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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兼与颜昌海先生商榷


1225 人阅读  日期:2009-01-28 08:23:56  作者/来源:宋鲁郑


颜昌海先生是凤凰网很令人敬重的名博。特别是对于我来讲,不仅仅是由于他众多精彩的文章,还在于他理性而温和的交流方式,包括这篇《大陆为什么学不会新加坡》,这已是颜先生第二次专门就本人文章进行争鸣,依然保留了这种风格。当然,正如他所言的,对彼此的尊重并不等于认可彼此的观点。我们双方还是有着相当的分歧。

由于1989年自己当时还在大学就读,以及后来新世纪开始后即在法国生活至今,因此这个经历使本人对民主有不少的关注。可以说本人对民主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虽然不知民主为何物,但仍然心想之,神往之。第二阶段从理论上明白西方民主是指:“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而且也开始知道这种模式的民主在西方有成功的表现但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差强人异。但仍然认为民主在中国是有可能成功的。三是在法国校亲身体验了民主制度的运作,开始对民主产生了怀疑与否定,这种怀疑与否定,不是否定民主在西方的成功,而是对民主适合中国的怀疑与否定。而且在海外的生活经历,更解开了自己一向百思不得其解的两个悬案:

一是何以中国的两大伟人邓小平和周恩来来到法国后仍然选择共产主义,何以辛亥革命几年后,所有的政治精英都抛弃了民主共和:袁世凯走向皇权专制、孙中山与苏联结盟并模仿苏联重建了国民党,其后的蒋介石更是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随后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苏联模式。难道这些政治精英不明白民主是好东西吗?非也,非也,实是他们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血的教训下,在亲身体会了西方民主之后,最终得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并在行动上终结了民主在中国的失败实验。当然,这些政治精英聪明之处在于,无论怎样做都口口不离民主,蒋介石一生都以追求民主自诩,即使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也仍然自称自由世界。死后在中正纪念堂,也题有大大的“民主”二字。而其死后遗言,也大谈民主。在大陆,就是在个人崇拜极其盛行的文革时代,全国人民必读的文革老三篇之一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也是大谈民主:“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然而,有谁认为文革时代是民主时代?

二是何以改革开放之初,百事待兴,邓小平就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积极推动海外留学?毕竟那是一个强调“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时代,而且由于“文革十年”,中国与西方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不怕被西方洗脑吗?显然,正是由于邓小平当年在法国留学的经历,促使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十分高明的决定。邓小平留学法国的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但他们都会在现实面前没有被洗脑,何以八十年代留学人员会被洗脑?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对西方民主持批评态度而且击中要害的正是这些留学人员(对本人文章表示支持和理解的也以这些群体居多)。他们可以出于西方的物质条件留在他国,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民主在西方成功的认可,但并不是他们对民主适合中国的认可(至于西方几百年来是如何通过殖民、掠夺和战争发展起来的,富裕起来的,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我也负责任的告诉国内的朋友,现在在海外鼓吹民主的主体,是哪些靠吃所谓民主饭生存的人,是靠反对中国而得到政治难民身份而生存的人,大都是依赖西方有条件的资助而生存的人,是一群靠自己无法自食其力的人。试想,一群连自我谋生都做不到的人,怎么还有能力治理国家?而且为了争夺这有限的资金,各派系大打出手、四分五裂、相互攻讧,一旦金钱到手,则上演贪污闹剧,一片乌烟瘴气。更有不成气的某些民运人士不惜与台独沆瀣一气,不仅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还有做中国人的底线。关于这类人群,海外著名的异议评论家李劼近日有过专论:“生存处境的窘迫,致使海外的民运人士迅速政客化:以追求民主的名义,谋取个人生存利益,并诉诸黑箱操作。资源的占有,成为身份标高和名利追求,坐牢的经 历,变成待价而沽的政治资本。心机权谋,人人都会。活得踏实与否,在于有没有背靠住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就此而言,若把中国的人文黑暗仅仅归诸官府, 应是有失公允。请看:置身自由的海外,产生了多少超凡脱俗的思想?”而另一位海外著名的异议评论家何频更愤而直言,毫不客气:“一个即不接受批评,又无道德感的民运组织,不仅比不上共产党,甚至连黑社会也不如!而且毫无希望!”

