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未有过的惊异和荒谬。被视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狰狞的经济危机，被认为带来地基坍陷般震撼的金融海啸，似乎仅仅是想象中的猛兽，当猛兽凌空一跃，它突然消散为藏匿阴影中的碎片；当海啸巨潮俯击，它刹那被凝固成平和温吞的水线。恍如隔世，异度空间，从危机时代到后危机时代宛如捅纸般的转换，从无限沉沦到V形反弹仅在咫尺之间，从通缩警示到通胀预期如同无缝对接。所有的预言都成空，所有立场都抽离，所有的假设如流水，所有的视角均修正。

世界和中国一夜间真的好起来了!？

这是个难以捉摸的命题，也是一道冰冷至极的逼问，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智识上的纠缠，恰是如何主宰未来行进路线的导航。

世界从极冷回暖，中国由悲观而乐观，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人造的增长。整个世界大约投放了25%的GDP资源进行经济拯救，中国则以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拉动复苏。磅礴的拯救工程赋予官僚职责伦理上的说辞，民众则跟风洗脑般将拯救视为政府义不容辞的“守夜”，而夹杂其中埋单成本的最终支付、明暗利益的巧妙输送、拯救先后序列的机心则被轻易而放纵地忽略。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如巨大的眼球，权势者的私利始终是最黑和最活跃的部分。

他们对大宗商品走势误判，他们要求政府收储稳定库存跌价；他们对房地产走势误判，要求政府变更文字游戏推出改善性住房概念；他们遭遇高负债现金流之困，则要求政府提高杠杆率有利于其以小博大；他们原本是一帮失败者，却以大而不死银行先死来胁持社会，他们原本是一帮被淘汰者，但他们通过修改规则、罚没别人从而无赖晋级。

真正的市场经济周期实如生物演化，物竞天择，适者优者存活。所谓适者，跟随周期之变而顺应其变者，所谓优者，预判拐点之态而主动应变者也。适者优者猜中经济风向转变，快速销售、压缩库存、积攒现金、伺机出动；而劣质汰者则浑噩无极、抱残守缺、见事不明，落入经济周期惩罚的谷底。事实上，这一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机制，更聪明更富进取力的基因取代愚笨和不知变通的基因。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赐予未来潜在的伟大企业家礼物时期，因为他们躲避了资本缩水，积攒了必要资金，面对萎靡的要素价格，更轻易地组建伟大企业的雏形，从而为下一次经济高峰的到来、知识外溢和智力扩散、创新升级以及社会普遍性对创新的模仿做准备，最终让未来的经济能够更健康地逾越此前的高点，迎接“创造性破坏”的隽永真义。经济周期不是可以割去的扁桃体，而是起伏有致的心跳。经济周期具有生物演化之美，基因再造之势。

适者优者猜中了风向转变的开头而没有猜中结局，劣者汰者啥都没有猜中却能左右结局。万科猜中开头、率先调整握住现金，但却抵挡不住政府廉价货币放水，现金从王变寇，保利地产赢得结局，利用时机大肆扩张，隐隐超越之势，万科反被群小分析师讥讽为“错失良机”；民营钢铁猜中开局，适度收缩，应对暂时僵局，不抵政府人情冷淡货币注水，反被用更低成本廉价融资的低效国营钢铁所兼并。于是，在政府不遗余力拯救之下，经济上演逆向演化之剧，央企盘踞，民资萎缩；地王变性国有，煤炭引发重治。国有不善则民营行倒卖资产套利之实，民营利厚则重新国有行驱逐产权之能。

事实上，我们并非持有僵硬的私有至上意识形态，“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但我们始终看到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总有内部人瓜分嫌疑，而民营企业国有化总有强权强占之嫌，受益者始终是官僚梯队、裙带人群。而那些市场企业家总是在惶恐中预防行政调控的不测，在正确的开局预测中接受意想不到的终局惩罚。这种有悖于正常经济周期，同时又叠合着正常经济周期的“行政周期”，不仅可以创造出国民经济V形逆转的奇特火爆路径，同时也紊乱了内在生物演化式真实理路。

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市场企业家对于实业运作的冷漠化，猜对开局的人末尾错得离谱，他们无法锁定内心，从而四顾茫然，他们降低实业欲望，而追逐虚拟经济。他们仅仅相信一些局部的确定关系，如果他们认定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超强护盘，他们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一滴；如果他们相信股市充满了管理层的关爱，他们就会义无反顾成为股市曲线的波浪小厮。政府一直冀望于实体经济的民资跟进，却发现酿造金融游戏泡沫的无边苦海。

