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党校秋季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告诫学员们说:“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会停止。”

海外媒体也注意到，中国执政党在构建和谐社会，改善和提升执政能力的目标之下，也作出了令外界刮目相看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约束。

这是一个执政党确保维持鲜活生命力和执政能力的必须。

对于近期涉及到高官问责的新闻，海内外的评价是积极和正面的，这说明大陆的官员问责制正在加大力度，也正在趋于成熟。

曾经有人认为，政令难出中南海。不过，从确保中央权威，维护稳定大局，加大问责力度的积极动态发展情况来看，政令能出中南海，也是观察中国政情的最新印象和结论。

中国整体形势仍然稳健前行，难免会有一些突发事件让人措手不及，但应该说，在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危机管控和处理机制仍是健全的，也在不断趋于成熟。

胡锦涛指出，管党治党任务繁重。香港《文汇报》社论的标题就是:整顿吏治，巩固国本。字里行间的沉重，我们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

香港《信报》任慧文的文章，专门介绍了中国官场新一轮的问责风暴问题而指出，北京人士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多位高官相继落马显示，中南海如此“快刀斩乱麻”地在问责上“动真格”，显示出整顿吏治的决心，也希望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北京高层也意识到，整治“特殊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已刻不容缓。

文章认为，中国问题奶粉事件比非典事件严重，非典有天灾成分，问题奶粉事件完全是人祸，官员失职或渎职是重要根源。文章援引北京政界人士的话说，新的罢官文化，有助于促进为官者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文章承认，尽管此举对其他官员有警示作用，但仍难以从根本解决问题，就是说，仅仅强化行政问责，还远远不够。原因有二:

(一)中国的问责制只在事故发生后撤几个官员、关几个人，并未触及事故缘何发生的根本问题。事实上，每一件重大事故背后必然有官员、部门、机构围绕某一方的不当利益而趋向腐化，进而侵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二)现行的问责制，多是在既得利益者中间抓典型，然后嘎然而止，放过了利益链上更深更大更黑者，往往是抓小放大，结果是祸害年年有，官员年年撤，但祸害未见减少反倒增加。

为什么官员问责制阻止不了官员们前仆后继呢？

文章引述了北京政界人士的话指出，关键在于没有铲除适合贪官生长的土壤。

近年来爆发的一些重大安全事件，发生前早有征兆，也常有无畏之士冒险揭发丑闻，但最终地方政府被利益提供方摆平，媒体被地方政府摆平，重重黑幕于是被权钱勾结摆平，摆平的接轨是国有资产流失，百姓性命丧失，官员人性消失。可见要真正铲除腐败的土壤，仅仅依靠问责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健全深层次的监察体系，就要深化政治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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