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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建言:实施8000亿元财税刺激计划


936 人阅读  日期:2008-10-01 10:28:42  作者/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学者建言下调准备金率到10%和实施8000亿元财税刺激计划

那厢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这边却又陷入“中国式衰退”之中——四季度CPI可能降至3%,GDP明年中后期或将回落到8.5%,中国经济增长处于全面减速。内忧外患之下,经济政策正由“抗通胀”全面转向“保增长”,央行的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拉开了刺激经济的序幕。

但仅靠此中国经济并不足以渡过危机,在年初最早提出“GDP惊现拐点”后,《证券市场周刊》邀请任若恩、王建、高善文、潘向东四位经济学家力图为该命题探寻解决之道。学者建言,除了放松货币政策,还应采取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在全球萧条中获得更长的“气”。

短短数月,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CPI几乎跌去了一半,投资、净出口双双下滑,消费似乎也难逃疲软之势。已公布的经济数据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全面减速,陷入“中国式衰退”之中。

实际上,《证券市场周刊》早在2008年2月就推出封面报道《GDP惊现拐点》,揭示出中国经济见顶回落之势。随后,本刊又于7月推出封面报道《宏观调控转向 速度为上》,发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大幅降速的警告,并提出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建议。

8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创下6年来新低,跌至12.8%;M1迅速跌至11.48%,较去年同期低了11.29个百分点;制造业PMI指数连续第2个月低于50(为48.4),经济走势不容乐观。

经济政策由“抗通胀”转向“保增长”迫在眉睫。尤其是,次贷危机掀起的美国金融海啸,正逐个吞噬着华尔街的金融巨头,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先后轰然倒下。

如此剧烈的金融市场动荡,势必进一步冲击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无疑,这也会波及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过去数月,中国出口大降就是一大证明,A股大跌也是一种呼应。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在9月15日宣布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此,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并可能拉开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序幕。

这就够了吗?中国经济当前的危局该如何度过?需要采取哪些政策?

为此,《证券市场周刊》邀请了四位知名经济学家来把脉宏观大势。他们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招商证券宏观经济顾问王建,中国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以及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四位经济学家大都认为,未来投资、消费和出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还将继续下落。通胀方面则有较大分歧,其中三位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未来已无大碍,但王建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通胀将在9月开始反弹,今年底CPI重上8%的高水平。

总体上,“内忧”和“外患”主导了四位经济学家对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形势的看法。为此,任若恩提出,中国需要调整货币政策,取消信贷额度,逐步降低利率,将准备金率降低到10%以下。即,通过下调准备金率释放相当于约3万亿元的流动性资金,推动中国经济“复苏”。

在财税政策方面,潘向东则提出了“宏伟”建议,在未来2-3年内实施7000-8000亿元左右的财税刺激计划,以避免由于外需下降和房地产市场波动导致的经济快速下滑。

以上只是四位经济学家精妙见解的管中一斑,要详细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当前扑朔迷离的经济形势,如何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各种宏观经济难题剥茧抽丝,开出应对“药方”,请看本刊的专访。

证券市场周刊:和全球一样,当前中国通胀压力有所降低,您认为CPI年底会到多少?主要依据是什么?

任若恩:根据8月份消除季节波动后的月度环比预测,CPI年底将回落到2.7%-3%之间。

高善文:受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经济增长减速影响,通胀下降的趋势已经确立,预计年底CPI可能会回落到4%左右。

潘向东:年底的CPI会到2.5%-3%左右。理由:一、从目前的天气看,秋粮丰收概率很大,短期而言,这对稳定粮食价格和食品价格作用较大;二、从翘尾因素来看,到年底还有2.3个百分点的翘尾因素会逐步消除,考虑到PPI的部分传导和电力价格存在进一步理顺的压力,CPI在目前基础上有下调1.9-2.3个百分点左右的可能。

王建:我和他们的观点不同。CPI在8月以后肯定会走高,年底会回到8%以上,全年应在7.5%。中国的通胀是长期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短缺和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资本从金融市场流入商品期货市场,形成输入型通胀,从而推动PPI走高,然后向CPI传导;国内则是“人地矛盾”将在“十一五”中期进入拐点,形成由粮食为中心的食品推动型结构性通胀,5月以来虽然消费物价连续走低,但是PPI与粮价双超CPI。

所以,推动中国通胀的这两大因素不是减弱或消失了,而是在加强,物价会在9月份以后继续走高。

证券市场周刊:有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CPI没有反映出上游PPI的压力,也就是说,当前CPI反映的通胀有所失真,您怎么看?

