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风暴

2009年的年度关键词之一，是“反腐风暴”。

10月24日，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黄瑶已是今年落马的第15个省部级高官。2009年，除了高官的“落马”频率之高实属罕见，至今已经有10多位省区市一把手高调表态布置反腐。一场全方位反腐风暴席卷全国。

“反腐风暴”中，网络反腐正在蒸蒸日上，被网络舆论拉下马的官员接连出现。10月10日，“天价烟”当事人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判决一出，网民称此为“网络舆论监督的胜利”。

“天价烟”事发后，南京市官员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举止也开始悄然改变，不抽好烟、不戴好表。以点带面的影响力，让网络反腐成为反腐工作中的新亮点。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事物，和其他基层反腐经验一样受到中央重视，并被正式引入反腐体制中。

有鉴于此，本刊分别在全国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派出了四路记者分赴云南、湖南、江西、浙江杭州，采访了20多位主政一方的地方政府“一、二把手”官员，试图展现各地以网络为阵地的反腐经验，他们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探求解决当下问题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20多位官员面对这个敏感问题时的态度颇为复杂：有人谈网色变，有人欲言又止，有人婉转回避，也有人言辞激动。而更多的官员基于信任基础的坦率和配合，令我们逐渐地接近了问题的核心。

在效率、速度及影响力都远远超出传统监督制度的网络浪潮之下，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感受到了网络凝视的巨大压力和考验。网络正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

网络风暴下的官员生态

网络反腐已经得到了中央层面的高度肯定，地方官员感受到了信息公开环境下执政的压力和困扰。未来，他们将如何化解随之而来的新的治理难题？

文  本刊记者 郭芳 兰燕飞 

网络反腐之火越烧越旺。

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考察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强调反腐倡廉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下一步将要完善中央、省、市、县四级统一的纪检监察网络举报体系。

20天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开通当天，网站被点击瘫痪。

时间再往前推移，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称，反腐是未来的“重大政治任务”。与此同时，中共决心以制度的创新来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高潮。创新的制度中包含网络反腐。

至此，来自中央层面的态度已经清晰：高度认同互联网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的机制被正式引入反腐体制中。

改变

狱中的周久耕正在写小说。他怀疑最后导致他落马的网络炒作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操纵。

2009年10月10日，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位前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是网民“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最终导致落马的。

很多官员在议论：如果不是网络的炒作就查不到他，因为他也不是贪腐最厉害的人。“到了纪委那儿，曾经收过的一条烟、开会拿过的一点小礼品都要往里加，一加起来就是很大的事情。现在的中国官员经得起查的是比较少的。”

接受采访时，其中一位官员的看法颇为中肯：第一是无风不起浪，第二也有可能是某种恩怨关系在里面。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还是要洁身自好，你没有的终归是没有的，炒作或诬陷的东西终是站不住脚的。

2008年开始，在网络的监督之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言语不慎、行为不当成为网上人肉搜索的对象，因此而落马的官员接二连三。

周久耕事件被视为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网络反腐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新型反腐败模式得到了朝野的认可。

无可否认，周久耕事件对江苏官场乃至全国官场的风气影响巨大。

这可从周久耕出事后，南京官场流传的笑话得到印证。一是假如你问某官：“最近怎么不抽‘九五至尊’了？”他定勃然否认，称同事亲友皆可作证，自己向来只抽“南京”烟。二是假如你问某官：“腕表可是‘江诗丹顿’?”他定佯装摘表，说：“拿去，100元在夫子庙地摊上买的。”

“现在的领导已经很少戴名表，抽名烟了，官员都很在意这些细节。”五大连池市市长徐飞接受本刊时坦言，从来没有哪一种监督像现在的人肉搜索这么有力度、快速和透明。

过去的监督只是当地区域内的监督，最大也只是省内监督，但现在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成为全国监督的焦点。

基层官员们感觉到了被放大镜集体俯视的压力。小官也有可能犯大错误，徐飞说，他们很注意约束官员的行为。

监督的效果显而易见。

比如：过去接待信访的时候，有些官员可能会连推带拖，或者下面的有些局长可能会说几句横话，但现在没人敢说这样的话了。

受访的大多数官员坦率地承认：网络对于廉政建设绝对是有利的，“多一种监督渠道畅通，对巩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是有益的，很多人会很收敛。”

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方向虽然获得了中央的确定，但具体推动仍然相当艰难。这种情形下，网络监督的功能凸显。

周久耕事件之后，南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龙翔感慨道：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

对政治道德的拷问、对执政能力的质疑以及对决策、措施的异议，会瞬间充斥在网络中。网络使民意表达更直接、更生动，也更不受限制。

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感受到了这种由互联网信息公开环境带来的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巨大压力和无穷困扰。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地方政府一个新的治理难题。

难题

网络对官员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既尴尬又回避不了的阶段。从一个纯粹的信息渠道到与官员的执政能力、水平和理念结合起来，这一切来得太迅猛。

“特别是对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领导，有些甚至不知所措，谈网变色。”

信息时代带来的变化已经一日千里：一个小小的乡镇，原来信息闭塞的时候，可能造了一座天安门，也要经过很多辗转才能传出来，但现在一个小事一夜之间可能就成为全社会的话题。

此前不久，徐飞的上级城市黑河市有关部门出了一个“打狗令”，规定把除了登记之外的狗都要灭杀。“打狗令”一出，群起而攻之，三天之内，网络舆论居高不下。一个小事件，但却有一个放大的效应，舆论排山倒海，压得官方喘不过气来。面对网络庞大的势力，这个时候他们是被动的。

“这是一种考验，可以说是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微博)坦言，官方仍不习惯这种网络信息公开状态下的执政环境。

这种环境将整个官员群体包括廉洁度、诚信度等在内的政治道德以及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置于社会的放大镜之下俯视。

