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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职业医闹是怎样出炉的


1412 人阅读  日期:2009-08-31 12:50:16  作者/来源:廉政瞭望


医闹凶猛

所谓生、老、病、死,人生百年,全在其中。而哪一样又离得了医生?所以,人人都在医患关系网里。医患纠纷,从未间断,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换,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

医闹何以横空出世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全国各地频繁上演的医闹事件,引起众多思考和讨论。这么多地方,在同一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发生类似的群体失范行为,又该是出于怎样深层次的原因?

医患信任丧失的火山隐忧

200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被国人赋予标本意义。74岁的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盐水曾经一天用了106瓶,再加上葡萄糖、血,约合200瓶瓶装水;胸腹水常规检查,在翁文辉去世后还出现了两次。事隔3年,重新回顾这一事件,其震撼效果丝毫不减。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是全国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承受力。

甚至连很多医院内部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揭发。来自医院内部的爆料,信息更触目惊心,也更有说服力:有的医院规定,开药、检查、收治病人等等都与医生收入挂钩,检查项目中可以提成。因此,大多数医生无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

药品回扣的存在,使得医院的零售价动辄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有些医院通过治理,公开了药品价目,但人们拿到手里的处方药费仍然居高不下——“聪明”的药厂给药品换个马甲,价格就可翻上好几番。而高价药充足的回扣空间,令其长兴不衰。

于是,能用普通药的用进口高级药,一两种药能治好的,开出了四五种药,甚至还会鼓动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手术……因此老百姓看一次常见普通病花个几百元上千元就成了寻常事。

在医疗保障体系还不能福泽全体人民的时候,医药暴利让一些有重症病人的低收入家庭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即使普通人偶尔就医,也对一次小病的药费咂舌不已。

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能数出自己或者身边人遇到的类似事件:

2008年,成都符先生的母亲患癌症进入该市某知名医院治疗,出院时,胡先生仔细查看了近两万元的医疗费用账单,发现有一千多元的药品是根本没有使用过的。医院在退款时表示,电脑是根据某种病情自动打印费用清单的。

小张肚子疼,来到附近的社区医院检查,医生简单询问后,开出了输液单,连续5天的葡萄糖,费用竟达500多元。

就医难、就医贵,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医疗腐败的最终埋单者。医疗腐败的存在,让人们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侵蚀了社会信任的基础。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不对医院、医生产生抗拒和防范吗?医患关系在种种医疗腐败的传播中愈加紧张。

诚然,中国公立医院原本应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政府财政补偿不足,医院不得不拿公益性的机构搞创收。当公益与效益这一对矛盾体相遇时,必然有一个受伤。

而医院、医生作为这一体制最具体的代表,体制压力下的直接操作者,刚好是人们看得到、够得着的现实对象,因此,一旦发生一点医疗纠纷,那就像积怨已久的火山口终于找到了火药引子……

渠道对比后的趋利选择

当然,医疗纠纷,本也有合法的解决之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给出了三种指导性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种是直接诉诸法律;一种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越来越多地选择聚众闹医的极端办法。而最令人纠结的是,这往往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

衙门作风、效率低下,成为横亘在司法渠道上的障碍。在医疗纠纷诉讼中,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在漫长的程序中,耗费的时间、金钱,有时候是已经在治病中耗尽钱财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

大庆市直属机关电梯工陈桂芹在大庆油田总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时,因手术室中途停电半小时,导致陈桂芹成了准植物人。9年后,当时手术中的医生都出面作证,这起医疗事故情节明了,但6年过去了,医患双方在反复上诉中,仍没等来最终判决。

医疗纠纷中,像这么情节明了、有多名人证的情况实在太少。医疗纠纷中涉及到的问题,大多专业性很强,取证困难,诸如已经完成的手术难以对手术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取证。审理中,大多数法官又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背景,很难就专业方面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凭据还是医疗事故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主要有卫生行政机关和各地医学会,有时候也会由不同医院之间相互交叉鉴定。无论哪种鉴定主体都难以让人信服。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为“老子”与“儿子”;医学会成员与医院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院之间交叉鉴定,即使不念在同业关系,也会因风水轮流转,害怕万一哪一天鉴定方落到被签定方手上,而难以秉公行事。

不管这里有多少推理的因素,但普通百姓的不信任,加上有时候出不起鉴定事故的费用,直接导致这套方案被一些患者弃用。

医患之间的自行协商,如果事故明显成立,医院倒有可能放下架子,祈望息事宁人。但大多数时候,事故经认定尚且困难,在自行协调中,又怎能轻易协商得出个子丑寅卯。

记者采访的一位律师,曾接手过一件医疗事故维权案,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收集证据,目前取证困难,与医院对簿公堂的话,胜算的把握也不大,