任若恩:当前CPI反映的通胀没有失真。

王建:油价、电价和粮价都存在着政府的行政控制,都有亏损,和国际价格差距巨大。还表现在企业利润中上下游产业不断拉开,这都是政府在利用行政力量阻止物价的传导过程,所以消费物价肯定存在失真情况,没有能够反映出资源真实的稀缺程度。

潘向东:在限价的情况下采用CPI来度量通胀会偏离真实状况,实际通胀水平应超出公布的CPI。由于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盈利状况出现恶化,一些企业只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改变经营状况,但目前国家对提价行为进行限制,这就迫使一些企业通过其他方法来变相提价。如通过改变包装或者对原有产品进行所谓的更新(对原有产品进行微小修改),成为“新产品”后大幅提价,便可规避国家的控制。由于统计部门对这些“新产品”无法进行采样比较,从而无法把这种变相涨价纳入CPI。

另外,从GDP的各部分构成来看,相对于成熟市场国家,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比重相对较小,因此用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胀会有失偏颇。

高善文:CPI数据是否真正衡量中国的通胀压力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需求的疲软,包括CPI、PPI和GDP缩减指数在内的各通胀指标都应该已经或即将进入下降通道。

证券市场周刊:由于PPI高企,大量企业和行业亏损严重,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据您计算,油价、电价、水价还要上调多少合适?您对调整时机和调整步骤怎么看?

任若恩:目前没有必要进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随着全球经济走缓,国际、国内资源价格都将下降,可以等待这一轮下跌之后,再重新考虑。

王建:上调幅度要根据这些产业的市场平均利润,具体多少没有算过。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上游价格、进口大宗产品价格继续提升,就要根据这个提升幅度来考虑下游产品的涨价幅度。

高善文:在CPI快速下行背景下,可能会上调电价和水价。预计10月份左右,销售电价每度可能会上调2.5分钱,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前后可能会继续上调上网电价每度2分钱左右。水价情况尚不清楚。成品油价格的调整主要取决于全球原油价格走势,如果油价继续大幅回落,甚至可能下调成品油价格。

潘向东:随着全球需求快速下降,未来原油价格将出现趋势性下降,因此,油价面临的不是提价问题,而是通过燃油税的改革快速与国际接轨,预计明年上半年推出的概率较大。

从目前的煤价和运输成本看,电价还有5-8分钱的上调空间,可以促使电企回归盈利状态。但随着总需求的下滑,未来煤价和运输成本有进一步下调的压力,这会减轻电企的成本负担,同时在调价的时候会考虑到PPI上涨的压力。因此,国家在调电价时会采用小幅多次,逐步接轨。在时点上,四季度将再次上调。

证券市场周刊:如果理顺上游资源价格关系,会引起未来CPI反弹吗?如果反弹,您认为反弹高点会到多少,发生在何时?

王建:引起CPI反弹是肯定的,时间自然在放开这些产品价格的时候,高点可能会在8%-10%之间。

任若恩:CPI不会反弹。

高善文:我也认为CPI不会反弹。

潘向东:从CPI构成来看,上游资源(粮食除外)价格调整对CPI的直接影响不大,但会影响下游各行业的成本。假若总需求依然保持旺盛,CPI就将面临PPI传导的压力;假若下游总需求出现衰退,那么PPI的上涨将依靠中下游企业自身来消化,这将挤压企业利润空间,使企业经营状况恶化。

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正是后一种状态,总需求出现急速下滑,企业盈利急速下降(8月份企业税收出现了负增长),更多的企业面临了破产的风险,出现了我们最担心的经济快速下滑。未来即使上游资源价格理顺(粮食价格除外),也很难造成CPI的反弹。

证券市场周刊: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2008年以来,剔除投资品价格的实际投资大幅下降,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真实投资增长趋势?

