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援华是朝贡还是雪中送炭？
3175 人阅读 日期：2011-07-16 07:57:53 作者/来源：凤凰网 评论频道
日未大幅缩减对华开发援助
来源：新华国际
本报12日获悉日本政府有关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内部方针。方针确定保留占目前援助计划大部分的环保、卫生相关项目。2012年度对华ODA 的预算额度为42.5亿日元 (IOO日元约合8.15元人民币)，仅比2011 年度的46亿日元削减了 3.5亿日元。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时任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曾提出要大幅削减对华ODA，但这一建议遭到搁置。
据外务省一名官员透露，该省判断认为，如果大幅削减ODA，可能导致刚刚出现改善征兆的日中关系再度恶化。
2011年度对华ODA 中有6亿日元用于资助中国青年干部前往日本留学，2012年度ODA将不再支持该项目，而将其纳入外务省亚太局的一般预算。因此，包括留学支援经费在内，名义上将一共削减9.5亿日元。政府人士指出，“将担负中国未来的青年干部培养成‘亲日派’，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对华ODA，鉴于日中国内生产总值排名逆转，前原在今年2月份提出，“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应自力更生解决环保等问题”，指示大幅削减对华ODA。之后外务省着手对2012年度以后的ODA计划进行修改，6月底出台了内部方针。
继续执行的项目都是无偿的资金援助或技术援助。以日元贷款形式提供的新增有偿资金援助项目 2008年度以后已经停止实施。
预算实际削减的3.5 亿日元中包括用于援助农村建设学校和医疗卫生设施等。
日本对华援助微减 民众称中国GDP排第2受援奇怪
据7月14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日本政府12日决定将2012年度对华援助额维持在42.5亿日元，比2011年的46亿日元减少了“仅仅”7.6%。这让日本媒体炸开了锅。今年2月，时任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曾明确表示，将“大幅削减对已成为经济大国的中国的援助”。对于“大减”变“微减”，日本政府的解释是，对华援助的大部分是之前签约规定的，“突然中止可能会伤害因钓鱼岛事件恶化、近期开始改善的日中关系”。日本共同社13日引述日本政府内部文件称，日本“将继续对华援助”。这让日本的反华势力极为不满。《产经新闻》称，其上月进行的民调显示，日本98%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继续对华援助”。在日本右翼网站2ch上，指责日本政府“朝贡援助”、政策“虎头蛇尾”的声音占了多数。
据共同社13日报道，日本政府有关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内部文件显示，2012年度的对华ODA预算为42.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亿元)，较2011年度实质减少了3.5亿日元，减幅仅为7.6%。报道称，实际削减的3.5亿日元包括在中国农村建设学校和诊所等。为便于日本企业进军中国市场，专门接收中国官员赴日留学的项目被保留。而在防沙治沙等环保领域，日本外务省以“取消援助将给日本自身造成影响”为由，继续实施在中国的植树造林及防治新型流感的技术指导项目。
《产经新闻》13日称，今年2月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曾指示“大幅削减”对华援助，但“那个指示就这样结束了”。共同社称，前原诚司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认可，外务省认为大幅削减援助额“可能会使出现好转征兆的日中关系再度恶化”。因此，外务省6月底拟订的对华开发援助内部方针并没有大幅削减2012年度对华援助额。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也被称一直“要求继续对华援助”。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今年6月24日访问中国新疆地区时，丹羽宇一郎也一再强调“继续对华援助非常重要”。
在日本对华援助政策制定的6月下旬，日本媒体就开始为此造势。《产经新闻》6月24日发布民调结果，称对日本8239人的调查结果显示，98%的人认为“不应该继续对华援助”，89%的人认为“对华援助对改善日中关系没有作用”，97%的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不需要再接受外国援助”。29日，该报又刊登一则“读者来信”，以“援助富国太奇怪了”为题称，“奇怪现在还有人认为应继续对华援助，应看清楚中国的用心”。
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后，德国、英国已宣布停止或削减对华援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日前也宣布，澳政府将停止向中国和印度提供援助贷款，因为这两个国家“经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中国的一些民间组织也面临“发达国家拒援GDP老二”的尴尬境地，德国、西班牙、丹麦等都拒绝为国际基金会的中国抗艾滋病项目捐款。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西迪贝本月11日对此表示，捐助国仅仅因为中国是GDP老二，就削减对中国抗击艾滋病的资金是个“大错”。（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李 珍 本报记者 王盼盼）
伤后日本还要不要援助中国
被地震重创的日本，正以更复杂的心态面对中国。这种复杂心态在中国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时已开始显现。随着地震、海啸重创日本，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其施以援手，这一长久存在的话题又一次热闹起来。
日本《日经商业》杂志撰文称，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的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对于一直保持的对华政府发展援助（ODA）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出现些许波动，体现出日本政府目前面临的僵局。
早在今年3月，时任日本外相的前原诚司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态度：继续援助中国恐怕无法得到国民的理解。今年更早些时候，日本外务省透露，前原诚司已向外务省下达指示，要求大幅削减日本对华ODA。
前原诚司的理由是：“对华ODA的目的原本是支持中国的发展，但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因此，继续以往一样的援助是没有道理的。”
对这一表态，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发言人赵启正在接受日本亚洲通讯社记者提问时评价称，日本说要适当减少对华ODA“说了许多年了”，因此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赵启正表示，对华ODA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也曾经在中国的某些建设方面起过作用，他特别强调称，“ODA日本的项目是由日本来决定的。”
就在前原诚司的论调发出后不久，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该国经济遭遇困难。7月12日，日本银行举行由全国各分行行长参加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对日后的经济进行评估和预测。据该会议透露，大地震和海啸的袭击，有可能使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由预计的0.6%降为0%。
中国参与了对日本的灾后重建援助。地震后，中国政府即承诺提供450万美元的援助。在此后的中日韩三方领导人会谈时，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承诺支持日本的灾后重建计划。
而日本国内也开始探讨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作用。有一种分析认为，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前，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是日本支援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政府的ODA。而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在经济上将出现中国援助日本的历史性转折。
日本民主党籍众议院议员高邑勉在接受《日本新华侨报》专访时也认为，以往，自民党政权对中国进行了很多ODA援助，民主党政权虽然把它基本停了下来，但一些小规模的援助还是在进行，而如今，“中国的经济成长使得其将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过，日本外务省内部有部分人士反对日本削减对中国的政府援助。日媒报道称，有一些日本官员认为，政府的援助项目是日本对华外交的必要方式，而明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在此时削减援助，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传递出错误的信息，也会对中国国民改善对日情感及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整体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对外援助“令日本政府感到不自然”
《日经商业》认为，日本对ODA的新态度，说明日本已经意识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经济增长步幅巨大，国力发展迅速，不仅将资金吸引到国内，还向非洲等贫穷地区伸出援手，这令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自然。
长期以来，对华援助一直是日本国内备受争议的话题。此前，关于对华援助的争议，主要是由于资金使用透明度等问题。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之一，是认为中国几乎从不宣传这件事，“以至于中国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的对华援助”。另有些批评称，中国政府对许多援助资金的管理不够透明，担心援助款项被滥用。也有人认为，中国每年花费巨额费用于军事建设，从而将援助款项的问题引向“中国威胁论”。
而现在，日本国内争论不休的问题则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日本国民税收的ODA，是否还应该向中国投放？
中国政府在国外日益活跃的身影，使部分日本人对针对中国的援助感到尴尬。
2009年，美国大学教授波黛拉·巴拉蒂格姆的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出版，其中披露了不少关于中国援助非洲的现场调查内容。书中表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正是效仿了日本对华进行援助的方式。