“这必然迫使官员行为多一点收敛，出台政策前多一些调查研究，当然也不得不多关注一些民生。”官员们坦承。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我们决策的模式是‘可行性论证’，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不仅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也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伍皓肯定，互联网不同声音的存在，对政府完善政策措施，改进工作是大有帮助的。

然而，政府要直面庞大的网络群体的“不可行性论证”显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贵州市副市长季泓对本刊直言，在网络和舆论监督这一块他们确实有压力。一方面，他们感受到了网民对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工作的帮助，他们很重视这一块。但另一方面，她认为，政府的决策不能受网民的干扰。

“要重视他提供的信息，但政府不能受其左右。”这是大多数官员持有的观点。

“我们一直在很小心地应对它”。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

但很不幸，因为周久耕事件，南京成为了被首先炒作的对象。

这种炒作最后变成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学信息管理出身的陈刚坦言，对于政府而言，这种传播技术革命给政府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

互联网是个蔓延的东西，无处不在，而且它有虚拟性。“发个贴子你也不知道他是谁。要把网络像其他的东西一样来管理是做不到的，实现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难。”

这种监管上的困难体现在了对待“网络非理性”上的无力。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志强对“网络广场政治”这样分析：一方面，网络话语以发现、揭秘、质疑和公论的方式，向办案人员施加压力，从而使案件处理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络话语依旧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也无法在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

当社会的道德、法律秩序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网络显得尤其强大，也容易被人为操纵。具有盲动性和缺少约束，有一定的杀伤力。

“一个事件出来以后，很多人并不了解真相。当真相大白之后，热点不会再持续，但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陈刚说。

这种打击已远远超出了对政治生命的打击。这样的威慑让官员心生余悸。

很多官员愤愤：有些人就喜欢用它做杀手锏，容易误伤人。

然而，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短期之内这将无可避免。“因为腐败确实是存在的，不公平也确实是存在的。老百姓总得找发泄的渠道。”

龙翔这样总结周久耕事件：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嬗变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

地方官员的焦虑正在于：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而且自己在明，对方在暗，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并且无法管理。

这种焦虑在基层尤其明显。

一位官员这样陈述基层政府的无奈：在社会的转型期，很多潜在的社会矛盾累积在基层，很容易就激发，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在网络上炒作。中央层面怎么应对？各级政府怎么应对？监督肯定是好的，但最后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原来通过信访解决，现在善用网络的人越来越多，但怎么解决诉求是个问题。如果只是领导看到问题在哪个网站上被炒作起来了，就签字处理这么简单，那么这个问题值得推敲研究。

基层在承担改革的成本。

地方政府的焦灼与不安最终转化为对互联网舆论施加限制。

“说到底是利益问题”，一名基层官员坦陈，当网络上的民意与既得利益者产生严重抵触时，管制则不可避免。

2002年左右，互联网引入了关键字过滤系统。这个技术后来被地方广为使用。“影射”“谣言”等禁止性规定也屡在地方性管理条例中出现。比如，给个别领导的名字取谐音外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条例就明文予以禁止。

“虽然大家都知道，‘堵’不是根本，‘疏’才是根本。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一有问题就屏蔽。”这像是地方政府出于本能的自我防卫，是否正当显然不在考虑之内。

被称为“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的杨平在当地掀起一阵网络反腐风暴之后很快被调离了株洲市纪委书记的岗位，株洲市网络反腐随后陷入困境。

但在中央层面，现实中承担反腐重任的中纪委及最高检探索网络监督新模式的工作一直在积极推进。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表示：纪检部门对网络线索非常重视，很多部门每天都有人在看，不单是举报，还有很多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组织力量收集编辑每日《涉检网络舆情》和每旬《政法网络舆情》。

此前不久，中央党校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正式收录“网络反腐”词条，这被视为官方对网络反腐的“正名”。反腐新政的变化，由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最近的讲话得以印证，他强调，纪检部门要深入研究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影响。

中央的一系列部署表明：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中央“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在这之前，中国网民受到的最大鼓舞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短暂的在线交流。他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各地官员纷纷触网。

南方日报旗下的奥一网专门设立了一个“问政”频道，问政对象从省长、市长到部门官员，专门聘请的“问政观察员”们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向官员们提问或建议。在省委书记汪洋的带领下，广东官员们轮番上阵与网友对话互动。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都有过与网友交流的经历，各地各级官员通过网络与公众沟通逐渐成为常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继9月贵阳市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正式上岗后，广东、云南、江苏也纷纷出台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他各地的相关制度也已经在酝酿之中。

至此，网络反腐经历了由草根发起到政府参与，从个人行为到集体行动的转变，最后再从行动向制度嬗变。这种嬗变正在使网络反腐成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反腐败制度的推行一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比起查处案件，制度建设的推进更能反映领导人的智慧和决心。

“因为制度涉及面更大，面临阻力更多。它需要有政治上的智慧和决心。”

(本刊记者朱文强、实习生李彪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京市副市长 陈刚

互联网是个蔓延的东西，无处不在，实现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难。我们一直在很小心地应对。

贵阳市副市长 季泓

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决策确实有压力。政府不能受其左右但要重视它提供的信息。

株洲网络反腐之困

“网络反腐”书记杨平被调离之后，株洲的网络反腐陷入了进退维艰的境地

文  本刊记者 鄂璠 湖南报道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湖南省委的一纸任命书，将时任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的杨平调到了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彼时，正是这位纪委书记在株洲这座位于湖南省东部的城市接连掀起了震惊全国的网络反腐风暴。当地一批不可一世的官员身陷舆论的漩涡，被一批有正义感的网民掀倒。“给我一尺深的水，我要搅起一丈高的浪！”掀起网络反腐风暴的杨平也因此赢得了“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的美誉。

