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中的三位领导人
2223 人阅读 日期：2009-08-24 15:21:00 作者/来源：叶选基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反复阅读和学习了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以下简称“于书”）一书，感触良多。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作为亲近历史的一代，拟从另一侧面谈谈所亲近的历史片段和看法。作为生活在叶帅身边的亲属，所谈不能不涉及到叶帅。
在这里要特别声明的是，我所知、所闻、所为，是因在那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而知、而闻、而为的。至于本人的追忆，仅是一些片断和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仅供参考、指正。
叶与邓休戚与共
记得抓了“四人帮”后的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去见了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她问我要不要将此事告邓（即邓小平同志，下同），我请她尽快转告。她即打电话约见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把抓了“四人帮”的情况告诉了贺平。
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飞车”赶回当时邓在宽街的住处。得知这个激奋人心的消息，邓及全家都无比振奋，激动地欢呼此举的伟大胜利，还说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下同）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我向叶（即叶剑英同志，下同）谈及此事，说到邓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时，他欣然有感而笑。
我深切地感受到叶对邓的深切感情，走笔至此，不禁追忆起“文革”后期叶、邓休戚与共的战斗情谊。
1974年10月，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叶会同周总理等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采取精心、周全的措施保障周总理的健康，促成周总理赴长沙向毛主席建议，由邓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据周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
1975年7月初，在周总理病重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时，又是叶致信毛主席，建议由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他们并肩战斗，与“四人帮”作过多次重大的较量，叶曾说，“他（指邓）在前方作战，我在后方给他提供子弹，有时我们又一块向前冲”。在周总理逝世后，叶在政治局会议上义无反顾，坚持由邓致悼词。这时，邓已受到毛的批评，“批邓”已经开始了。叶对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支持邓。这体现了老战友之间共患难的真情。
1976年2月3日上午，在宣布华代总理，陈锡联代叶主持军委工作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后的次日，邓到西山十五号楼看望叶，这是两位老人在“文革”中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下午，我陪（叶）选宁兄到西山十五号楼，刚进门见面，叶就对我们说：“小平来了。”
选宁兄问道：“邓状态如何？”
叶答他很好，说他（指邓）已作好一切准备，估计最坏的结果是罗迈的下场。
罗迈即李维汉，似是在“文革”后期被赶出北京，发生活费。邓为党为民不计一切，不愧是一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那段历史时期，叶、邓同呼吸，共患难，情深义重，在邓落难之后，叶一直都在关心邓的安危。
记得毛主席病重，中央发电通告各省、各大军区及中央党、政、军各领导之际，王苏民同志（原四机部部长王诤之子）担心邓的安危，深夜来找我议论，甚至说要把邓抢出来。我说我要先了解一下情况。
次日我请吕彤岩设法向贺平了解情况。贺平说，邓很安全，汪东兴让“8341”部队荷枪实弹日夜予以保护。当叶得知邓的安全有保障后，放下了“心头大石”。
汪（即汪东兴同志，下同）护邓有功，不应忘记做了好事的人。何况汪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也要提到毛主席，是毛主席指示汪采取措施保护了邓，这也是史实。
叶力促邓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点在于稳定全国局势，清理与“四人帮”有关联的帮派分子，重新任命一批老同志到各岗位工作。这时发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抵制。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最大的挑战，是对“两个凡是”斗争的决定性的首战胜利。
邓还在301疗养之际（此时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召开），叶就开始为邓的复出做工作。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当时李鑫也在场。华、汪确也提出过需做“党内的转弯工作，水到渠成”。
后来在玉泉山四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叶坚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邓出来工作。
为此，中办周启才局长奉命与叶办王守江主任商量如何向邓送文件，以便其了解熟悉情况。鉴于邓尚未复出，只好把送邓的文件写上“王守江收”，由王转邓处。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而，一致决定邓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据王守江回忆）。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除了邓复出问题外，叶还向华、汪提出，陈云也应回到中央来。但有人以“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予以反对。因此，陈云的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得到解决。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当天中午，我向叶说，《北京日报》登载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他笑着跟我说：我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后来得知，这是华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
关于华国锋同志
关于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可见胡德平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胡德平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个月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华看了两遍。
胡德平的文章还提到，王任重问华，关于“真理标准”一文是怎么一回事，华回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可见，华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态度与汪是不一致的。
胡绩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过，当汪严词批评他们时，华在场，但没有表态赞同，他因此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见《胡绩伟自述》）。
实事求是而论，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在开展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华的认识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步有所改变和进步。他是很谨慎的，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不合时宜的表态。他能意识到大势所趋，面对现实。如对已成“不争之议”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华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如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反对“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纠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只不过那时都还不敢揭开这层面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至于华的所谓“洋跃进”错误，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看到陈锦华同志谈“洋跃进”问题的谈话，他指出，正因为这种指责，造成原来准备上马的22个大型项目大部分下马，宝钢成为“靶子”，被迫下马后，又不得不来个分期建设。
邓小平后来也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
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三中全会在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以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为代表的中央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应该肯定，华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德平的回忆中提到，胡耀邦说是华下决心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用胡耀邦的话说，是华“锄开了缺口”。
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可引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的发言，他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
至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于书”说，因为后来人们认为邓的讲话最全面、最深刻，所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本人认为，华、叶、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正因为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当时没有点明谁的发言是主题报告，才凸显出“于书”中多次提到的，该会议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体现了党的领袖是党的领导集体，实现了邓在常委会中提出的“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的英明主张，成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贯彻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原则、体现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所以，叶才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扭转乾坤的两年
我们应该肯定邓作为中央常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所起的十分重大的作用，以及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为代表的中央委员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更应该肯定，中央常委领导集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那段历史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做的拨乱反正、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可以说，没有粉碎“四人帮”及其后两年所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伟大成果，就没有后来的三中全会。
在今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不应割裂切掉这段历史篇章，它是在斗争中向前迈进的辉煌历史。
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以后，曾多次讲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他建议，“现在就可以开始写粉碎‘四人帮’两年的历史了，先写片断，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历史没有在这里徘徊，更不可能倒退。我们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全面地回顾和反省历史，包括党史。
如果承认上述事实的话，那么，三中全会前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会与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毫无关系。
华犯有“两个凡是”的错误，但是不是除了粉碎“四人帮”外，他就乏善可陈？
甚至有人说：“抓‘四人帮’有什么了不起，我带一个排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华国锋不做，别人也会做。”这话妥否？
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前夕的1976年10月3日下午，我到陈云家接陈云同志到后海小翔凤叶家谈话。出门前，陈云把保险箱钥匙交给长子陈元。这一细小的举动，表明陈云同志为挽救党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这足以证明，抓“四人帮”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小儿科。我们不能淡化、无视粉碎“四人帮”的惊心动魄和伟大意义，否则就有失党性良知。
事实上，从粉碎“四人帮”到拨乱反正、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华都是做了工作的，是有功的。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逝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体前往悼念，这是对华国锋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肯定。新华社播发的《华国锋同志生平》说：“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不愧为党和国家的千古功臣!
结 语
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立国之本。建国以后，我国走了一条漫长、曲折之路，几乎费了30年时间，才回到这一正轨。血的代价，令人们深思、深省！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就是国家最终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无不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今天，我国又面临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
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决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如果闯出来了，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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