与1980年日本最初对中国提供援助时相比，两国各自的国际地位已发生巨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曾经处于外币独占状态，在承受世界巨大冲击时，日本通过将总额为650亿美元的“资金回流计划”中的一部分用于援助，进行众多领域投资，以外币过度支出的方法来应对。而如今，中国已经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2010年的规模达11601亿美元。2006年，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承受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其规模创下30447亿美元的纪录，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
许多人已经把中国视作可以对外伸出援手的唯一国家。不仅美国在向中国兜售大量国债，连因希腊问题引发危机的欧洲，也都期待中国投入大量资金——这从最近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时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高规格的欢迎就可以看出。
美联社在2010年曾刊文《中国是否还需要国外援助》，文章称，以中国自身而言，不仅经济飞速发展，还成了非洲国家的援助国。但中国每年依然接受超过25亿美元的外国政府援助。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府纷纷削减财政预算，多个国家发现这笔慷慨捐助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难以维持。然而，中国目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贫富不均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当欧盟高级外交代表阿什顿访问中国时，中国政府还请她参观了贵州省的贫困乡村。
国人应该冷静看待日本削减对华ODA
事实上，有不少评论称，日本政府对华提供ODA，是出于谢罪心理，同时也是日本政府的“支票外交”。1995年，日本华文媒体《东北风》采访了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主任教授松本繁一。松本认为，二战后，日本恢复国际信誉的手段就是进行经济援助，ODA是日本对外政策中最强有力的手段。
对于日本方面削减对华ODA的举动，中国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表示，“日本的ODA并非‘战后赔偿’。ODA的金额远不及在战争中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应该理性对待日本削减ODA的举动。”
周表示，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许多国民认为日本的对华ODA是变相的“战后赔偿”。但是，从1980年的数据来看，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而日本在30年的时间里对华ODA只有350亿美元。周教授还说，“21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华ODA一直在削减。这种削减并不伤害中日关系，中国人应该冷静看待日本削减对华ODA。”
此前，具体负责过日本政府对华援助事务的加藤俊伸也评论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ODA肯定会终止。不过，他也相信，即使日本终止对华ODA，中日两国关系也不会因此停步，还会继续发展。在中国需要援助的时候，日本给予了援助，这为两国友好奠定了一个基础。ODA为两国的环境、法律等多方面的交流搭建了平台，停止ODA之后，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继续交流。
[链接]ODA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民间与政府的经济往来都逐步增加。日本政府自1979年起开始对中国实施经济方面的政府发展援助（ODA），积极支持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日资入华。
总体而言，日本对华援助包括有偿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3部分。其中有偿援助即对华日元贷款，在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中占40%左右；无偿援助包括“一般无偿资金合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文化无偿援助”、“紧急无偿援助”等方式，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多方面。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保中心、贵州农村改水等均属无偿资金援建的代表项目。
具有代表性的援建项目包括：北京首都机场扩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污水处理等。据媒体报道称，截至2009年，对华日元贷款按承诺值计算已达约33165亿日元，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约3248亿日元。日本成为对中国提供ODA最多的国家。日本政府在2008年终止了对华有偿援助，即低息贷款，只保留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
王少普：日本对华贷款终结背后
11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表示，今年最后一笔463亿日元(约合美元4.1亿)低息贷款给予中国后，日本明年起将全面停止对华所有新贷款。尽管这是一个早已做出的决定，而且日元贷款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已远非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可以比拟，但人们仍然关心这一做法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为何终止对华贷款？
日本减少和终止对华政府贷款的原因是复杂的。
中国经济近年取得了快速发展。现在中国的人均CDP已超过2000美元，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已应该成为ODA( 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毕业生。
另一方面，日本自身经济及财政状况不佳。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长期处于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停滞状态。日本政府为恢复经济，大量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造成财政开支的迅速增加，多年来积累的巨额财政赤字进一步攀升，财政状况进一步为恶化。这使日本政府陷于一个两难境地：不扩大投资，则无法改变通货紧缩；扩大投资，则要加重财政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减少和终止对华政府贷款的要求更为强烈。
此外，日本减少和终止对华政府贷款，还存在政治上的考虑。
对日本而言，对外贷款政策一直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后，更为明显。
1992年6月，宫泽内阁制定了《政治开发援助大纲》，重点阐述了四项援助原则：其一，环境与发展两者不可偏废；其二，避免用于军事目的及助长国际纠纷；其三，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导弹的开发和制造，以及武器的进出口等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其四，充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展情况、引入市场经济的努力程度及基本人权的保障状况。1995年，日本便曾针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而冻结过对华无偿援助。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出现“中国威胁论”。这种论调影响了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对日本政府对华贷款产生影响。
在以上复杂因素的作用下，从2000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日元贷款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削减。2003年度已经减少到1080亿日元，这一数字不到高峰时期的一半。2005年，日本政府还曾因中日关系的紧张，冻结过该财政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2005年2月底，在中日事务级(处长级)磋商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方面正式提出了停止日元贷款的时间表。日本方面计划每年以100亿至200亿日元的数额递减，到2008年度，全面终止对中国新的日元贷款。但是，关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中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部分，日本将在人才培养和环境保护领域，继续给予中国合作。
特殊背景下的互惠合作
事实上，日本对华贷款是在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的中日间的互惠资金合作。
追溯到30年前，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当时资金缺乏，邓小平同志打破了中国原来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视为理想财政状况的思想，指示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
此时，中国政府通过日本经济界一些人士，包括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等人了解到，日本政府有开发援助贷款可以运用。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访日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对日本政府贷款予以研究。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主要面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8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贷款利率仅为0.75％-1.5 ％，贷款期限30年，头10年只付利息不还款，还有10年宽限期。贷款主要用于港口、铁路、电站等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中国人均GDP约为350美元，急需建设基础设施，符合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的标准。