然而，在杨平被调离之后，株洲的网络反腐随之陷入了进退维艰的境地。

在离开株洲市纪委之后，杨平本人再也不就网络反腐这方面的话题接受媒体的采访了。他以不方便再说为由婉拒了本刊的采访。

但在完成了对杨平身边的朋友、部分株洲官员以及网民的大量的外围采访之后，株洲网络反腐从发端到颠峰进而陷入困境的路径已经清晰。

激情丢了

在奔赴长沙的前夜，杨平写下了告别帖——《再见，我可爱的株洲！》。他在这篇告别帖里，表达了自己对纪委书记这个岗位以及对“网络反腐”的不舍：“刚坐的板凳还未发热，又要换把椅子了，真正的舍不得离开纪委，离开株洲！”“最让我倾注心血而又牵肠挂肚的是‘网络反腐’。”这则帖子点击率高达近5万，回帖量近千。

杨平的调动，也许根本与网络反腐无关，也许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但在株洲市民，特别是在网友之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杨平调任之际，一位网友发帖问道：“临阵易帅，千军哗然。株洲网络反腐何处去？！”另一位网友的观点值得品鉴：“他，风风火火的走来，带来了取胜的东风，无数株洲的志士在他的冲锋号前勇敢地举起手中的大刀迎战腐败的残余。如今，他又风风火火的离去，旗帜虽然留给了我们，但是他带走了响亮的冲锋号，没有了冲锋号，战斗怎样继续，‘战士’们的士气怎样才能被鼓舞，战斗如何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觉得备受打击。网络反腐这个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的时候，杨书记却被调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感觉曾经的激情不再拥有了。”很多网友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5月29日是网友“与钱为敌”在红网论坛注册一周年的日子，前一天正逢端午节，他百感交集，不由地把众网友ID名串起来写下“物是人非又一年，端午”：楚湘红网，值端阳佳节，缅怀屈烈。再挽汨罗千丈雪，忠魂千载离别。品论湘江，临风耸立，佳话连篇说。杨平一怒，利剑专劈贪劣。谁噬民膏民脂，魔帝北归，就把阎罗设。与钱为敌陶雅兴，九歌阳光十月。青杏薯条，朱头煮酒，同唱离骚诀。天问应解，众君招魂啼血。

去年7月21日，“与钱为敌”生日的当天，这位职业经理人辞掉了工作，准备花一年的时间专心上网。

一年之间，已是物是人非。株洲的网络反腐也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第一个“网络反腐”书记

2008年5月14日，杨平开始在红网论坛实名上网，成为国内第一个实名上网的纪委书记。

“凭良心说，刚开始看到杨平实名上网的消息后，我们都非常怀疑，而且认为他纯粹是在作秀。”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讽刺、打击，甚至是谩骂，气得杨平想摔键盘。他也想过放弃，因为“在网络上，就像站在舞台上被聚光灯照着，却看不见下面，所有的网民都是匿名的”，甚至“挨了骂，却不知道是谁在骂我”。

但一段时间后，杨平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够正确对待所有网民的吹捧、挖苦了，我觉得网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对民众做什么。”6月25日，在株洲市纪委组织召开的反腐倡廉网络评论员座谈会上，杨平即席发言，称“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他向“与钱为敌”、“费文丽”、“雪舞花影”等28位网友颁发了“反腐倡廉网络评论员”聘书。

7月14日，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许云昭就杨平实名上网作出重要批示：杨平同志能够运用网络平台开展反腐倡廉值得提倡和借鉴。也望杨平同志在继续做好个人网的情况下，在株洲首先建起反腐网络平台，把现代网络技术运用到反腐倡廉中，通过网络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

来自上级的鼓励，在一个月后，将网络反腐由个人行为上升到纪委行动。

7月初，株洲市纪委网络反腐倡廉领导小组成立，杨平任组长，下面由办公室、信访室和调研法规室三个部门组成。网民反映的不便公开需要保密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给杨平和市纪委设立的官方网名“株洲纪检监察信访”发论坛消息，或者发送电子邮件，信访举报邮箱每天都有专人负责处理，纳入了正常的信访件处理程序。那段时间，杨平每天批二三十个网络信访件是常态。到了月底，市纪委接到的网络信访件急剧增加，已大大超出传统信访件。于是，在市委六楼的会议室，株洲市纪委常委会议紧张地召开了，会议研究通过《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

2008年8月13日，株洲市纪委召开常委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株洲市纪委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试行办法》，这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份网络反腐方面的试行办法。网络反腐中心正式建立，株洲市纪委的网络反腐由此拉开序幕。

“湘江品论”是红网株版的版主，也是纪委下属工作人员，第一次在论坛上看到署名“杨平”的帖子后，他心想“好大胆，敢冒充纪委书记”，然后删掉了帖子。很快，他接到纪委常委秘书打来的电话，“刚才发帖之人，确为书记杨平。”

“起初，我怕网友PK自己的领导，所以不赞成杨书记实名进入论坛。”“湘江品论”告诉记者，“后来，纪委书记实名上网引发热议，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我们给‘新兵’开了后门，让他有了挂头像和显示签名的权力。”很快，杨平的帖子《当前株洲市领导干部作风存在的八大问题》发布了，至7月底，点击率达28824次，回复644篇。

得罪了极少数

这时候，一些网友开始试着举报一些问题。

“市一级纪委查处腐败案件的权限就是县处级。”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株洲市纪委查办正处级干部5个，副处级干部十几个。攸县莲塘坳乡巨西村的7个农民，因不满在任村支部书记张某存在经济问题，不断举报也没有得到答复。在得知市纪委开通网络反腐平台的消息后，立即将村支书违法的有关证据贴进了网站。纪检部门高度重视，并很快对张某进行了查处。

“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原株洲市粮食局局长何智案。”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杨平已经开始关注红网论坛了。2007年，有网民发帖，说何智官商勾结，贱卖国有资产，株洲市纪委获悉后立即展开调查，最后，网络举报加上民主生活会实名举报，终于将这位“粮仓硕鼠”绳之以法。