只所以回顾这一段,是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再美好的理论,也需要实践来检验。适合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适合自己的国家。能够解决别的国家的问题,未必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况且,西方民主已经在中国试验过一次了,而且已经失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重蹈覆辙?第二,评价一个政党、一个历史人物不能从其主张,而是从其行动上来判定。有不少人由于中共过去在野时主张过民主,就认为民主肯定适合中国。这未免有些太过主观。象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长期以来口口声声“国家统一和反台独”甚至1996年第一次岛内直选当选最高领导人后,他在就职演说中面对来自全球的嘉宾,还做如下宣示:“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行所谓‘台独’的路线”。“海峡双方都应致力于结束历史的悲剧,开创中国人帮中国 人的新局。”最后甚至以“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做为结尾。如果我们由此就认定李登辉 是一个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士,恐怕是与现实不符吧。

现在回到颜昌海先生对于本人文章《渐进式民主中国为什么行不通?》的争鸣。冷战后到现在二十年间,第三波民主化后的现实,让许多民众包括海外的民主人士开始放弃激进的民主主张,越来越多的主张渐进式民主。而这个群体并不能说是体制内的官员,应该说是在主张民主的群体中,渐进式逐渐成为主流。至于希望走回头路或象本人一样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只有中国自创的改革开放之路才是唯一的选择,并不在其列。我本人对民主不管是激进还是渐进式都持否定态度。反对激进式民主,是因为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反对渐进式民主,是因为它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在这里,颜昌海先生批评我没有引用发达民主国家的成功个案。这是因为,早期的民主国家,成功的原因有两个不可复制性:一是这些国家靠战争、殖民、掠夺所完成的原始积累发展模式不可复制。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可以走渐进性民主发展之路。比如,他们完成普选就用了二百多年。美国更是四十多年前才实现了全民普选。但自此以后,就再出没有出现过渐进式民主转型模式。第三波民主化后的国家,都是一步到位。当然我和颜昌海先生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主张突进式民主化,并乐观的认为:“虽然有动荡产生,但权力系统还是可以有效地控制局面,短渐阵痛过后,能还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均富的伟大中华。”而我对激进性民主转型做了如下总结:“只能说有这样几种可能性:或者象韩国,或者象台湾、或者象俄罗斯、泰国、印尼,或者象捷克和斯洛伐克和 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不过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韩国只是极少数的个案来看,中国成为韩国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成为台湾的可能性都不大,而是更有可 能象俄罗斯、泰国或者南斯拉夫。”究竟是颜昌海先生正确还是本人更有预见性,只能由历史见证了。此外,在巴黎,我曾问过很多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和朋友:如果台湾的民主象泰国一样,你们是否还会支持民主?结果是一边倒的否定。显然,很少有人唯民主论,而是唯“成功民主”论。我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民主派”:如果泰国一幕出现在中国,你们是否会仍然支持民主?其实在我看来,这些人要想让人民支持民主,只要把精力放在解释中国如何做才能成为西方成功的民主国家就可以了。