为此，中方进行了受援项目的设计。当时中国需要出口煤炭等换取硬通货，以进口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需的技术和物品，但铁路运输和港口吞吐能力有限，限制了中国的煤炭出口。因此，中国政府把解决上述问题列为当务之急。
最初，曾提出6个受援项目，由于日方规定只能以贷款方式给各项目提供部分资金，而国内又缺乏足够的配套资金，于是将6个项目削减为4个，即：秦皇岛港、石臼所港、北京-秦皇岛铁路和兖州-石臼所铁路。1979年9月，由谷牧率团访问日本，向日方表示了借贷的愿望。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时，中国决定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邓小平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中日建交时，中国并没有因此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中日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又是近邻，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当时，日本普遍存在着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补偿心理。
在上述背景下，中日双方比较顺利地达成了贷款共识。1979年12月上旬，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时，正式宣布对中国实施援助开发贷款。随即，双方签订了第一份贷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 3.3亿元人民币、2.2亿美元)。这笔贷款，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接受的最早、最大的一笔外国政府贷款。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日元贷款协议额达到了3万亿日元。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到今年10月已达3.3万亿日元，按不同时期的汇率折算，约合1726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领域，援助项目遍布中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这些贷款对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企业技术的升级改造与出口创汇能力的提高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日本通过贷款援助中国的建设，大大增加了中国对日本的进口，扩大了中国市场，也有助于日本从中国进口其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矿产等资源，进一步促进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显然，这是一件互惠双赢的好事。
会影响中日关系吗？
不过，笔者认为，日本减少和终止对华政府贷款，会对中日关系发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例如，它不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与中国得到优惠的日元贷款有密切关系，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实力，使中国既可以向日本出口日本所需要的产品，又可以进口更多的日本产品。另外，中国劳动力价格低，日元贷款带动了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也带动了日本对中国的产品出口。日本政府减少和终止对华贷款，显然对上述良性互动关系会产生不利影响。
日本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外务省曾举行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会议”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有关政府部门的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应从日中关系的大局考虑，分阶段地逐步减少贷款数额，实现日元贷款的“软着陆”。目前的减少和终止对华政府贷款的做法，看来是各种意见妥协的结果。
而对中国而言，从政府到民间，对日本方面给予的贷款等援助，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了感谢。现在，日本贷款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已不能与当年相比，但中国方面仍然很珍惜这种援助，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这种援助，对增进中日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对华援助可以停止，但是由当年领导人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而树立的中日友好精神不能丢。那些从“中国威胁论”角度看待和处理日本对华贷款的思想和做法是要不得的，它不仅会危害中国的利益，也会伤及日本的利益。-
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
■编者按
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
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今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后，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结束，不过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雪中送炭”
再过几个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副总代表中里太治就要换办公地址了。
根据日本政府要求，2008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总额为463亿日元（约3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后，将不再新增对华日元贷款——已经实施近30年的日本对华贷款项目即将结束。
中里太治所在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负责对华的日元贷款，今年10月，这家机构将与负责对华技术合作以及无偿援助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并。
30年前，它们正是随着对华开发援助的实施而走到了中国。据日本外务省提供给南方周末的数据显示，30年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等广泛领域，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时宣布，日本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此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此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年后，日本又开始提供无偿援助。这些资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贷款，约10％是无偿援助。
伴随着日元贷款，1980年，中里太治的“前辈”竹内克之来到了陌生的中国，竹内成为了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北京代表处的第一任首席代表。
这位在“后辈们”看来开朗、精力充沛的竹内克之，连任两届首席代表，在中国待了近6年。令竹内克之最难忘的是当时中方积极用心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内容涉及国际竞争招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种课题，还有定期的业务例会、现场实践等。
根据协议，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到1984年共分5个年度签署协议，贷款额为3309亿日元，主要用于“两港两路”建设——秦皇岛煤码头二期工程以及与其配套的北京到秦皇岛铁路，石臼所港和兖州到石臼所铁路。
中里太治介绍，协力银行每次都仔细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让日元贷款与之相配合。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都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作为中日经济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日元贷款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为中国早期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访华时都带来日元贷款项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承诺为中国提供7个项目4700亿日元贷款，4年后，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再次承诺从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个项目8100亿日元的贷款。这些贷款项目涉及码头、港口、铁路、水电站、电力、通讯等领域。
1992年，年仅26岁的中里太治一边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工作，一边在北大学习中文，在游历中国的大地之时，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国西部的贫穷、落后，特别是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城市建设都很落后。
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GDP的0.29％。“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金熙德，这位长期研究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感慨道。
“麻烦”的日元贷款
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顶峰。
此时，日元贷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里太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元对华贷款从2001年后主要支持环保、人才培养方面。此前20年支持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正慢慢减少。而日元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过去的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次。