而院方确实有一定过错,给病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律师想为病人申请调解。但医院相关负责人均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律师授意病人家属组织亲戚及

乡亲三四十人,到医院静坐,结果医院负责人迅速出面,并答应了患者家属的绝大多数合理要求。

这种巨大反差,真让人哭笑不得。对比下来,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哪种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普通百姓无钱无权无势,他们对哪种方式有效最敏感,而且现实。何况,闹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还有点出恶气的感觉。

专家称之为,“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

“花钱买稳定”思维的助推效应

有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06年全国各地的100件医疗纠纷中,几乎都存在患方向医方发起的暴力行为,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而医方的姿态多为回避、忍受,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

一内科住院部临床医生朱睿(化名)对记者说,在医患冲突出现的时候,院方只有责任向患者指明道路——患者家属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恰当的。至于患者家属要怎么做,院方是管不了的。如果闹得超过了法律、人情、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范围,那也应该由相关部门出面,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置。

但警方、甚至政府部门的出面,并不像医院希望的那样。在大多数医闹事件中,人们明显感到医院甚至警察、政府部门的无力。2009年6月,福建南平医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之所以闹到举国皆知的地步,与警察、政府部门一味忍让不无关系。

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

最后,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元,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这一事件的反向激励效应不言而喻。

朱睿说,他们医院遇到类似的医闹事件,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也是这种态度。“向卫生局报告后,卫生局反而总是向医院施压,让尽快赔款了事。”

政府部门在处理医闹事件上的顾虑,从南平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建喜的话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宋建喜说,“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

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2006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以

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群体性事件就像悬在所有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事件时总会束手束脚,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医院利益,唯求尽快平息事态。如是,医闹事件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种种羁绊之下,医方节节退让,医闹们频频得手。这种逻辑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起而效仿医闹,而不是去走合法途径维权。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更是从中看到商机,挑拨医患矛盾,无理也要闹三分,牟取非法利益。

医闹,就像是一种社会病症,是社会机体问题的一种爆发、一种预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会让病情不断加重。

抬尸大闹医院、打伤医生、软禁院长……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发展到“暴力索赔”,还滋生了一个全新职业——医闹。

医闹者固然可恨,但他们并非凭空而来,从周建辉这名职业医闹身上,也许我们可以反省更多的东西。

文-岳勇

周建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职业医闹。

妻子猝死,“闹”出赔偿

今年33岁的周建辉是湖南邵阳人,年轻时他曾在家乡一所乡卫生院做过临时工,被解聘之后,南下广州打工。他先是在越秀区解放中路一家黑诊所里当冒牌医生,诊所被查封之后,他又改行当了一名“医托”,每天在火车站和几家生意红火的大医院门口转悠,伺机给几家地下黑诊所拉生意。

2006年9月5日晚上,周建辉的妻子姚兰患了重感冒,咳嗽并伴有咯血,到附近一家小有名气的民营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支气管扩张,经过住院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到了凌晨两点多钟,姚兰忽然唇甲绀紫,浑身发抖,呼吸困难,出现咯血窒息的先兆。主治医师对周建辉说:“病人得立即进行抢救,你赶紧去补交抢救费用吧。”可是等周建辉交完钱回来,妻子却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早上7点多钟,给远在邵阳老家的父母亲及岳父岳母打完电话,周建辉渐渐冷静下来,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妻子咳嗽咯血,并非不治之症,而且经过院方初步治疗,已有明显好转,可为什么会突然恶化?而且他刚离开病房不过十来分钟,妻子就……凭着他做过几年“黑医生”的职业敏感,他猜测这里面一定大有问题,说不定还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

他找到院方领导,要求查看和复印妻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但遭到拒绝;威胁去做医疗事故鉴定,院方不屑地回应:“要做鉴定你自己去,要告状你尽管去告,咱们不怕。要我们医院赔钱,连门都没有。”周建辉见院方如此有恃无恐,心中也没了底,只好悻悻地退了出来。

中午时分,一些在附近打工的亲戚和老乡听到消息,都陆续赶到医院。周建辉把妻子的死因说了,大伙都觉得冤枉。一个老乡站起来气愤地说:“治死了人还不赔钱,这家医院也太黑了。人命关天,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干脆把嫂子的尸体抬到医院里闹他一闹,他要是不赔钱,咱就不走了。”“对,医院不赔钱绝不善罢甘休。”人们群情激愤。

周建辉带头在医院里拆了一块木门,从太平间把妻子的尸体抬了出来,径直放到医院门诊大厅中央,在门口摆了花圈,男男女女三十几号人,哭的哭闹的闹,还拉起一条醒目的横幅:“还我妻子,还我公道”。