颜昌海先生对本人《奥巴马就职演说为何绝口不提民主?》一文的争鸣,看来是理解有误。在这篇文章里,我从奥巴马近四千字的演说中只字不提民主,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解读。一是奥巴马鲜明的左倾倾向和原因。第二,美国布什时代全面向全球输出价值观的挫败和造成的后果。包括占领国的反抗和美国的付出的惨重代价。三是美国做为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和受重创者,已无力再继续其单边主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实用主义,也许是美国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两百年间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秘诀。美国既可以在建国时出于需要全面否定民主,也可以根据需要把民主神圣化,更可以根据需要把民主作为全力输出的价值观和工具,甚至象今天,一个出身民主党,体现美国民主最新突破和最大成就的奥巴马可以毅然将民主雪藏”。在这里,并不是认为奥巴马厌恶民主,而是指出美国对民主利用和对待的方式发生的变化。至于美国在建国初期对民主十分的否定,颜昌海先生并不认同,由于我文章中都有具体引用的文献,不再赘述。不过颜先生有几天前的一篇博文中《一篇“梁效”式的檄文》也使用了本人同样的质问模式:“而这篇文章,引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相关论述,却对正在执政的胡锦涛、温家宝的有关讲话只字未提。——笔者不知道这是疏忽呢还是有意为之。”

在对本人这篇文章进行争鸣时,颜昌海先生谈到了林肯,说:(如果美国总统原厌恶民主),“林肯,怎么可能为解放黑奴而打一场内战呢?!”并做为反驳我本人的一个例证。这一点显然是颜昌海先生知识的硬伤。现在美国历史早已澄清了这一段公案。林肯尽管他自己的立场是反对农奴制,但并不是废奴主义者,更不代表他对黑人持有公正立场。他曾说过:“解放奴隶并且让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与我们一律平等?我自己的感情不容许。即便我容许,我知道大多数白人也不容许。”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才打的内战,而是为了维护联邦不致分裂才打的内战,也是为了维护联邦才决定解放黑奴。这和民主也毫无关系。林肯宣誓就职时声称:“所有的人,不论处于官方还是私人的地位,都得遵守那些未被废止的法令。”以此向南部各州示好。他在内战爆发前,一再恳求南部各州不要脱离联邦,表明共和党并非是废奴党,目的不是要废除南方的奴隶制。而且就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两年,他自己也一再声称“北方是为维护联邦而战。” 1862年8月,林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这场斗争(南北战争)中的最高目标是 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而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直到1862年9月,在战争连战连败的情况下,甚至首都华盛顿都险些被攻破,战场上的失利更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在这样的压力下,他才终于决定废除农奴制。但是,他废除的也只是叛乱州的农奴制,几个支持联邦的蓄奴州仍然可以继续维持。显示他的目的仍然是维持联邦,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当然历史都是看结果,而不是看过程和动机。毕竟美国在林肯手中保持了统一,解放了黑奴。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历史细节,林肯一直支持把黑人迁送出美国做为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甚至美国内战爆发后也是如此。1862年8月14日,林肯接见了一个自由黑人委员会,这是美国黑人团体第一次受到总统的召见。但这一莫大的荣幸带给他们的却是不幸的消息:林肯告诉他们离开美国,到中美洲去创业。幸而,战争形势的发展,使他的计划未能成功,从而保全了这位伟大“奴隶解放者”的英名。(1816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地送走自由黑人。1847年7月,利比里亚共和国在美国殖民协会的协助下由美国黑人移民建立。)

对于中国的发展前途,我认为发展到新加坡模式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项。然而,颜先生一是认为新加坡模式是“威权民主政体”。二是认为中国已经错过演变成新加坡的时机。