货币如阶梯，上屋抽梯故人群悬而未决。经济需演化，大幕上演而主角被预先废黜。经济拯救让真正的企业家死亡，拯救的界限检验官僚轮空的底线。我们在这里以一种沉痛的心情看待经济数据的暖化，我们以一种悲剧的心态看待路径依赖的滋长。我们从来没有对伟大的中国经济丧失信心，我们只是对一种逆天的演化为之颤瑟，来自我们内心的警告像拳头一样，它们轻轻吹拂着失望和面颊，吹拂着庞大体制波浪中伏落的屋顶。

我们认为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迁就民众承诺以北欧般福利主义的虚词，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对失业数字的廉价动容。因为自由经济鼓励每个人自强且凌厉地面对人生和困境，因为自由经济强调每个人隐忍而微小累积式福利改善。于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真正的精髓是平等、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否则蚁族式无奈、蜗居式怨怼，就有了正当抒发的情境；否则公务员考试的如龙长队，黄光裕式腐败案的百官牵连，就会延绵不绝。

萧条时期民众临时恐惧的总和，给予当局者下意识的便利，民众被流行的见解所裹挟，视强调拯救边界的理智为冷血。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发声，即使偏见卷起舌头，真理像胃疼一样难以咽下，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消化。因为我们所捍卫的是你们持久的利益，我们所保存的是生生不息的公正规则，我们所抵制的是以汝为名的卑劣榨取，我们所叱责的是一种颇富玄机的拯救道义。

但我们也严峻地领悟到，你们可能不会倾听，你们不相信远久的故事，你们仅关注急功近利的当下，你们只相信凯恩斯主义“长期看我们是死人”的哲学。没有真正自由经济的歌谣，你们不会有嘴唇，自由地发声，但可能你们最终唱过的并将传唱的，只是无尽的主旋律的聒噪，它永远不是歌。

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

最后的时刻来得比人们想象的更快。20年前的今天，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宣读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宣布每位公民都有权拥有护照。东德民众连夜涌向柏林墙。这堵矗立了28年零91天的“反法西斯防卫墙”，顷刻间已不复存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被冷战一分为二的德国重归统一，无数家庭得以团聚，德国民众开始学习面对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与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国民共同发展。一个在二战之后千疮百孔的民族，在抚平历史创口的道路上，得到了一个飞跃的机会，重获国际社会的尊敬。

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同时发生的东欧剧变、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终结。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结束了，二元对立的时代结束了，劳民伤财的军事争霸结束了，陌生人之间的互相仇恨结束了。经济发展替代了政治对抗，全球化共识得到普遍的承认。

毫无疑问，中国人是这一变化的参与者及受益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多元对话渐多，全球资本流动自由，为中国深化市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相对而言更加轻松、更加包容的国际环境中成长起来，核武器的威胁越来越少，互联网的交流越来越多，比冷战时代的父辈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在成长为世界公民。

墙是人类文明中最值得反思的创造。在近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墙是用来保护文明成果的东西，可谓没有墙就没有文明。从15世纪开始的大海航时代，开始了最早的拆墙行动。大约19世纪中期，人类日渐认识到，正是墙阻碍了文明的发展，开放和对话成为至今方兴未艾的文明共识。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墙建得越少。

无庸讳言，在世界各个角落，在文明的诸多领域，在很多人的心中，都还有无数的墙没有推倒，甚至还在大力建设中。那堵用砖块、水泥和钢筋筑成的柏林墙倒塌了，但是德国人仍然要为清扫心中厚厚的阴霾而挣扎。只要他们还没有厘清历史，还在分辨东德人和西德人，只要西德人还在说东德人好吃懒做、东德人还在说西德人贪得无厌，这堵墙就依然矗立在他们心中。

尽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斗人哲学”的阴影并没有散尽，由此造成的社会隔膜和阶层歧视同样是一堵厚厚的墙，需要中国人进一步去推倒。即便这堵墙已经残缺不堪，仍有无数的墙在阻碍我们通向前进的道路。当区分敌人和朋友、城市与乡村、西方和东方、“左派”与“右派”、80后与90后、男人和女人、网上与网下、智者与脑残……的时候，我们都得格外小心，因为每一次区分，都潜在着建墙的危险。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努力，推翻所有不该有的墙——— 无论是虚拟的，还是实体的，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心灵的——— 就是我们对柏林墙倒塌最好的纪念，因为它们都是柏林墙。

推翻柏林墙，不仅需要顷刻间的激情，更需要持久的行动；不仅需要愤怒，更需要理性；不仅需要铁锤，更需要思想；不仅需要德国人，更需要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公民。

