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个年末我们回首中国司法，最闪亮的开端当属1月1日死刑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从数年呼吁到最终收回，这一被视为众望所归的改革经历了太多变迁。到今天新制运行已近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回顾与探访，是想知道，这一年，死刑复核的起步运转，到底给中国社会和平常人心带来了哪些变化？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会想些什么？复核后重获生命的死刑犯想些什么？没有看到“杀人偿命”结局的被害人家属想些什么？失去对死刑控制权的基层法院和地方政府又会怎么想？

任何改革，第一年总是震动最大，伴随着新旧系统的各种冲突与摩擦。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亦有所现。但我们认为，只要代表进步方向，一切改革带来的杂音和困扰都将是暂时。正如一位法院院长所言，死刑复核这一年，是磨合的一年。我们理解，这种磨合，包含了新旧法律制度的磨合，新老法治思维的磨合，中央和地方的磨合，政府和法院的磨合，还有，普罗大众与崭新世界的磨合。

我们希望通过对死刑复核的周年记录，能为公众提供更多视角去看待这一与生命最息息相关的刑罚制度，进而对死刑制度的改革抱有更多的理解。

死刑减少

“能不杀就不杀”的氛围弥漫在整个中国法院系统。

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刑事审判人员轮训、各种刑事专业会议接连不断，都冲着一声指令——把死刑数字压下去。

得益于死刑复核权的收回，这一年，中国的死刑数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控制。

在今年11月的全国法院司法改革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说，今年死缓判决首次超过死刑判决。

据西北某重点城市中级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介绍，到目前为止，其所在法院今年执行死刑数大约10起，而往年的平均数量是60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系统的强力传达，实务界在刑事和解方面的探索，以及实践中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谨慎，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影响了死刑数量的减少。

种种信息表明，2007年可能创下十年来中国死刑数量最低点纪录。

在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场合，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对有关学者说，通过死刑复核发现，下级法院的庭审粗糙潦草、走过场，侦查机关取证的不扎实，令人担忧。

在“可杀可不杀”上，实践中法官掌握着极大的裁量权：“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民愤极大”、“情节特别严重”、“非杀不可”——随便一个概括性评价就能使人头落地。

某中级法院的刑庭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稍微判重就难过省高院这关。被发回重审或改判意味着办了错案，这种潜在的风险让很多法官就轻不就重。

武汉大学刑法学教授马克昌说，地方法院“起码不敢像过去那样，一个案子判那么多人死刑”。

法官劳碌

忙忙忙。这一年，是20年来中国最高刑事审判庭最忙碌的一年。

最高法院老刑庭的法官们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剧烈的变化。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人手少，八小时内也能应付自如，根本不用加班。现在，法官和法官助理的数量虽翻了几倍，当死刑案件从三十多个高级法院潮涌而来时，有的法官还是扛不住。

年休假取消，每天加班一小时、晚饭在院食堂吃，周六不放假、周日加班是常事。因为案子太多，连其他庭刑事组的法官也被抽调过来。2008年最高法院还将招131名审判人员，其中刑庭占到120人。

从下级法院选调上来的法官需要适应最高法院的工作方式，需要安置家庭。据悉，最高法院只给法官家属解决北京户口，帮孩子找学校，但不负责给家属找工作。安家落户牵扯了上调法官的部分精力。

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压力更大。一位有十多年死刑复核经验的法官说，比起其他工作，死刑复核更需要一颗成熟、安静的心。在西方观念中，决定人之生死只有上帝能办到。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除了工作方式方法的适应外，还需要进行心理上的调试。

重掌复核权后，最高法院规定了更加严格的办案规程。原来只由承办人阅卷，现在合议庭所有成员都要阅卷，每个人都得对案件提出看法和意见。“等于每个人都是案件的承办人。”一位法官说。

据一位法官的经验，复核一起死刑案件，95％的精力用于对事实、证据的核实，工作非常琐碎。单被告人口供一项，就足让法官头疼。“今天说是，明天说不是，来回翻供的太多了，得一点点查，找出破绽。”

同样忙碌的还有各地看守所。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办理死刑案件所需期限较过去大为延长，增加了看守所的监管压力。西南某省一位看守所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往年死刑核准下来得快，该执行的执行，交给监狱的交给监狱，该放的放，现在只能候着，监管压力特别大。

