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根据权力的产生不同，可分为三种制度：帝制、共和制和民主制（民主共和制也属此类）。帝制的权力产生和更替是一家一姓的世袭，权力的合法性在于血统。这种形式和阶段，除了殖民地和移民国家（美、加、澳），世界各国大都经历过，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辉煌。中国的盛唐文化和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高峰就是代表。共和制，权力的产生和交替已经和血缘无关，而是个人的能力和一个执政集团的内部博弈与协商。早期的罗马共和国、后来的英、法、美以及所有未实现普选之前的西方国家和现在的中国、伊朗都属于此列。民主制是近一百多年才成为主流。其特点是民众的广泛参与，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全民选票（当然对选票的影响还是取决于哪一个政治集团谁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不再是某一个集团所决定。

冷战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民主制度。然而，取得成功的却只是少数。这如同一部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十个中只有一个或两个是合格的。哪么什么是决定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关键呢？

首先，这个国家必须要有愿赌服输的传统和心态。选票结果出来了，赢的一方固然要庆贺，输的一方也自然几年后还有希望。即使出现争议，自有大法官来决定。2000年美国大选由于差距过于微小，双方出现争议，最后仍然波澜不惊的得到解决。而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法律或制度，而是国民性和传统。无论是执政党还是身为领袖的个人还是全民大众，都内心服膺这种传统。这如同当年华盛顿，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仅凭自我的信仰，就自动放弃做终身总统，为美国开创了典范般的开端。然而，尽管制度相同，到了台湾，就演变成两颗子弹，演变成大规模的示威和冲突。如果不是美国采取“欺骗手法”（连宋语），连宋仍然会继续抗争下去。何时有结果，孰难预料。而到了泰国，则更演变成红杉军黄杉军的大规模对抗，此起彼伏。

其次，要有宽容和妥协的民族心理。竞选的双方不能视对方为仇寇，而是一个正常的竞争对手。谁都会在野，谁也会成为执政党。这在西方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到了台湾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民进党给国民党扣上卖台的帽子，把国民党描绘成外来政权，选举就搞割喉战，恨不得灭之而后快。2008年大选前，陈水扁居然会说出“这不是政党轮替，是主权沦陷”的话，更放言：“政权怎么交的出去？”这样行为的民进党下台后，自然担心国民党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因此，对陈水扁的腐败案就变成了政治报复和迫害。上层如此，民间也如此。夫妻由于政见不合而离婚、朋友由于政见不合而反目这种在大陆文革才有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的台湾。不仅选举时如此，非选举期间也不例外。6月11日，台湾就发生这样一场悲剧。两名经常一起爬山的山友，中途休息时就“蓝绿哪个更腐败”发生争论，进而开打，以致发生人命案。在这种环境下，立法委员在立法会大打出手、大骂出口，甚至把立法院长王金平锁在屋内不能主持会议就成为常态就毫不奇怪。其实，台湾的民主之所以没有象非洲国家一样，或者象泰国一样，根本原因不在民主本身，更不在台湾的传统，而是由于美国影响的存在。只要美国一句话不承认，这个政党马上就会垮台。

第三，民主的实际运行更多的不是取决于制度而是取决于传统、道德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惯例。比如，法国总统拥有任命总理的权力，而且不受制约，除此之外，他还可以解散议会。然而，如果在议会选举中，反对党占据多数席位，总统往往会任命反对党人士出任总理。无论左右政党都是如此。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左右共治”。然而，为何这样做，宪法和制度都没有规定。全在总统一念之间。但在法国却就能够成为宪政传统。反观台湾，民进党执政八年，立法院一直都是少数。但是除陈水扁上台之初几个月任用国民党人唐飞出任“行政院长”外，其他的都是民进党人。这也成为朝野对立、岛内严重内耗的原因之一。尼克松出现丑闻，可以自动辞职，党内也众叛亲离。而陈水扁的亲信和亲属贪污曝光后，民间也发起声势浩大的红杉军抗议行动，但民进党却仍然全党一致的支持陈水扁。如果两颗子弹发生在美国，恐怕绝不会有台湾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也不会发生两颗子弹的事情）。再比如，非洲许多国家通过大选上台之后，或者制定或者修改宪法，以终身担任总统。在法国接受教育、长期被法国支持的、刚刚去世的加蓬总统邦戈，国家独立四十九年，他居然担任了四十一年的总统。而且他的权力还是在担任副总统时，由于总统病逝他继任而来。但在法国，虽然一直是一部终身总统宪法----2008年才修宪法规定总统只能任两届，但却从未出现过终身总统的现象。区别不在制度，而在政治、文化传统和国民性。

