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山西启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煤炭业整合。整合后，矿井数由2598处压到1053处，办矿企业由2000多家减到100多家，年产30万吨以下小煤矿全部淘汰关闭。而整合方式和评估价格引争议，山西省有关部门表示，价款补偿没有讨价还价。

人民日报11月2日报道 有人曾言：煤炭，主导了山西利益分配格局。全省119个县（市、区）有91个产煤，煤炭及相关四大产业占工业总值80%以上。半年来，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这对煤炭的利益“江湖”，无疑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原有利益分配格局被彻底打破。通过重组整合，山西煤炭业的产业水平明显提升，矿井数由2598处压到1053处，办矿企业由2000多家减到100多家，年产30万吨以下小煤矿全部淘汰关闭。

最大限度减低煤炭开发外部成本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煤炭产能下降，重击了山西各地政府的“钱袋子”。然而今年4月出台的山西省煤矿整合重组规划，将“钱袋子”进一步收紧。有人估计，整合期间超八成的小煤矿处于停产状态，涉及产能近2亿吨。政府之“利”如此受挫，山西省何以出重手再自断其腕？

从近年来山西的经济发展脉络看，表面上，煤炭开发只需要煤炭生产企业的运转成本，实际上企业核算之外的外部成本惊人，山西省遏制外部成本增加的努力也从没中断过。

保守估计，多年来，山西省仅因粗放采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接近5000亿元。粗放的煤炭开发，“造就”大量中小煤矿，资源回采率只有20%左右，仅相当先进水平的1/4。

“血色GDP”，一度是山西人的心结。一年数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动辄几十人、上百人的无辜生命转瞬逝去，严重干扰了煤炭正常生产，且一次次敲碎了不少家庭的幸福之梦。

数据显示，整合前，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在山西占70%以上；全省2600多座煤矿，实现机械化综采的只占11%，四成煤矿还是延续很原始的炮采方式。“所有代价最后都要老百姓受罪、政府埋单。”山西一位官员忧虑地说。这次煤炭资源重组整合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最大限度减低煤炭开发的资源和环境成本。

整合方式和评估价格引争议

山西此次煤炭整合目标主要是中小煤矿，这直接触及煤炭利益格局中一个重要群体——煤老板。

杨哥，山西资深煤老板，现有一个储量约900万吨的煤矿，核定年产量6万吨。杨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煤，曾经历“电费都要高利贷”、“一锹煤就是一锹钱”的岁月。“要说谁愿意被整合，那是假话。”他说，但他也承认，自己的煤矿如今仍使用落后的炮采。

20多年前，民间资本开始进入煤炭开发领域，之后境遇跌宕起伏，有市场推动，也有政策因素。到新世纪，产业调整思路明确，对煤矿实行技改，提高回采率和安全系数，成为数次政策调整的目标。

2004年到2006年，山西省期望用“资源有偿使用”来变局，通过明晰煤矿产权，引导煤矿主做长期的经营投资，促成煤矿设备更新，生产效率和安全性提高。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山西煤炭生产的诸多顽疾仍然存在，尤其是重特大矿难事故层出不穷。

在总结教训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中，山西省逐渐形成了走“大矿模式”的思路。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山西中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大矿10倍以上，资源回采率却不到大矿的1/3。

现在，最大争议在于整合方式和评估价格。不少民营煤矿收到的整合通知十分明确，被谁整合已定好，没多少选择余地，且评估价格远低于煤老板们的心理预期。

对整合主体的界定，山西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此次整合中，对民间资本原则上“大进小退”、“优进劣退”。兼并主体是以产业水平划分，而不是简单以“国有”或“民营”去划分。如今，山西省保留矿井总数的28％仍为民营企业办矿，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数则占到保留矿井总数的53％。在朔州，国有和民营煤炭企业各占半壁江山，吕梁民营煤炭企业的矿井数和产能都达到该市总量的60%。

对评估价格的争议，山西省有关部门回应，所谓的“赔本卖矿”，主要因为煤矿主之间屡次不合法的私下倒卖，况且有些矿仅交一半的资源价款，价款补偿没有讨价还价余地，避免煤老板心存幻想而观望。

相关产业发展资金流向何处

“十一”前夕，太原市晋源区最大花卉生产基地——山西梅芝园艺有限公司又是门庭若市，每天运花卉的货车都在温室大棚门口排起长龙。公司董事长郑梅梅也经营过煤矿，如今她每年售出名优花卉70余万盆，成功带动种植户76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1200人。

郑梅梅是山西煤老板转型的一个样本。多年来，山西一直倡导发展接替产业，省长王君在上任之初就表示：“山西不做煤不行，光做煤也不行。”2008年，全省煤炭业非煤产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提前两年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

山西煤资源重组整合，客观上造成部分民间资本从煤炭领域撤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将有3000亿元资金从山西煤炭领域撤出。

8月10日，山西省政府正式印发有关《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从煤焦领域向国家、省鼓励的投资领域转型，该《意见》明确提出，民间资本投资将得到土地供应、财政扶持、税费优惠等九方面政策倾斜。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说，一部分民间资本从煤矿领域撤出，可能成为山西省发展非煤产业的契机。以往煤炭领域的暴利吸引了该区域绝大多数资本，尽管有政策引导，但由于缺乏大规模资金支持，当地的旅游、高新技术等产业一直培育缓慢。此次山西煤炭的结构调整，可能带动全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之依托强大的能源优势，发展后续产业，形成可持续的产业结构。

