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文谈山西煤炭重组 否认国进民退
1191 人阅读 日期：2009-11-15 07:36:36 作者/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新世纪周刊
本报记者 安 洋 刘鑫焱
一场肇始于今年初的“煤炭整合风暴”，把山西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这个煤炭资源大省的艰难转身，人们寄予厚望；而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煤炭资源重组整合，也有不少“另类”解读:“山西再无煤老板”，“山西煤炭业国进民退”，“3000亿元煤炭业民资流向股市楼市”……
这次山西煤炭产业重组、整合目标直指小煤矿，年产量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淘汰关闭。保守估计，今年煤炭资源整合期间，山西超过八成的小煤矿处于停产状态，涉及产能近2亿吨。由此，山西今年一季度丢了独霸多年的“煤老大”地位，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今年上半年，山西省GDP出现4.4%的负增长，成为全国唯一GDP下降的省份，这与山西重整煤炭产业有直接关系。
山西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地调整煤炭产业？这次调整，对于煤炭产量占全国1/4的山西，将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煤老板”们，今后又将何去何从？
整合、升级——
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计？
今年4月，山西成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省长王君任组长，副省长陈川平任副组长，其他成员均为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国资委等机构的高层。这是山西煤炭产业发展史上规格最高的领导小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对此次煤炭资源重组整合的决心。
决心从何而来？
山西的煤对于全国意义重大——山西被称为全国的“锅炉房”，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1/4，国内70%以上的外运煤、近50%的全球煤炭交易额来自山西，山西焦炭市场交易量占全国2/3以上……但长期以来，“有水快流”的挖煤思路，在山西造就过万座矿井，也形成了“多、小、散、乱”的煤炭开采格局，中小煤矿成为山西煤炭产业的主力军。
中小煤矿曾为国家能源供应做出过贡献，也积累了诸多“沉疴”。绝大多数中小煤矿先天投入不足，保障安全生产能力差，2007年山西乡镇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总数的70%，百万吨死亡率是重点大矿的17.8倍；小煤矿资源浪费严重，资源回收率15%左右，仅相当先进水平的1/4，按中小煤矿年产3.5亿吨煤计算，每年要浪费10亿吨左右煤炭资源。在山西，有人甚至给一些小煤矿总结了“四宗罪”: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草菅人命、腐蚀干部。
近年来，山西为解决煤矿“多、小、散、乱”下了不少功夫。到2007年底，山西矿井数量已降至2840座，但30万吨以下小煤矿还占70%以上，煤炭业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安全基础依然薄弱。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举于事无补，调整、升级成为山西煤炭产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强度、大力度的煤炭产业调整计划逐渐形成。山西省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煤炭矿井总数减少到约1000座，单井年产90万吨；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大集团煤炭企业产量占全省的75%。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到2015年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0.1人以下。
调整的另一个目标是实现煤炭产业的升级，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拉长产业链。
截至目前，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签订率97.9%，煤矿新的主体接管到位率71%。这意味着，山西省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工作基本完成。
兼并、重组——
是国进民退，还是优进劣退？
此次煤炭资源兼并重组，山西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为兼并重组主体限定了条件:或为大型煤矿企业——具备年产300万吨，而且至少有一个年产120万吨机械化开采矿井的地方骨干煤矿；或有一座年产90万吨及以上矿井作支撑，兼并重组后生产规模不低于年产300万吨，所属矿井至少有一座不低于年产120万吨。高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把小煤矿挡在门外，让有实力、产业水平高的优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山西成长起来的民营采煤企业，总产能超过550万吨，矿井采煤工作面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联盛以其雄厚的实力和技术水平成为这次重组整合的兼并主体，重组整合了13对矿井，产能将迅速扩张到750万吨。联盛副总经理王栓照直言:“此次煤炭资源整合，为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铺平了道路。”