另一个完全通过网络举报的案例是陈世湘腐败案。2008年5月，当时的株洲质监处处长陈世湘因网络举报其腐败问题被“双规”，后因案情复杂，案件很快陷入僵局。这时候，有两个网民经常在半夜发帖，披露陈世湘贪污索贿的内幕，并直言“请杨书记关注”。杨平告诉他们，不要在网上发帖子了，有什么线索，发到信箱来，因为网上发帖子，不但会泄密，而且会打草惊蛇。于是，网友将掌握的陈世湘案的细节全部发给了杨平，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涉案人员纷纷现形，并被一网打尽。

真正将株洲的网络反腐推向高潮的是，有人在网上举报时任株洲市人大副主任的龙国华。2008年10月底，因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以及生活作风腐化等严重违反党纪的问题，龙国华被双规，网络反腐赢得掌声一片。

何智案、陈世湘案和龙国华案，被称为株洲市网络反腐的三大案，这三个案子都是依靠网友举报和提供进一步线索而查处的。那时候，株洲市的官场也一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各级行政官员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红网株版看帖，看有没有关于自己单位或自己的反映。网络反腐的作用不仅在于查处，还有监督职能，通过网络监督，对极强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钱为敌”曾在帖子里说，过去，机关单位门口也悬挂了举报箱，但为什么没有什么效果呢？就是因为阳光照不进举报箱，而网络反腐，则让网络监督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那时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经常在论坛上为网络反腐摇旗呐喊，时间长了，身份也容易暴露，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遭遇过‘被施加压力’、‘被封杀’之类的事情。”反腐倡廉网络评论员告诉记者说。

处于网络反腐“风口浪尖”的当属杨平，他会经常收到威胁和恐吓，但他没有丝毫胆怯，“我背后是株洲上百万的老百姓撑腰，不怕那些歪门邪道。得罪了极少数，赢得了大多数，值！”

正当官民共同联手大举迎战腐败之时，“一夜之间，杨书记就被调走了。”

网友们用“悲哀”、“阴霾”、“反感”、“不平衡”等语汇来形容杨平调任后他们的心情。

关于杨平调任的原因，在株洲官民当中流传的说法是：与“得罪了极少数”不无关系。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陈世湘案经过网友举报，案件有了新进展后，杨平将会被调任的消息已经在小范围内不胫而走，“因为他当时也是株洲市委常委，所以猜测他调任常务副市长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谁也没有想到，一纸调令，会把杨平从株洲调到长沙。“如果杨书记能升任株洲市的常务副市长，网络反腐还可以继续搞下去，可是他离开株洲，我们就感觉网络反腐大势已去。”和杨平一起离开网络反腐第一线的，还有众多“铁杆”网友，他们当中有的人现在坚决“不问政事”了。

继任者低调的坚持

此时的红网也进入了寒冬季节，有不少网友发帖抱怨红网株版大不如前，在“与钱为敌”看来，其实，株版也没怎么冷场，只是每一个同学都在调整，探索的过程需要平静的内环境，各种矛盾激化后的反思和解码都需要冷处理。他发现：“原来我们是来玩论坛的，结果可能一不小心被论坛玩了。”

杨平调任后，有网友曾在网上呼吁：将网络反腐进行到底是对杨平最好的支持与怀念！“如果说‘网络反腐’是前任纪委书记十月怀胎产下的婴儿，那么我们便是保育员了。”一位反腐倡廉网络评论员告诉记者。浏览红网论坛株洲版，不难发现，被众网友称为“3L”的现任株洲市纪委书记刘力量延续了杨平在任时关于网络反腐的理念和思路。

在受访者的评价中，刘力量同样是个不错的人物。“网络反腐平台还在，工作也还在继续，这于他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毕竟，网络反腐在株洲是遭遇过打击和重创的。”

他们认为，杨平的调任就是对网络反腐最大的打击。“其实受损失的不仅是株洲，而是整个中国，一方面，以前习惯于每天上网看舆情的官员们很不屑，觉得网络反腐不过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网友也觉得无趣，写了也无人过问。”

株洲市的网络反腐在这一年之中从颠峰急速坠入了低谷。

“杨书记在任的时候，是大刀阔斧地干，真正抓出来几个腐败分子，大快人心，网友也倍受鼓舞；他调任后，网络反腐陷入低潮期，虽然政府层面表态支持，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那些铁杆网友已经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红网，关注株版，但他们也有迷茫的时候，“大概还没有找到新的话题。”

刘力量很低调，媒体鲜见关于他的采访。当记者QQ联系到“薯条”时，这位因适应“网络反腐”需要从公安系统调至株洲市纪委工作得网友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不久前，办公室误将刘书记的一封私信当举报信分到她这里，她拆开看了才知道前段时间刘书记的独生女儿结婚，他不仅没有透露消息、没有请客，甚至夫妇俩都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当她把信送到刘书记手上并谈及书记嫁女之事时，书记很平静地说：“刚知道。昨天君文书记(株洲市委书记)嫁女也没有请客。”

在这个非常的时刻，继任者的低调或许是一种最有力量的坚持。

第一个“网络反腐”书记 杨平

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

南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龙翔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网络执政”的云南模式

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意味着无论是应对“网络监督“还是”网络反腐”，地方政府正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官方已经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强 昆明报道

11月9日15点30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中国首次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昆明破冰。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会上表示， 网络新闻发布会可以在以后成为常态，成为信息公开的一种可以经常采用的方式。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这意味着无论是应对“网络监督“还是”网络反腐”，地方政府正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官方已经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

从“网上信访”到“网络发言人制度”

在经历了“躲猫猫”、“陆良事件”、“小学生卖淫案”等多起全国热点网络事件后，云南“网络执政”实践在蹒跚中轮廓渐晰。

“白书记，您好！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十八连山乡卫生院于2005年被富源县卫生局局长赵泽生承包给贵州省兴义市人孙兴云，孙兴云又在2007年转包给其舅子聂大坤，多年一再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为什么就没有领导干部管……”

“网民同志，您好！

您在人民网地方领导频道给白书记的留言收悉，对您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十八连山乡卫生院对外承包的情况属实。……感谢您对富源县乡镇卫生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心与关注！”