潘向东:今年上半年实际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于国家防通胀,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企业资金成本加大,导致投资需求增速下降。但未来实际投资需求疲软,将更多地源于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导致企业自筹投资需求下降。

此外,上半年,在住房销售不断下滑,沿海城市房价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的同时,房地产行业保持了30%多的投资增速。主要原因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滞后”。上半年交易的清淡,必然会反映到未来的投资上,未来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房地产投资额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为22%)。总的来说,未来两个季度内的实际投资将维持低位徘徊。

王建:今年以来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一直在萎缩,2009年中实际投资的增长率肯定会出现负值。

任若恩:如果不改变对投资的压制态度,调整相关政策,投资实际增长将继续保持低位,甚至进一步减缓。

高善文: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商品冲击、国外需求持续疲软,以及包括本币升值和信贷管制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的背景下,中国实际投资增长大幅下降。

尽管9月15日央行的政策拉开了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序幕,但从经济基本面情况来看,今年三季度以来,在大宗商品冲击影响尚未消除、外需疲软和汇率升值压力继续加重的背景下,地产市场调整对经济的影响开始扩散,与此同时,汽车等重要产品需求则出现明显下降。考虑到上述因素的发展,预计短期内中国实际投资增长将继续呈回落态势。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的投资与政府换届效应有一定的关系,在当前形势下,您如何看待政府的投资问题,以及对经济拉动的具体效果?

任若恩:宏观调控政策不调整,政府换届效应十分有限。

潘向东:政府投资的前提是财政能够支持其投资扩张。随着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清淡,未来房地产商拿地的积极性将大幅下降,从而地方政府依靠卖地获取的财政收入会出现大幅下降,这会制约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和持续性。

中央政府则不同,尽管随着经济的快速下降将导致税收收入快速下降,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收入的不足。目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财税支持的力度,假若中央发债的规模较大,那么完全可以弥补由于企业利润下降导致的投资增速下降。

高善文:在当前形势下,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有助于缓解经济向下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失业问题等。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刺激力度的强弱,观察中国历史数据,看起来政府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比较有限。

王建:我们目前存在一个观察经济形势的“盲区”,就是过度相信政府的能力,在改革进入到今天,非国有经济在投资和生产领域都成为主体,国有部门的投资已经从三七开演变成“倒三七”了,政府对经济景气的直接影响力就远没有以前大,如果把恢复景气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换届效应上,肯定会失望。

证券市场周刊:私人投资呢?它们的主要增长空间在哪里?主要有哪些制约,从政府角度,该如何解决?

任若恩:制约私人投资的主要因素也是宏观调控的政策。

潘向东: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会导致企业利润增速出现下降,而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又会导致企业的投资需求下降。企业要改变这种利润下降的状况,在未来不会被淘汰,就需要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这就形成了企业的投资空间。要加强企业这方面的投资,加快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放松银根,拓宽相关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税收方面进行优惠。

高善文:影响私人投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企业盈利的变化,在经济下行中,各行业都会面临很大的盈利压力。从这个层面看,未来私人投资增长也会逐步回落,主要增长空间可能会集中在盈利状况相对良好的部门。

目前,制约私人投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政府未能理顺价格信号。实际上,如果价格信号能够正确地反映供求关系,那么私人投资就自然会向最需要的地方流动。如果能源价格放开,节能降耗行业、替代能源行业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再比如,如果汇率价格市场化,那么私人投资就会从低端的出口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

当然,对政府来说,其他一些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如建立更加有效的投融资市场、建立更加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体系等等。

王建:由于目前的投资主要由民间部门主导,政府刺激经济景气的政策重点更要放在帮助市场树立景气延续的信心方面,同时也需要一些大的战略性措施,如推动城市化,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空间。

证券市场周刊:8月消费增长与7月基本持平,达到23%,未来消费会维持这一高增长吗?您认为,中国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水平是多少?

任若恩:未来消费不会维持在23%的高增长,中国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水平应该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当,因此也应该与GDP的增长大致相当。

潘向东:中国目前的实际消费水平就在13%附近,相对以前,已略有上升。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步改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实际消费水平会出现不断攀升,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不断加大。

高善文:未来消费应难以维持7月份这么高的水平。事实上,考虑到通胀的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消费增长将逐步减速。从长期来看,预计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约11%-12%。

王建:23%的高增长率是名义消费,不是实际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消费是居民收入的函数,而收入则是经济增长的函数,如果增长掉下来,消费也要跟着往下掉。经济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投资和出口都要往下掉,消费的繁荣就没有了根基。从经验看,如果经济增长率掉到8%以下,消费增长率应该比经济增长率还低。

证券市场周刊:有一个背离现象,2008年来的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大降,同期消费却大增,原因何在?