此次资源整合受益的民企不止联盛一家。产煤大县柳林，8个整合主体中，有7个是民营企业；在吕梁市，民营企业占整合主体的60%，产能也将占到60%。
同时，山西省太钢、焦炭集团、能源产业集团、国际电力集团等不以煤炭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全部退出了所办煤矿的控股权，转由大型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省属国有重点煤企下属的22座不符合条件的小煤矿，也被关闭。在整合后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办矿占19%，民营办矿占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占53%。这样，山西省将形成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民营企业作为接管主体的比例高达30%，“三分天下有其一”。
“小煤矿退出，并不意味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说，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大做强。
民间资本——
是财路被堵，还是空间更大？
有人断言，此次山西煤炭资源重组整合是一次煤炭产业格局的重新调整，也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洗牌触及的最直接的利益群体，也是利益纷争最为激烈的群体，就是“煤老板”们，主要包括近2000家民营煤炭企业。“煤老板”间流传的一句话是:煤矿以“白粉价”买入，再以“白菜价”卖出。
同样的煤矿，“煤老板”认为值几个亿元，评估才几千万元，巨大的“落差”导致双方的争执:一方说“兼并方评估不合理”；另一方说“被兼并方漫天要价”。对如此 “落差”的产生，有关专家这样分析:“煤老板”获得一座煤矿的采矿权后，一种情况是，“煤老板”自己挖煤；另一种情况是，“煤老板”之间层层“倒卖”，“最后一棒”接手者所付采矿权价格远高于“第一棒”价款。“落差”就是这样产生的。
针对这种现象，山西省有关部门做出回应。根据宪法，资源是国家的，不能买卖；煤炭资源领域的违法违规经营、非法交易、地下协议和不正当利益，法律和政策不应予以保护，当然也得不到相应补偿；采矿权人把投资形成的资产和尚未开采的国家资源混为一体，据为己有，不合理、更不合法。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建功介绍，根据规定，兼并企业向小煤矿退还剩余资源量的采矿权价款，还区别情况按原价款标准给予一定经济补偿。应该说，“煤老板”合理、合法的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山西，民间资本主要流向煤炭产业。此次煤炭资源重组整合，部分民间资本不可避免地撤出煤炭产业，有人估计，这部分资本将超过千亿元。如此巨资将流向何方，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山西省出台《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领域的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从煤焦领域向国家、省鼓励发展的领域投资转型，引导民间资本的流向。《意见》明确提出，民间资本投资将得到土地供应、财政扶持、税费优惠等九方面政策倾斜。近日山西省又公布了《关于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意见》，提出凡资源型企业转产和省外资本来山西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均享受省级龙头企业的政策待遇。
据统计，山西省目前已有610多个煤焦铁企业转产和兼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资总额达68亿元。
如果把山西的煤炭资源开发比作一艘巨船的话，那么，这艘船曾被“坚冰”所困，进退维谷。此次山西煤炭资源重组整合，无疑是一次“破冰”之旅，为这艘巨船扬帆远航扫清了障碍。
山西煤炭业国进民退
山西不得不面对转型之痛，煤老板进入非煤领域又该如何自处，这将是一个没有现实蓝图的话题，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本刊记者/杨春
山西煤老板终于要走了。
走得不情不愿，却又不得不走。在中国煤炭产业由低端走向中高端，由简单的采掘冶炼向加工制造甚至整机集成方向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一股改革巨浪汹涌而来，小煤矿时代画上了句号，大煤炭经济走向前台。
从此，山西煤炭业只有版图，再无“江湖”。
“煤老板”，这一词汇蕴含了很多超越其内涵的特殊意义。对于城里的小老百姓来说，这群人过着真正的“珍珠如雪金如土”的生活，豪宅、名车、金钱，一个都不少；对于学者来说，这群人代表着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一批特殊的民营企业家群体。
今年5月，山西省发誓，到明年年底，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减少至100个左右。
大戏正式开锣。这意味着，山西的“煤老板”们或转身为煤企的普通股东，或完全退出。据业内人士估计，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约有3000亿元的资金。
这笔钱的最终流向仍然是谜。
煤患与“大整编”
在中国能源结构方面，煤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生产比重占76%，消费比重占69.5%。山西作为最重要的煤炭大省，长期以来一直担当全国能源供应的主角。
然而，山西之“短”在于煤炭工业的长期粗放式增长，其2009年一季度煤炭产量首度被内蒙古超过。与此同时，内蒙古关于“未来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能源基地”的明确定位，也让山西颇感尴尬。