一个没有墙的世界，也许是过于美好的幻想，但是我们仍然充满着期待。

长平：断裂中的重庆打黑

打黑还是黑打？重庆的行动一直存在争议。其中最响亮的质疑来自代理律师，通过他们的抗议，公众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权利未能得到保障，比如会见律师时必须有警员陪同、公检法联合执法、未经审判就搞出打黑成果展等等。

最近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抓捕，并经《中国青年报》发表通讯稿，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律师和记者的职业操守，事情更加扑朔迷离。打黑之初，重庆方面本来希望事情简单化，警方雷厉风行抓人，法院三五两下断案，媒体异口同声报道，民众奔走相告叫好。但是，在过去的经验面前，目前的社会已经变得复杂了。

首先是多年的“依法治国”口号，让律师有了宣扬法律理性的机会。他们有的出于对专业的信仰，有的出于对生意的兴趣，都对警方的行动挑三拣四，抱持法律规章，呼吁程序正义。

但是法治观念并没有那么深入人心，更没有深入制度设计，所以在一些官员看来，律师的做法几乎就是在捣蛋。在不少民众的理解中，律师为坏人辩护，与其相信法律精神，不如相信见利忘义。

官员的立场有些过时，但民众又未必不对。现实所支持的，往往不是固守法律的好律师，而是功夫在法律之外的坏律师。勾结权势，行贿法官，敲诈当事人，成为一些律师的日常工作。

李庄律师是否犯罪，我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传言成为重庆警方抓捕他的背景。重庆方面显然认为，有了这些背景，他们的行动就有了更加广阔的道义基础。他们不仅为重庆市民扫黑，还为北京律师界清污。

律师所呼吁或者利用的程序问题，现在套到了律师本人身上。北京律师协会和一些律师个人出面，指出抓捕李庄律师的重庆警方是利益相关人，要求异地办案。重庆方面摆出的架势，则让很多律师都认为，大概他们在实体方面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同时被卷入这潭浑水的，还有《中国青年报》及其记者郑琳。李庄涉案之后，该报迅速发表了一则较长的通讯，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律师的丑陋嘴脸。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从报道中看出了记者和媒体的嘴脸。

这则报道堆砌大量形容词，主观倾向明显，甚至声嘶力竭，被指为“文革”腔调。从专业上看，它是典型的“黄色小报”体写作，用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吸引读者。这种写作如何成为“文革”性质政治宣传的偏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事实是，各地的警方的通讯员，多半爱好这种文体。

重庆警方甚至准备了两份通稿，供媒体选用。“通稿”有两种，一种来自新闻通讯社，如新华社、美联社等，一种来自当事机构自己的炮制。对于前者，媒体可以具名刊登，也可以视为资料。对于后者，媒体只能视为资料。但是中国媒体往往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经常被要求只能使用“通稿”，二是记者直接将通稿据为己有，等于造假。

很不幸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郑琳不仅以自己的名义剽窃了这篇“通稿”，而且在遭到质疑之后，还发表博客宣称自己经过多番采访，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她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新京报》披露了重庆警方的“通稿”制作。

如果我们多一点耐心的话，就可以从中看出社会转型期的断裂现象。运动式打黑依旧可行，但是欢呼之中也有很强的杂音；律师指责官方，官方反控律师，用意都在法律之外，又都宣称依法行事；新闻媒体充当宣传工具的同时，遭到了专业主义的阻击。

很多围观群众并没有这样的耐心，他们更乐于用一句“全都是狗咬狗”来概括。令人担忧的是，在认同了这样的逻辑之后，“铁腕”就成为一种追求——据上海一个本地网站的最新调查，有92.7%的白领希望上海市长是薄熙来。

韩寒：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今日，上海倒钩一案终于出了初步的结果，政府网站东方网的标题是：上海:坚决依法整治非法营运坚决禁止不正当取证行为。

我们不仅仅要学会做除法，还要学会解读政府的官话。

虽然官话里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废话，但还有百分之一的屁话，这百分之一决定了政府经过考虑以后的方向，里面往往蕴含了很多的讯息。无论从商从政都要有良好的解读能力。

从顺序上来说，政府是不甘心的，因为政府强调了要坚决依法整治非法运营，表明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但是这次的确是栽了，后面那一句坚决禁止不正当取证行为是表示，老子暂时认栽。

但是，政府会两次栽到同一条河里吗？很遗憾，答案是会的。因为正常人都不大会。但是政府经常同样一条河里要掉好多次，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姿势掉进去。当然，永远淹不死那就是他的本事了。