以上是今年11月9日，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对人民网网友10条留言的回复片段。

今年9月，白恩培专门对人民网给他的留言开了交办会，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州市，网民的建议和要求都交代下去，限时办结，书记和省长专门搞了2次集中回复。

伍皓告诉本刊：网友留言有专人收集、研判，只要是有实际的问题、困难和要求，就呈报给相关的主要领导批办，转到各个部门，办完后要反馈，反馈前领导要看，看这个事能不能给群众回复，如果还不足以回复，再打回去重新办理，一直到满意后，领导才亲自回复。

2003年8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书记州长信箱”正式成立，时至今日，云南省各级信访部门已专门成立“书记州长信箱”办公室。并且，所有书记、州长都有信箱后台密码，经常直接上网查看来信和办复情况。

云南这种独辟蹊径的信访模式在当年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并做出批示，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是拓宽了民意表达的渠道。

“当时的效果非常好，解决了大量的信访结案。老百姓也不用来回奔波，花大量的钱，一些问题也都能够得到解决。”

但“网上信访”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在经历了“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等事件后，伍皓他们最后发现，应该要有一个双向的方式，碰到热点、敏感和群众息息相关的事情时，官方能够主动地把一些东西提供给网民。

网络发言人制度由此而生。2009年11月9日，云南省首场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云南网举行。伍皓、云南省记协副秘书长汪林正以及5名媒体义务监督员走进直播室，接受网友提问。

这样隆重的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尚属首次。从“网络信访”到“网络新闻发布会”，云南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网络舆情的被动回应到公开互动的蜕变。

这是一种政府在网络管理上的新思路。但这种制度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即新闻发言的公信力遭遇考验。

有言辞激烈的网民说：“我宁愿相信有鬼，也不愿意相信发言人那张破嘴”。

伍皓承认：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研究推出加强新闻发言公信力建设的措施。“我们要对发言人有一些道德的要求。”

“关键还是看态度。是做摆设、作秀还是真正做事？云南已经形成一整套机制，它能保证，有人提出来问题，就能得到重视，而且我们会认真地去做。”

目前，云南正在研究建立发言人不良行为的公示制度，建立公众举报制度。哪一个部门的发言人，发布的消息公众说是一个假消息，就要调查处理，并把调查处理的结果向社会公示。

“我相信我们是率先探索和实践的，增强我们新闻发言的公信力，而且把它制度化，全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样做。”伍皓很是自豪。

从教训到经验

确实，这里已经形成了最丰富的经验，因为这里也曾经有过最沉痛的教训。从教训到经验，作为掌管宣传的官员，伍皓经历了其中的全部过程。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他一直在试图探索一种最有效的机制。

2月13日，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24岁青年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离奇死亡。警方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死亡，结论一公布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躲猫猫”立即成为网络最红的“雷语”。

云南公安系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网友不断地呼吁公布真相的强大舆论下，云南省委宣传部做出决定——组织网民调查团。

现在回头再看对“躲猫猫”事件的应对处理方式，伍皓这样评价：我们组织网民调查，不管怎么样，他进到看守所，这种行动本身对司法部门的办案就是一种监督。网民回去后，通过发布调查报告和个人博客等等参与网上讨论。他们能够参与到公共事件的处理中来，就有了理性表达的可能。最终满足的是公众的知情权。

在“躲猫猫”事件过去刚刚一个月，另一起震惊全国的“小学生卖淫案”再次将云南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作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从7月7日开始，以网名“求真的力量”在凯迪社区里直接发帖引导舆论。

在持续了3天的官民网络互动中，伍皓一共发表6个主题帖，但引来的是口水无数。

3天后，伍皓以“我暂时选择沉默”结束了在凯迪论坛与网民交流的“试验”。“只要我没有因此而下岗，我还会以另外一种什么方式出现”。伍皓说。

他的高调姿态招致众多网友无情的口水，也让一些官员感到不安。这使伍皓的网络新政在实践中屡屡受挫。

在“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的批评，而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伍皓的言行被认为太过出格。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批评他本人“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被建议“谈话提醒”。

“一开始确实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对我个人的指责，包括对宣传部门都有一些指责，认为我们是越权、越位。宣传部门这样做越权了吗？碰到像‘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这样的热点事件，宣传部如果只求自己没有风险，明哲保身，能躲就躲，毫无作为，不去通达社情民意，不去引导社会热点，不去疏导公众情绪，不去搞好舆论监督，我倒觉得是我最大的失职。这样的‘太平官’我也做不来，让我去当‘驼鸟’、当‘缩头乌龟’，我觉得实在有愧我的岗位职责。”对于一些质疑声，伍皓如此反击。

在无数的质疑声中，伍皓的做法却一直得到云南省高层的认可。

2008年7月孟连事件发生时，伍皓作为新华社记者去参加报道。前面已有贵州的瓮安事件作为教训，瓮安事件就是信息不公开，导致谣言、流言，最后引发了那么大的群众打砸抢烧事件。省委书记白恩培亲自点名他去报道。“对孟连事件的报道，当时是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在整个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用公开、透明、阳光的办法，效果也非常好。”他这样评价白恩培：书记是非常开明的。

今年8月26日，曲靖市陆良县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缘起当地村民和煤矿企业利益的纠纷，并发生了村民和企业近200人的激烈冲突，警车被砸，近20个人受伤。

“这次事件发生后，13个新闻发言人里有6个马上集中到位，当场设立了两个记者接待站，媒体记者去，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都有熟悉情况的新闻发言人，需要了解任何一个部门的处置应对工作，发言人都能在现场提供一些客观、真实的情况，积极主动地公布信息。”

在这次陆良事件处置中，云南官方提出了一个处置突发事件和公共群体性事件时，“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同时，宣传部门下发通知，禁止媒体以后再使用“不明真相”、“刁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等等给群众定性、扣帽子式的词汇。

他们的努力最终赢得了积极的评价：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位列第二，仅次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