“黑金时代”有着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1999年底，山西全省办理了采矿登记的各类煤矿共有5831座，其中，43.2%的煤矿为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更多未统计出来的，是星罗棋布在三晋大地上的无证“黑煤窑”，规模多在年产万吨以下。正因为不规范、不安全，山西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山西的官员们都坐在“火药桶上”。更有社会舆论指出，晋官难当。
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此次山西煤炭“大整编”就不显得突兀，而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山西省煤监局局长杜建荣说，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就是煤矿安全保障能力的提高。兼并重组整合全面结束、煤矿全面采用机械化综采后，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将减少74%。
然而，对于“煤患”一词，山西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据统计，在所有矿难事故中，带有承包权性质的“私人煤矿”事故发生总量占全部事故发生额的2/3，而其资源回采率仅在10%左右，大量的低效开采不仅大大浪费了短缺的资源，开采过程中的环境破坏也加大了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本。
煤矿整合“持久战”
秉持“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改革思路，2004年的“煤炭产权改革”，成为山西煤炭生产历史上产业调整的分水岭。那一年，山西全省同时关闭了4000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彻底淘汰，试图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遏制频发的矿难。从此，山西开始了煤矿资源整合的“持久战”。
2006年，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淘汰关闭核定年生产能力9万吨以下的煤矿。据业内人士回忆，这次是山西煤老板们经历的第一次具有强制意味的整合，整合的主体是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的煤矿。同时，整合后的煤矿从此需要交纳“采矿权价款”，焦煤3.80元/吨，动力煤1.50元/吨。
时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更是提出打响煤炭行业“关小、并大、集团化”“三大战役”的口号。然而，直至于幼军离任，“关小”也仅仅进行了一半。
2008年，山西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煤炭产业调整计划提出后12天，时任省长的孟学农即因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引咎辞职。
这一《意见》刚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山西省再度提高目标门槛。2009年5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到2010年，山西全省煤炭矿井总数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到2015年减到800座，保留矿井要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煤矿职工要全部培训到位。
大型煤矿企业将是煤炭兼并的主角，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地方骨干企业经过省政府的同意也可以兼并附近的中小煤矿，而中小煤矿之间也可以自愿组合，但重组后企业规模不得低于年产300万吨。
“摸着石头过河”
根据有关规划，山西省内同煤集团、焦煤集团、阳煤集团等六家大型国有集团划分了18个主要矿区资源，成为旗舰企业，按照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的原则，兼并重组矿区内的各类中小煤矿。
山西省政府规定，资源整合通过企业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由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并鼓励大型煤矿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但其重组的补偿机制却并不被煤老板们所接受。
有关专家指出，依照这个补偿条款，仅补偿了资源税就能拿到煤矿的采矿权，而小煤矿之前的建矿投入资金却几乎忽略不计。
据了解，一座煤矿的投入至少得上亿元，较低的并购价格将给小煤矿矿主们带来巨大的损失。更令人担心的是，因为双方的谈判是不对等的，小煤矿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被重组的命运，在收购价格上更缺少发言权。而如此大规模的整合，资金来源也是一个问题，即使双方谈妥了价格，也未必能兑现，或者等煤矿投产赚钱后，再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支付。
“目前的办法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煤矿的采矿权评估方法，不尊重市场，而是按照政府指导价格执行。”山西一家国有煤炭企业中层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对于民营煤矿的评估价格过低，“一个市场价格在1亿元的煤矿，这次可能只能评估不到5000万元，折价在50%以上。”
国进民退，煤老板走后，山西煤炭业似乎有些“消化不良”。据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5月，山西原煤产量4883.3万吨，比去年同期降低4.9%，前5个月累计20206.98万吨，比去年同期降11.5%。其中，原煤多为国有煤炭生产骨干企业所产。
与此同时，煤老板手中的3000亿元资金的去向成谜，成了2009年的“哥德巴赫猜想”。