北京正东电力集团申请日元贷款的热电联产项目也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审核，热电联产项目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火力发电更为环保的项目，黄世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从此他和日元贷款打了7年交道。
在总共7.4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额中，近80％由日元贷款提供，且年利率只有0.75%，还款期限40年，前10年只还利息。“相当于40年后还清，这在商业银行简直不可想象。”黄世高说。
不过，“麻烦”随之接踵而来。黄世高发现，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规则，获得这笔贷款需要很长时间，其间要进行国际招标，遵循采购导则。“从竞标资格审查到签订合同，总计要17个月。”
更大的“麻烦”是，日本政府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甚至为是否发放这笔贷款而激烈地辩论：中国的首都不缺钱，为何要花日本人民的税金支持。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带日本的政治家们到北京考察此项目。
2002年财政部与日方签署2001年度的日元贷款，直到2004年5月，正东集团才签署了第一个设备包的协议。而工程总计要有7个设备包。但是在“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手续非常简单”。
谈判的分歧在所难免。尽管中日双方在具体工期进展、技术标准和项目成本等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但日方做事严谨的风格还是令中方颇受教益。每次日方都雇用工程咨询商，每次竞标、谈判，这些咨询商都是和中方坐在一起，帮助中方解决技术、商务问题。
技术输血
2004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日元贷款也从2001年高峰期逐年降低，直到2007年探底——463亿日元。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副所长藤本正也回忆说，在1990年代末，中方更多希望日方提供资金，而对技术支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中方则更多时候是说，“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和经验。”
这些经验、技术由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专家承担。这也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对华开发援助的主要任务之一。
卫坂和隆负责国家环保总局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日本专家组的项目协调。这位1987年就以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年轻人，更加熟悉中国的国情。
1998年，随妻子来中国工作的卫坂和隆第一次听说了中日友好环境中心的日本专家向中国推荐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一制度在日本已经实施了40年。7年后，这一制度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监督管理员制度，且被列入了国务院的报告之中。
卫坂和隆说，日本专家组首先通过介绍、培训等方式让中国环保总局领导人明白企业监督员的作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日方通过中方各领导访日进修的机会，专门让其与日本政府、高层沟通，推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邀请普通中国人赴日进修是国际协力机构的另外一项任务，中方20岁到35岁的青年成为邀请对象，他们赴日主要考察日本能源、工业、农林水产、商业、行政、医疗保健等领域。
卫坂和隆介绍，早期赴日进修都是团中央指派，但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方沟通后，逐渐变成了公开招募。比较欣喜的是，“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中也有人参与过当年的赴日进修”。
这些关键人物参与赴日进修，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推行，也正是第二批赴日进修的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的一位副局长回国后向高层再次谏言的。
目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经在公共、公益事业、农林水产、工矿业、商业旅游、人力资源等领域派出了年长志愿者专家。这些专家的年龄集中在40到69岁之间。
除了这些年长志愿者专家，对中国感兴趣的还有青年海外协力队员。他们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各种培训，然后被派遣到中国的各地从事志愿者活动，领域涉及日语、教育文化、保健卫生、农林水产等领域。
藤本正也告诉记者，虽然在日本国内有各种言论，认为中国“不知道、没感谢”对华援助这样的言论，但是，这些志愿者还是愿意无偿到中国。而且他们回到日本之后会到各个学校宣传志愿者的各项活动。
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事务所办公室挂的一张中国地图上，工作人员用各色标签标明了各个志愿者、专家所在地。
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终结只是开始
从3月开始，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终结。然而，正如藤本正也所说，日元贷款停止后，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目前，虽然硬件部分的无偿援助已经基本没有了，技术合作预算也只有每年40亿日元左右，这个数据在1997年高峰期曾达到100亿日元。然而，这种援助的机制依然存在。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赞山本恭司称，未来对华援助将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包括环境保护、节能、传染病防治，另外还有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项目，以及在已经开展的领域进一步展开经济合作。
这位乐观的参赞还希望中日两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可以携手合作，“比如在非洲，双方都有援助”。
30年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已经换了10任主管。不过，中里太治说，这些只是开始。因为还有大批的日元贷款后续的评估、考察还要进行。
中里太治常常在自己的会客室向来访客人介绍日元贷款的曾经辉煌。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会客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由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局于2000年赠送的匾幅，上书：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山本恭司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来中国任职的时候，就接待过海外协力队的队员，他相信这些年轻人能够直接与中国的朋友接触，加强彼此的了解。
未来几周内，新一批的志愿者将奔赴全国，而黄世高也在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要求积极准备下一步工厂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他已经和三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次席代表打过交道。
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进程中，日本对华援助也曾风雨飘摇。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在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对华援助项目可能还要在几代人之间接力完成。
（南方周末 作者：曹海东 黄小伟 陈言对本文亦有贡献）
美联社：中国是否还需要国外援助？
中国为璀璨夺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掷千金，发射飞船把宇航员送入太空，近来又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海外媒体开始质疑：中国到底是穷国还是富国？是否还需要国外援助？
美联社撰文称，中国每年依然接受超过25亿美元的外国政府援助。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府纷纷削减财政预算，多个国家发现这笔慷慨捐助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难以维持。中国表示自己依然是需要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而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资金应该捐给亚洲和其他地区更贫穷的国家。
多国叫停对华援助
近几个月来，德国和英国已经准备减少或逐步取消对华援助。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日本在2008年停止了对中国发放新增低息贷款。
英国援助机构计划到3月份结束对华援助计划，该机构驻北京负责人阿德里安 戴维斯（Adrian Davis）表示：“英国人民和西方民众看到，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支出花费完美无缺，很难让他们相信英国应该继续对华援助。”
戴维斯表示：“我认为中国在未来三到五年后，的确不应该从任何方面接受常规援助。”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捐助国对华援助金额每年平均达到26亿美元。
埃塞俄比亚的人均收入仅有中国的十分之一，每年得到的援助为16亿美元，尽管按照13亿人口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所占外国援助的份额比大多数国家都小。伊拉克得到的捐助就有94.62亿美元，而阿富汗得到的援助为34.75亿美元。
自从1979年以来，对华援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隔绝了30年，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仅有微不足道的431万美元。
目前，中国每年从日本接受的援助累计达到12亿美元，德国提供的援助为6亿美元，法国和英国紧随其后。