王建:这个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的统计不准。

任若恩:这里所说的消费是商品零售总额,该指标不完全等于个人消费,包括公共消费,所以上述背离现象并不存在。

高善文:城镇可支配收入的显著回落可能与数据搜集的口径有关。观察同期其他数据,至少在2008年上半年,职工报酬的增长仍处于历史上非常高的水平,而反映低端劳动力价格变化的CPI细项家庭服务和加工维修服务价格指数上半年仍在继续攀升,这些数据似乎暗示至少上半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解。在此背景下,我国消费增长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不难以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8月份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低端劳动力价格出现明显回落,似乎暗示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正在缓解,值得密切关注。

潘向东:实际消费在大幅提高,那是错觉。原因是我们习惯地选取CPI或消费零售价格指数作为消费的价格指数,但在国家限价的情况下,用CPI或消费零售价格指数作为消费的价格指数会存在低估,这就使我们看到名义消费攀升就错以为内需在向好,从而乐观地估计了实际消费水平。

证券市场周刊:由于物价上涨,给普通百姓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您认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上调到多少,占财政收入多大比例?

王建:具体上调金额不好说,但原则是应该使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消费水平能在通胀过程中不下降。对财政收支来说,是依靠转移支付方式实现,即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幅度,向中低收入人群转移。所以,这不是一个财政比例问题,而是如何通过财政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

任若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该与CPI指数化,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可能定量化。

高善文:考虑到食品价格在2007年以来的大幅上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上调20%左右比较恰当,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可能仍然维持在5.3%左右。

潘向东:国家通过财政改善民生问题,加大对低保收入家庭的补贴,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财政收入需要快速增长。民生投入在财政支出中是刚性的,假若经济出现快速下降,这些支出不但不会减少,还会由于失业人员的加剧,更多的家庭将进入到低保家庭,这时财政的支出将进一步加大。要改变这种格局,唯有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证券市场周刊: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进口增速提高,这是暂时的,还是趋势性的?为什么?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何短期和长期影响?

任若恩:这是暂时的,损害中国的就业。

潘向东:出口增速下降是趋势性的,进口增速随国内需求的减弱也会下降。次贷危机最终会传导到实体经济部门,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从而导致中国出口需求下降。同时由于前期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出口退税的取消等外贸政策改变、能源和环保等社会成本的不断上涨、新劳动法的出台等都将提高出口企业的成本,削弱了出口竞争力,导致出口增速下降。

短期而言,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失业人口增加。就长期而言,短期的出口增速下降有利于一些企业进行结构转型,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企业进行产品转型需要时间,冲击过快,企业往往来不及转型就破产了,这样带来的不是经济持续发展,而是萧条。

高善文:在外需疲软和汇率升值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趋势难以避免。但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进口增速大幅提高主要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有关,难以维持;实际上,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弱和国内需求疲软的背景下,进口增速也将逐步回落。在此期间,贸易顺差在未来可能将经历一段时间的恢复性增长,但其可持续性仍然存疑。

汇率升值对出口部门的打击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但从更长时期来看,有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王建:出口下降与次贷危机所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相关,进口增速提升则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型通胀相关,这些都是趋势性的变化。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后的影响可能会与当年日本泡沫破灭后的情况类似,即很长时间内走不困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会长期化。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出口部门很多都是劳动密集型,出口持续不景气,失业问题会有多大?该如何解决?

高善文:在国外需求不出现显著恶化的背景下,随着低端制造业的进一步萎缩,预计一年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可能会上升845万人左右,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4.1%左右。

王建:从2003年以来的5年中,中国净出口比重从2%上升到10%,面向出口产业的投资增长也是最快的。如果考虑到出口衰退对出口、投资和生产部门的就业影响。恐怕会波及上亿就业人口,所产生的失业人口,包括农民工在内就会有数千万人。

任若恩: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如果科学计算,应该至少在10%以上,如果没有农村的缓冲作用,还会更高。解决的方法是,将提高就业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首位,货币政策的制定要放弃只考虑通胀的狭隘目标。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一个时机吗? 哪些出口行业该“保”,哪些出口行业该“压”?如何运用出口退税政策?