而伍皓个人也获得了来自组织的认可：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

这既是对伍皓的肯定，也是当地政府在应对“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问题上所持有的开明和革新的态度。

“今年以来所有的热点事件中，我们采取的方法没有一样是重复的。”伍皓说，他一直在探索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各种方式他们都愿意尝试，最后总结到底哪一种形式更符合网络执政的规律。

他希望，几年以后，云南成为互联网官民之间沟通和互动的大全。

昆明市委书记 仇和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伍皓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我们决策的模式是“可行性论证”，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不仅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也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

网络监督：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网络问政”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成为蔓延至基层官员的一种政治文化。现在看来，这种文化或将成为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文  本刊记者 李秀江 北京报道          

鄂璠  湖南、江西报道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民互动，在全国掀起了“网络问政”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各地的省委书记纷纷响应，辖下官员亦紧紧跟随，开博客，上论坛，建信箱……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成为蔓延至基层官员的一种政治文化。

现在看来，这种文化或将成为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作出此判断的依据是：上世纪末，韩国汉城市政府网站开设了“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市民可以通过上网提出“民愿”，有关部门公务员在网上接到市民的“民愿”后，必须把处理的每个过程、直至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布。在对该系统实际效果进行调研后发现：68%的被调查者认为，系统运行后公务员的腐败比过去有了明显或一定的减少，这一系统对防止腐败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市长的信箱

如今，在中国的多数城市中，均设有市长信箱。然而，这个以市长的名义对外公开的信箱，多数并非由市长亲自打理，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窗口，往往很能反映政府管理者对舆情监督的态度，也是官员治理的一面镜子。

“客观地讲，每封邮件都由市长亲自回复是不现实的，政府网站有一个中心收件人，他们把这些信件归类，分送到相关职能部门，由职能部门限时回答，集中在一起变成市长的答复。”接受本刊采访的其中一位市长对本刊坦言。

江苏常州市市长王伟成在致网民的一封信中说，“虽然我会尽量挤时间与你们直接交流，但是要对网友们提出的每个问题都亲自答复实在有些为难。不过我已经安排专人负责在论坛上收集信息，我的秘书会把重要的信息摘录后及时传递给我。”

他为此专门成立了“市长与网民”回应小组，每月都对上月网民的诉求作出回应，并以《每月一告》的形式将处理结果公布在常州市政府官方网站。

不过，有的时候王伟成也会亲自上阵与网友辩论。

2008年10月，有网友在常州当地论坛发贴，指责王伟成在某项目中为其亲戚谋利。随后，该帖被转发到各大论坛，一度成为论坛热议的话题。

几天后，王伟成亲自回贴，逐条回应网友对其涉及腐败的指责，最后他说，“你对政府工作和市长有意见可以发表，语言偏激一些也可以理解和谅解，但不能造谣诽谤人”。

此帖一经发出，数千网友回复，点击率高达三万多次，大多数网友对市长王伟成能够亲自回应，没有运用权力封杀指责自己的贴子表示支持。

在这种积极的官民互动氛围中，常州政府对网民诉求的回复机制更加成熟起来，从今年8月起，“市长与网民”回应小组又实行《每季再报》和《每季再告》制度。他们称，网民反映的社情民意和处理结果在《每月一告》中及时向网友进行了通报。但其中有个别问题，尚未有最终的处理结果。为此，“市长与网民”回应小组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整理归纳，并以《每季再报》形式呈报王伟成市长。

王伟成表示：一般来说，需要第二轮来解决的问题，都是“老大难”了，正因为是“老大难”才需要我们各级领导亲自去抓。

在一些城市，市长信箱的信访功能越来越突出，政府已经开始将市长信箱交由信访局管理。

2009年5月4日，贵阳市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从即日起将市长信箱移交市信访局管理，明确专人具体负责，规定“各责任单位对市信访局转送、交办的群众来电，要按期办结后上报市信访局，并回复信访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应书面向市信访局说明原因和理由，保证办理的时效和质量。”

贵阳市副市长季泓说，通过市长信箱这个平台，我们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进行归类，然后有效的、及时的对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解决，提高了领导干部的办事效率。

而在贵州省安顺市，则由政府信息中心负责把这些来访信件收集下来，根据内容和重要程度归类分级。安顺市市长罗宁告诉记者，有些由她亲自签批，有些直接转发到相关职能部门，基本能实现有求必答。

五大连池市市长徐飞一直坚持自己亲自处理市长信箱的电子邮件，每两天查阅一次。

除此之外，徐飞平均三天看一次贴吧。民生问题、社会矛盾以及揭发、检举等最敏感的问题都会在那里出现。

“关注网络舆情，尽量把事情处理在萌芽里，这很重要。”网友留给他的贴，他基本都会回复。他说，网络是一个扩大的智囊团。他通常能获得有益的启发。

当然，在本刊的调查中也发现，有些“市长信箱”形同虚设，上访邮件可能石沉大海，或是答非所问，甚至在湖北应城出现了“最牛”的市长信箱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

不久前，南京市一位市民就“南京长江大桥北桥以东浦珠路居民没有过江公交”问题向分管的市长信箱提出建议，但令该市民意外的是相关部门一直“置之不理”，始终不予答复。

9月30日，该市民以“有些部门对市长信箱多次批转交办信件置之不理的行为，政府有考核督促机制吗？”为题，再次发信到南京代市长季建业的信箱。

几经周折，代市长季建业批示将此问题交由南京市政公用局来回答，而该局最终给市民的回复却是答非所问，回复的内容是另一市民提出的“关于城东公交线路优化”问题，并将信件的状态改为“已办结”。

该市民在反馈意见一栏留言：“答非所问，市政公用局作为南京市政府的组成部门怎么会是这种水平？”

在记者的采访中，数个城市的市长都认为，市长信箱缓解了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网络信访的重要平台，他们也承认，市长信箱的运行管理和回复机制还在摸索之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必须肯定它的积极作用和发展趋势。

