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左派 穿上民族主义大衣
1465 人阅读 日期：2009-04-20 06:58:58 作者/来源：韩咏红
北京西边苏州街的商业大厦群里一个不起眼的楼梯口楼上，有一家左派书店“乌有之乡”，周末人气颇旺。
第一次走访时，是大厦楼下的清洁工人给我指路。我刚开口问：“这上边是不是有一个书店……”她立刻猜到我是来听讲座的。
上楼一看，书店附设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约两百人，迟来者连伫立的空间都没有。幸好，书店里架设了扩音机，找不到坐位的听众站着，守在扩音机旁边听讲。
当天讲的是中共建国60年来军事冲突的得失，主讲人是解放军总参谋兵种部王晓建大校，内容更重于历史讨论。但在其他时候，讲座是炮轰对立派的学术观点的平台，例如本月初一个讲题是“给新自由主义一次总清算”的讲座，带出了主讲人与该书店旗帜鲜明的立场。
很多人想不到，市场经济看似已深入中国诸多领域的毛细管，但左派思想在中国国内依然有坚定的拥护者，除了二三十个左派网站，还有民办的左派书店。目前，“乌有之乡”的网站与书店的名气正越办越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西方发达经济体深陷泥沼的现实，让一向激烈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与中国经济私有化走向的左派人士，看到了反击的有利时机。
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主，中国1万4000多亿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与美国经济栓在一起，加剧了一般市民对西方国家的疑虑。此外，2008年藏区动乱、奥运火炬传递纷扰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延续到今年也为左派思想群体提供了可供利用的大众情感资源。倒过来说，民族主义者也从左翼思想中寻找反对西方国家、鼓舞自身士气的理论依据。
左派思想与民族主义互动与相结合的突出代表，是3月上旬来势汹汹登陆国内畅销书榜的《中国不高兴》。
在金融危机下诞生的这本书主张中国持剑经商，要有建立英雄国家的心理指标，要与西方“有条件决裂”，书中也点名批评大力推崇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自由派人士为“洋奴”。
该书其实是一部松散的合集，几个作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而且国内舆论界对其批评也非常猛烈，但不可否认，本书所代表的左翼民族主义姿态对中国社会大众，尤其对草根阶层有相当广泛的号召力。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左翼”加上“民族主义”的话语在增大影响力，声势在上涨。
长期关注国内左右之争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受访时说：“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左派的声浪确实有一个比较高涨的情况。”
“乌有之乡”是近年左翼思想大本营
在众多左翼网站中，成立于2003年的“乌有之乡”因其受众面更广泛，所以被认为是近年左翼思想的主阵地、大本营。
书店经理兼法人代表范景刚这么对媒体形容“乌有之乡”：“这是几个具有左翼理想主义追求、爱国主义倾向的青年朋友，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创办的讲座、书店、网站三位一体的民间文化传播公司。”
今年32岁的范景刚看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没透露更多合作伙伴或知识分子的背景，只强调他们的目的是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舆论界与高等学府里“一家独大”，形成的“让人窒息”的话语与学术氛围。
在范景刚眼中，乌有之乡是“在风浪中成长”，从他细数了一条“乌有之乡”网站与书店几年的发展轨迹，人们看到这俨然是一部近年中国左翼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斗争史，足见左右翼交锋从不曾停歇。
这个历程包括2003年推出“真实世界”书目，“世界体系论”座谈会，反对北大教改。2004年开启反对教育产业化改革的讨论，参与国企私有化改革辩论；2006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西山会议展开批判；2007年批判中国金融改革，认为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出卖国家金融资产，将国家金融主权拱手让人，并针对电影《色，戒》展开“美化汉奸”的批评。2008年支持国内青年抵制法国霸级超市家乐福，发动网友与书店同仁参加四川抗震救灾工作，对“与西方媒体一鼻孔出气”的国内媒体进行反击，发表文章反对普世价值，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
其中，2004年至2005年的国企改革之争被认为是左翼阵营的一次胜利。他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受到了一次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地位破产。”
“乌有之乡”创办者以左翼理念为荣，并且相信他们对政府发挥了干预作用，但排拒“反改革”或“极左阵营”的形容，范景刚认为那是对手“扣帽子”的政治施压手段。
“左翼”与“极左”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两者并不等同。中国左翼群体的光谱里，确实有更激进的想法。
“乌有之乡”网站去年引起自由派学者注意，主要在于它刊文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的观点：为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平反，开展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确定阶级斗争路线，将私有化了的公有财产再次收归国有。