医院负责人和几名保安想走过来制止,但一看到死者家属个个情绪激动,甚至有人手中还掂着铁棍,谁也不敢上前自讨苦吃。打电话叫来警察,可警察一看死者尸体就摆在眼前,况且人家一没动武二没骂人,也没什么理由抓人。警察也没辙,走了。

第二天,周建辉的父母及岳父岳母都从老家赶了过来,也加入了闹事的行列。自从把姚兰的尸体抬到门诊大厅开始,就引来医院内外不少人围观。周建辉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大喇叭,声泪俱下,一遍又一遍向围观群众控诉医院的“罪行”,竟引得不少人发出同情的唏嘘声。只闹了两天,医院就信誉大跌,病人锐减。

到了第3天,医院再也顶不住了,只得赔偿死者家属4万块钱了结此事。为了感谢老乡们的帮忙,事后周建辉请大伙大吃了一顿,还每人发了50元“劳务费”。

在没有明确责任的情况下,周建辉闹得了赔偿,这固然于法理有些不通,但周建辉在最初并没想到用闹的方式解决。他在发现疑点时,只是想查看病历,这是合情合理的维权办法,而医院的断然拒绝和趾高气扬,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

很大程度上,医院前倨后恭的反应让周建辉初尝甜头。

帮人“闹医”,发现商机

周建辉回邵阳老家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再回到广州,时间已经是2006年10月初了。他重操旧业,继续做“医托”。可这段时间正逢医疗市场大整顿,报纸电视到处都在提醒患者注意提防“医托”,以免上当受骗。周建辉的“生意”一落千丈。

11月的一天,周建辉在一家医院里转悠了一上午,也没找到一个下手的目标,他信步溜达到医院后边,看见太平间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对50来岁的夫妇,正在抱头痛哭。

他上前一问,得知这对夫妇是湖北恩施人,男的叫马庆元女的叫李秀青。他们的独生儿子马斌,本来在广州一家家具厂打工,两天前马斌突然肚子痛,与他同厂打工的叔叔马跃华忙把他送进医院。医生检查说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进行手术。马跃华代表病人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谁知马斌被推进手术室不久,医生便出来说他的病情起了变化,得马上组织抢救。又过了半个小时,医生出来说马斌已经死了。

马庆元夫妇惊闻噩耗,连夜坐火车从家乡赶到广州,可他们看到的只是儿子冷冰冰的尸体。马庆元在家乡做过乡村教师,有些文化,知道阑尾炎切除手术并非什么大手术,怎么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儿子就死在了手术室呢?马庆元当即要求查阅儿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医院倒是爽快地答应了。可老马却发现儿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上到处圈圈点点,至少有十几处篡改的地方,老马顿觉蹊跷。他要求院方给个说法,医院不予理睬。

马庆元垂泪说:“我们准备先请专家做个医疗事故鉴定,只有拿到鉴定书,才有证据告医院。”但是,马庆元夫妇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带来了,除去车费还只剩1000多元。周建辉摇头说:“你们这点钱申请鉴定都不够。而且就算你们做了医疗事故鉴定也不一定有用,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一个地区的医师基本上师出同校同门,或是同学,或是校友,今天你给我鉴定,明天我给你鉴定,大家互相都有求于彼此,所以通常会‘手下留情’,违背学术良心做鉴定结论。”

听了周建辉这番话,马庆元夫妇顿时面面相觑。看着老两口那凄惨的面容,想起不久前妻子的遭遇,周建辉顿生愤慨之情。他对马庆元夫妇说,自己愿意为他们追讨6万元赔偿,事前不收一分钱,如果要到钱了,则提一成的“劳务费”。马庆元夫妇当即点头同意。

此时,周建辉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条发财之路。马庆元家与周建辉的遭遇类似,医疗过程中的疑点以及医院“店大欺客”的傲慢,让同病相怜的他产生义愤之情。这时他提出帮忙索要赔偿,还多少带有些同情和仗义的意味。

周建辉立即忙活起来。他打电话叫来二十几个老乡,统一穿着孝服,以死者家属的身份,将马斌的尸体抬出来,放在医院门诊大楼门口,由一帮女老乡带头哭丧,男老乡则手举讨还公道的横幅静坐示威。晚饭时分,周建辉自掏腰包买来盒饭,分发给大家。

医院派人出来制止,周建辉使个眼色,马庆元夫妇立即扑上去死死拖住对方,一把鼻涕一把泪,哭闹不休。几个老乡假装上去劝说,实则暗捏拳头,将对方二人一顿好打。对方吃了暗亏,灰溜溜走了。

