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日皆力图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来解决。然而，双方的立场眼下依然难以调和，也就说，双方都在与虎谋皮。

中日在6月18日同时宣布，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商定在东海特定的区块进行共同开发。中方强调此举是作为东海最终划界之前过渡性安排的“第一步”，并且有待双方具体部门的作业来落实。

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初日本之行后，中日政治气氛得到实质性提升，相关的具体作业很快将提上日程。

这表明，从2004年以来不断升温的东海问题，通过谈判取得了重要突破。然而，人们不仅要问的是，中日东海原则协议究竟意味着什么？此次难得的重要突破又是如何取得的？

从公布的信息来看，所谓原则共识包括两点内容：双方在共同划定的东海区域进行共同开发，而这块区域的主体在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的西侧；日本参加春晓油田的开发，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权益。

这两点原则共识透露出的信息是，中国不希望达成的原则共识损害自己关于东海划界的法律立场，而是企图在共同开发问题上对主权问题做模糊化处理。

此外，中国渴望结束中日之间在东海问题上的持续尖锐对立，从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大局出发，中国同意日方投资春晓油田来安抚日本。

中国作出了更多妥协

中日这次达成的共同开发谅解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表明双方可以在领海争端这种复杂敏感的问题上进行互利合作，而合作必然作出妥协。

在日本方面，2005年第三次中日东海磋商之后一度放弃共同开发立场，在此次协议中日方事实上重新接受了这一主张。

而中国方面，同意日本入资春晓油田，不仅使日方可以享有中国先期投入而产生的油气资源收益，而且必然如愿以偿地获得相关海底勘探资料。更重要的是，这次划定共同开发的区块主要位于双方争议海域更靠近所谓“中间线”一侧，而不是靠近争议海域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西缘一侧。

显然，中国对日本做出了更多的让步。换言之，相较于之前的原则立场，中国体现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中国这次围绕东海争端而做出重大妥协，反映了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决策层处理领土（领海）争端的模式。

第一，主权问题经济处理，即将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矮化为低端政治（low politics），在经济建设思想主导下，通过技术上的安排来模糊原则问题上的矛盾。

中国此次关于东海问题的做法与最近关于“九二共识”在主权问题上的模糊处理如出一辙，主旨是用细节上的安排来代替政治上的明确抉择。这无疑是工程师治国的技术挂帅路线的反映。

第二，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或者在一般的国际问题上，中国对由此而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紧张和冲突感到不安，总是希望通过双边妥协来降低紧张或解决争端，而在更多的时候往往诉诸于不对等的妥协来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领导人仍然没有摆脱1989年“六·四”之后受到国际孤立的心里阴影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国际形象的深层原因。

“引狼入室”更具前瞻性

中日领导人宣称要将东海变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和友谊之海。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日在上述原则共识中做出了不对等的政治妥协和让步。不过，剥开这些动听的言辞，双方实际上希望通过共同开发逐渐达致东海划界问题的最终解决。

实际上，中日皆力图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来解决。然而，双方的立场眼下依然难以调和，也就说，双方都在与虎谋皮。
既然如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实现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并尽量减轻对中国东海问题的法律主张的损害呢？

显然，在将后的具体作业中，中国应尽量拖延或虚化双方的原则协议以弥补先前的过度妥协。因为，无论如何搁置主权争议，一旦双方在上述争议区域进行共同开发，事实上就一定程度默认了日本提出的“中间线”，这对今后中国东海划界必然带来被动局面。

不过，该策略要求中国领导人有顶住来自日本、甚至其他国际压力的能力。从上述讨论来看，这显然不现实。

因此，现实的策略变成如何在协议区块选择有利的共同开发地点。现在公布的共同开发区块跨越了中日双方领海的争议区和非争议区，那二者之中如何选择呢？

笔者认为，选择“中间线”以东的非争议区的该区块中的某个点，从而在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进行共同开发，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默认日本“中间线”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在世人看来固然是引狼入室，但比稀里糊涂地模糊主权争议而导致日后的谈判困难更具前瞻性。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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