我认为，这次的事件中，闵行是占了便宜的，因为舆论的导向最后都指向了浦东新区。说不定闵行出事那会儿，浦东正笑闵行呢，哪知古有孙中山断发明志，今有孙中界断指明智。上海倒钩茂盛的地方时闵行和南汇，这次南汇并入了浦东，所以浦东也算是继承发扬了原南汇的光荣传统。文章写到这里，提醒大家，无论是从倒钩数量和次数来说，闵行很可能是老大，勿忘闵行。

但是这样影响恶劣的事情，为什么市政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比较纵容呢，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一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呢？原因之一是一看自己，靠，原来本来就没什么公信力了，也就算了。原因之二，那就是钱。据报道，在闵行倒钩见报以后，闵行区马上刊登了一个来自运管局的工作报告，报告称，在过去两年里，通过这样的方法，罚款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了上级的指标。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是很白痴的一件事情，千夫所指的时候还要留人把柄，顶风作案，好比你已经杀了一个人，突然你跳出来说，这两年我其实杀了二十个。但是官员是很蠢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写，是在提醒他们的上级，我有功啊。从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就比较容易，就是大哥说，教训一下这帮人，小弟一出马，弄死一帮，出事了。小弟立马说，爷，你要保我啊，是你让我干的啊，你看，我都超额完成了，你让我教训一下，我不光教训了，还弄死了二十个。

老大一挠头，说，你这个白痴，让你教训一下就好，你弄死人家干嘛呢？

小弟说，爷，这不弄死，怎么扬你的威风呢？

老大说，事情弄这么大，我暂时也保不住你，你出去避避风头吧。

小弟说，爷，你一定得帮我啊，我还帮你多收了5000多万呢。

老大，算了算了别说了……

这样大家就好理解各种关系了，是的，那5000多万赃款是让闵行运管洋洋得意政绩，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不是简单的老大出面说一句我的小弟这次没做好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是犯错，这是犯罪。还有专家为倒钩辩护说，美国警察也警察倒钩，他们假装吸毒的去倒钩毒贩子。我们且不说这个比喻有多么愚蠢，但我们做的事情也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干的就是假装吸毒的去倒钩普通人，一看不是就往他手里塞一包毒品，然后立马把人家当贩毒的抓起来。

倒钩事件里，政府部门涉嫌到非常多的犯罪行为，包括抢劫罪，诈骗罪，诬陷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和组织黑社会罪，而不是执法不当的行为，我认为上海市政府的这个处理态度是在转变事情的性质，引导舆论和公众这只是一起执法不当而已。另外，我提醒一下广大的真正的黑车司机，你们最近要小心了，大家都是在这个生存起来很艰难的城市里混口饭吃，但是按照政府的一贯手腕，倒钩一案过去以后，将进行集中的黑车整治活动，将有更加严密的取证手段和处罚，再加上出租车刚刚涨价，你们可能要不幸，所以要做好准备。

这件事情的合理处理方式，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才合理：

1，政府改变出租行业的管理方法，降低入行门槛，减免对出租车司机的压迫。

2，让广大黑车司机成为正规出租车司机。

3，对运管局进行全面的停业整顿。

4，追查5000万抢劫款的用处（虽然这钱对于政府来讲很不起眼）将5000万的抢劫款全部退还到个人，哪怕里面有4000万是真正的黑车处罚，一个健全的美好的城市其实是不存在非法运营这四个字的。

5，对于第一次非法运营的人不做处罚，只做记录，到第二次才实行处罚，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甄别失误，如果是好人，就等于告诉他，以后别让人搭车了。

6，对闵行区政府主要领导进行处罚和撤职。对相关人员论罪处罚。

7，副市长（包括）以上级别相关领导引咎辞职。

以上七条其实是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里最常见的处理方法，你可以经常看见其他国家地区的领导因为屁大的事情就引咎辞职，但我国的领导哪怕出了天大的事情都还巍然不动，最多就道歉一下完事，原因其实很简单，你忍心法办经常和你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朋友吗？你忍心法办和你在一张床上嫖娼的兄弟吗？

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中的根本就是，严禁公务员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此事如果没有彻底解决的方法，我建议全上海的驾驶员在世博会期间在车上贴上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大标语告示国外友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写下这句话的原上海市市长陈毅肯定也想不明白一个世纪后的上海，明明是你伸的手，为什么被捉的却是我呢？

最后，随文免费附送陈毅的作品《七古·手莫伸》：陈毅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上一篇文章：后四万亿时代国民经济走向：刺激启动民间投资
>>下一篇文章：中国的开放及其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