半夜时分,哭闹的人员精疲力竭,纷纷打起瞌睡,周建辉又不知从哪叫来一帮来路不明的道士,在大门口摆开架式,做起道场来。

半夜三更,锣鼓喧天,在医院住院的病人受不了折腾,纷纷向院方投诉,把医院几个值夜班的医生和领导搞得焦头烂额。

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就派了一位姓张的副院长来跟周建辉谈判。

周建辉把张副院长拉到一边商量赔偿问题,开口要10万元。张副院长摇头说:“不行,院长交待了,最多赔8万,一次性了结。”周建辉当即答应,但要求死者后事一切费用由医院出。

他很快从医院财务科领到了8万元赔偿,2万元揣入自己的口袋,6万元交给马庆元夫妇。马庆元夫妇说了不少感谢的话,又依约给他付了6000元“劳务费”。周建辉立即让人协助马庆元夫妇将马斌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清场完毕,他给每位参与人员发了100元辛苦费,加上前期买孝服盒饭等,一共开支3000多元。

医闹一族,渐成气候

这之后不久,周建辉又牵头组织人员帮人“处理”了一起因医生用药不当而致残的医疗纠纷,从中赚取了1万多元的“劳务费”。头脑精明的他渐渐发现,干这种活儿可比他当冒牌医生当“医托”赚钱多了。广州有大小医院上百家,国营的民营的,几乎每天都有医疗纠纷发生,“职业”前景广阔。

周建辉索性干起了“专职医闹”,印了许多有“医疗纠纷处理顾问”等名号的名片,在熟人老乡中广为散发。自己则天天在医院手术室、妇产科、心脏外科等高风险科室甚至太平间门口溜达,四处寻找目标,一旦发现有病人死亡,就主动上前与死者家属搭讪,借机招揽生意。2007年2月和3月份,仅两个月时间,他就接了4宗“大生意”,一下就赚了5万多块。

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周建辉干脆组织成立了一个“医闹团”,约有“团员”50人,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老乡熟人。

周建辉和几名机灵的“业务员”每天都在各家医院里转悠,一旦招揽到生意,立即电话联系或直接找到“团员”住所,根据需要召集一定数目的人手,都以死者家属的身份披麻戴孝,或聚集在医院门口静坐示威,或在医院里拉起横幅要求赔偿,或将死者尸体抬到医院门诊大厅扰乱就诊秩序。有时为了给院方施加压力,周建辉还派人假扮记者,扛起摄像机装模作样地拍来拍去。

一旦赔偿到手,他再按12%~15%左右的比例提成。如果他与医院的谈判结果超过了患者家属要求的金额,超过部分则全部装入自己腰包。拿到提成后,他再按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给手下“团员”发“工资”。一单生意做下来,最少也能“赚”个几千元。

但是做这样的生意也并非全无风险。2007年9月的一天,周建辉聚集一帮人在白云区一家民营医院索要赔偿。因为不久前该医院才被他带人闹过一回,所以院方也是憋了一肚子火。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周建辉一怒之下竟将对方一位儿科主治医师的鼻梁骨给打折了。结果赔偿没要到,周建辉还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拘留10天,罚款500元,给受伤医师赔付了1800多元医疗费。

自此以后,周建辉为了减轻“行业风险”,决心做一个“懂法”的“医闹”,一般情况下不动手打人,就算有时为了形势需要拿出刀子匕首来,也只是吓唬吓唬对方,并不真的动手伤人。主要派一些妇女甚至是孕妇来哭闹,拉扯纠缠医生,这样就算院方打电话叫来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折腾个三两天,医院受不了,最后只好跟他们私了。

周建辉的“医闹团”在广州打开市场之后,生意非常火爆,还有不少索赔无门的患者家属看到他的名片主动上门联系,几乎每月都有生意可做,忙的时候一个月竟能闹上四五回。到2008年6月,周建辉当“医闹”头目刚刚一年多时间,就已经赚了近40万元。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9月2日,周建辉到一家医院代人索赔时,中途拿出匕首威吓院方人员,结果在推搡过程中误伤对方一名女医生,把人家的右眼给刺瞎了。因涉嫌故意伤人,周建辉被刑拘了。

周建辉的“事业”随着他被刑拘戛然而止,但令人担忧的是,周建辉后继有人,目前广州已涌现出不少“医闹团”。

医患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走进周林所在的医院,一间休息室里挤了七八个医生,桌上放着更多的水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倒班下来的医生轮流睡,有个男医生嚎着冲进来:“老子要累死了……”

“医生不是神仙”

关键词:专业知识与沟通难度

走进护士站,周林顺手拿起一本病历,边翻看边说,医生的工作本身要求不能出差错,现在医院更是要求严格,就连病历上都不能有一点涂改,“哪可能嘛!谁也不是神仙。”

医疗纠纷中,对医生的指责近乎苛刻,但是,有些病,医生是无力回天的。而且很多人不考虑,人体的复杂使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治疗情况也差异巨大,因此完美的治疗记录几乎找不到。