今年初，“乌有之乡”书店出现“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的文集，该书后来被当局没收。香港《亚洲周刊》将此事作为“乌有之乡”极左化的证明，范景刚受访时却否认试图为文革平反，强调文集是书店汇编以供历史学者研究使用的原始材料。“书被拿走，因为它属于非正规出版物，不是因为书的政治内容。我们没卖，是送的。”
把平反文革的讨论、张春桥文集问世放在整个社会思潮的脉络里看：一方面，去年末，民间自由派提出加速民主化改革的《零八宪章》与联署运动；近期有党内元老在香港出书疾呼为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以及1989年事件平反；几乎同一时期，网络去年底出现一个称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这些都反映了建国六十周年与金融危机等复杂背景下，民间思潮的激烈涌动。
有分析人士私下对本报说：“今年是左派与自由派互亮底牌之年。”
中国左右之争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左派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并非始于今日，从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加速，加大规模融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双方对立的态势即已分明。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笔战。而这几年里，我们看到带有传统色彩的左翼思想更积极地面向社会发言，争取支持者。尤其经过2008年中国与西方媒体的一轮矛盾后，传统左翼观念结合民族主义的观念与话语在中国大众舆论圈里似乎扩大了阵地。
“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本报采访时批评，2003年新自由派的话语占据了舆论界与高等学府内的话语空间，形成“让人窒息”舆论氛围。然而，对于这个评语，也有新自由派学者对本报反驳：“官方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不都是他们的吗？”
对此，徐友渔说：“中国的意识形态无论怎么会说还是挺左的，如果平心静气地看，实际上左派发言的机会和权力还是大得多，他们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发不出声音的。他们感到受压制，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他们当然是主人，他们有权力去压制别的思想。当这个没有完全得到满足时，他们认为受压制。”
左派与自由派对立的评语，其实反映了中国思想领域里的窘境。在主导政治话语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仍然被强调；然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左派思想影响力已十分淡薄，在国内读者众多的市场化报章与杂志中，市场经济意识、自由民主的观念才是话语主流。
这个尴尬的局面体现到政策层面，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全球化，政治体制变化的步履缓慢前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不止一次在座谈会中讲解中国改革的“畸形走路”方法。19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条腿跨步向前，政治改革的另一条腿在后面被拖着走。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改革的那一条腿直接绑到全球化的大车上，让全球化的大车为它提供更大的动力拉它。到现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大车不走了，而原来一直被拖着的后腿也不会走路了，这个“人”于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对于现状，新老左派与自由派学者都不满意。后者认为政治改革迟缓，公民权利未得到相应提高，才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加剧，老百姓看病、上学、住房难等问题；反之，“乌有之乡”网站的不少文章则认为，上述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恶劣产物。
事实上，左翼或者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到了同样的社会问题，但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判断，以及开出的药方尖锐对立。
外界很难准确判断民间左右翼的论争，以及带有左翼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对中央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回到公有制从前显然不可能发生，但观察人士也忧虑地看到这几年来国有经济领域扩大，民间经济萎缩；不久前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集团失败，也似乎说明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民粹化才是当前最大的风险所系，左派学者就号召要以“大众民主”来取代“精英民主”，而从某个角度来说，民间出现争议不是一件坏事，这说明了中国舆论的多元发展，而且如果完全不允许发声，对立双方就更容易走向极端。《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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