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之悬》专题报道之一王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无疑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国家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广泛的进步，国际地位正在稳步上升。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摆在我们面前：贫富差距的鸿沟正在一步步扩大。按照和谐社会的理论，决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财富的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的，但悬殊过大则会影响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本刊的这组报道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态；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缓解贫富悬殊应该进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和采取的相关措施；考察世界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尤其是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的北欧，他们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又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启迪。

低保户的穷日子

“哧啦——”随着李萍手中塑料盆里的菜倒进锅里，一阵烟雾腾空而起（因为没有抽油烟机），刹那间在三四平方米的厨房里弥散开来。呛得李萍倒退了好几步，赶紧打开窗户。

几分钟后，一盘炒菠菜放到了一张漆面翘了皮的正方形餐桌上。再加上几个馒头、三碗粥，就是李萍一家的晚饭。

在吃饭的时候能喝上廉价的二锅头白酒，是李萍的丈夫马小川最大的奢求。尽管有时候连菠菜都没有，佐餐经常只有腌黄瓜、咸菜和一小碟花生米。

自从3月份北京进入春天后，菠菜成了李萍一家餐桌上的“常客”。

“这个季节只有菠菜最便宜，一斤一块钱，其他的菜都贵得吃不起。”没有钱的日子让李萍格外犯愁。

没钱的生活使李萍在平时用钱时精打细算，两块钱一斤的梨，她是不会买的，只有到了一块钱一斤或两块钱三斤时才会去买。附近的农贸市场、美廉美超市和乐天玛特超市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李萍的身影出现。“平日里我只在农贸市场拣最便宜的菜买，超市都不敢进。遇见非常便宜的菜，我就会多买一些做成咸菜。”李萍说，“只有遇到超市有优惠活动的时候，我才敢进去买点特价菜。”

李萍家的餐桌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肉制品了。李萍清楚地记得，上次吃肉还是在元旦前，李萍的舅舅送过来两斤猪肉。那两斤猪肉她还一直舍不得吃，每次炒菜只放一小块，整整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了！真想再改善一次生活啊！”李萍无奈地说。

李萍的女儿马苗苗今年18岁，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她从来都没有一句怨言。李萍有时候看着特心疼：“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我们两口子苦，真不想再苦了孩子。可是又实在没办法！”

这个三口之家蜗居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附近的一个廉租房小区。黑洞洞的几乎要弯着腰才能进出的楼门，狭窄得只能容下一辆自行车进出的楼梯，布满修理电器、疏通管道的小广告的墙壁，成了在这个廉租房小区居住的人们的名片。

和居住在这个廉租房小区的大多数居民一样，李萍不愿陌生人到家中造访，因为觉得是“穷得拿不上台面”。

迎面是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客厅，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阳台，即使在大白天光线也十分有限。客厅的天花板上，一盏用木板自制的直管荧光灯正“嗡嗡”地叫着发出微弱的光。

客厅的左角摆放着的25英寸长虹彩电，算是家里最贵的东西了。“这是大前年我姐和我哥凑份子帮忙买的。”李萍告诉记者，“摆放电视的大柜子是同一栋楼一户人家搬家时给的。”

彩电对面是一台陕西宝鸡产的长岭——阿里斯顿牌（据说这种冰箱早已经不生产了）的电冰箱。李萍说，那是上个世纪抢购风时买的，那时候家里的光景还可以。

至今，李萍的家里还用着1989年结婚时的床和组合家具。因为不堪岁月的腐蚀，掉漆的掉漆，坏掉的坏掉，但李萍都舍不得丢，自己用钉子、木头，把它们修修，接着用。用李萍自己的话说：“这些家具比我女儿的年龄都大。”

失业后越过越穷

在搬到马家堡这个廉租房小区之前，李萍一家居住在广安门附近的公房里。李萍和丈夫马小川的工作都不错，虽说日子过得不富裕，但是也不缺钱花。“逢年过节的，出去走亲访友，有时候还会打出租。”李萍说。

1996年，广安门地区拆迁，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李萍一家得到了一套居住面积为30多平方米的回迁房。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住房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生活状况却每况愈下。

李萍的丈夫马小川早年患有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残疾。在计划经济年代，马小川所在的北京市物资局下属的木材公司生意十分红火。可是，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企业经营状况突然急转直下。在国家减员增效政策出台后，本来身体就有残疾工作多有不便的马小川，自然成了企业第一个“淘汰”的对象。2000年，40岁的马小川被企业放长假了。每月除去“三险”之外发放基本生活费400元钱。

