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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名商界巨星出狱后重新创业 多数人保持低调


15603 人阅读  日期:2009-12-21 13:49:56  作者/来源:中国周刊


老兵归来

这是一组昔日商界枭雄们的新传。

故事的主人公是:吴炳新、胡志标、仰融、孙宏斌、管金生、赵新先、郑俊怀、阚治东、黄宏生、张国庆、褚时健……他们对应的关键词是:三株口服液、爱多VCD、华晨汽车、顺驰地产、万国证券、三九胃泰、伊利牛奶、申银与南方证券、创维电视、君安证券、红塔烟……

这些姓名熟悉而陌生。熟悉,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中国商海中叱咤风云,甚至成为时代之标杆;陌生,是因为他们曾经作为“中国式大败局”的主角,并由此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他们的时候,他们纷纷重披战袍,杀入江湖。

他们有的坚守着原有行业,希图东山再起;有的认识到市场之变,开始新的征程。有的低调隐身,想尽一切办法躲避记者;有的高调霸气,唯恐世界听不到他的声音。有的仍自称英雄大佬,有的则回归平实,认为“钱少点,更幸福”。

无论以什么样的姿态,总归,他们回来了。尽管不一定再有什么“神话”,也不一定能够续写新的传奇,但老兵不死的精神,足以令人们充满崭新的期待。

老兵重披战袍

以前,他们是各自领域里的“霸主”;现在,他们卸下光环,重做市场新兵。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综合报道

曾经的商界巨星再度出山,旧部重集,江湖风云再起……经典港片曾经屡试不爽的桥段,如今一波接一波地上演真人版。

12月3日,顺驰地产创始人孙宏斌重新回到公众面前,他带着名下的房地产公司融创中国赴港路演,并定于12月18日在香港挂牌。令人感慨的是,这位内地地产界的传奇人物,在香港市场却少为人知,孙宏斌当天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香港地区的研究人员称,单从推介会内容看,孙宏斌的这家新公司没什么亮点。

11月,沉寂三年多的伊利前董事长郑俊怀复出消息终于被证实,在他开金口之前,沸沸扬扬的各种消息已经在乳业市场传了大半年。

7月,创维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提前获释出狱,围绕着他如何与创维再续情缘的猜测,至今尚无确切答案。但目前的信息是,他的活动多次被证实与创维相关。

更为夸张的是仰融,从6月至今,这位远遁异国的“汽车狂人”,围绕一个庞大的中美两地造车计划,不断爆出令新闻界兴奋的进展,引来国内业界高度关注。

把时间继续往前推移,“三九教父”赵新先复出南京小营药业已经一年多;爱多VCD创始人胡志标也已复出将近四年;老牌券商万国、申银、君安的三大掌门人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都有了新的买卖;昔日“烟王”褚时健也改行做起了冰糖橙生意;“三株口服液”的缔造者吴炳新正在谋划以化妆品为主业,重构三株帝国……

在走过辉煌、又经历风雨之后,再一次披挂上阵的他们,是胸中有沟壑,还是举目见青山?

低调与高调

11月13日,创维CEO张学斌做客国内一大型网站,被再次问及黄宏生的近况。他回答说,黄许多时候都在休息,“相信他也愿意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现在没有在公司里面。”

自7月6日创维数码发布声明,告知投资者“黄宏生已于2009年7月4日回到自己家中”开始,张学斌已经回答过这类问题很多次了。人们总是在猜,黄宏生会不会像当年的倪润峰和现在的柳传志那样,以创始人身份重新回到创维。

尽管后来有香港媒体报道,称黄宏生刑期未满,此番出狱只是假释,在此期间不能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不可能回归创维,但因为黄宏生之妻林卫平担任创维数码执行董事,市场仍普遍认为黄可对创维实施幕后操控。

黄宏生获释当月,包括张学斌在内的多名高管曾“一窝蜂”减持公司股票,这更是加重了媒体的质疑:是不是黄宏生“回归”的前奏,也许他将重新调配管理团队?

10月底,媒体披露,黄宏生频频出现在创维公司和展台。

如此扑朔迷离的复出动作虽令人眩晕,但桥段却早已算不上新鲜。

“乳业教父”郑俊怀于2008年提前刑满释放,一年多来,市场上围绕他复出的各种传闻不绝于耳。先是去年年底有消息说,郑俊怀募集了40亿元资本金,欲重返乳业,打造新品牌“新长征”;今年4月时,又传因三聚氰胺事件打击,乳业市场低迷,郑俊怀出山计划暂缓;10月,媒体接连曝出他牵手黑龙江红星乳业的消息,又过了一个月,该消息才真正从郑俊怀本人口中得到证实。

同样低调的还有赵新先、管金生、张国庆等人。赵2008年6月在南京小营药业复出,担任公司顾问一职,同时负责打理大股东永泰投资医药板块资产,一年多来,未见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管金生2003年被获准保外就医,之后长期居于家中,11月底,《中国周刊》记者前往探访,家中空无一人,物业和居委会称其离家已有两年,不知所踪。其老部下对记者说,老管现在做的仍然是投资生意,主要是炒做期货。

张国庆2002年出狱,后筹建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其二股东的“伯孙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但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伯孙投资”董事、监事和经理名单中。即使在“九夷投资”,他的身份也仅是“顾问”。

今年6月,由张国庆一手提拔起来的君安证券原总经理杨骏辞世,张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祭文托友人带到追悼会现场,自己却“因多种原因,不便参加”而未能现身。

仰融算是一个高调的特例。远在美国的他,不但隔空喊话,让国人知道他的归国造车项目,而且还拿出行动,遥控正道汽车公司,与沈阳市欧盟经济开发区签署合作备忘录,其效率之高,不输他当年构建“华晨系”时的本色。但对于像他这样有“戴罪之身”不能归国的人来说,不借助媒体的力量,事情又能怎么做?