政府微词

“我希望死刑数量的控制能缓和一些，慢慢降下来。”马克昌更看重复核权的平稳过渡。有学者担心，死刑数量下降过快，易引起有关方面反弹，最后重走下放老路。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上半年死刑判决相当数量的减少，已经有地方政府发出不同声音：“是维护社会治安要紧，还是控制死刑要紧？”

在死刑复核权多年的下放过程中，伴随多年的严打政策，死刑被地方党委、政府视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治理手段，甚至演化成统治权的一部分。据司法界人士透露，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制订立功标准时，把破获判处死刑案件作为重大立功，死刑数量的限制无疑对他们的建功立绩造成冲击。尽管一年前死刑复核权的复位是以中央红头文件下达，彻底扭转地方当局对死刑的态度仍须时日。

上述西北某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这一年的实际情况看，死刑数量的减少并未给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有学者指出，上一次全国范围内死刑数量的下降是在1997年新刑法生效后，原因是新法削减了部分死刑罪名。在新法实施后的几年中，中国的犯罪形势并没有因死刑的减少发生异常恶化，民众的心理和情绪亦无不适应。有学者认为，新刑法的实施无异于做了一次限制死刑的民意测验。

被害人“要命”

可杀可不杀之间，如果法官选择不杀，将面临被害人家属上访的压力。

对于命案，“以命还命”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某中级法院的法官说，有的被害人家属不但要被告人死，甚至向法院提出，不能用注射的方式，他们要到刑场上去，亲眼看被告人被毙掉，方解心头之恨。

一位刑辩律师说，所办案件中，确有被害人家属坚持“给再多钱也不要，就要他的命”。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民意是对控制和减少死刑的最大压力。一方面，随着佘祥林、杜培武案的曝光，民众对疑罪从无、少杀慎杀等观念有了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对邱兴华、郑筱萸，还是一片杀声。

马克昌说，随着中国法院限制死刑的努力，是对国人进行现代法治文明教育的良机。

西北某市前政法委书记说，死刑复核收回这一年中，确有这方面压力，但在他看来，错判错杀对政府的杀伤力比上访的影响要大得多。

律师空等

时近年末，西安的许律师一直在等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结果。“做梦都在想这事。”这是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后，许律师代理的首起死刑案件。不单他一人着急，被告人家属、当地媒体不时打来电话，询问结果出来没有。今年西安的死刑案件，多以核准告终，他们希望这个案子能有相反的结果。

今年7月，许律师辗转得知案子由最高法院刑五庭复核，马上把辩护意见快递过去。“对方说收到了，可我心里没底。”

为此，他专程跑到最高法院，想面见复核该案的法官，为当事人作最后的辩护，门卫让他说出承办法官的名字，否则没法联系。

许律师不知道承办法官是谁，门卫让他去最高法院永定门的信访接待室试试。许律师去了，夹在上访的人群里，他感觉“那不该是律师该走的程序”。

北京之行无功而返。许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死刑复核五个庭的地域管辖和分工没有公开，有律师连辩护意见寄给哪个庭都不知道。现在省高院何时将案卷送交最高院、最高院何时进行复核，律师无法从正式渠道获知。死刑复核阶段，大多数辩护律师只能在千里之外等待。

对死刑复核法官会见律师，目前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据悉，如果律师在书面辩护意见或者打电话对事实提出重大异议，最高法院还是会考虑会见。

最大刑事法庭，最大乌托邦？

五百多名法官组成的5个刑庭，将使中国最高法院拥有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而他们核心的工作就是复核中国全部的死刑案件。

这些法官承载着终极的司法权威。死刑复核收回后，在这个世界上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所有可能错杀的压力都落在了他们身上。

实际上，被执行于死刑复核前夕的邱兴华、不到15个工作日就“斩立决”的郑筱萸和段义和，这些社会广泛关注的死刑案件非同寻常的司法高效，已经让死刑复核的法官们承担了部分外界的微词。

刑事审判庭和其他庭室人员数量上的悬殊，也让有的学者担心最高法院日后会变成最高刑事法院；反对者则认为，人命关天，投入再多人力物力也不为过。

一些观察者对仅靠法院一家、仅靠死刑复核收回，就把所有死刑案办成铁案表示悲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甚至认为，放眼世界，指望最高法院发现冤假错案是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启用新的刑事审判大楼。这座总投资10亿的大楼位于繁华的北京崇文门东花市大街。目前该楼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清理，预计下月投入使用。

这座新大楼未来到底挂不挂门牌，最高法院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一位工作人员说，可以确定的是，将来这里会有不少上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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