比如高风险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级别再高、技术再先进的医院,也避免不了手术死亡率。周林曾经从学术资料上看到,目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死亡率,较好的水平控制在2~5%,最好的也只能控制在3%以下。

在医学界,这种情况也许是正常的。但这哪怕是低于3%的概率,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身上,那都是100%的悲剧。而如果家属对此不予理解,一场医疗纠纷总是在所难免。

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的医疗纠纷,提高病人的知情权和配合度,很多时候就靠医生跟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

周林曾经遇到一位著名医生到他们医院上课。下午一点半的课,老医师迟到了,一上台连连抱歉。他迟到的原因却给在场的年轻医师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老医生刚从自己的医院接诊完病人赶来,连饭都还没吃。通常著名医师每半天接诊病人数是固定的,但因为老医师对每个病人都不厌其烦,务求详尽了解每一位病人的病症,尽量解答每一位病人的问题,所以每次坐诊完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周林感叹,现在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样啊!

但周林的同事小梅接口道,关键是医学上的东西很专业,很难讲清楚。我们大学5年,实习3年,才有资格当一名执业医生,但有些人一知半解的,还非跟你争论。对于没学医的人来说,有些问题不可能说得清楚。“我一向反感不懂医的人来了解这些事情。”

周林说,有时候的确如此。比如有人伤口大出血,但输血后还是死于失血性休克,这时候家属就不干了,“输了血的为什么还说病人死于失血性休克呢?”而实际上,失血性休克死亡可能由多种原因引发,而不一定是仅仅靠输血就能避免死亡。

与病人充分的沟通,有时候不仅仅是出于病人方面的需要,实际上,它也是医生的基本职业要求,对于医生作出正确的判断举足轻重。

哈佛大学血液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研究发现,大约80%的误诊是“掉进可预见的智力陷阱的结果”,只有20%是技术灾难引起的。而这种智力陷阱纠缠所有人。

信息不对称常常是令医闹者无明火起的原因之一;而难以沟通则为医闹危机埋下隐忧。

救活的病人跑了

关键词:秩序与责任

2008年夏天,一名智障青年在午睡前点了蚊香,不久,其家人发现屋子里冒出浓烟。青年被救出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医生要求输液、吸氧,病人家属都不理会。最终智障青年再也没有醒来。事后,青年的家属反而大闹医院,说医生救治不力。

这就像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孕妇丈夫不签字致母婴双亡事件一样,有人谴责医生,“病人家属不理会、不付费,医生就不会先救治吗?”

周林从医生的角度,阐述了其顾虑。不是医生铁石心肠、见死不救,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在这些条例规定的框框里,执业医师签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的,没有谁敢感情用事。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素质。

同时,虽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医生却不是万能的。在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制度、相关法制法规等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靠医院、医生的一己之力,

不仅杯水车薪,而且往往难以为继。开了这个先例,今后类似的状况会源源不断。加上很多医生在实施人道救助后却自吞苦果,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便更加左右为难。

普外科一位年轻的医生,值班时收治了120送来的一名重伤车祸患者,患者已经昏迷,身上也没钱。打电话请示医院领导,领导要求先抢救,于是医生签字从血库和药房拿血拿药,给病人做了手术,保住了性命。

两周后,病人可以出院了,但面对两万多元治疗费,病人说家里穷,没钱;而肇事者还没有抓到,赔偿拿不到;联系民政局,说病人精神正常,不是三无人员,不归他们管。

正在医生焦急万分的时候,病人跑了。按照医院的惯例,医生签字的费用就要从签字医生的工资里扣除。

医生每天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尤其是现在有些人闹医成为一种习惯甚至职业时,医生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无论医院领导还是科室负责人,每天都会在你耳边叮嘱,周林形容:“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但防范得再怎么严密,对于存心闹医的人来说,还是有很多空子可钻。或者那些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空子,“只要是在医院死了人,就得拿钱来”。抬来时血都凝固了的车祸伤者不治身亡,在医闹口中,成了医院救治不力的结果。

这些图一时之利的医闹,威胁着医生安全的同时,也冲击着医生的信心。尽管医生们就业时曾经宣誓,为救治病人勇于承担风险,但在现实面前也难免畏缩起来。防卫性的治疗手段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为降低自身风险,有时候医生会对危重病情不敢接手,一般性治疗中穿插着各种检查、自愿性签字等。但在患者感到医疗效果欠佳、负担过重时,又加重了本已紧张的医患矛盾。

医患秩序中,双方各自的一些失范行为,令他们彼此相互防范,愈发疏离,理想的和谐医患关系似乎遥不可及。

突袭的巴掌

关键词:理解与被理解

周林的左小腿上绑着绷带。那是昨天值通宵班时,接诊多个急诊病人,跑来跑去,不小心摔的。“没有时间打石膏,护士给我拿这个先绷起。”周林解释道。

周林说,这种状态不是临时的。这几年,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加上农村推行医保后,来看病的人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病房楼道里随时都有加床。