潘向东:出口增速下降是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一个较好时机,可以尽快推出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对需要转型的产业进行扶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实施有保有压。“保”低耗能、低污染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快速发展,“压”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产业,并逐步淘汰。

高善文:是的。相信一个正确的人民币汇率价格信号,可能有助于我们知道哪些出口行业该“保”,哪些行业该“压”。

任若恩: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人为地“保”和“压”是不需要的,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恢复。

王建:这次经济衰退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广义上说,所有出口部门都应该“保”而不要“压”。从全球看,在未来不是比谁的产业结构升级快,而是比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中谁的“气”更长,更能挺住不倒下。

证券市场周刊:过去一年,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出口部门冲击巨大。那么,您认为在2008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人民币升值步伐会怎样?

任若恩:人民币应该停止升值。

潘向东:随着出口增速出现趋势性下降,短期内进口增速的高位,未来的贸易顺差将逐步减少,同时随着外管局将加大外汇管理力度,有效地抑制了国际热钱的流入。因此,在未来随着美元步入升值通道,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将变得越来越大。

高善文:人民币可能会暂缓升值步伐。

王建:美元在次贷危机打击下还会继续贬值,人民币的升值也会持续,但还是应坚持一直以来的做法,即小幅慢走,年控制在3%以内是比较合适的。

证券市场周刊: A股已经大跌,房市却相对坚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否会大跌?您估计,未来一年,27个大中城市房价会有多大跌幅?

高善文:8、9月份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出现明显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预计未来一年,27个大中城市房价跌幅可能在15%-30%左右。

任若恩:房地产市场价格平均会有10%的下跌,不同城市幅度不等,总体上一线城市降幅可能大一些。

王建:本轮经济增长中地产泡沫已经太大了,未来的大跌是肯定的,但长期看,中国“人地矛盾”很尖锐,我认为到2009-2010年会见底,此后还会大涨。

证券市场周刊:2008年以来,企业利润增长率大幅下挫,您认为未来企业利润增长趋势怎样?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有何不同,投资者应该注意什么风险?

任若恩:企业利润增长率大幅下挫的趋势将逐步减缓,然后稳定,上游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也会逐步下降,投资者应该注意回避周期性行业和企业。

潘向东: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导致未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出现下降,预计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达到5%-10%左右,在今年国家经济政策转型后,2009年下半年企业利润增速有望走出低谷。在经济步入萧条期后,不管是下游还是上游,企业利润增速都会出现下降。

高善文:中期内,随着商品冲击的负面影响逐步消失,通胀逐步下降和价格管制解除,将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恢复。许多行业产能增速的放缓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以及贷款利率下降,都有助于企业维持合理的盈利水平。在此基础上,企业盈利将经历显著恶化、然后逐步改善的过程,其中拐点的出现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深度与时间有关系,也许在明年下半年可以实现。

在全球经济放缓、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的背景下,上游企业的盈利增长可能会显著放缓,与此同时,下游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能会有所恢复。

王建: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在以前的惯性推动下还在继续,市场还有需求的增长空间,结构型通胀、特别是输入型通胀向CPI的传导就还有余地。当经济减速明显,需求显著萎缩,通胀就会更大地侵蚀企业利润,如果政府开始放开对下游产业的价格管制,对上下游产业来说,利润就都会出现明显下滑。但资源类、食品类产业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站在涨价的源头。此外,经济萧条会推动企业更新技术,对机械设备类产业来说需求会更强一些,可以提供给投资者参考,更多关注这些产业板块。

证券市场周刊:您认为,中国本轮经济增长低点是多少(单季)?发生在什么时候?

潘向东:预计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之间国家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发生改变,由“一防一保”改为单一的政策目标——保增长。在积极经济政策支持下,此轮经济周期调整有望在今年底和明年一季度间触底,最低将触及8.5%-9.0%,将走出一个“し”型的走势,以后的经济增速将维持在9.0%-10.0%。

高善文:预计本轮经济增长低点可能发生在2009年二季度前后,增速可能在8.8%左右。

王建:本轮经济增长的季度最低点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因为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仅有一些财政、货币方面的政策是远不够的,要出台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推动城市化等,需要较多时间准备,可能今年底明年初才能出来,而要看到效果则得在半年到9个月以后。所以,经济增长下行过程,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三季度。

任若恩:本轮经济增长低点是8.5%左右,应该在2009年下半年。

证券市场周刊: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局势,中国货币政策该如何作为?比如,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额度,怎么用,多大幅度?

