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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沁园春·雪》:毛泽东来重庆是为称帝


1222 人阅读  日期:2012-07-07 10:18:08  作者/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安立志


核心提示:蒋介石在与陈布雷谈到这首词时曾这样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 ,作者:安立志(作者系文史学者),原题:《观察<沁园春·雪>笔战的一个视角》

笔战序幕:毛泽东词赠柳亚子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亲自率军渡过黄河,到达华北前线准备对日作战。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陕西清涧县袁家沟休整。飘了几天的鹅毛大雪,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2月7日,毛泽东挥毫疾书,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词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5年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将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柳亚子深为该词磅礴的气势所折服,不禁赞道:“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轼)、辛(弃疾)未能抗,况余子乎?”接着,他填了一首题为《沁园春·次韵毛润之初到陕北看大雪之作》的和词: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之后,他将毛词、“和词”送交中共在渝的《新华日报》,要求一并发表。《新华日报》因未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11月11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和词”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很想拜读毛泽东的“咏雪”原作。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几经周折找来几个不同的毛词传抄本,将之拼凑起来,得到一份完整的《沁园春·雪》。他认为:“从(该词)风格上的涵浑奔放来看,颇近苏辛词派,但是找遍苏辛词再找不出任何一首这样大气磅礴的词作。真可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一空倚傍,自铸伟词。”11月14日该报在副刊显著位置以《毛词·沁园春》为题隆重推出,并配发了热情洋溢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由于毛词系由传抄本拼凑而成,故发表时与原作有数字之异。

11月28日,重庆《大公报》以《转载两首新词》为题,在显著版面转载了毛的《沁园春》及柳的和词,随即山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并发表了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沁园春·雪》不胫而走。

毛词发表后,《新民报晚刊》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压力。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著名考古专家、吴祖光的父亲吴景洲,也许是出于对毛词的推崇,也许是出于对儿子的支持,特地填了一首和词《沁园春·咏雾》,12月15日也在《新民报晚刊》发表:

极目层峦,千里沙笼,万叠云飘。看风车上下,徒增惘惘;江流掩映,不尽滔滔。似实还虚,不竞不伐,无止无涯孰比高?尽舒卷,要气弥六合,涵盖妖娆!

浑莽不事妆娇,更不自矜持不折腰。对荡荡尧封,空怀缱绻;茫茫禹迹,何限离骚?飞絮漫天,哀鸿遍野,温暖斯民学大雕。思往昔,祗天晴雨过,昨日今朝。

几十年过去了,从能够查到的资料看,这一时期以《沁园春》词调唱和的词作及相关的评论文章有数十首(篇),其作者有国民党人,有共产党人,有反动墨客,有进步文人,也有中间分子。其立场也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对毛词及作者的诋毁与攻击,也有对作者与中共的赞赏与支持;既有对“国统区”社会乱象的批评,也有对战后和平局面的忧心,当然也有对立双方的驳难与辩护。在报刊方面,竟然形成了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益世报》等为一方,以《新华日报》、《客观》杂志、《民主星期刊》等为另一方(重庆《大公报》作为一家独立的民营报纸,双方都曾在该报发表作品),围绕毛泽东词《沁园春·雪》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笔战。就参与人数、持续时间、社会反响来看,一首诗词在当时能引起如此规模的论争,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今天来看,这既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些文人对毛词和中共的诋毁与攻击,主要集中在“拥兵自重”、“破坏和平”、“封建割据”等方面,这在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块政区(解放区与国统区)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在所难免。但笔战更多指向这首词是否体现了“帝王思想”。

焦点:词作是否体现了“帝王思想”

毛泽东的《沁园春》被蒋介石指斥为“帝王思想”不足为怪。蒋介石在与陈布雷谈到这首词时曾这样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知情者说》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发表的二十余篇诋毁毛词的唱和之作,多带有政党攻击的背景。在当时,也有一些作品并非站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立场,但也对毛词提出了质疑或批评,这就不能简单地归过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了。

在所有批评攻击毛词的作品中,易君左的词作具有代表性。易君左早年是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家学渊源,才高资绝,文、诗、书、画无不精工,被称为“三湘才子”。1945年12月4日,易君左在《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发表了一首和词。作者在序中矫“全民之命”,以盟主自命,号召“天下词家”作出响应:

“乡居寂寞,近始得读《大公报》转载毛泽东、柳亚子二词。毛词粗犷而气雄,柳词幽怨而心苦。因次成一韵,表全民心声,非一人私见;望天下词家,闻我兴起!”其词曰: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