最后，帝制、共和制和民主制这三种政体，虽然其区别在于权力产生方式的不同。然而，权力产生之后，其共性却是“决定成功的要素在于权力是否能够成功有效的运作”。在亚洲，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PERC），今年4月6日发表了17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度贪污评比报告，最腐败的三个国家泰国、印尼和柬埔寨都是民主国家。印度民主制度六十多年了，还无法解决温饱和社会稳定，更遑论惩治腐败、司法公正（印度的司法黑暗和低效率被联合国多次点名批评）和宗教和谐、种族平等。俄罗斯在叶利钦十年，经济崩溃、国家严重腐败、治安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寿命下降的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现象。中华民国的失败也是同样的道理。毕竟，民主只能解决一个权力的产生和来源合法性问题，但执政的有效性却并不取决于民主本身。相反，一个政党是否有贤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有效运作并解决面临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民进党的陈水扁和国民党的马英九都是民选举出来的，结果一个只专注于贪污，另一个则以无能著称。这应该是台湾经济民主化后持续下降和恶化的原因。德国魏玛共和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民主政府软弱无能，对外无法应对列强的压迫，对内则无法解决国内经济危机，最终给纳粹党的上台创造了民意条件。

因此，民主要想成功，并不是取决于是否建立起民主的制度，而是制度建立起来后，这个国家的传统、国民性是否能够适应和接纳民主。这一点就是一向热衷于向全球输出民主的美国也终于公开、明确地承认。六月，奥巴马进行亚、非、欧横跨三洲的访问，在埃及开罗大学，他明确指出：关于民主“美国并不认为自己知道对于各个国家，什么是最好的。没有任何国家的制度能够或应该被任何一个国家强加于另一个国家。”如果一个一向崇尚暴力，崇尚以暴易暴，毫无宽容和妥协传统的国家，民主是根本无法成功的。这在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都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古代中国就不必讲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可有政治集团内部或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有过宽容与妥协？光绪变法失败，可他不也是想用武力对付慈禧吗？这一百多年间，哪一方无不以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自诩？就是二十年前可有哪一方面寻求妥协？谁都应该指责，但谁都又无可指责。对国民性的反思之深和批判之厉中国无人能出鲁迅之右，然而鲁迅却无法接受他人的批评。他翻译俄国小说《死魂灵》，由于是从日语转译而来，并不成功。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大师梁实秋曾对此提出批评，鲁迅拒不接受。可以说直到目前，国人或者对中国国民性没有反思，或者虽能认识到国民性不足，却又无法摆脱。

现在的中国，是共和制，但并不是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这是中国历史和民族合理性的必然结果。中国效仿西方建立过民主制，中华民国，但却以祸国殃民的后果退出历史舞台，被人民所抛弃。从国民性上讲，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治理的有效性，至于权力怎么来的，并不重要。这也是“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民族实用主义的根源。中共治理六十年，中国已成为核大国、经济大国（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最大的债主）、政治大国（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体育大国、科技大国（中国科研投入仅次于美日位居世界第三）、军事大国（军费高居世界第二）。特别是2008年一年成功应对罕见规模和少有频度的国内外挑战，赢得海内外满堂彩，其执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达到历史高点。在我个人看来，2008年，中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运作方式日益与西方民主社会下的政党趋同或者大幅度借鉴。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不管采用什么制度，最终目的是要产生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国家和带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政治力量，而六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已然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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