新加坡是什么体制,有许多争议。西方国家和海外民运人士不认为它是民主国家。但新加坡无论是从宪法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民主政体的一般性特征:即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根据新加坡的宪法,新加坡实行的是议会制(内阁制)政府。国家机构三权分立,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而引发争议的是新加坡只有选举没有轮替。而造成的原因一是选举制度,二是执政党长期以来的高支持率。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美国还不是直选,甚至多次出现多数票支持的候选人却败选的现象。而且美国这种选举制度直接扼杀了第三党的出现。如果新加坡由于选举方式的独特而不是民主,恐怕美国的也算不上民主。再看瑞士,从建国后一向来是一党执政。也不采取直选。而是由议会选出七个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由这七人轮流担任总统各一年。每名联邦委员的任期为4年。在4年之内国会不能因不信任案而将其免职,联邦委员也同样无权解散国会。这样的制度都是民主,新加坡为什么不是呢?至于新加坡模式中国是否错过历史时机,我的看法正想反。中国正一步步接近新加坡模式。和颜先生一样,他认为中国错过时机的原因在于现在的严重腐败。我的理由则是根据透明国际的评论:“中国2008年的得分和1995年我们第一次发表清廉指数的时候相比,中国的得分进步了1.4分。这个进步在整个亚太地区还是非常实质性的巨大进步”。而且腐败远比中国严重的印度、泰国、印尼、菲律宾、俄罗斯都可以搞纯西方的民主,为何比他们腐败差的多的中国不可以搞更有华人特色的新加坡模式呢?

附:颜先生文《大陆为什么学不会新加坡?》

大陆为什么学不会新加坡?

法国华人时事评论家宋鲁郑先生,是笔者尊敬的一位海外学者。所以,他发表在凤凰网的时评,笔者几乎每篇都读过。但尊敬并不等于对他的观点一律赞同。

宋鲁郑先生最近两文,笔者有不同看法:一篇是《渐进式民主中国为什么行不通?》;一篇是《奥巴马就职演说为何绝口不提民主?》。因为,该两文近乎对大陆推进民主进行否定。——也许他初衷不是这样,但给笔者的观感就是如此。

在《渐进式民主中国为什么行不通?》中,宋鲁郑先生用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民主在全球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恐怖”,将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彻 底肢解也归咎于民主。但就是不说他自己生活的法国和西欧,为什么人民自由、国家富足,为什么自己非要在“在全球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恐怖”的民主政体国 家里生活。这很象笔者听到过的一个笑话:冬天里一个暴发户穿着绸缎貂皮、喝着美酒、烤着炭火,却对窗外一个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冷冻发抖的同胞兄弟说貂 皮、美酒、炭火是如何地“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恐怖”;还举出隔壁张三、李四怎样因为衣厚而感冒、醉酒而发狂、炭火太旺乃至煤气中毒的事例,要饥寒交迫 的同胞兄弟远离“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恐怖”的貂皮、美酒、炭火。但他自己绝对不愿意离开这些而回到同胞兄弟的饥寒交迫中去。

当前中国,民主的支持者不仅是绝大部分老百姓,还有体制内的部分官员。不过,他们认为应该采用渐进式推动民主的方式,以减轻民主转型时期的巨额成本。宋鲁 郑先生却认为这种渐进式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因为这样的先例,只有欧美发达国家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但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 用瞬间突变方式完成的,在这个轮回过程中,整个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宋鲁郑先生认为,如果中国要成为例外,要看三个因素:一是中国启动渐进式民主进程,西方的态度如何。“西方是否有耐心再等五十年?”;二是从中国历史现当 代史来看,政府、政党之间的承诺鲜有遵守和兑现的前例。如1912年清皇室和平退位,随后又复辟并被民国政府赶出北京;1945年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 ”但很快就兵戈相见。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缺乏现代契约精神。三是中国有九亿农民,目前选举人大代表都是按照城乡人口1:8的比例;如果按照1:1的比例, 人大代表的主体将是农民无疑。

所以,宋鲁郑先生认为瞬间突变方式完成不行,渐进式民主也不行。只有建立类似于新加坡的模式:廉洁、高效、富裕、有限制的政治自由。

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感谢宋鲁郑先生,他并不是笔者讲述的笑话中的暴发户;他的文章,其实就是认为中国现状的缺乏民主,并支持推进中国民主、人权发展;才煞费苦心地不断写这样的文章。