黄金堆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易君左以其深厚的词学功底推出的“力作”,固然流露出了一丝忧国忧民的哀婉情愫,但将人民武装诬为黄巢“杀吏”,白起“坑兵”;称《沁园春·雪》是“冶态妖容”,尤其结句与《沁园春·雪》针锋相对,其弦外之音是:中国才迎来一线光明,由于共产党拥兵自重,内战将不可避免,“国脉”又将陷入黑暗,只能把幻想寄托在“明朝”了。与众多和词相比,易君左和词的艺术性不在话下,然而这种政治思想上的错误与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进步文人和民主人士的回击。易君左当然不能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经历过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过程,对于得到过民主与科学洗礼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坚持是被十分看重的。对于皇权的敏感和封建的警惕,也体现了那一代人的时代风貌。

其实,柳亚子从毛泽东手中拿到这首词不久,也碰到了这首词是否存在“帝王思想”的问题。10月21日,尹瘦石向柳亚子索要毛泽东手迹及其和词,柳慷慨相赠。尹瘦石又请柳亚子给毛泽东手迹题跋,柳亦应之,作跋文曰:“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此处所谓“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当指《新华日报》只同意发表柳之“和词”而不同意发表“毛词”一事。柳亚子在跋文中揣度:“余意润之(毛泽东)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拒绝发表的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缺乏考证资料,不敢妄说。不过,《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报纸,不同意发表毛词,其理由正是柳亚子披露的“中共诸子”对于“帝王口吻”的顾虑。

正当重庆报刊为毛词笔战正酣之际,柳亚子有位老朋友前来造访,这位老朋友当年参加过中共,后来成为党国要员,也对《沁园春?雪》提出了质疑。碍于老朋友的面子,柳亚子憋着一肚子闷气,没有发作。第二天,柳亚子作《答客难》一文,对朋友的观点逐条批驳:“他(指毛泽东)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的领袖口气阔大,不同于勾章撇句的小儒……20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只有人民的领袖,没有反动的皇帝。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润之伟大的表现吗?《沁园春》说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独夫民贼所专制的寿数已终,人民的世纪开始。”(《箫剑诗魂——柳亚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月4日,《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分别是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董令狐说道:“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很容易支配人心……连延安的‘领袖’也‘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一阕《沁园春》,‘还看今朝’,抱负自然不平凡,却出现了秦始皇的面目!”在这则“来信”中,董显然是将毛词指为“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并将毛泽东本人比成秦始皇。除了对毛词的攻击,董又将笔锋指向柳亚子:“柳亚子先生《沁园春》奉和圣制,顺嘴接文,诽谤古今,其实是封建残孽又一次的抬头而已!”将毛柳的诗词唱和说成“奉和圣制”,将毛柳友谊说成是君臣关系,目的仍在于批评毛词的“帝王思想”。

杨依琴则在《毛词沁园春笺注》一文中,先说:“毛泽东氏是长沙一师的学生,国文根蒂不坏,能诗也能词。观其近作《沁园春》颇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口气真是不凡。”但文章笔锋一转,故意将古代的帝王将相拿来比附毛泽东:“项羽的《拔山吟》,汉高祖的《大风歌》,以之相较,渺乎其小,何足道哉!在作者的意思,秦皇汉武的武功是可以了,论‘文’则还差一点;唐太宗、宋太祖‘风骚’不够;就是武功顶呱呱的成吉思汗,也不过是一个不开化的野蛮人罢了。作者拿他们的事业私下和自己比上一比,结果觉得都不能满意。所以,接着就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况之余,盖以自负也。”(2010年4月25《重庆商报》)有论者指出,这是有意用古代狭隘的帝王观念加于毛泽东,强加给《沁园春·雪》。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22年后的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曾强调: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时指出,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从上述情况来看,按照柳亚子的说法,毛泽东的确有“非唐薄宋”的气概。杨氏所论,并非毫无道理。

上述两篇“读者来信”发表后,12月29日,在储安平主编的《客观》杂志第8期上,该刊编辑聂绀弩发表了一篇驳“帝王思想”的辩论文章《毛词解》。这篇文章对董令狐和杨依琴对毛词的诋毁与曲解进行了反驳,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阐述了毛词的思想内涵和主题。聂绀弩认为,毛词上半阕的头几句是“用雪、用白色、用寒冷来象征残暴的统治”,“而评论家反说作者欲与天公试比高,完全胡扯”。下半阕“翻成白话,不过说:强盗们,汉奸们,封建残余们!你们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吗?你们自己认为可以成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吗?你们错了!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些无知识、无思想的野蛮家伙。他们过去了,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今天,不是光靠武力、光靠蛮横可以得到天下的。要在今天成为一个人物,必须理解的多一些,必须自己成为一个知识者乃至思想家,必须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试问这与封建余孽或帝王思想有一丝一毫的相同吗?不!刚刚相反,它是反封建的,反帝王的!”聂先生按照自己的理解,极力将毛词往“反封建,反帝王”上拉,贬低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地位。倒是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后对此问题作了澄清:“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可见,聂先生并不真正了解毛泽东。聂绀弩还依毛词韵也填写了一首《沁园春》,与易君左和词针锋相对:

谬种龙阳,三十年来,人海浮飘。忆问题丘九,昭昭白白;扬州闲话,江水滔滔;惯驶倒车,常骑瞎马,论出风头手段高。君左矣,似无盐对镜,自惹妖娆。

时代不管人娇,抛糊涂虫于半路腰。喜流风所被,人民竟起;望尘莫及,竖子牢骚。万姓生机,千秋大业,岂惧文工曲意雕?凝眸处,是谁家天下,宇内今朝?

客观地说,聂先生这阕和词并不见有多少高明之处,通篇充满了骂詈之词,甚至将易君左早年的“短处”拿来说事,如“扬州闲话,江水滔滔”,道理上却无法将对方驳倒。对此,易君左曾不满地在另一首《沁园春》序言中解释:“……余一生不靠党吃饭,亦从不知阿谀善颂善祷之词。凡欲所言,一本良知,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且如其为‘民主’则但宜批评,何效王婆骂街之丑态也,以此致海内词坛。”

以“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标榜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于11月23日给好友傅斯年写信说:“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这位以天下道义为担当的报人意识到了什么,忧戚之情溢于言表。即便如此,11月28日,恪守独立、公正立场的《大公报》还是将毛词和柳词一并发表。

在重庆,和王芸生一样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作家吴组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查阅有关资料,凡经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正式发表的全部诗作,几乎无一篇涉及全民抗战、抵御外侮的作品。即使这篇1936年写于抗日前线的《沁园春·雪》,也是就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成王败寇发出感慨。逐鹿中原,一匡天下,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抱负,这一思想在《沁园春·雪》里展露得淋漓尽致。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打江山、坐江山”显然不能成为共产党人的历史逻辑。在当时的背景下,吴组缃的忧怀之情颇具代表性。这则史料系吴组缃本人的日记,并未用于公开发表,故在当时未卷入诗文论争。

王芸生并未放弃作为报人的历史责任,从1945年12月16日起,他在重庆《大公报》分四次连载个人署名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正如题目所说,表明了王芸生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王芸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文前曾有一个“补识”,颇引人注目: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指出的观点,很像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关于“政治周期律”的对话,也很像毛泽东在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庐山会议上严厉批评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文章发表后,要比那些诗词唱和影响更大,王芸生受到的批评也更猛烈。

郭沫若在《客观》1945年第8期(1945年12月29日)上“步毛泽东原韵”作了一首《沁园春》,对王芸生的“学术文章”和易君左的“和韵”以及其他词作者的观点进行反驳。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郭沫若的和词除了体现了与聂绀弩和词一样的骂人特点之外,特别突出地赞扬毛词“恭宽信敏,无器民滔”,“气度雍容格调高”,并以“岂等沛风(刘邦),还殊易水(荆轲)”指出了毛泽东与历代帝王、英雄的区别。郭沫若深谙文章的影响力,除了运用诗词进行反击之外,1946年7月,又在上海《周报》第46期上发表文章《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种手法》,点名批驳了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的观点。他写道:“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是‘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不久,此文又在重庆出版的《萌芽》月刊8月号再次发表。

历史的玩笑开得有点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在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坚持下,“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一片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个人崇拜登峰造极。

在这场围绕毛词的唱和中,即使在拥毛阵营中,一些词作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毛词是否有“帝王思想”的笔战,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也并非对于“圣君明主”之类“风流人物”的赞赏与向往,而是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期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的岳父黄齐生,1946年3月代表延安各界来重庆慰问在“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民主人士,从报纸上读到一些人对柳亚子的攻讦之作,也步毛韵填了一首《沁园春》: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祗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骚。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父,走马来朝。

这首词的核心意思,在于“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他强调的是,民主政治首先要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一句,引用《庄子·让王》的典故,虽然他针对的是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具体案例,却体现了“人权至上”的价值理念。这首词是1946年4月6日黄齐生返回延安前两天,到郭沫若家辞行时书赠郭沫若的。令人感到痛心的是,4月8日,黄齐生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黑茶山遇难。

《民主星期刊》是陶知行发起、邓初民主编的一家小报,在这次笔战中,也一时成为进步人士的战斗营垒。该刊发表了一首署名圣徒、题为《沁园春·读润之、亚子两先生唱和有感而作》的和词:

放眼西南,千家鬼嚎,万家魂飘。叹民间老少,饥寒累累;朝中上下,罪恶滔滔。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君不见,入美人怀抱,更觉妖娆。

任她百媚千娇,俺怒目横眉不折腰。我工农大众,只求生活;青年学子,不解牢骚。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

“圣徒”到底是谁?查无可考。在其词中,尤应指出的是这几句:“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这些寄托着经过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中国人,虽然历史进程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被打乱了,但民主政治作为世界潮流,仍然是进步的人们的共同理想与希望。

参与笔战人士的历史命运

对于国民党和一些知识分子关于“帝王思想”的指责,毛泽东自己作何解释呢?若干年后,毛主席正式为这首诗作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的人们,不会再将领袖人物的某句话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金科玉律。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当年参与这场笔战的有关人士后来的历史命运。

这场笔战的主角,无疑当属柳亚子、易君左、郭沫若、王芸生、聂绀弩等人。易君左在政权变换之际,去了台湾。柳亚子留在大陆,在新政权中,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952年,他与叶恭绰、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民族英雄袁崇焕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除此之外,较少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于1958年逝世。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虽在“驱张”时期曾得到过吴祖光姻亲的帮助与支持,然而,首次发表毛词《沁园春》的吴祖光仍然没有逃脱政治运动的迫害。1957年吴祖光被打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妻子新凤霞同年也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

在围绕《沁园春》的笔战中,王芸生时任《大公报》主编,他在建国后却经历了另一种人生历程。王芸生是一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政论家、卓越的新闻工作者,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抗战刚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这样的行事风格与思想立场,后来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芸生是在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后才下决心北上解放区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这是得到最高层明确承诺的。然而,他还未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被易名为《进步日报》,重庆《大公报》也被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大公报》的同仁们,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先后不同地经历了悲惨的命运,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厄运。1957年,王芸生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亲批,才逃过一劫,没有被划为右派。1980年5月在北京逝世,结束了半生辉煌、半生忧郁的一生。

这场笔战中,站在拥毛立场上的另一重要媒体,是聂绀弩担任编辑、由储安平创办的《客观》杂志。储安平的结局已为世人所熟知。

而曾为捍卫毛词挺身而出的聂绀弩先生,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传奇性人物,一生大起大落,饱经沧桑。他1920年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同窗;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1955年,他在胡风事件中受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长期在北大荒劳动改造。

聂绀弩为毛辩护填写的这首《沁园春》不能说是成功之作。也许正应了“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的古训,建国后聂绀弩落难时的诗作,主要由“三草”(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组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于2009年11月出版,倒是在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首发式上,有学者指出,聂绀弩的诗是“一代儒林痛史”。在长期流放北大荒劳动和坐牢的岁月里,聂绀弩事事入诗,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可贵的诗史。下面从中选取两首,一首是与当年的拥毛词同调的《沁园春·赠木工李四》:

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入沁园。披吾被,背加皮塔尔,鱼跃于渊。

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藐鸡鸣狗盗,孟尝宾客;蛇神牛鬼,小贺章篇。久想携书,寻师海角;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另一首是《挽雪峰二首之一》: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这两首诗词,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水平,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首肯与赞赏。特别是“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句,夏衍赞道:“真是深刻的名句。”老报人曾敏之称此句,“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

郭沫若逝世于1978年,他在建国后基本充当了新中国“文化班头”的角色。这位曾经叱咤文坛的文化领袖,20多年后因在解放前的名作《十批判书》中批评秦始皇,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风派人物”作派,一直为人诟病。建国前,在白色恐怖之下,曾经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这样歌颂毛泽东:“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他也曾这样歌颂“四人帮”中的首要分子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郭沫若作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革”结束后,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指责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即便如此,他在“文革”中亦未能逃脱悲惨结局。1966年夏,“文革”开始,全国掀起一股“扫四旧”的狂飙,郭沫若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所题书签被人揭发隐含“反毛泽东”的字样。狂热的红卫兵开始冲击郭沫若并限期让他“交待罪行”,郭沫若大难临头。周恩来得知情况,提前把他秘密转移。此时的郭沫若百感交集,遂写一首《水调歌头》以排遣郁闷,并解释真相:“《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词中有“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之句。

的确“白云苍狗”,1967年春到1968年春,一年之内,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风暴中先后被逼死或自杀。1967年4月,三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郭沫若仍向组织写信,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郭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连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抄写儿子留下的日记……

针对历史上郭沫若与王芸生的笔战,学者谢泳曾写过一篇题为《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的文章,指出:“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此言确当与否,当由读者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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