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主动带队进京，登门央行、银监会、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总部寻求援手。紧接着，中央决策层分赴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市密集调研：银根紧缩之下，各省宏观经济放缓，部分企业度日艰难，尤其民营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与歇业，已不是存优汰劣、产业升级所能概括。

中国经济征兆严峻，其错并不在必要的紧缩手段。各种价格持续上涨，通胀危险尚未解除，货币紧缩暂难急刹车。每到这种两难之际，昔日繁荣下被掩盖的老问题，就会极其尖锐地凸显出来：中央曾一再申述宏观调控并非针对民营企业，为何民营企业却屡屡在宏观调控中坍塌？

民企易死，“抗震”能力弱是最肤浅的解释。问题是，为什么？

人力、环境和资源成本不断上升，出口退税政策大幅调整，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幅高达21%，致使劳动密集型民企遭遇巨大盈利压力，这是原因之一。然而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力涨价、汇率合理，在在着眼于中国经济长远前行，倘若民企仅仅死于以上各项，并不值得特别同情。

关键是，国有垄断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足够能量打开 “资金之门”，民企却稍有风吹草动就借贷无路。银根紧缩，成为压垮民营企业最后那根稻草。

民间未必缺钱，相当部分却只能以炒房团、炒煤团的形态四处“流窜”。由于地下钱庄风险巨大，导致交易费用高昂，资金成本远非大部分薄利民企所能承受。除了对金融改革大局毫无影响的少量参股，民间资本极难进入金融业。正规资金借贷市场的“权势准则”，加上金融业难以摧破的垄断，两面夹击，铸成了民企难以跨越的生死障碍。

致命之处更在于，准入的高门槛不仅存在于金融业。在文化娱乐、教育、电信、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高端服务业，严重的行政管制无处不在；钢铁、铝业、石油开采与冶炼等上游行业，几乎全为国有资本所垄断。

正因这样的产业布局，垄断国企在本轮通货膨胀中才先机占尽，利润节节看涨，而下游产业的民企，不仅无缘分享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反倒不得不承受上游的利润挤压，导致其抗风险能力大幅下降。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国字号”压倒“民字号”的产业结构，恰好暗合国资委2006年底出台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借国有资本向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之机，所谓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七大行业、九个基础性和支柱产业，基本被划定为民企的禁区。

1949年以来通过超经济手段形成的“国字号”绝对垄断地位，正借“市场”的面纱掩护，换了一身行头，重出江湖。这种体制复归，正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最现实威胁，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 “阿喀琉斯之踵”。

上世纪八十年代放权让利、承包制，九十年代抓大放小，“国字号”的战线收缩，伴随的即是“民字号”的迅速崛起。民营经济在解决就业岗位、财税上缴与增加经济体竞争力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已无须多说。三十年改革开放，就是庶民重获经济权利的胜利，是民营经济充分实践经济自由的胜利。

从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政治上肯定民营经济的地位；到私产保护入宪，根本大法保障民众财产权利；再到“非公三十六条”，执政党与政府相当清醒地肯定了这场伟大的胜利。然而眼下，这些胜利似乎正在沦为“纸上的谈资”。“国字号”在垄断领域获取的巨大利润，不仅不足以为傲，反证明我们对非公经济“一视同仁”的诸多承诺，正面临彻底落空的危险。

实际上，“国字号”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其获取强大的垄断利润，而在于它能放弃以利润为首要导向，以提供民企所难以提供的公共品为己任，为建设社会基础设施添砖加瓦。以此为方向，朝野还要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确认“民”与“国”并重的新共识。

银根紧缩带来经济下行风险，恰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中国经济基本结构的契机。反垄断法实施在即，小额信贷试点浙江全省，应对得当，危机未始不是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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