2009年7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试图放开投资领域，将煤老板们引向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可并不是对于这样的引导，煤老板就会“领情”，房地产行业仍是业内揣测最多的进入行业。
山西不得不面对转型之痛，“煤老板”进入非煤领域又该如何自处，这将是一个没有现实蓝图的话题，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煤老板：煤炭业重组就是利益重组
一个山西煤老板的个人史
“这次真的不一样，是一场生死保卫战。”
在王建新眼里，虽然整合重组“大煤矿经济”的“高调”唱了很多次，但没有一次“做得如此决绝”
■本刊记者/陈良飞 特约记者/鲍志恒
“这次真的不一样，是一场生死保卫战。”话音未落，王建新一甩手，拉开车门，直奔首都机场。他要赶回山西，继续跟当地的煤矿管理部门周旋，试图挽救他手上的煤矿。
现年60岁的王建新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煤老板。在山西，他拥有三座煤矿，两座年产21万吨，另一座年产30万吨，总计年产能72万吨。
共和国诞生后的第20天，王建新出生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父亲是当地的小学语文教师，母亲在之后的饥荒岁月里病故。由于从小受到父亲的严厉教育，他比一般孩子显得更加早熟。
从当地师范学校毕业后，王留在家乡做了一名初中教师，继续着父亲“教书育人”的理想。相对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坚强胆大的性格，加上土生土长的成长环境，他最终完成了从当地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到财富迅速积累的煤矿老板的华丽转身。
不过，煤老板的好日子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今年5月，山西省规定“新建矿井年产不得低于120万吨，兼并重组的矿井年产要达到90万吨，企业年产不低于300万吨”。显然，王的三座煤矿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且相差甚远。
一时间，王与其他山西煤老板一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是引人侧目。
“绝不放弃煤炭行业”
30岁以前，王建新还津津有味地教授着他的初中语文课，整天和他的学生呆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他的身份起了变化，成了当地的一名乡镇干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的身份再次改变，成了当时一家年产不过10万吨的小煤矿主，“起先是查安全生产，后来做了管煤矿工业的副镇长，管着管着，镇上的小矿就管到自己手上了。”
对于自己“下海”做煤老板的这一段经历，王建新似乎更愿意淡化，“不想过多提及”。在他看来，也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20多年的煤老板生涯，王建新显然习惯了小煤矿政策的反复无常，“这些年，变来变去，一会儿是停产，一会儿复产”，停产的原因除了煤矿事故频发、有关部门隔三差五要求整顿之外，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综合管理的政策取向。
停产期间，煤老板们经常要参加地方安排的政策文件学习，还要积极配合新出台的各项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政策，更新配套设施，“一个月要搭进去十几万”。
2005年，山西再推产煤改革，要求加快技术改造，小煤矿的核定产能提高至年产15万吨。当年年底，煤炭的社会库存达到1.4亿吨，为近年来的新高。第二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对小煤矿再发“追杀令”。
在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人退出了煤炭行业，剩下的煤老板们则成功利用政策反复带来的市场机会，屡次侥幸逃生。王建新就是其中之一。
“远的不说，就说2007年，临汾不少民营小矿几乎没怎么生产过。真活不下去了，所以蒲县两个15万吨的矿才落到了我手里。”说起这段经历，王建新一脸的幸福，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
令他庆幸的是，到2008年初，能源供应普遍紧张，煤炭严重紧缺，市场价格猛涨，国有大矿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该年5月，国家发改委紧急下达小煤矿尽快复产的通知，在经过复工、整改、验收、复产等一整套程序之后，煤价又开始回落。
“跟以往一样，这次我不退出，也不做国有矿的股东，只要山西还允许民营矿存在，我就绝不放弃煤炭行业。”王建新说，这些年来，“收购到手和卖掉的小矿都不少，但哪一次我都没退出。”
就这样，在国家关停政策压力下，迈过了6万吨、9万吨、15万吨多道生死坎，现如今，王建新旗下的三个矿加起来虽然达到了72万吨的年产能，但离单井90万吨、企业规模300万吨的门槛还相差甚远。
王打算将两座年产21万吨的小矿提高到90万吨，一座年产30万吨的矿提高至150万吨，为此他要增加上亿元的设备投资和手续费。这时，他手上的现金不够了。
今年8月底，王建新提前退掉了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宽敞气派办公室，还砍掉了数个长期投资项目，连带前期的投资成本，这一折腾，“至少赔进去一千万”。
在北京的业务最“鼎盛”时期，他旗下的项目公司办公地点，遍布北京南三环至北五环的各个角落，包括新中关大厦两层加起来超过25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
“谁说煤老板只在乎钱”
早于2007年初，王建新就在北京友谊宾馆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这地方位置好，名字响亮，迎来送往都很方便”，那时候他还只是参股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一年后，王就习惯了北京、太原、临汾三地来回穿梭的生活。每周他都会来北京两次，住一个晚上，后来干脆在北京买了两套房，一套给想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一套留给自己。