变与不变

多数复出者刻意选择与公众保持疏离,不知道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境况有关。

81岁的褚时健现居于云南省玉溪市,自2000年保外就医至今,头发花白的他一直在哀牢山种田。他和老伴联手经营的是一块上千亩的果园,里面产的冰糖橙可以拿到附近的集市上贩卖,标明“褚时健种的橙”还可以每斤比别的橙子贵3元。

今年1月,褚时健曾对一位记者说,出狱后很多人找过他,请他做顾问,一年给他二三十万元,但他不愿去,原因是“中国人合作很难,我也没有闲心干那些事,我自己做倒可以”。但闲在家里又觉得无聊,所以才租了几千亩地,“打发一下时间。”

褚的老伴却道出了另外的隐情,“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钱。姑娘死在监狱后,外孙女得我们养。我和他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两千元,连物业费、水电费都交不起,你说咋过?总得找点钱。”

这个故事读起来多少有点让人心酸,略感好一点的是胡志标的改变。11月23日,当久违的他首次公开亮相于一场公共论坛上时,人们赫然发现,眼前这个稳重的中年男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挥霍的莽撞青年。37岁的他把酒戒了,住宿时也会挑价格相对较低的酒店。

不仅他们变了,市场也在转变。当年销路很好的VCD现在早已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画面更清晰的DVD,以及各类数码放映机。复出的胡志标,焉能再走当年路?

IT业和保健品市场几经沉沦,也在逼着“史大胆”史玉柱不断更换门楣:先是营销软件“巨人汉卡”;被国外软件挤出市场后,他改做脑白金和黄金搭档;巨人大厦计划坍塌后,国内保健品市场整体信誉崩塌,复出市场的他再次转身,进军网络游戏产业,迅速将自己由“首负”变成“首富”。

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有吴炳新。他并没有被市场打倒,依然守着“三株”这块牌子,只是他不再依赖保健品了,如今,他带着化妆品“生态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有了这一市场转型的判断,72岁的吴炳新依然精神矍铄地说:“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

不过,赵新先似乎暂时还未能很好地抓住市场变动的节奏。《中国周刊》记者前往南京小营药业探访时,工人们还在装卸大批大批的玻璃制输液瓶。而这种玻璃瓶早被塑料瓶和软袋替代,盈利状况可想而知。

得与失

或许,以一时的市场表现来衡量复出者的成败,是很愚蠢的事。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笑对得失和坎坷,已经变得更加豁达、从容和沉稳。

以前的胡志标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中国的松下幸之助。现在的他,改口说“松下幸之助是松下幸之助,不是我崇拜他就能变成他,我们俩从基因上就不一样”。现在他忌谈创业,其职业理想也变成了“赚钱不多却很快乐”。

以前的阚治东多次谈论企业成败和市场监管,口中都是发展啊发展。几经沉浮之后,他意识到“没有谁的人生是始终向上走的”,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也有了新的体悟。

以前的仰融,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华尔街去。现在,他更想回自己的祖国造车。

“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仰融说。或许,这才是商界一代风云人物矢志不渝、蜂拥复出的源动力。

商界枭雄沉浮录

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综合报道

老兵们一个个回来了!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如滚滚巨浪,推动中国社会前行。“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场景,不断在商业社会上演,刚刚还是引领风骚者,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那些曾被称作“教父”、“大王”、“巨头”、“枭雄”的商界精英。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激情的经济因子开始发酵,那些商界精英游走于经济转轨的各种缝隙,粉墨登场。

剧情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节拍上,与经济的炙热、商业巨头的狂欢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探索和含着感性因子的个人膨胀。

“倒下”,然后“再起来”,成为循环于这部商业史的主旋律。

大幕拉开

1995年,中国的财经报道中第一次非常集中的出现“巨星陨落”。

那时,经济的狂欢才刚刚开始。一个重磅溅起硕大的水花:中国“烟草之父”,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调查!

褚时健,1979年开始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上过战场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国家领导来视察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时有记者描述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

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90年初国企老总的禁锢: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导致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个人手紧的状况。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来年,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 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这些。

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

就在褚时健被检察院带走的时候,刚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的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也坐不住了。

这位中国最受争议的民营经济企业家有着传奇的经历: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也正是因为几个大项目的投资,加上1995年国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让南德集团资金链崩溃,截至1996年事发,牟其中为弥补资金空缺“空手套白狼”,获得资金7507万美元。一夜间,这位曾经的“大陆首富”被群殴为“大陆首骗”。2000年5月30日,59岁的他被判无期徒刑。

两位当时的商业巨人,有着共同的特点:敢干、意识超前。市场经济刚开始的几年,他们站在改革的前沿,却也走在了失败的前列。

现在再来看,无论是从失足的原因,还是失事的时间,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