高善文:实际上,央行9月15日宣布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已经拉开了刺激性宏观政策的序幕。未来,随着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预计央行还将继续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信贷额度等措施。但具体刺激力度取决于未来经济的回落速度。

潘向东: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未来的全球经济将出现快速恶化,外需将面临进一步考验。由于前期双紧的货币政策,内需又出现快速下滑。考虑到未来12个月内的物价水平将出现下降(预计粮食价格将通过3-5年的时间来逐步理顺),银根应该逐步放松。

利率方面,目前存款已出现大幅攀升,不必担心存款的转移导致通胀抬头,在四季度可以考虑再降27-54个基点,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投资增长;存款准备金率方面,随着贸易顺差的不断减少、资本项目下顺差的不断减弱以及美元的开始走强,为防止未来由于外部原因造成国内流动性不足,存款准备金率应该逐步开始下调;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应依据货币市场供应情况逐步减少回购力度。

在信贷额度上,总体上应适度放松,今年总的额度应高于投资品价格指数的增长(预计今年投资品价格指数会保持在10%左右)。但到目前为止相对于去年仅提高5%,还是在7月份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的时候才放松的,过度从紧的后果就是导致国内需求急剧下降,经济出现硬着陆。

任若恩:货币政策应做根本性调整,首先是下调准备金率,取消信贷额度,逐步降低利率,准备金率应该降到10%以下。

王建:从短期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国内外需求下降,而是中国的货币收得太紧,所以最应做的工作是尽快放松货币,今年的货币增长率放到20%-22%才是合适的,目前的16%太紧了。其次才应该考虑财政政策。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是否应该采取财政刺激计划,来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具体怎么做?

任若恩:应采取财政刺激计划来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将增值税转型向全国推广。但税收状况是对这些政策出台的硬约束。

潘向东:防止经济下滑过快,财政政策在确保经济增长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去年我国的财政还略有盈余,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已经出现了大幅增长,考虑到今年下半年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仍将维持在弱平衡状态。目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我们快速启动财税激励计划提供了很好的基础,1998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6%,欧盟规定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以此为借鉴,我国可以在未来2-3年内实施7000-8000亿元左右的财税刺激计划,同时信贷方面实行同额配比(1998年就是这样),完全能避免由于外需的下降和房地产的波动导致的经济快速下滑。具体:

1.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加大对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行业的扶持力度;完成增值税转型,加大对企业技术升级的支持;在粮食价格难以完全理顺的条件下,财政税收方面仍应该加大力度支持农业生产。

2.在税收方面进行改革,做到还富于民。将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提高起征水平。为刺激内需,预计将会对消费税进行改革。对个别行业的特殊性,可以考虑实行差别税收政策,例如:针对目前的房地产业,房价过高、地产企业的暴利在将来会抑制该行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又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调控不当导致大起大落必然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房地产企业应该实行税收累进制,同时由审计部门单列审计,既能抑制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又能保证房地产业在合理的利润水平下平稳发展。

3.加大政府投入。目前国家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从南方雪灾可以看出),未来通过财政来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较大。投资的重点:核电设施,电网建设,城市交通,铁路建设。

高善文:建议应适当采取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着眼于扩大投资和减税两个层面,具体措施包括加大铁路、电力等行业投资力度,降低企业、个人所得税等等。

王建: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既然通胀率的上升是客观趋势,不是中国一国能左右的,政策重点就应坚定不移地把保增长放在首位,用增长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来的作为反通胀的基础。财政保稳定的含义就是在保住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运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保中低收入人口的消费水平在通胀中不下降。当然,财政在启动大的刺激内需政策上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如采用城市化作为提振内需的最大长期措施,财政就可以考虑发较多国债来筹措城市化的资金。

证券市场周刊:无论中国企业,还是政府相关的海外投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如今形势下,该如何规避风险和选择投资标的?

任若恩:对于海外投资应该观望,特别是金融企业的投资尤其要观望。

高善文:短期内,建议“现金为王”,尽量持有安全性高的产品以观后市。

王建:应考虑在中国建立一个局部开放的金融市场,把外币投资放到国内来,这样中国才能争取主动。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全面开放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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