关口。

民主权利的解放走向制度化

应该说，中共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这在十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已有明确表述——并试图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和先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方式来化解民众日益不满的情绪，以及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要求。一些西方媒体并没有明白这点，因此才会得出中国政府举办国庆庆典是要继续强化威权统治的结论。

客观而言，要中共在现阶段放弃威权体制不太现实，这不仅牵涉到党及其成员的利益问题，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在价值观上一向强调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至上；更重要的是，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要顺利实现转型，必须保持一定限度的威权体制，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但中共并非不清楚历史发展的潮流，否则，胡温不会在国庆讲话中相继表示，待中共建国100周年时，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基于60年的发展经验，中共也清楚，要实现这一“宏图伟业”，靠威权统治是不行的，必须在价值观上，将人作为一切发展的中心，最大程度地给予社会和个体发展的自由和权利。当然，对中共来说，这会是一个艰难的决策，因为这涉及到要党内既得利益者放弃部分既得利益的问题。所以，在过程上，可能还会有反复，但就大的方向而言，我认为已经很明确，中共会在保持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威权管治的基础上，尽可能还权于民，还利于民。从此一角度看，这其实是回到了当初改革的原点，所不同在于，第二次人的解放，重点在于保障个体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通过法治的方式，使人的民主权利的解放走向制度化。

概括来说，下一个甲子，中国应该以保障民权为中心来增进民生，因此，本质上，中国模式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在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对中共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拿出拨乱反正时的勇气，清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再次从人出发。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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