丈夫马小川的失业让李萍深受打击。不料，祸不单行。2004年，李萍所在的集体企业也因为单位效益严重下滑而解散。家里唯一一个有收入的人也失业了。“从那以后，家里唯日子开始过得非常紧巴，一家人都没工作。”李萍说。

2005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李萍一家申请到了“低保”。从2005年7月开始，居委会每月都会给她家生活补贴，一个月七百多元，但物价节节攀升，这点儿补贴难以解决生活的困难。

说起不出去工作在家“吃低保”，51岁的马小川有着一肚子的委屈，也带着一脸的无奈：“我这么一大男人，不缺胳膊不少腿，可却靠吃低保过日子，说起来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可我真的不是不想工作，像我们这岁数，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人家给介绍的几份工作，离家远，工资低，仔细一算，真是不值。别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800元，可有时候人家都给不上这价儿！”

事实上，在2000年失业后，马小川曾经做过多份工作，都无果而终。最初，他在一家停车服务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取停车费的工作。可是，没过几个月，这家停车服务公司就因和小区业主闹矛盾而宣布解散了。马小川又一次失业了。后来，他还干过保洁员、交通协管员等工作，因为眼睛近视、腿不灵便等原因，都没有长久。

更让马家雪上加霜的是，失业后的李萍也因为急火攻心患上了高血压。高压最高的时候竟达到200毫米汞柱，经常头晕目眩。

“有一次一个月就用去三百多元的药费，这都快赶上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谈起生活，李萍眉头紧锁。

“一个月的水电费是三十几元，煤气费也要好几十元，电话费五十多元，还有孩子上网费几十元，孩子的生活费两三百，每月到月中全家就基本弹尽粮绝了。”

“幸亏我姐姐也血压高，家庭条件好一些，时不时给我拿些药来，要不然这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李萍备感忧虑。

女儿是全家的希望

4月23日下午5点30分，马苗苗从学校回到了位于北京马家堡地区的家中。冷清了一天的家开始变得有生气。

马苗苗就读的学校位于北京市的北四环，而她的家位于南四环。从家到学校，几乎要横穿整个北京城。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马苗苗放弃了住校。每天早晨一大早徒步走20分钟到地铁口，然后再坐1个小时的地铁到学校，周而复始。

说到女儿，李萍满脸幸福：“女儿很听话，平时花钱很少，不像其他孩子大手大脚。学校平时组织到外面玩，别的孩子花个几十、上百很正常，而给10块钱女儿都不要。从小到大，我几乎没给女儿买过衣服，一直到初中都穿她姑姑孩子的旧衣服。到高中一年级，女儿才用上了她表哥淘汰下来的旧电脑。”李萍感到非常内疚。

马苗苗告诉记者，上初三时，学校组织去天津春游，每人60元，全班同学都把手举得老高要求去，只有她羞涩地左看右顾，就是举不起手来。马苗苗说：“那一刻我更深切地体会了‘贫穷’的窘迫。”

和所有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样，马苗苗尤其坚强、懂事。

在整个采访中，马苗苗一直安静腼腆地坐在父母身边，一动不动地低着头，这样的姿势一直保持到采访结束。在马苗苗家中的书桌上，一撂记事本整齐地叠在一起，这是她的日记本。记者翻到她2009年7月30日的日记，只见她工整地写道：“我考了540分，被北京××大学生物系录取，全家人都为我高兴。但另一方面，愁绪又上心头，上大学一下子就要交好几千块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上哪儿去筹呀？妈妈这几天为了我的学费，拖着病体在外面到处奔跑，我心里十分难受。”

最终，马苗苗的舅舅、姑姑伸出了援助之手，当父母将东借西凑的4600元学费给到马苗苗手中时，她流泪了。

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马苗苗十分珍惜大学学习深造的机会，当年就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她告诉记者，她今年还特别向学校申请了勤工俭学，她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

采访结束的时候，李萍郑重其事地对记者说：“孩子上大学后，家里的负担明显加重了。但是，我们两口子现在就是砸锅卖铁、吃糠咽菜，花多少学费也要把孩子供出来。”

夫妇两人认为，要改变贫穷命运，只剩下这唯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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