2008年，美国对华援助为6500万美元，主要用于推广安全核能源、健康、人权和救灾等项目。尼克松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唐安竹（Drew Thompson）表示，华盛顿方面提供的援助金额如此之少，是因为美国依然维持制裁政策。
中国也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每年贷款金额约为15亿美元。
仍有2亿贫困人口
外界质疑中国在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后是否还需要外国的援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2亿贫困人口，面临巨大的环境和能源挑战。
当前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解决贫困问题的挑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是财富的分配并不平等。中国仅次于美国拥有全球第二多的亿万富翁，但是去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有3600美元。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安迪 萨姆纳（Andy Sumner）表示，在全世界13亿贫困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三目前都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
萨姆纳表示，自从199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全球有93%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谁该来帮助这些地区的穷人：他们自己的政府还是海外捐助国？
中国也在援助他国
专家表示，很难证明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合理性，去年中国预计耗资1000亿美元装备和训练了庞大的军队，而且中国还拥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唐安竹表示，“中国做出了战略决策，投资进行军队建设，获取大量的外汇储备，但与此同时没有为社会服务提供足够的资金，所以我认为，捐助国很难继续维持在中国的基金项目。”
日本的慷慨援助是出于历史原因，也是希望修补侵华战争对日中关系造成的伤害。但是近年来，日本立法机构和官员不断质疑，是否应该继续提供援助资金，而且表示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国家的援助国。
华盛顿美国大学的中非关系专家德博 拉加姆（Deborah Brautigam）教授称，去年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大约1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日本已经减少了对华贷款规模和环境与医疗项目的技术支持，德国目前的对华援助项目将于2014年到期。
中国对自身的新地位保持谨慎态度，一方面为5亿人民摆脱了贫困感到自豪，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显露身手。比如说，当外界呼吁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时，中国表示自身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在本周召开的联合国消除贫困全球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承诺中国会增加对外援助，宣布向遭受洪灾的巴基斯坦再提供2亿美元的援助。
但是他也强调，中国依然要帮助本国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当欧盟高级外交代表凯瑟琳 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本月访问中国时，中国政府请她参观了贵州省的贫困乡村。
发展援助并不是单纯地根据需要来确定。援助组织表示，中国是他们试验援助项目的理想国度，因为中国政府能够大规模成功地开展这些项目。
是否还应继续获得援助？
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防治艾滋病、肺结核与疟疾国际基金的助理总干事周启康博士表示，中国通过获取捐助剥夺了其他穷人的权利。
周启康表示，中国从防治艾滋病、肺结核与疟疾国际基金中得到了10亿美元资金，这笔钱本来可以为贫困国家购买6700万顶预防疟疾的蚊帐，进行450万次结核病治疗，或是开展近200万个艾滋病治疗疗程。
周启康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现在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认为这是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不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基金向中国提供捐助资金，的确剥夺了援助最贫穷国家人民的权利。
该国际基金发言人乔恩 里登（Jon Liden）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使用其他国家的资金，因为该组织资金充足，可以批准所有收到的申请，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基金的捐助来提供帮助。
世界银行为对华援助做出了辩护，表示援助计划可以让世界银行和中国在气候变化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问题上进行合作。
世行行长罗伯特 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近来在北京宣布：“有一种过于简单的观点，认为捐助应该是发达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问题。但是情况恰恰相反，世界经济局势发生了改变，很多新兴国家需要支持自身的需求，作为利益相关方对环境问题负起责任，从而帮助和支援其他贫穷国家。”
谁援助了中国
日本，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援华手笔最大的国家，在今年3月高调宣布将削减对中国的ODA资金援助。近些年来，曾在国际援华舞台上十分活跃的英德诸国也曾发出类似声音或实际动作。
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三大盛会在中国的举办，GDP超日本的里程碑事件，如此种种，一次次在很多外国人心里加深这样一个疑问：“中国还需要我们援助吗？”同时也给了许多中国人这样一个底气：“泱泱中华大国，还需要外援吗？”
喧嚣的争议声之外，其实大部分人并不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段接受外援之路。
苏联：武器半价优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苏联援华故事，现在的80后、90后只有在历史书中才会看到点滴，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一辈人却烂熟于心。大致统一的总结是：苏联支持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派来大批援华专家，后因两国发生矛盾，专家撤回苏联，苏方逼迫中国归还债务，由此加剧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困境。
实际上，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是从武器援助开始的。据国防大学徐焰少将的研究，1950年毛泽东访苏，双方于当年2月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而双方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朝鲜战争前夕，苏方支持中国参战，两国签订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除半价优惠的武器外，苏方还免费向中国提供了部分武器。据徐焰列出的单子，这批武器很多是比较落后的苏军淘汰货。苏军当时自用AK-47，给中国则提供波波沙-41；苏军用T-54坦克，给中国则提供T-34。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对中方的武器援助总体还是非常可观的。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对中国的工业建设援助，在两国人后来的研究中，正面负面评价的都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苏联专家的工资由中国支付，但技术的提供却基本是免费，只收取纸张费和复印费。
中国曾对外援说“不”
苏联援华以那样的结局收尾，似乎让国人心有余悸，以至于现在要搜罗改革开放前的援华旧事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
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各种电视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努力自救的情景，其实那时也有一批外国机构想加入救灾队伍。
30年后，新华社记者詹奕嘉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唐山，这座上百万人的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整个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说‘不’??”
中国说“不”是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向国际社会表达的：“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莫桑比克：让中国网友感动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伴随着国门打开，中国也渐渐能以更成熟的心态对国际社会的援助说：“欢迎”。
从1980年末到1981年的水灾开始，历次大的自然灾害，中国都接受了国际社会援助。这一次水灾，中国以并不积极的态度接受了2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向受灾地区捐赠的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救灾物资，其中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的价值620万美元的食品、奶粉和食用油。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同样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而这一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
此后，种种无形壁垒被打破，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灾害援助时不再犹犹豫豫。
中国人近年最有感触的是汶川大地震期间的国际援助，而这次地震中一些小国穷国对中国的援助，感动了不少中国百姓。
马里捐助12万美元、尼日利亚捐助1.7万美元、朝鲜捐助10万美元、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萨摩亚捐助10万美元??