“天天这样忙,没办法。”周林说,病人理解的话,还是很让人感动的,“像昨天看到我忙得都摔跤了,我的一个老病人跟我说:‘周医生,你这个样子忙,恐怕要少活10年哦。’要是病人不理解,又遇上那些暴躁的人,才郁闷”。

前两天,周林主治的一个病人,病情已经稳定,家属也了解了相关注意事项,于是在值了一个通宵班后,周林去休息时把手机关了静音。不料,白天,病人换了个陪护家属,新来的家属既不了解前期的治疗情况,又不信任值班医生开的药,非要找主治医生周林来。周林醒来看到十几个未接电话,了解情况后,先让护士去转告病人及家属,值班医生开的药是正确的。过了会儿,周林不放心,困意绵绵地来到该病人床前。

“你就是他的医生哇?”见周林进来,一位50来岁的大妈两步迈到她跟前,气势汹汹地问道。周林一下子被激醒,本能地回答“是”,“大妈”嗓门更高了:“你是咋个当医生的!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都不接,有你这样的吗?!”周林不停地解释,对方不仅不听,反而愈发激动,一扬手,“啪”地一巴掌打在周林的左脸上。

周林一愣,饶是当着自己的众多病人,委屈的泪水还是抑制不住地流下来。

周林当警察的丈夫得知后,气愤难当地报了警。因情节轻微,最后也只有不了了之。

当然,很多时候,医生的麻木、粗暴,也伤害了病人。在他们眼里,病人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殊不知,每个病人的病症,他为治病所能负担的费用,以及心态、认识都千差万别。病痛中的人们,不仅需要医生精准无误的治疗,更渴望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态度,一种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

以前,周林都不曾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总觉得太忙了,哪有时间好好跟病人讲病理嘛。直到她外婆住院时,她突然意识到一个病人家属的心情。“外婆今年上半年病危了,住进华西医院的监护室,我只能在外面看着,外婆的痛苦,让我心如刀绞。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我成了患者家属。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个医生,如果我对外婆的病情一点不了解,这时候的我,是多么渴望医生再和蔼一点、耐心一点。应该所有的患者家属都是这样焦虑和无助吧,这时候,医生的一点点耐心,对他们都是多么重要的安抚”。

也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医患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沟通、理解、信任,彼此真诚以待,而不仅仅是你付费我服务的一种冷冰冰的交易,也许医患关系会和谐一些。

一次次退让,让医院的软弱口耳相传,无疑会纵容现有医闹,“培养”潜在医闹。以至于医闹被看成一种商机,短短几年,就迅速形成“职业”,且呈“欣欣向荣”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曾经,“白衣天使”是对医生、护士亲昵的代称,他们是病人康复的依赖,是希望的寄托,是敬重的象征。

如今他们却不知道哪一天哪个患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人身伤害。他们成了医患关系紧张的受害者,时刻担忧被唾骂、被侮辱、甚至被攻击。

医生遭遇黑色六月

2009年的6月,似乎是医生的劫难月。当月,全国各地见诸报道的暴力医闹事件,其发生之频繁、性质之恶劣,令闻者无不愕然。

6月1日/河南武陟县妇幼保健院/一孕妇生产时发生羊水栓塞,抢救不及,不幸身亡。院长杨更林被死者家属强迫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磕头哭丧,直到被打得倒地不起。

6月8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人民医院。一名被确诊喉癌近两年的19岁女孩,在该医院突然跳楼身亡。死者家属率众要求补偿不成,将院长打致肋骨多处骨折。

6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疾控中心/当班护士朱雪英颈部被人砍伤颈部,抢救无效身亡。疑凶称两个月前朱雪英给他注射的狂犬疫苗是“毒血”致使他肚子疼。

6月16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因患者要求出具的诊断证明与医院诊断不符,医院拒绝出具假证明,患者母亲将一女医生连刺五刀。

6月21日/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患者杨俊斌在该医院医治后死亡,患者家属组织大批人围攻医院、挟持医生,并将一名医生捅伤。最后却是由医院“补助”死者家属21万,同意不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6月27日/福建三明市第一医院/一名患儿在该医院死亡,患儿父亲率众扣押当班的医生,该医生从医院的五楼跳到四楼的空调外挂机上,然后再跳到三楼的平台得以脱身。

6起医闹事件共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而6月因此被称为医生的“黑色六月”。

这让近年来愈来愈严重的医闹问题,以波涛汹涌之势,严肃地摆在人们面前。

这些并非个案,而是近几年来医院的普遍遭遇。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林透露,据卫生部统计,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