县委书记的博客

在拥有99个县(市、区)的江西省，从去年7月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已先后有60多位县(市、区)主要领导在江西文明网实名开设“民生博客”。

2008年7月21日，是全国首个“民生博客”群诞生的日子，时任青山湖区的区委书记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江西省地方官员，其博客于7月22日开通后，短短4天，访问量就达1700多次，评论和留言达200多条。

江西文明网把开设民生博客的官员群体定位为县(市、区)一级领导，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江西省委宣传部网宣办主任刘浩对本刊说：“县级政府机构的官员，通常被老百姓称为‘父母官’，这一级的领导非常特殊，他们直接面对老百姓，面对民生问题，这一级官员能否解决好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

开博之初，由于对网络技术了解有限，大部分官员对于博客这个新生事物还不是非常熟悉。黄国良是江西文明网编委、互动部总监，他与另外3个同事每天的工作，除了安全信息监控外，就是和这些官员所在的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以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持联系，“首先是保证博客能够良好地运营，信息能够顺畅地发布，另外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网民留言，我们会适时提醒官员，让他们做重点回复。”

互动部的工作人员还会对这些“父母官”进行一些简单的培训，例如教给他们一些排版技巧，以免在发布文章的时候出现乱码；告诉他们出差在外的时候，可以上网浏览自己的博客，“但尽量不要登录，以免用户名和密码被盗。”

经过最初的尝试后，开博客的官员陆续增多。2008年，受四川广元“蛆柑”事件的影响，南丰蜜桔这一品牌水果也一度滞销，橘农一筹莫展。情急之下，南丰县委书记傅清干脆借助民生博客这一平台，向全国人民隆重推介南丰蜜桔。“网上卖桔”让傅清成了名副其实的“明星书记”，但他却相当低调，“是否开博客、写博客，以及博客的内容都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能不能用真心、用真感情去为人民群众做事情。”

自今年5月份以来，萧俊一直关注着江西万年县委书记陈荣高的民生博客，他在博客上给陈荣高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为万年国际稻米城建设献计献策，而有关部门却一直没有查阅，致电县委办公室，接电话的女士态度慵懒等问题。陈荣高很快回复：“谢谢你的坦诚！你说的这个情况说明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确实有问题，这是我的责任。我们一定整改！”

舆情内参

湖南省委宣传部互联网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在百度、谷歌等多个搜索引擎里键入“湖南”两字，收集与湖南有关的重大报道和其他热点网络信息，然后择要编辑《涉湘舆情》，送达相关领导作出相应批示。在岳阳、株洲等地，《岳网络舆情》、《涉株舆情》等都已经出了近两百期。

今年年初，岳阳市委书记易炼红牵头组建网络舆情专门小组进行调研，经过三个多月的专题调查研究，最后形成了有关网络舆情研判的政论文章《积极对待网络舆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关于网络舆情的调查与思考》刊发在新华社内参、人民日报内参、湖南省委内参等七个内部刊物上。该网络舆情调研报告显示，被网络舆论炒作的八大类问题中，涉“官”与涉“腐”的问题，涉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事件，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话题位居前列。

易炼红对网络可谓情有独钟。岳阳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冯元满告诉记者：易炼红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就坚持每天上两次网，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各一次，发现重大网络舆情后，他会立即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联系，对其工作做出指示；对于下属官员向他反映的舆情，他会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此外，他还会要求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如组织网友座谈，只要邀请，他都会参加。

不只是易炼红，也不只是湖南，全国刮起的这股网络风，令地方政府的主管官员将网络舆情摆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第四届全球反腐败论坛上，一些国家的代表和专家建议：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控制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工具。即使由网络媒体揭发的腐败案件一时没有被查处，也会使腐败者声誉大跌，政治生命受到影响，同时对潜在的腐败官员产生震慑作用。

岳阳市委书记 易炼红

容易被网络舆论炒作的八大类问题中，涉“官”与涉“腐”的问题，涉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事件，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话题位居前列。

安顺市市长 罗宁

我们的市长信箱有一套完整的运行程序，信件根据内容和重要程度归类分级，有些由我亲自签批，有些直接转发到相关职能部门，基本能实现有求必答。

网络事件背后看不见的手

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心态容易使得那些触犯公众道德底线、入侵公权领域的行为迅速发展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这导致掌握公权力的官员群体的廉洁度、诚信度及执法水平在网络时代经受多方挑战

文  本刊记者 刘彦昆  实习生 温海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3.38亿。这个庞大的群体对政治的影响正在释放，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

发贴

天涯，这个引领全民话题的社区网站，每天访问量超过3000万。在这里，汹涌的是网民参与政治表达的热情。过去的多起网络反腐和网络监督事件均发端于此。

像往常一样，上海外企白领张晖在2009年9月8日下午1时驾车行驶在上班的路上，在闵行区元江路口等红灯时，一个自称“胃痛”的男子想搭车。出于好心，张晖没有拒绝男子的请求。不久，男子突然要求停车，扔下10元钱，抢走了车钥匙。执法人员一拥而上，把张晖拖出车外。张晖被罚款1万元，理由是“非法营运”。

张晖遭遇“钓鱼”执法后，愤怒极了，第二天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了天涯社区。

“公开信贴错了地方，我们没有发现。”天涯社区编辑小党说。

小党真正开始关注“钓鱼案”是从郝劲松的博客开始的。因“华南虎事件”声名鹊起的郝劲松成为张晖“钓鱼案”的诉讼代理人。这时有关“钓鱼”执法的报道也多了起来，小党立即联系了郝劲松，并最终找到了张晖本人。经过沟通，张晖和郝劲松以当事人的身份将事情的最新进展在天涯杂谈作披露，而小党要做的则是及时地将他们的帖子推荐到最有利于网友看到和点击的位置，引导网络互动。