《奥巴马就职演说为何绝口不提民主?》中,说“民主”一词在奥巴马就职演说中蒸发了,蒸发的无影无踪;并提及开国总统华盛顿以及后来的多位总统如逊亚当 斯、杰斐逊、麦迪逊乃至被奥巴马视为偶像的林肯,都对民主厌而远之、绝口不提;给人的印象,就是美国总统们也很厌恶民主。这,和宋鲁郑先生《渐进式民主中 国为什么行不通?》就非常抵触了;前文说“欧美发达国家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彻底完成民主化”,如果这么多美国总统都厌恶民主,那么“彻底完成民主化” 又怎么完成呢?特别是林肯,怎么可能为解放黑奴而打一场内战呢?!此外,这些总统又是怎么当上总统的,难道是党内选拔后不经过全国投票就由国会直接任命的 吗?!既然布什以“民主”高度评价奥巴马的当选,就说明美国总统的权利来源是美国公民的民主选举,美国总统们怎么敢对民主“厌而远之”!

人权和民主,作为美国的骨骼和血液,是其立国之本、强盛之源,生生不息。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白人还是黑人,左倾还是右倾,都不会放弃这个基本的价值观。

演讲中奥巴马不提,并不代表他竭力回避民主、甚至厌恶民主。正如宋鲁郑先生文中“奥巴马演说中对国际事务一笔而过,对国内事务却重彩着墨”所说,他目前的 主要难题是怎样提振民众信心,恢复国内经济;而民主的力量已经将他送到权力的巅峰,他有必要多此一举再炫耀一番吗?因此,下台的布什可以强调“民主”,但奥巴马可以只字不提。

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最需要什么东西时,那么这个东西被提到的频率才高;而不缺少的东西,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会将它忘记,比如空气。民主作为美国的生活常态,美国人实在没有理由时时刻刻念叨它。

奥巴马不提民主,不意味他厌恶民主或由此给“美国人民上了一课,更给全世界人民上了重要的一课”;因为一个黑人平民当上总统,早就给全世界上过课了。然 而,在“奥巴马演说中对国际事务一笔而过”中,奥巴马说,“回顾过去,几代人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依靠的不仅仅是导弹和坦克,更是牢固的联盟和不 渝的信念。他们懂得单凭实力无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实力也并不赋予我们随心所欲的权利”;“对于那些在世界各个地方挑起冲突或一味批评西方不良影响的领导 者:你的人民评判你的依据是你建立了什么,而不是破坏了什么。对于那些依靠腐败和欺骗并压制异议而追求权利的人们:你们站在了人类历史的对立面。如果你们 能张开紧握的拳头,我们也将伸出友谊之手”。就这一段话,央视播一半就断了;香港凤凰卫视在内地的直播也随之而停,插上重播的鲁豫访谈……。

奥巴马上述言论,并非宋鲁郑先生所说,能以奥巴马“得到亲中国的侨团的竞选捐款”、“弟媳就是华人”、不“向外输出价值观”等理由去解释的。更不可解释的 是,大陆为什么要刻意掐断这些内容的直播;难道掐断直播就能够阻止民众得知这些内容吗?!很多民众,通过网络,就可以全部知晓;可是,大陆的科技还未达到 过滤所有网络信息、不让“反动宣传”流入的程度吧?!所以,这样的行为,除了体现心虚、体现思维僵化外,只有遗人笑柄。

说到“反动宣传”,笔者在网络上看到原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官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现旅美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最近一篇文章,就够“反动”的。

文中,何清涟女士谈到中国大陆官场时,指出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

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公务员严重倾斜。从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这一庞大财政收入当中的 58%用于供养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自2001年以来8年来,大陆给公职人员全国性加薪(不含地区性的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每增幅都不低于15%。然而,至今在中国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群体,仍然还是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据中国官 方提供的数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不仅增长缓慢,而且构成社会保障体系 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海外有两组资料足可证明这些“无产阶级”成员如何迅速跻身于超级富豪之列。一条资料说明中国财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国波 士顿谘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 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另一条资料则说明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据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 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 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权力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过程从来就是暗箱操作。高官子弟在权力上具有优先继承 权;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担任要职,一般也享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衔。中国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干部子女在权力继承上有明显优势;官方 研究亦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干部子女对社会地位的传承优势还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家长们可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 就业,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不仅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国的阶层流动呈封闭性世袭状 态,这无异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统治精英集团的素质弱化,对于社会稳定亦有极大害处。

