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说政府到游说人大毕竟是一种进步
1634 人阅读 日期：2009-03-15 18:07:58 作者/来源：东方早报 长平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是“游说人大”，以民办教育家与教育改革规划、房地产商与国家行业振兴规划为例，呈现了人大会场外游说集团的活动情况。尽管该组报道对游说人大给予了高调的肯定和乐观的期望，但是这两个例子中的游说要么尚未成功，要么已经失败。
好在此前《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个卓有成效的例子，那就是“肝胆相照”网站等民间团体积极推动反乙肝歧视。结果是，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时，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写了进去。
把这三个例子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得出更加乐观的结论：偏重个体或行业利益诉求的游说相对困难，而与更广大人群相关的公众利益的游说更可望获得成功。这和老百姓过去对于政治活动的日常经验恰好相反：前者更有动力，游说者也更有能力去搞关系，而后者往往遭到公然的漠视。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地产商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成功游说早已经不是秘密，有人甚至认为地方政府遭到了他们的绑架。并不是所有的地产商都像任志强那样喜欢诉诸媒体，更多人的以各种方式活动于密室。需要区分的是，这些成功的游说多见于行政的权力体系，或者被行政影响的人大会议。而在公开的针对人大的游说中，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民办教育家的呼吁之所以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回应，就因为其诉求点是教育公平问题。房地产商拿出来说的议题也是共度经济危机。
根据报道，这些年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游说越来越多，出面公开搜集民意的代表委员也越来越多。按照过去的观念，真正有办法搞关系的人，往往低调行事，从不嚷嚷，只需在关键时刻打个电话就一锤定音。
怎么看待这个正在发生的现象呢？其实，行政体系的游戏规则并没有什么变化，人大的法定权力也没有增多——宪法规定它已经是最高权力机构了——真正发生改变的是舆论。所有的公共政策，即便是密室所谋，出台前后都要面临舆论的质询。
“游说”是一个古老的词。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些专门以游说为业的民间政治家，他们四处游历，想办法见到君王，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治国方略。但是，在公共舆论中，这未必是一个好工作。《汉纪》中说：“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饰辩词，设诈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后来在主流政治影响下的史书，倒是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从君王的立场说，有人来出谋划策，当然是好事。从民间的角度看，后来游说作为一种职业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说客的意义被凸显为敢于进谏。
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媒体仍然以这种思路看待“两会”：人大代表被视为进谏者，开明的政府官员受到的称赞往往是勇于纳谏。
古老的舆论反倒有它的道理。游说君王和现代政治中的游说是两种玩法。前者立足于君王的利益，运作于宫廷；后者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诉求，在民主的程序中进行。尽管现代政治中的诉求有时是伪装的，有些游说集团的手段也并不光彩，但是它至少要给公共舆论一个交代。这也是游说政府和游说人大的根本区别。
然而，公共舆论终究只是一种对权力的监督力量，就算比较到位地发生作用，也还不能等同于直接的政治力量。要想让游说活动从以行政为对象过渡到以人大为对象，从密室中走到阳光下，必须让人大发挥更多的作用，真正代表民意进行决策，而不只是影响决策。
如今的“两会”更像一个舆论场，也是一个舆论放大器。游说者通过他们的声音来影响媒体，媒体通过报道来影响公众意见。但是，公众意见又怎样循环到权力中心，并没有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圆圈。
身为人大代表的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今年进京开会时并没有带什么议案。据《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坦言，对很多问题，自己既没有专业知识，也缺乏专门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没有这种权限”。
“作为人大代表，在我自己看来，这个身份既不是西方议员，也不是官员。我们是兼职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干这个工作是既没有薪水又没有一分钱的补助。除了这个会议之外，平常也没有专门的时间，不能参与处理事情、调查一些事情。”阿来这段话，几乎讲明了目前人大代表面临的所有难题的症结。这一症结不能解决，游说人大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无论如何，从游说政府到游说人大，是一种可喜可贺的政治进步。（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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