本刊记者走访的四川省内3家医院,无不在近期遭遇过患者家属闹事的情况。一家医院内科住院部主任朱医生告诉记者,“最近我们科霉得很,一周遇到3起。还好都没有持续多久,在有关部门的调解下,能调解的调解了,不能调解的走司法渠道了。”

正说着,一间病房里传来争吵声,记者跟着朱医生快步走去,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正站在一位老人的病床边训斥护士,“都扎了3针了,你干啥子吃的!”朱医生替

护士解释,这位老人已经输液4天了,两只手上的血管都有些硬化,不好扎是正常的。

在住院部病房里,记者注意到病床上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朱医生介绍:“我们科室接收的都是病比较重的老年人,经常有死人的,在我们医生看来,都是尽力去医治了的,但很多时候只是家属接受不了,经常遇到来闹的。”朱医生一脸无奈地叹息,“没办法。”

“秀才遇到兵”?

相对医闹的嚣张,医院方则大多显出“秀才遇到兵”的无奈。

成心“闹事”的患者家属,以及职业医闹,抓住医院耗不起的软肋,不管有理无理,蛮横地拒绝鉴定、拒绝调解,聚众示威,甚至口出恶言、舞刀弄棒,挑明了说“给钱就走人”。

2008年,朱医生参与过一位孕妇的抢救工作。这位准妈妈本身有甲状腺心脏病,医生千叮万嘱不能怀孕,但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的愿望使她不听劝阻,冒险一试。孕妇及其家属郑重地签下了责任自负的保证书。结果在生产时,孕妇心脏病发,没有抢救过来,连孩子也没保住。

眼看着一个新生命就要降世,却这样不幸母子同夭,朱医生和所有参与抢救的医生都心情沉重,尽管自己已经尽力。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出乎医生们的预料。死者丈夫不知从哪里聚集了40多人,让医院“给个说法”。其中有个光头叫嚣最凶,额角上一道刀疤,后腰上别着一把匕首,自称是死者的兄弟。

“结果我们查出来,这是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朱医生说。

这种情况,就明摆着是要钱了。医院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报了警。但警察到场后,对医闹也无可奈何。

警察看到家属伏尸痛哭、情绪激动,害怕处置不当承担责任,往往畏手畏脚,只能劝离。

主管部门卫生局要求:“医生护士要体现觉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避免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同时指出可适当人道补助死者家属,总之尽一切可能尽快平息事态。

有些病人来医院就诊,看到这阵仗,转身去了别的医院,一天下来,医院就损失10多万元的收入。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有人对“这家医院医死了人”的谣言偏听偏信,那今后医院将何以立足?

如是数日,医院心力交瘁,再也承担不起经济上和声誉上的损失,经讨价还价,以赔偿死者家属6万元了事。

在医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一些医院不得不八仙过海、各展神通,其措施五花八门,让人啼笑皆非。有请警察作副院长的,有聘请会武术的医生的,有医生护士戴头盔上班的,有给医院安装电子眼和暗门的,甚至有找黑道以黑治黑的。但这些躲、防的办法,归根结蒂是被动的,有的甚至是违规的,衬托出医院的无奈和无力。

一次次退让,让医院的软弱口耳相传,无疑会纵容现有医闹,“培养”潜在医闹。以至于医闹被看成一种商机,短短几年,就迅速形成“职业”,且呈“欣欣向荣”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退而明哲保身?

医院一时的退让,让医闹们难免有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快感,但他们真就可以偷着乐了吗?

医闹的存在,让医院时时自危。医生在救治病人时所天然承担的风险,此时却显得那么沉重。这促使医生们在治病救人时更加谨慎、更加认真细致外,也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此一来,面对高风险的的治疗对象,医生们还能那么气定神闲吗?面对那些曾经闹医的人群,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内心又该充满怎样的纠结?

朱医生讲述,他们医院前年遇到一位农村产妇,生下一名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几天后婴儿未能挺过危险期,“农村里一个村子里的人都很熟,家属回去一下叫来几十口人,在医院打的打砸的砸……”朱医生压低嗓音说,医生们都气得很,私下里说,“以后谁还敢接他们村的病人?”