何清涟女士指出,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在这种既成事实下,今后 撬动社会分配的杠杆只有“权力”与“资本”。官员们要“维持稳定”,其要义均在于保证自利型政治集团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笔者不评判何清涟女士是否真反动,只注意她说的是否事实。可她的事实来源,却大多数依据于大陆官方公布的数据。而她,是大陆自己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也曾经是执政党地方市委宣传机构的官员;笔者认识她的时候,她爱党爱国的热情,令笔者感到自己落后。

所以,笔者根据她的文章,可以很遗憾地告诉宋鲁郑先生:建立廉洁、高效、富裕、有限制的政治自由的“类似于新加坡的模式”,在中国大陆更加行不通。

宋鲁郑先生的所谓“新加坡的模式”,其实就是威权主义民主政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就提出来过,邓小平也曾大力赞赏。如果那个时期 就实行,当时的贪污腐败现象虽已呈现,但并未象现在这样形成一个钱权纠结的、势力庞大的利益阶层。可惜,机遇在那个时候错过了。

“新加坡的模式”和台湾“蒋经国模式”一样。“新加坡的模式”优于“蒋经国模式”的地方,就是李光耀从建政起,虽然在政治上有限民主,但注重打造廉洁、高 效、均富、法治的政府,绝对维护宪法的权威。而蒋经国,虽然自己很清廉、很亲民,推行均富与和解,但国民党贪污腐败、白色恐怖的原罪,已经撕裂了台湾族 群;晚年他意识到,如果不用突变式民主,就不能维持全民的自由和幸福生活;民众的抵抗动荡将使政权彻底摧毁。结果证明,他的努力是正确的;现在台湾政党二 次和平轮替,就是证明。蓝绿对立是国民党原罪的承袭,正在改善;而陈水扁贪污被押,则正是民主的胜利。

而大陆,已经没有走“新加坡的模式”的现实基础了。贪污腐败根深蒂固,人浮于事由来已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法不依、治民难治官等等已非现象。一部不该有任何异议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拖了15年至今无果,还能走以清廉为特征的“新加坡的模式”?!

何况,“新加坡模式”,在如今的经济危机下,公务员主动减薪;而大陆,公务员却加薪!笔者想到,毛泽东打天下的时候,官兵平等,遇有危险,官员大喊“跟我上”;如今,毛泽东的传统还有多少?遗憾的是官场等级越来越森严,遇有利益官员大喊“给我让”!又如何学“新加坡模式”?!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新加坡模式”。即使要走,道路也非常漫长;民众又如何答应在漫长时间后,让你再来一个“政治上有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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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8 08:38:24 民众
[2楼]:
 首先,台湾精神是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是坚定反台独的精神。其次,台湾精神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第三,台湾精神是深刻自省、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精神。第四,台湾精神是团结协作、勇于奉献、敢于为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放弃私利甚至牺牲生命的精神。第五,台湾精神是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民主、法制精神。
2009-01-28 08:37:58 民众
[1楼]:
马英九说,民主政治权力相互制衡的设计,其哲学上的认识与实践即是:权力是无法自我约束的,因为权力的自我约束往往需要更大的权力,结果必然造成更严重的腐化。权力的自省与自新,只能在另一权力的制衡和替代之下完成。他说,我们期待2008年重新执政,并非为了权力本身,而是实践台湾民主建设的必然过程,我们会以审慎谦逊的态度确保每一个作法符合我们的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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