莫桑比克在此次国际援华的表现让中国人“热泪盈眶”。这样一个当时国内局势动荡、财政靠国际援助维持的国家，也向中国地震灾区提供了4万元人民币的援助。一名中国网友写道：“据说他们领导人到联合国开会路费都没法解决，4万对他们来说可以做太多的事，可现在却拿来支援我们，太感谢了！”
“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资金合作”
相比单纯的赈灾援助，其他形式的援华，似乎有更多“含义”在其中。
日本在1979年开启的援华行动曾引起种种猜测。一个当时流行的坊间认识是，“这是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一个补偿”。外交部前发言人章启月曾这样解释：“众所周知，对华日元贷款是一种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资金合作。”
对华日元贷款最早起源于1979年两位中日朋友的“不经意”对话。一位是日本老共产党员、时任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的木村一三，另一位是时任中国交通部部长曾生。木村告诉曾生：“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不妨去争取。”
曾生立即上报国务院，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请谷牧同志抓一下。
几经磋商，这笔贷款在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期间得以落实，金额为500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3.3亿)。这笔日元贷款的签订在当时引起很多国人的不解，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起，奶奶(谷牧的母亲)在电视里看到谷牧与日方代表的签约场面，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第一笔日元贷款最终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铁路、电站等。
日本：转向“利民工程项目”
据2009年初发表的数据，中国自1979年起总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
厦门大学教授雷慧英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提供的数据更详细，截止到2004年3月31日，日中签署的ODA 协议累计金额为3.3万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为2950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3646900万日元，技术援助14024900万日元，利民工程41亿日元。
从1980～1984年的3309亿日元，1985～1989年的5400亿日元，1990～1995年的8100亿日元，明显可以看出日元贷款的上升趋势。但从1997年以来，日本开始调整政府的ODA政策，对华贷款因此受到影响，1996～2000年，日本提供给中国的政府贷款减少至7726亿日元。雷慧英分析说，这一时期日元贷款的减少与中国在1996年进行的核试验不无关系。ODA似乎也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气候的干扰。
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提升、日本右翼势力的干扰、日本媒体的鼓噪，这是不少人对日本削减对华援助原因的猜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高官不断发出的言论也似乎在印证这些猜测，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外相町村信孝不断表示，中国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可以说已经到“毕业期”。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更在今年年初表示，中国GDP超过日本，援华已经难以得到日本国民理解。
伴随着日方不断提出的削减对华援助的声音，日元贷款自2001年开始不断较少，2007年跌入谷底，为463亿日元。
2008年3月，日元官方贷款终结。不管援华是不是日本打出的一张“政治牌”，但客观来看，日本援华的确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很多正面效应。有媒体这样评价：“日元贷款数额大、期限长、利率低、不附加条件，在中国的能源、资源开发等基础产业、交通通信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此后的日本援华更多以其他形式存在。利民工程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与基础设施建设的ODA项目相比，利民工程规模较小。按照日本官方定义，利民工程是指小规模的无偿资金，但有一定具体目标，以农村贫困地区的初级教育、医疗保健、民生环境等为重点实施对象。
从1991～2009年，利民工程项目在广东涉及的项目有69项，涉及资金约355万美元；海南66个项目304万美元；福建47个项目276万美元；广西最多，有106个项目，涉及金额489万美元。
在高调削减对华捐助的声音中
日本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援华国家，其援华金额长期占据所有国家援华总金额过半。此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各自的援华政策，大部分是以贷款、技术合作等方式进行。
德国也是近年提出削减对华援助比较活跃的国家。2009年10月德国经济合作部长迪尔克·尼贝尔表示：“德国必须将援助资金集中使用，给那些最困难的地方，庞大的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已不再符合这样的标准。”
中国曾是德国最大的受援国。自1982年开始，联邦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根据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公布的数字，截至2006年7月，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7.74亿欧元，其中技术合作资金5.56亿欧元，人员培训8500万欧元，紧急救灾4250万欧元，山东沂蒙山区粮援资金9100万欧元。
尽管德国向中国的财政援助已于2008年末中止，但2009年仍面向中国开展了总额达2750万欧元的技术援助；德国表示所有之前已做出的对华援助承诺将继续兑现，而尚在执行的援助项目也将有始有终。
英国亦在近年高呼要削减对华援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英国保守党就曾声称，该党上台后将取消对华援助。
今年3月初，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米切尔对议会发表讲话说，英国将停止对中国、俄罗斯、柬埔寨、越南、印尼等16个国家的援助，同时将停止资助4个表现不佳的多国组织，他同时表示，未来4年英国对外援助的资金总数将会增加，但援助重点将集中在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地方，受援国家包括阿富汗、印度、肯尼亚、南非等27个国家。
与高调削减援华对比强烈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曾在2006年高调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该《计划》明确这5年英国对华援助工作的总体框架，确定援助的重点仍是帮助中国减贫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日标”，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基础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供水与卫生。
法国在援华方面一直比较积极，2005年，中国已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当年法国资助的项目总贷款达1.52亿欧元，资金主要流向西部五省区市：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用于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
早在1978年11月，澳大利亚就主动表示愿向中方提供一笔5000万澳元的贷款，此后澳方不断给中方提供优惠贷款，直至1996年终止。近年来，澳方对中方的援助更多的是在环保、卫生、教育等领域。
2007年，我国华东及华南地区遭受洪水灾害，波兰政府通过该国驻华使馆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4万美元，在贵州省黔西县太来乡方川村援建村级小学、村级卫生站、红十字书库、健康文化广场各一个、资助贫困户改炉改灶20户、改水改厕10户的“红十字健康新村”建设项目。2008年10月10日，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
美国援助的恩恩怨怨
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交恶的局势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美方就此制定了援助中国方案。
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中国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中方坚决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2008年2月，中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美国政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中方提供15万美元紧急援助。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50万美元现金用于救灾。
2009年12月9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温室气体减排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减排资金援助。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斯特恩当天还发表措辞尖锐的声明，说中国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要把钱送给最需要的国家。
针对美方表态，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派代表于庆泰予以坚决回击。于庆泰抨击美国没有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的3000亿美元气候援助，于庆泰说这不是“福利工作”，而是发达国家在当前的国际协议下应当遵循的“法律义务”。
2010年4月16日美国贸易发展署承诺捐助近150万美元，推动其中国合作伙伴开发清洁能源和开展航空合作项目。同年8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宣布，美国政府捐款5万美元救助舟曲灾民。
奥运后西方发达国家拟停止对华经济援助
1993年9月25日，京津塘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全长142公里。这是我国国内第一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按照国际标准新建的现代化交通工程。图为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段。本报资料图
举办奥运、发射神七，在两场民族盛事的光环下，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被推至西方民众眼前。西方人赞叹、讶异，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中国的面目。不过与此同时，另一个问号亦接踵而至——如此泱泱大国，还需要国际援助吗