11月17日这一天，以郝劲松ID发布的《“钩子乘客”管士全浮出水面》被放到了天涯杂谈醒目的版面推荐区，访问量超过8万，网友回复超过1000条。而张晖以“公子奕”这个ID在12日发布的《我家人被钩头威胁，为何要如此苦苦相逼》在6天时间里已经获得了超过30万的访问量和4000余条网友回复。“张晖因维护自身权益遭人威胁的消息就是在天涯最先发布的”，小党说，“有人发恐吓信给他，他就给我发了短信”。

天涯杂谈重视网友的原创性，再加上多年的经营，聚集了足够的人气。作为编辑，小党要做的，就是及时发现帖子的价值并努力发掘它，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和关注事情的进展。

在天涯社区，每逢社会关注的大事件发生，他们都会像“钓鱼案”这样邀请当事人在这个平台上发布消息，向网友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还会组织一些网友和当事人在线或面对面交流。前段时间发生的湖北见义勇为大学生遗体打捞遭遇勒索事件，最先赶到现场报道的记者就被邀请每日在天涯杂谈写记者手记，而参与救人的大学生和英雄亲属也在这里讲述事件经过和亲身感受。

网友“西地兰”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开始进入这个社区的，至今几乎每天都会登陆。他很少自己发布消息，但几乎所有的网络大事件他都会关注，并且会在帖子后面回复自己的观点。“传统媒体，更多的人无法参与评论，而天涯这样的社区，能够适当评论，或者看到别人的评论。”对他而言，能够参与其中，是一种吸引力。“聚集到天涯的人，包含不同层次的人群，观点迥异，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

小党说，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也会关注到天涯社区讨论的事情。有一年，一位买不到火车票的武汉大学生在天涯发帖问“市长，我怎么买不到票”，这个贴子还真的被武汉市市长看到了，市长回复了贴子，还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春运购票难问题。

网友曝光的公务员工资单、公款出国游、征地赔偿、拆迁等帖子成为天涯上最早的反腐贴。

“往往引发网民关注的事情，肯定是触犯了公众道德底线，入侵了公权领域。而一个网友关注这类事件，实际在关注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对弱者伸出援助之手就是基于一种同情心态，这种利益共同体心态捆绑在一起了。”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这是导致掌握公权力的官员群体的廉洁度、执法水平及诚信度等方面在网络时代经受多方挑战的原因。

“网络时代，公职人员尤其要懂得自律。任何不检点、违反道义的嚣张行径都会被放大和传播。”网络充当了一种低成本、见效快的信息反应渠道。在胡彬的观察中，这已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

炒作

相对于天涯已经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网民参与环境，更多的互动论坛因为达不到这么高的参与度，必要的时候，事件要经过“炒作”来增强影响力，网络编辑有时也会穿上“马甲”化装成网友“冲锋陷阵”。而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之下，汹涌的舆情变得逾发不可控制。

国内一家知名网站的编辑小蔡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亲身参与了去年深圳“猥亵门”事件的“炒作”。

2008年10月29日晚8时许，11岁女孩为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指路，却被卡住脖子强行往男厕里拖，面对女孩父母的斥责，林嘉祥叫嚣“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最初，事件以新闻的形式被发布出来，新闻里并没有指出林嘉祥的身份，但是在新闻后面的跟帖里，网友发布消息指出了林嘉祥的官员背景，该网站的编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线索。

小蔡以最快的速度把网友提供的多方面有关林嘉祥的信息汇总到一起，以网友的身份发布到网站论坛上，并推荐到了最显著的位置，当网友开始关注这一事件的时候，小蔡和同事们兵分几路到达深圳，对外宣称：网友已经赶赴现场，通过手机随时传回信息。一位女编辑乔装成受害女孩的亲属混进受害者与海事局的谈判现场，并偷偷录了音；小蔡的任务则是守在谈判现场门口，注意观察都来了什么人，想办法拍到清晰的照片。每天，小蔡们把最新进展情况以网友口吻图文并茂地传回网站，而留守编辑则把帖子放到新闻最终页加“相关推荐”，事情很快就火了起来。

小蔡说，这其实是论坛“炒作”的“潜规则”，“很多事情表面看起来是热心网友在参与，其实都是‘专业人士’在操作。”

监管

网友“心中的日月”说：“总有被‘忽悠’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甄别。必要的时候，网络管理方也要出面对事件核实，不能单纯追求‘炒作’效果。”但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网上信息量虽然大，但是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真相会浮出水面，谣言会被戳穿。

胡彬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因为网络匿名，使少数人认为网络是法律的真空地带，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报私仇、泄私愤、陷害他人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

“一般，我们从多角度，多话题，多观点去核实一个事件的真实性。推荐天涯头条，在按语和标题的选择上，也尽量多角度、多观点来体现一个平台的责任心和中立性。实际上网友感兴趣的话题都是依靠网友自身的力量‘帮顶’来完成，我们仅仅‘助推’一把而已。”胡彬说。到了具体操作层面，编辑小党的作用也凸显出来，“多推荐一些理性的、分析性的帖文，不推荐情绪化的贴文”。有时还会发布一些呼吁，防止“情绪失控”。

另一方面，在天涯社区还有一个几十人的“执法部”，24小时值班，专门治理各类违法信息。版主负责本版的信息安全，天涯社区的执法部对整个网站信息安全负责。

“删除帖子主要根据国家法规，还有《天涯社区基本法》，目的是保障信息安全和网络秩序。”胡彬表示，国家管理互联网的法规日趋完善。

据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商业网站工作人员透露，每一家网站都有一个类似天涯社区“执法部”的部门，他们除了对网友的言论进行实时监控以外，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即时“指令”，按照要求删除或者调整信息。有时候“上级”的“指令”可以细致到一条新闻具体放置的页面和位置，甚至是新闻标题和字体的颜色。看似“无法无天”的网络，其实“监控”的影子也无处不在。

五大连池市市长 徐飞网络对官员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既尴尬又回避不了的阶段。从一个纯粹的信息渠道到与官员的执政能力、水平和理念结合起来，这一切来得太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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