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粟裕挨整 麾下名将“叶王陶”是如何表现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或者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1958年5月，从1938年开始，有近20年时间走着顺路、“风光”无限的粟裕，运道截然而斩，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受到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

先小会再大会，定调子再扩大，这是一个整人的“潜规则”。几次小范围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会议，参加者有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10位元帅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未参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注1）。发言最激烈的是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5个人。

准备功夫做足后，批判小会转为有1400人规模的大会，参加人员也扩大到全军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原华东野战军的高级干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与会。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长期在他的指挥下浴血沙场，早将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面旗帜和自己的光荣。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

三野将领不过关，批粟行动就卡壳，搞不下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彭德怀于是开始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轮番上阵，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领衔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高兴地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注2）刘伯承、粟裕、肖克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而只有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刘萧是另外的“教条主义”。陈毅大批个人主义，无疑针对的是粟裕。

同时，如果陈毅只是一般隔靴搔痒地发言或者如有人所说的“明批暗保”，那么绝不会获得指责粟裕“阴”的彭德怀如此兴奋不已的评价。

但令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的8月21日，又一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时，陈毅因留守北京没上庐山，这时候赶紧继刘少奇之后，重炮出击，第二个表态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注3）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后来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浅薄者认为，批粟时三野将领不敢出面给粟裕说话，说明粟裕威望不够或者本身就该批。

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内心阴暗。

按此高论，1959年批判彭德怀，彭德怀的“威望”更是小得可怜。全军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帮这位昔日的解放军副总司令说话（钟伟是偶然的例外），他最亲信的副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曾被人称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彭总”的张宗逊还当了急先锋，反戈一击，在庐山会议批彭最积极（因此保住了副总参谋长一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甚至将彭德怀一拳打倒，说“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也动了粗，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他头上。其他野战军将领落井下石，譬如萧华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彭德怀如此，林彪亦然。

1971年“九一三”后，当年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四野将领们，除了沦为阶下囚，失去发言资格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无一人敢挺身而出给林彪说话，几乎都是闻风而动，赶快揭发，与林彪撇开干系。吴法宪其实早在得知林彪上了飞机后，就积极主动协助周恩来采取全国紧急措施，多次请示周恩来是否打下自己多年追随的“林总”的飞机。只是最后被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话否决，否则，堂堂威望无比的林总，真有可能直接死在嫡系老部下的手中。

此前此后，批刘（少奇）批邓（小平）无不如此。

因此，以组织高压下的形势逆推被批判的对象威望不够，甚至揣测被批对象本身一定有问题的结论是相当荒谬的。

但实际上，相比之下，批粟的情形还要略好些，除了其他野战军的萧劲光、陈赓帮着说公道话外，毕竟还有几个三野的高级将领敢当面抵触，以示不满批粟。

批粟裕的时候，他的嫡系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成为重点“攻关”对象。

但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叶飞是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陶勇则说：“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果然，陶勇发言前就郑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

结果，陶勇的发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则另有办法。他不拿讲稿，即兴“揭发”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

接着，他讲了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后说：“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

他的话一出，四座皆惊。与会的贺龙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仗义，他很是赞赏王必成，说：“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态度，也就成为1979年在昆明军区任上，被重掌大权的邓小平临阵换将，改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不久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闲职），不能参与指挥对越作战的由头之一。他最后只得让儿子、怀孕的媳妇和女儿上前线，悲壮地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注释：

注1：《粟裕年谱》627页。

注2：《彭德怀年谱》690页。

注3：《吴法宪回忆录》531页。

注4：侗枫：《虎啸血野》405页。

建国后粟裕因三次“擅权”受军委批评内幕

粟裕大将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但不作组织结论。

扩大会结束后，粟裕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不再担任总参谋长。粟裕受批评的原因，出版物上说是由于“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又一向坚持原则。”

从已看到的历史文献看，粟裕是由于工作中疏忽大意，不谨慎而出错。客观上越权，当时，则被批判为擅权，毛泽东认为这已不是日常工作中的普通错误，而是已涉及他本人的职权。为此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军委扩大会整风，应批评粟裕的错误，教育全军干部引以为戒。粟裕三次被认为擅权情况如下。

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福建军区副司令、中将）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作价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彭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我曾告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现可先告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