援还是不援，这是个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马桂花、胡小兵 见习记者邓媛发自伯明翰、柏林、北京继日本今年3月发放最后一笔对华贷款后，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似乎也有意调整对华发展援助政策。日前，英保守党和德国政府宣布将停止对华经济援助，取而代之的则是咨询服务类项目的继续和扩大。
英保守党拿神七说事
10月初，英国影子内阁国际发展大臣米歇尔在保守党年会上宣布，一旦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将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米歇尔称，“我们都为北京奥运的壮观场景欢呼，但北京奥运的开支为创纪录的200亿英镑，虽然对中国这个刚从贫困中走出、去年有1750亿贸易顺差、最近又刚刚成功发射神舟七号的国家来说不算惊奇，但许多英国纳税人对英国仍为中国提供援助表示惊讶。”
目前，英国政府每年约有60亿英镑(1英镑约合11.65元人民币)的国际援助预算，提供给115个国家。2007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援助了3800万英镑，主要应用于基础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等卫生领域。对此，米歇尔认为：“英国援助预算来自英国人民的辛苦劳动，应该更明智地支出，援助目标应该是最需要的国家和人民。”
不过，刚刚去过中国的保守党议会副领袖瓦拉略有不同意见，在他眼中，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了解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变化，与中国发展保持同步。“西方人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但中国仍有数亿人一天消费不足1美元，教育和扶贫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保守党表示，如果当政便将在现有的多年援助计划到期后停止对中国的双边援助。此后，英国还将设立一个独立援助监督机构对英国海外援助在减贫方面的效果进行客观分析。
由于今年以来不景气的英国经济和当前的金融危机，民调显示，英国保守党已连续数月领先执政党工党20个百分点。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该党有望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获胜，从而上台执政。
德将结束与华财政合作
另一方面，9月初还在力挺应继续对华援助的德国政府9月底突然改变初衷，宣布将结束与中国的财政合作。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发言人斯泰芬·贝泰告诉媒体，今后德国与中国将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援助合作，金融促进项目将终止，但提供咨询服务的项目仍将继续进行。
据德新社报道，2007年在财政合作框架内，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向中国提供了6750万欧元(1欧元约合9.24元人民币)。作为德国政府对外援助最大的受援国，中德两国已在中国西部城市综合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技术合作。
但是今年和明年，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没有作出承诺。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表示，未来提供咨询服务的项目，将以推进中国在司法、社会和环保方面的改革进程为主。不过，斯泰芬·贝泰说，“这些项目的规模尚未确定，需要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德新社评价道，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不再依赖财政援助和优惠利率贷款。
西方对中国重新定位
无论在英国还是德国，“奥运会和神七昭示出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均成为西方政党结束对华发展援助的首要理由。
由于国际发展援助是指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所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通过提高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因此，终止对华发展援助的背后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的重新定位。
事实上，面对近年来中国连续超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西方国家中已多次出现重新定位中国的声音。
2006年时，德国政界和媒体就是否继续在中国实施发展援助项目展开了讨论。自民党议员柯尼希豪斯认为，中国已能够在上海修建一级方程式赛车场，同时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已是一个世界大国”。
2007年，罗伯特·鲍伯·佐利克就任世界银行行长时特别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重新考虑世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放贷事务，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充分的全球融资渠道。他说，世行可以更多地转向对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看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疑让西方民众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发现，原来中国发展得这么好，当得知政府还在对中国进行援助时，就不免需要政府对此做出解释”。
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杜奇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韩国、澳大利亚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便不再接受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有这样的先例在前，所以西方国家现在呼吁重新定位中国的现象就不奇怪了。”但是问题在于，西方只是看到奥运会和神七彰显的中国实力的一个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领域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对国际援助也仍有需求。（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想不到啊，对华援助项目就在我身边。”10月6日，刚从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往返了一趟的董女士得知这条高速公路是第一条由世界银行低息贷款修建的后，惊讶地向《国际先驱导报》表示。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向我国提供多双边无偿援助的国家和联合国机构累计提供援助资金约63亿美元，实施合作项目超过2000个。如今，这些项目涉及扶贫救灾、技术改造、农业发展等30多个领域，受援地区遍布全国各地，人们的生活在不经意中被它们悄悄改变着。
针对日前已有西方国家提出将终止对华援助，商务部国际司官员10月10日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商务部尚没有接到外国有此意向的官方正式表态，因此事件的最近进展仍在观望当中。
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则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部分西方国家终止对华援助或改变援助模式，并不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外援对中国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没有决定性作用”。
弥补中国资金不足
“呀，多卖了2500多元呢。”这是2003年发生在陕西省榆林市西马河村的一幕：一位养猪大户正高兴地数着手里的钱。因为学会了上网查询“行情”，所以他在生猪价格回升时抓住时机出手，终于满载而归。与此同时，河北武安县农民李所田也在品尝网上获取信息的便利。他上网了解到“以色列”品种西红柿在市场上畅销后，便立即买来耕种，当年亩收入就达到了3500元，几乎是他往常收入的8倍。
他们都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中国信息通讯技术扶贫能力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从2001年至2003年，这一项目已使数万名中西部农村贫困农民利用科技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不过，这只是联合国发展系统对华1000多个援助项目中的一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杜奇华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自1979年中国政府接受对华援助起，通过联合国发展系统和世界银行而获得的援助资金占所有对华援助金额的大多数。“例如每年世行能向我们提供10亿至13亿美元的贷款，而对华双边援助最多的国家，一年顶多给几千万美元。”在这种多边渠道援助提供的项目中，约有70%致力于发展建设，涉及电子、卫生、医药、教育、能源等各个领域。“除了老少边穷地区外，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这些援助项目的成果”。
除了京津唐高速公路，山东省地下水监测、辽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也都源自世界银行的贷款。杜奇华表示，这些贷款往往满足了有待改建、扩建、新建的重要工程需要，弥补了中国在建设资金方面的不足。
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不大
“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我们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中国项目，使超过75万名外来移民和雇工受到了就业培训，约24万个新企业开始正式运营。”去年2月，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主任戴伟参赞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他们几年来对华援助工作的成果。
与国际多边援助相比，各国政府对中国的双边援助渠道以提供项目援助为主，辅以贷款转贷业务等。从1995年起，外国政府的贷款转贷业务及相关资产、债权等，都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直接负责。
事实上，中国与外国政府之间开展的国际双边无偿援助起步较晚，自1982年以来，已有约包括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机构向中国提供过无偿援助，而有偿贷款的利率浮动在1%到3%之间，偿还期为20至30年。
“总体而言，外援资金只占中央财政收入的较小比重。”查道炯坦言，“1986年后，外援外资再没有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6%，比例很小的。”他表示，如果现在外援停止，最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包括设备、技术、人员等项目。
援助方向转向环境保护