温州商人在山西煤炭领域民间资本中占较大份额，温州市已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温商回归。

据记者了解，从山西煤炭领域撤资的煤老板们已陆续接触服务业、房地产、农业开发、机械加工等领域，但咨询打探的多，大规模出手布局仍未展开。一位煤老板说，很多煤老板缺乏相关知识背景，除了挖煤不会做别的。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也认为，受人才等社会配套资源制约，引导煤炭领域民间资本流向非煤领域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安洋 刘鑫焱)

温州炒煤团在晋500亿投资大缩水 回乡集体亮相吁浙政府施援

山西规模空前的“煤矿国有化运动”，使以“温州炒煤团”为首、曾风光一时的浙江煤炭投资资本身陷前所未有的困境。10月31日，30多位温州煤老板在杭州的一个浙商论坛上集体现身，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对浙江煤炭投资者在山西总额达500亿元的民间资本假以援手。这是已为人熟知、但行踪异常神秘的“温州炒煤团”首次集体公开亮相。

“我们想说但有顾虑”

当天，以“市场经济与浙商进退”为主题、由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和《东方早报》等联合主办的“浙商转型会长论坛”在杭州举行。在此轮“国进民退”大潮中，浙江煤老板的境遇广受关注。

今年4月，“煤炭大省”山西以文号“晋政发[2009]10号”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史上力度最大的煤炭资源整合序幕。文件明确表示，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到2010年仅保留1000座；兼并重组后的煤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单井产量都无法达到这个标准——这意味着他们投资的煤矿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曾在7月间赴山西调研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源与环境部首席律师吴族春说。

浙江煤老板的“权益之争”由此而生。据统计，目前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约500亿元，控制的煤炭资源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

但与会的煤老板似乎个个顾虑重重。在论坛的小型沙龙上，30多位煤老板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发言，几乎每个人开场的第一句话都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唯一愿公开姓名的煤老板，最终也放弃了主办方为其安排的主题发言。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据他透露，一位同乡“公开姓名”接受采访，结果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主要领导点名批评。

“整合数据有水分”

由官方强势主导的山西煤矿整合运动，现在看来已近收官。山西有关部门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省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签订率达97.9%，主体接管到位率71%。不过，据与会温州煤老板反映，这一数据“有水分”。

“很多协议是以各种行政手段强迫签的，是‘霸王条款’。”一位谢姓煤老板说，“他们(编注：指山西省相关政府部门)为完成上面下达的重组任务，补偿金额、付款方式都没确定，就让我们签署协议。”他透露，很多协议因此留有“尾巴”，“协议会注明‘以补充协议为准’，补偿标准‘根据县政府文件’。”

尤其让浙江煤老板无法接受的是对煤矿价值的评估。首先，评估机构由政府部门和兼并单位指定；其次，评估对象仅限固定资产，如地面建筑、矿井设备投入等，而不是按资源储量进行评估，“也就是说，一座储量100亿吨的煤矿和1000万吨的煤矿，评估价格没什么区别。”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评估价往往只有实际投入的1/4或1/3，大多数浙江煤老板将因此而“血本无归”。温州平阳人练志成(化名)2007年以2亿多元的价格在临汾购买了一座年产量30万吨的煤矿，加上改造、基建，共投入2.88亿元。此次整合中，该煤矿评估价格仅为6500万元。“即使算上已缴纳矿山资源费的补偿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损失也将超过2亿元。”让练志成绝望的是，在煤矿上的投入大多属民间借贷，因此它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我拿什么来还？”

“我们只希望把投入进去的资金再拿回来。”多数煤老板都这样说。不过，这可能只是理想，即便被温州煤老板一致认为“不合理”的补偿价款，能否如约到手也是未知数。“去拿钱时，对方告诉我现在没钱，只有等煤矿生产、产生效益了才给。”一位陈姓老板说。

呼吁浙江假以援手

论坛上，应邀出席的还有经济、法律界专家。主办方本期望他们能给濒临绝境的浙江煤炭资本支招，但这在煤老板的“我们没处说理，说了也没人理”面前，显得颇为无力。

一位温州煤老板透露，他们也想过打官司，但“有关煤矿的案子，法院一概不接”。浙商研究会会长、省社科联主席胡祖光直言自己“又好气又好笑”，“黑头文件(指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白头文件(指领导批示)，白头文件不如口头指示。”

“我们支持和配合山西的举动，但也希望山西能重视我们的声音。”煤老板纷纷请求浙江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浙江煤炭投资者的遭遇。

这一诉求得到与会专家的支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谷认为，“目前情况下，浙江的政府部门一定要有所作为，也有义务和责任出面，与山西有关部门协调，并把几大参与收编的国有煤矿企业也纳入谈判范围，制定合理的收购政策，减少浙商损失。”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源与环境部首席律师吴族春表示，山西浙商直接、间接返销煤炭占浙江煤炭消耗总量30%，一旦断供，将对浙江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如果资本涉及银行资金，也将对银行资产质量造成重大影响”。

吴族春透露，由他参与调研完成的《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书面报告已递交省政府，“估计相关部门会有所回应。”

相关链接：

• 温州煤老板的命运
• 人民日报发文谈山西煤炭重组 否认国进民退
• 煤老板绝地反击 质疑山西煤改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