毛泽东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毛汇报。毛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人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业非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事也应口后再定。日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彭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逐个攻占。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毛表示同意。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出席者：粟裕、陈赓两位大将，叶飞、许世友、唐亮三位上将，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四位中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少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两位大校（均于六十年代晋升少将）。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帝国主义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

何廷-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

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子？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粟总长因高血压已人院治疗，雷英夫把会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毛泽东并附一便函：“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毛泽东于14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同意。”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

刘、朱、邓圈阅。周恩来于17日批：“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

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的报告。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通过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粟裕、陈赓在场。

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

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毛泽东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命要发起攻势问题。

忽略外事纪律

涉外无小事。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毛泽东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

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因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

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受国防部领导。国防部的诸项任务；国防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

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以苏军为榜样的，我们是向苏军学习”。最后粟向索赠送礼品。会面结束。

国与国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请其提供财、物、文献资料，另一方给子与否，都须经国家最高执政人决定。毛泽东想了解苏共中央组织机构情况，没有通过中联部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而是于]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电斯大林：“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毛泽东-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同时毛致电张闻天大使：“我们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中国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中方想了解苏联国防部职责权限，最低应由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总理）提出。事先必须经毛泽东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国，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职责资料，是有违外事纪律的。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彭德怀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毛泽东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自不敢对毛泽东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毛泽东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属几个部长谈1958年工作计划会议上，说“我们要争权”不是争个人的权，而是工作范围内责任。这无疑是粟裕两年多来执着于同国防部划分职权的初衷。

粟裕向苏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这使索帅心目中对中国军队参谋长不会感到钦佩，而且要把记录上报苏共中央。索帅拒绝提供书面文件，是他无权。报赫鲁晓夫后，赫按国际外交惯例推断，既然是粟裕这样高级领导人提出，当必事先已经毛泽东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关系，提供可能有保密问题，最后终于在1958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一份职责文件。索帅口头讲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应承担哪些任务和下属单位，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索帅没有讲下达这些任务的批准权限，很明显，苏军总参执行工作任务的批准权也在苏共中央。回国后，叶剑英在一次会上说：“国防部和总参上下级，不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已经碰了钉子。索科洛夫斯基谈就是领导关系。”

调兵问题

粟裕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粟是1951年11月12日被军委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2月12日到职理事。

周恩来同聂荣臻和作战部长李涛商定拟订了一个重申调动军队权限的文电，毛泽东批准后于1951年12月28日用总参名义发出。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在这一规定前全军也一直按此执行着，此次规定又增加了军委批准后调动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粟裕不来总参，在华东军区早已执行此规定。

志愿军撤出朝鲜，是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于1957年11月商定，符合朝方愿望。毛泽东、彭德怀、粟裕等回国后，12月即开始准备确定回国后驻地，告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志愿军司令杨勇于1958年1月28日向军委提出撤军的准备，拟停建营房、工事，家属回国，不再让家属入朝。停战后，一些干部家属入朝团聚，曾发生过朝鲜妇女纷纷赶来“看小脚”失望的趣事。

彭德怀于2月13日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回国的部署方案。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的政府代表团，2月14日到平壤，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16日（春节）到志司，18日回平壤，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21日周恩来等回国。

2月25日彭德怀又主持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其中提到政治工作是防止骄傲的教育，对沿途欢迎兄弟部队慰问应有针对性的思想准备。

粟裕鉴于撤军事已准备了两三个月，回国后的驻地及分批撤离计划和单位都已有安排，毛泽东和彭德怀对此事都知道，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第一批回国部队（第21军、炮5师、坦克5、6团及汽车7团等）3月8日回国的调动命令。彭德怀、毛泽东看到后诧异，这明明违反师以上和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规定。彭德怀询问粟裕，粟说只看了电报首页，未看末尾的署名。此事，粟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丁电报。”

粟裕在打马祖、向苏联要材料越权后，又第三次涉及毛泽东的调兵权。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原因。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定在军委扩大会上对粟裕展开批评，是因粟三次擅权，用以教育全军高级干部。但一些出版物上，除把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调志愿军回国事，没有涉及。

军委扩大会于7月结束后，毛泽东8月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可能与这三次事件有关。

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这个原因因涉及军事机密未公布，这属正常。但近年把粟裕受批，说成是责任在于彭德怀。罗列了一些粟与彭工作关系上的事，实有违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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