有的西方国家已经停止或准备停止对华援助，而有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正在寻求或调整对华援助模式。据2006年8月11日印发的《商务部关于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华无偿援助项目管理办法》显示，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将“稳中有降”对华援助；加拿大不再将中国列入重点援助对象，但会继续保持对华合作；瑞典也将压缩合作项目，寻求新的对华合作模式。
家住长沙的钟玮没有想到，自己能见证最后一笔日元贷款之一的去处。国庆前夕，湖南省获批105亿日元贷款，用于在长沙5市和浏阳11县(市)建设16个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10月6日，湖南省日贷负责人表示“资金已基本拨付到位，16个项目已经或正在启动”。
随着日本对华援助ODA的结束，取而代之的将很可能是“日中环境基金”，从而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实施援助，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这是发达国家对华援助基本思路转变的例证之一。
现阶段，大部分对华援助国都已开展对华环境项目。中国和挪威发展合作2000万元的年度预算中，项目集中在环境保护领域；韩国对华援助关注林业生态建设；欧盟对华《国别战略文件》优先领域仍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余敏发自北京“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没了援助，我们更要依靠自己谋发展。”针对德、英两国日前宣布将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的消息，网友“千年守候”这样表示。
“中国已经脱离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的发展动力很足，发展速度很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有西方国家欲停止对华发展援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肯定。”
“中国还未从发展中国家毕业”
“有西方国家欲减少或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理由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毕业，不应该再接受国际发展援助。”金灿荣分析道，“这是他们不客观的判断，从国家发展现状来看，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点，毋庸置疑。”
资料显示，虽然2007年中国GDP总量排到了世界的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GDP也比2002年的1132美元翻了一番还多，约合2460美元。但是这和定义发达国家标准的人均1万美元相比，相差甚远。依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中国尚处于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此外，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亦是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准。虽然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因为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起点低，依然面临着众多难题。
“现在，中国虽然发射了神六、神七，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还很贫穷。”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有近3000万的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达不到联合国的温饱标准，所以目前即便中国国力一天天进步、强盛，从整体来看外援还是需要的。尤其是在扶贫开发、农村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外部世界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
向对华援助学习技术和理念
王小华认为，国际上提供给中国的援助，不仅包括资金，还包括了技术、经验、管理等，“这些对中国进一步发展都很有裨益”。通过对华援助项目的实施，不仅是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引进、借鉴和利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相对便宜地获得发展资源，特别是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这有利于减少我们发展的实际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金灿荣说。
“对华援助实质性的意义更多在于理念传递。例如，对反贫困状况的关注，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农田水利建设的关注，对种子绿色革命的关注等”，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认为，“对华援助提供了开放、交流的机会，带来的是启发，技术、经验、人才比资金更重要。”
近年来，外国政府对我国的援助资金稳中有降，且援助领域开始向政策面转移，除环保、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外，各援助国也关注到了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等政策领域。周立表示：“战胜贫困已经不是对华援助的重点，中国需要的援助更多集中在技术创新、经验咨询领域。”
依靠外援同时注意自力更生
虽然一直强调要继续争取外援，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亦强调指出，有时对华外援减少也并非坏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锻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查道炯说，“长期地、过多地依靠外来援助，会滋长我们发展中的惰性，而中国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因”。对此，金灿荣表示赞同：“我们自己内部要让公共资源利用合理，实现最大化，填补缺乏对外援助而产生的可能性空缺。”
不过，谈到西方国家削减对华援助造成项目资金申请困难时，中国红十字总会项目部部长余丽娜似乎已做好了策略调整：“一方面，我们将更加注意完善项目资料，讲清楚项目的双赢成效；另一方面，我们将把寻求资金支持的目光，更多投向在中国发展的跨国企业。”
救灾援助：敞开大门用了三十年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提及国际援助，除了政府接受的国际发展援助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救灾援助。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接受了大量国际援助，对外援打开大门，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这扇大门从关闭到半开再到完全敞开，竟然经历了三十多年。这其中，重大灾难事件往往成为重大转折点，记载了中国对待国际援助转变思想、逐步开放之路。
唐山大地震：对外援说“不”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记得，他是恰逢改革开放时参加的工作。那一年，他赶上了一个好时间：从1979年起，中国改变了只捐款不受援的政策，采用“有取有给”的方针，开始接受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无偿援助。
而此前，中国一直处在文革极“左”的思想和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文革十年里，红十字会的工作全部停止。即便有华侨想往国内捐赠些什么，也没人敢接。”王小华回忆道。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里氏7.8级的地震后，唐山，这座拥有全国百分之一产值的河北最大重工业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共24万多人丧生。在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要援助中国。
然而，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了国际社会的好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将“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当时很多华人华侨情绪激动，一定要捐款，但是红十字会就不收，令他们感情很受伤。”
四川道孚地震：第一次被动接受外援
改革开放后，人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观念开始有了新突破。1981年1月，四川道孚县发生6.9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收到国际红十字联合会的电传，问是否需要帮助。王小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当时提出想要十几顶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救灾援助。结果，第二天人家就给送过来了。”
紧接着，在中越边境，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安顿27万名印支难民时，再次接受了国际联合会的援助。“当时，规模就比较大了，有医疗设备、价值上百万元的物资和捐款等。”王小华介绍道。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总是被动地接受国际援助，但与唐山大地震相比，已从完全拒绝走向了有限地、审慎地接受。在王小华看来，这已是质的跨越。
大兴安岭火灾：第一次允许申请外援
开放的门槛不总是一蹴而就的。经过80年代几次事件的循序渐进，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时，中国第一次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受援请求。
当时，中国政府不仅主动联络国际援助，而且还成立了统筹小组统一接收国外捐赠。国际社会对大兴安岭火灾也给予了高度关切，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发来慰电。
此后，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分情况表明态度的请示》，明确指出当“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30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1500万亩以上”等情形时，可“公开呼吁请求国际援助”，甚至可以“申请专项援助”。
华东水灾：第一次大规模呼吁外援
大兴安岭火灾后，1991年华东水灾进一步推动中国人走出了以往的思维模式，中国政府专门召开“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救助。
“我们一步步敞开大门离不开政策的开放。”王小华表示，“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一方面，你的政策透明能博得国际尊重；另一方面，号召更多的人关心灾区人民，对百姓是件好事。”
据王小华介绍，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历次应对灾情都非常“积极主动”，“中国的救灾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的过程，如今已是完全敞开。”（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日本彻底中止对华援助是迟早的事情，中国人均收入低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