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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不稳定因素增加?


1079 人阅读  日期:2009-01-01 13:22:16  作者/来源: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在经历了冰雪灾害、骚乱、地震、食品安全等危机,又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的2008年以后,进入2009年的中国看起来依然不得安宁。种种迹象显示,今年又将是一个多事之年。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明显蔓延到中国实体经济。中国财经界以及部分官员去年10月初一度出现的乐观情绪——认为中国经济可以与世界“脱钩”、维持一枝独秀的想法——已被11月的宏观经济数据彻底否定。

广东、浙江一带出口企业近期已直接感受到国际订单锐减的冲击,许多工厂减产或倒闭的结果是大批农民工下岗。据官方新华社2008年12月30日的消息,中国农业部对10个省市的数据调查发现,全国农民工中提前回流返乡的比例为6.5%。新华社由此推算,中国1亿3000万外出农民工中780万人已提前返乡。

所谓“提前返乡“,与失业是一步之遥,年底返乡农民还可以当提前休假,今年春节以后,他们的就业压力将更突出。此外,2009年还有千万大学生面临就业压力。而据统计,2008年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是9.4%,大学生的失业率是12%。

另一方面,2009年恰巧是“纪念日云集”的一年。建国60周年,西藏叛乱与达赖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各种“纪念日”密集叠加在不明朗的经济前景上,也预示着社会风险的上升。

谈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受访时说:“大家担心的不是这些周年本身,而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效应,跟这些周年纪念日结合起来,使不稳定的因素增加。”

事实上,进入2008年下半年,在举办北京奥运前,中国不同地区已经接连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与暴力骚乱事件(官方称为“群体性事件”)。最突出的例子是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11月份西部直辖市重庆8000部出租车集体罢运,接着湖北荆州、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广东汕头、佛山、潮州等地罢运风波此起彼伏,出租车师傅抗议的是份儿钱过高,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制度问题以及“黑车”(无照出租车)泛滥的情况。到最近,四川重庆的教师也因工资过低而发起大范围罢课的事件。

长期观察中国群体性事件与社会运动的中国评论人蒋兆勇认为,近期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象,其实是过去几十年经济不平衡发展、社会不公、民怨积累所致。

社会风险会不会上升为政治风险?

他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就是以前是孤立的,一件一件的利益冲突,现在是行业性的,涉及公共政策的利益冲突。出租车问题就属于全国性的,教师罢课是行业性的。”

小规模的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如何演变为较大规模的骚乱,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早在2007年,中共党校学者就对“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提出警告,研究者在多起骚乱中发现原本涉及少部分人的冲突,吸引了与事件无关的围观者起哄、甚至直接卷入到事件过程中。近期,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则提出“因偶然事件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的说法。

蒋兆勇形容,简而言之是地方政府失去民心,大家起哄了。

在谈到2009年的社会趋势时,好些观察者指出:社会风险比较大。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是社会风险上升的主要背景,而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可能从原本只是极少数人讨论的政治题目,变为中国互联网以及非正式场合里较常见的话语。

香港时事评论员、中文大学兼任教授林和立受访时说,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假如今年的经济能够保持在8%增长率或偏离8%的目标不太远,就业方面能够制造2500万新的职位,就能保证社会上不出大的乱子。但他认为,“保八”的目标能否完成,内需是否可以扩大,还是未知数。

但观察人士也提醒说,2008年下半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以及2009年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的态势,不能推论出中国将面对全国性的不稳定风险或者政治危机。

郑永年认为,2009年中国政治是否稳定,取决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他提醒说,中国综合的国力增长得相当快,与20年前、90年前相比已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对付危机的资源与能力已大为增加。

他指出,2008年中国政府面对的危机也不少:地震、奥运会,冲着奥运而来的国际压力等等,这一年最终依然平稳度过。

中国民间也有种说法是,不要低估危机,但也不要低估中共的能力,这么多年政府哪一年是过得安稳,不也都过来了?

郑永年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危机老出现,尤其是2008年,但它危机处理能力也相当高,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

比较悲观的蒋兆勇则认为“更多的骚乱已是不可以避免”,这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网络传播力量扩大有关,地区性骚乱是否上升为全国性问题,则有待观察。

展望2009年,本报所接触的一些中国媒体业者感觉复杂,他们相信一方面信息会更通畅,但涉及政治性与体制课题的讨论空间难免收紧。与此同时,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则已不在执政当局的议事程以内。

林和立对本报说,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改革,而是保持稳定和保八,利用政府公布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配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制造就业与扩大内需。

“我看改革是差不多停顿了,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比较中性的行政改革,也不搞了。几周前中国举行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大会,但当天的讲话就没有公布任何具体的、新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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