当过教师的王建新一直有某种深藏于骨子里面的“文化情结”，来北京后，虽然“好听的故事很多”，但他最终打动他的故事还是跟教育、文化产业相关。
“王总算是比较有眼光的煤老板，虽然不熟悉北京的商业环境，但是具有成功的企业家所拥有的商业直觉。”后来成为王建新北京办事处主任的何贤升，参与了王在北京所有投资项目的决策。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太原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王建新认识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表演背诵《新华字典》的记忆“神功”发明人，谈及记忆力开发对于改变教育现状，特别是青少年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时不露声色的王建新一到机场，“就直接把人领到了办事处，谈了三个小时”。何贤升回忆，几天后，王建新出资、依靠对方的研究成果，双方共同管理，以中小学生记忆潜能开发为主旨的“建新记忆教育集团”就在北京南三环的一处幽静的公园里挂牌成立了。
随后，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国内高校学生出国留学教育，乃至电视剧拍摄都成为他的投资项目，而且“要么不投资，投资就控股”。
跟挖煤带来的现金收益相比，显然，在北京的文化产业投资风险更大，经营周期更长，收效更缓慢。
2008年9月，几个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海归”通过关系，辗转找到王建新，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国外高校大量教学资源闲置、北京奥运后国外留学市场对中国留学生更加青睐的故事，希望他投资留学中介业务。
规划中的留学中介公司前期投资1100万，两年内收回成本，结果却并不理想。2009年国外大学春季开学之前，美国来了两所州立大学的招生代表，英国几乎没人来，装修一新的新中关大厦办公室，一直空置了半年，除了大厦保洁和前台，几乎没有人影。
2008年底，其投资拍摄的第二部电视剧以山西某县矿工生活为叙事主题，描写了三代矿工的人生追求、情感纠葛和社会责任。虽然剧中的煤矿是国有煤矿，但它的背景、故事“都让我感到很熟悉”，在使矿上人家生活更加幸福的所有努力中，也有“煤老板发挥的作用”。
“如果不是赶上去年奥运会，在北京的几场戏耽搁了，这部戏也许已经在央视播出了。”王建新说，“谁说煤老板只在乎钱，我们也有自己的事业。”
其他项目也陆续遇到的经营问题，终于让王建新觉得“有些项目的投资不够冷静”。不过，王坚持认为，现在退出一些项目，绝不是因为对这些遇到暂时困难的事情丧失信心，而是基于改变粗放式管理模式而进行的必要的战略收缩。
“有些事，还是要干下去，但现在我首先要保证继续开矿。”王认为，归根到底，“我还是一个煤老板”。
“他们要的就是采矿权”
8月中旬，正是山西各级地方政府上报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关键时刻。
千里之外的北京，王建新在友谊宾馆的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忙得“四脚朝天”。“最多的一天接到王总20个电话。”55岁的何贤升说，他几乎每天只睡5个小时，与合作单位沟通，收缩北京的业务，裁撤办公室，清理财务，“有点手忙脚乱”。
最紧张的时候，上午宣布裁撤部门，辞退员工，下午办公室就清理完毕，交给物业。 许多员工来不及反应，就莫名其妙地下了岗，“许多人打电话要个说法，还有威胁要赔偿，否则就打官司的，善后工作很麻烦。”
尽管如此，何贤升说他能理解王建新的决定，毕竟是煤矿生意成就了王建新的今天，也成就了他在北京的事业。“而且，北京的文化产业要做起来也不是一夕之间就能见效的。”
这个对所有人都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它的决策人眼里，显然是为形势所迫的无奈决定。王建新抱怨，这些年，煤矿政策的反复无常，使得煤老板们在夹缝中生存，为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做了许多事，却要终生“背负道德的十字架”，在舆论一片挞伐声中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
“煤老板也需要正名，”王建新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煤老板的发迹是资源型社会发展的产物，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经济群体一样，在某种不同的程度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原罪”，但那是个“社会的问题”。
财政税收按时缴纳从不拖欠，地方公共建设时常出资“帮忙”，投资造福后代的文化教育行业乃至汶川大地震过后积极捐款，包括投资拍摄反映矿工生活和煤矿人人生追求的“主旋律”电视剧，王建新试图以自己的经历来证明，煤老板“不比别人高尚，也不比别人伤天害理”。
“所以我觉得不甘心，挖煤挖了20年，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王建新说着话，有点激动起来，声音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不说我那些矿的估价(低)了，就这样整合进国有矿，矿工和设备怎么办？”
这一刻，王建新显然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和他矿上工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在他眼里，虽然整合重组“大煤矿经济”的“高调”唱了很多次，但没有一次“做得如此决绝”。
在王建新看来，煤老板不是邪恶的代名词，更不是为富不仁的形象代表。
“国有矿也不是天然的社会正义倡导者和慈善家，说到底，这就是一次利益的重组，他们要的只是我们手中的采矿权。”王建新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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