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民权律师诺伊菲尔德为“修复受损的正义”，于十多年前在纽约发起成立了一个“拯救无辜者计划”，通过申请启动DNA实验等方式来帮助被错误定罪的人洗清冤屈。他们与专栏作家吉姆·德怀尔合作，出版了《清白的罪犯》，通读下来，受到不少启发。

目击“真相”不可靠

1902年，德国犯罪学家沃·里斯特在一次关于目击准确性的课堂实验中得出结论：一位记忆最好的学生在重新回忆整个事件过程中，有26%的重点细节发生错误，其他人在回忆他们看到的事件中发生80%的错误。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无意识的移情”：在眼前发生的事情进入大脑后，重新定义，重新侵袭，重新储存，像生命一样不停止地进行着修饰过程。心理学家还支持：人在压力下的判断准确程度会更差。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类似实验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刑事司法中，被害人、证人的目击回忆并不可靠，它有可能使无辜的人被错误指认并定罪。例如，在桑德被控强奸一案中，正是因为被害人事过3个月，仍然向侦探指认他就是那晚强奸她的人，导致他蒙冤入狱7年。

正因如此，“拯救无辜者计划”指出：应对目击证人（包括我们所说的被害人）的辨认规则进行很好的设计，如应有一名独立并经过培训的辨认主持人，且他本人应不知道嫌疑犯以避免可能影响证人的暗示或反应；在辨认之前将告诉辨认人实际罪犯可能不在列队或照片中；列队辨认或照片辨认应使用系列呈现的方式而不是同时呈现的方式，这样证人在看下一个人时就必须在每一个人身上做出决定；“一对一辨认”只能在很少场合使用，即只有当一人在犯罪现场附近被拘留，或在犯罪发生60分钟内（或更短时间）让证人辨认嫌犯时使用，除此之外，合适的列队辨认或照片辨认（使用填充人员）将在指导下进行；在进行辨认时，警官或检察官应询问证人，对他或她的可信性进行评估。

屈打成招

与许多国家一样，“刑讯逼供”曾在美国泛滥成灾，并成为制造冤案的元凶。1932年，埃德温·博查德在其《被定罪的无辜者》一书中指出，许多定罪都是建立在过度的威胁、折磨和拷打的基础上。193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密西西比州一案中作出决定：在讯问时使用暴力是非法的。1966年，最高法院又在米兰达诉亚利桑州一案中进一步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即警方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告诉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及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在场的权利。据此，有学者乐观地认为：美国因警方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基本降到了零。但是，本书的作者却告诉我们：实践中，有不少嫌犯放弃了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他们或在长时间的讯问中崩溃，或在心理压力下自认其罪，“刑讯逼供已被心理技术代替，很难留下看得到的伤痕。”而不幸的是，自认其罪在法庭上具有绝对的力量，大多数陪审团成员都不会去进一步怀疑。在“拯救无辜者计划”中，通过DNA实验卸去罪责的案件中，高达23%的定罪是建立在错误的自认或承认的基础上。基于这样的教训，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州通过立法，规定讯问嫌犯时应录像或至少录音，以便留下客观记载。

迷信“科学证据”

科学证据被恰当运用，可以成为案件的最好证据，但是不可信赖的实验也将是最危险的结论，这是《清白的罪犯》一书给我们的忠告。书中披露，在1985年以前，美国居然也有75%的法医实验室隶属于警察局或检察官办公室，而不是作为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存在。在这样的体制下，就难免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书中所举的赞恩和埃德曼两个“草包实验员”的例子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前者在伍德尔强奸案中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结果“‘科学证据’成为愚人之金”，对陪审团造成巨大的误导，而事实上他并没有认真地做实验，一些证词纯粹是杜撰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鉴定人员的故意造假或敷衍塞责，科学证据有时还会因实验设备或实验手段的原因而打上折扣，即使像DNA这样的实验，也完全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在达拉姆一案中，检察官声称拥有最强有力的证据——DNA实验，但最后律师抗辩成功：基因屏幕实验充满了质量问题，“如果忽略这些问题，会把有力的科学变成废物” 。

进一步的改革建议还包括：法医科学家们应当对操作标准达成一致意见，使刑事犯罪实验室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独立的第三支力量而存在,经费等不受制于警察或检察部门的同时，其工作也不受控辩双方的影响，不偏向任何一方；法医实验报告应对操作过程作出可理解的解释，而不只是结论性断言；各州应以纽约的法医科学复审委员会为蓝本，推广建立类似机构——一个由科学家、检察官、辩护律师、刑事犯罪实验室指导员、警察和法官组成的独立机构，给实验室提供权威有效的规则，并负责调查法医鉴定中的不轨行为；作为一个必经程序，鉴定人员必须亲自出庭，陈述其操作过程和他们是否失败过,该操作的错误几率是多少等信息。

警察和检察官的不轨行为

在许多的冤案形成过程中，警察或检察官的不轨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自1963年以来，美国至少有381起被纠正的所谓“谋杀罪”是因警察或检察官的不轨行为造成的。这些不轨行为五花八门，有强迫证人的，有草率对待举报信息的。如克拉扎涉嫌强奸谋杀一案中，举报人因为听说有悬赏，就将克拉扎这个当地有名的无赖汉举报给警方，如果不是因为真凶在另一个案件中暴露，等待克拉扎的将是死刑！

对于如何防治这类不轨行为，作者给出了三个层次的建议：一是要对比较严重的不轨行为进行起诉，依法定罪判刑；二是要建立特别的“惩戒委员会”，负责受理和处理检警不轨行为；三是要对有关制度作出改进，如应明确规定，检察官不得故意掩盖无罪证据，被控告的人有权知道检方掌握的有利于他的证据。

针对这种现象，作者建议：加大联邦基金对国家法律援助机构的投入，以提高公共律师的待遇，使其薪水达到当地检察官的水平；公共律师的案件承担量不能太大；每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必须强制达到一定水平，包括律师的质量；在对死刑犯提供法律援助时，必须保证是有经验的律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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