朱医生们也许说的只是句气话,但河南郑州一名职业医闹张某,却真实地遭遇了医生因医闹不敢做手术的情况。眼看着自己老父亲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以至于有着两年“闹龄”的他毅然退出了这个行业。

据人民网报道,2007年4月20日,张某父亲得了股骨头坏死,急需做手术。孝顺的张某陪父亲到省里一家知名医院,但医生建议他们转院。医生说,这项手术本来是他们医院的强项,但去年一名患者手术后死亡,患者家属找了医闹来“闹医”。虽然根本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医院赔了10多万元才了事,事后,医院处罚了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又受气又受罚,主刀医生不愿再做这样的手术,麻醉师则提前退休了。 一边是70多岁的老父亲整天喊痛,一边医生却因为害怕医闹不敢做手术,张某终于明白,医闹们的做法就像是到处挖坑,早晚有一天会把自己栽进去。

在福建南平事件的后续发展中,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后遗症”。由于医闹人群来自该市杨厝村,不久后,杨厝村一位12岁的小女孩到事发医院做脚部手术,医生直接说:“回去问问你们村里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村里人的病我们看不了,去省里看吧。”

尽管医生们这样做是消极抵抗,是软报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有几多无奈。

近年来,医患双方始终在这样一种信任缺失的状态里痛苦循环,而医闹使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医闹惯用造势手段:停尸医院,高举条幅,聚众哭闹。其吵吵嚷嚷的声势、哭哭啼啼的场面,已经是无言的广告。加之不断向路人散播医院治死人的“恶迹”,难免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误导,给医院造成恶劣影响。

医闹行为的日嚣尘上,从最初的带有维权性质,到现在的不问青红皂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谴责。诸如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的医生抗议医闹时,周围群众得知真相后,深表同情,自发给静坐的医生送水。

真相大白时公众的深明大义,与不明真相时的群体骚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会为各地处理医闹事件提供一点启示?

软执法危及长远

医闹行为,掺杂着太多过分的利益诉求。不少医闹者目的就是以“闹”谋钱,一口咬定“赔钱就走人”,这已明显是在挑战法律界限了。但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行为上却举棋不定。

自去年以来,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地,发生了一些由小事情偶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影响之恶劣,令各地政府心有余悸。且当地政府受到的问责,更是令各级领导干部时时自危。

医闹事件中,患者方往往被归为弱势一方,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无论是“我们不懂医,鉴定了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还是“鉴定有个屁用,还不是医医相护”,都成为医闹者破坏社会秩序的借口。弱势一词,成为医闹者的护身符、法律的约束似乎也无能为力。

因此,一旦出现医闹行为,因害怕强硬手段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涉政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一般不敢采取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医闹者。为了顾全稳定的“大局”, 通常在“以人为本”的托辞下,建议医院以“人道救助”等名义给予闹事者一定补偿。

这样做保住了一时的“大局”,却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像福建南平处理6·21医闹事件,医闹凶则倒向医闹;医生抗议,又倒向医生。这不是法制政府应有的做法,政府威信大大受挫。何况,这不仅仅是南平一个地方的应对之策。

如是,医闹日益猖獗。从长远来看,经济赔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执法从软削弱法律尊严,医闹成风扰乱社会秩序……种种社会负面影响,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一遇导火索就大面积燃烧起来。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兆波指出,偏面强调向弱势群体倾斜是有局限性的,它可能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却被权力“放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折射了权与法之间的一种尴尬处境。

法律的引导力量

医闹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非法获利的追逐。依法打击医闹,不仅将斩断医闹们非法获利的妄想,而且相应的法律制裁,对非法医闹们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

长久以来,医闹群体仗着法难责众,越来越嚣张。从最初的十几数十人,到现在动辄上百人;从围堵医院破坏就医环境,到围攻医生实施人身伤害。殊不知,作为临时凑合的混乱组织,医闹群体实际上很盲目,也很脆弱。为着各自的金钱利益,他们聚在一起。大部分追随者只是像打工一样,出一天工挣一天钱而已。如果发现警方动了真格,不仅钱挣不到,还可能被拘留,没人会愿意干这“赔本生意”。

此外,对于领头闹事的患者家属,也需要表明立场。引导患者家属走合法渠道解决医疗纠纷,不仅是规范医患秩序的必须,同时也是对患者家属的一种保护。社会上不明身份的医闹者,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给患者方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

2007年7月22日,一孕妇在广东南海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在院方没有答应的情况下,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出警拘捕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杨于是回到法律轨道上,起诉医院。但杨当初率领冲击医院的人,绝大多数是雇来的职业医闹。这些人既没拿到钱,还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因此,依法处理医闹,尤其要对职业医闹以及混迹其中的黑势力进行坚决打击。

中国政法大学刘鑫副教授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建立“医闹”黑名单,在一些事件中发现“职业医闹”并记录在案,为今后治理“医闹”事件、防止事件升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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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3 22:00:21 网友
[3楼]: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给出了三种指导性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种是直接诉诸法律;一种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越来越多地选择聚众闹医的极端办法。而最令人纠结的是,这往往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

衙门作风、效率低下,成为横亘在司法渠道上的障碍。在医疗纠纷诉讼中,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在漫长的程序中,耗费的时间、金钱,有时候是已经在治病中耗尽钱财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
2009-09-03 21:56:54 网友
[2楼]: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承受力。
2009-09-03 21:56:54 网友
[1楼]: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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