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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公开认错 揭华国锋"批邓"失败内幕


1038 人阅读  日期:2012-03-21 15:59:05  作者/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原标题为“‘拥邓联盟’步步紧逼”)

在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时候,拥邓的联盟也组成了。叶剑英显然已对华国锋失望。当华将他的意见弃置一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那些同事已经不能依靠,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他在玉泉山设立了新的大本营。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还要走上几十公里。山上高墙环绕,草深林密。密林深处的座座小楼,一向为军队高级将领所拥有。实际上这里是中央军委办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官们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涉足此山。

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两个阵营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个星期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拥护邓小平的联盟蓄势已久,准备发起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邓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这不假,但是,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以叶剑英此次讲话为最早,他比邓小平在5月份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在这些政治老手看来,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

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己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化大革命”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

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18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

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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