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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改革开放,首先是解放了个人


1460 人阅读  日期:2008-8-13 8:54:17  作者/来源:殷俊


江平:永脱右派帽

改革开放,对我来说首先是解放了我这个人

1978年的秋天,江平从“文革”后期工作的延庆县中学回到北京。回到刚刚复校、还没有学生的北京政法学院,老朋友王家福首先找上门来,邀请他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面对朋友的邀请,他有些动心,但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留在北京政法学院。不仅因为对学校的感情,还因为他隐约有种感觉:事情要变化了。

果然,不久,江平接到了通知:正式为1957年划定的右派身份“彻底平反”,同时恢复了一系列待遇:团员身份(虽然他已经48岁了),助教身份。而后一个身份意味着他又能够光明正大地研究法学,能够站在传播法学知识的讲台上,面对着热爱他的学生们——自从1957年划为右派之时起,曾被钱端升校长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一直只能在北京政法学院外语教研室工作。

22年,一个大拐弯,江平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讲台上,却不等于回到原地。平反,意味着人生转折和新世界的开启,在江平的人生中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教法律”

接到平反通知的同时,江平还拿到了和划右派有关的所有个人档案,包括批判他的资料,以及他当时写的诸多“检讨书”。他在空闲时间把这些都看了一遍,更加相信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可惜,这些东西后来都丢了。”30年后的今天,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这也难怪,当时的江平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心情去追忆往事。平反后他很快被任命为民法教研室的负责人。在和法律教学分别了21年之后,重新投入一个也近乎中止了十几年的学科,显然不是易事。

“在延庆的时候,觉得这些(法律)书都不会再用上了,所以除了十几本资料性质的以外,都处理掉了。”江平回忆说。

那是1972年的事情。这一年初,江平和北京政法学院的其他教职员工一直在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就在这里,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就地解散,而江平被分配到宿县的安徽师范学校。

和其他被分派到安徽的同事一样,他回到北京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在多数同事都找到了接收单位以后,江平却只一次次吃闭门羹。

回京后他首先找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望能在这里教俄语或者英语。但是政审后一句“政治不合格”彻底断送了他的希望。“什么第一批派出去的留学生啊,成绩全优啊,这些一点用处都没有。”

幸运的是,最后北京远郊的延庆县教育部门接受了他。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培训全县的英语教师,一年后又到延庆中学当了一名政治教师。这个普通的工作却让他感到安心——能教“政治”,说明这里的领导并没有很在意他“摘帽右派”的身份。

“那时候的日子觉得还是很轻松的。”忆起往事,江平这样说。

确实,相比以前,这种平凡的安宁已算难得。1957年,江平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意气风发,却从“红色学生”忽然变成了右派,从此告别了心爱的法律教学。随后,在苏联期间相爱的新婚妻子也被迫离他而去。在劳动改造期间,他又因事故失去了一条腿。而现在,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能有一个安定的工作,虽然再婚的妻子不在身边,但是有儿子陪伴左右,这已经让他很知足了。

在这种知足的心理状态中,江平处理掉了自己当年省吃俭用在苏联购置的原版法律书籍。“那时候根本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教法律。”他说,“不过到1978年,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

以后再也不会考虑这个身份了

“改革开放,对我个人而言,首先就是解放了我这个人。”他对记者说。

这个“解放”,首先是北京政法学院得以恢复,用江平的话说就是能“归队”了。归队之后不久,他就得到了平反通知。与1959年的“摘帽”不同,“这次是彻底平反了,档案都给了本人,而且以后再也不会考虑这个身份了。”

平反后的江平很快就当上了民法教研室负责人。“当时还不敢说是主任,就叫负责人,有两个,另外一个是个党员,但是专业不行,实际上专业的东西都是我在抓。”

“我后来常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特定的群体既是时代的受害者,也是时代的受益者。”江平对本刊记者说。

他进一步分析说:“虽然说我22年没碰法律,最黄金的时段都耽误了,但是其他人其实也没怎么碰,从50年代初到50年代中,再到60年代,旧的法学人员绝大部分都被弃用了。新培养的说是‘又红又专’,其实是只红不专。”

另一方面,“我毕竟是在苏联留学回来的,有基础,在苏联学的那些理论知识和我国的现实也比较接近。又有俄语的基础,英语也不错,外文文献都能看。”

在一个普遍学术和教学水平停滞退步的时代里,具备这些优势,江平很快在教学岗位上崭露头角。而他的事业也是一帆风顺:1982年升任副院长,1984年北京政法学院改名中国政法大学后又任副校长,1988年担任校长,其间又获选全国人大常委。

一帆风顺的另一背景,说起来又是“时代受益者”的一个注脚:“文革”时,北京政法学院的“革命群众”分成了两派:“政法公社”和“政法兵团”,彼此斗得很厉害。复校之后,派性斗争仍然在领导层中延续了下来,成了影响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身为“右派”的江平自然无缘加入任何一派,因此也就没有了派性的包袱。

同时,“我回国以后十几年都在政法学院,周围的人都了解我,还是个正派的人。所以民意测验的时候得分就很高。”他说。

突出的教学成绩,良好的民意基础,新的时代气候下的江平真正是“又红又专”了。

永远的江校长和时代的法学老师

其实,1957年的江平就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他于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因加入反抗当局的民主青年同盟而辍学。北平解放后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1951年入选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

在苏联期间,江平曾参加中国学生会的工作,与当时担任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过事,1956年以全优获得毕业文凭。年底回国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任教于民法教研室。

没有想到,回国不到一年,江平就变成了“右派”。当时他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回国后一些朋友私下打听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在苏联早就公开了,他讲了一些,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另一条是响应校党委的号召,找20位青年教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对“整风”提出了五条意见。

“就是因为刚回国,回国后又陪了一段时间苏联代表团,等于刚进校门就赶上了整风,不了解政治形势。要是经历过之前的运动,肯定会小心谨慎很多。”他回忆说。

“当时主要批判我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我想了想,是‘服也不服’。”他说,“服,是因为我在教会中学、大学里成长,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也确实讲了些民主自由。不服,是觉得为什么民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就要受批判呢?”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北京政法学院和其他法律教研机构一样是“重灾区”,划定的“右派”占到了教师总数的10%。江平坦言,在这些右派中,他是平反后发展得最好的。至于原因,他觉得“一是我是第一批留苏的,这批人后来基本都得到了重用。二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这个人都是比较乐观的,人际关系也不错。”

而对于许多熟悉江平的朋友和学生来说,他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不错”。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们称他为“永远的江校长”,媒体曾赞誉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学老师”。他首先通过罗马法和民法的教学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一直积极倡导宪政和民主,推动和参与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行政诉讼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江平看来,“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两条主轴:市场经济,法治国家。”而在法治层面有四个方面的巨大进步:立法成就显著,从无法可依到了有法可依;私权的保障有了很大进步;宪政对公权力的限制;法学教育和法学人才的培养。

他谦虚地说:“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我都参与了。”而对这30年来的人生,他曾经这样说,“一定要做到将来要永远不愧对历史,不愧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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