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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吴敬琏:大量印钞会带来泡沫 政府掌握太多资源


1141 人阅读  日期:2010-10-01 12:20:34  作者/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9月30日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日在独家对话凤凰网时表示,如果说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中国模式不值得骄傲。

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这会抑制市场的运作。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腐败,腐败是一种寻租现象,寻租的基础就是政府掌握资源。如果政府继续扩大权力,那么腐败的基础就会更加庞大。

吴敬琏同时表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应对短期问题,想用它们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是一个误区。如果只注意短期政策,大量印钞票,那么就会带来更多泡沫。良性发展还是要推进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关键在于消除体制障碍。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吴老师您好,欢迎接受凤凰网的采访。相信最近关注金融、关注资本的朋友正被一部纪录片所吸引,这部纪录片生动的描述了美国一条新旧夹杂的长街,这条长街虽然经过战火洗礼,也经过恐怖袭击,但仍然站立在世界金融中心,缔造着无数个神奇,这就是华尔街。华尔街的魅力在哪里?是什么支撑华尔街长期屹立在世界金融巅峰?我手上正拿着正在热播的纪录片《华尔街》的宣传资料,两年前的今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的华尔街,从贝尔斯登被并购到雷曼的倒台,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发酵,到处是恐惧、贪婪、挣扎的镜头,但人们对历史、对灾难还是习惯性的忘却,拿中国来说,远离金融风暴中心,也没有太多的经历金融危机,更加觉得相安无事。正在热播的《华尔街》不但让人了解金融的魅力、金融历史和金融的本质,从而对金融更加敬畏和惊叹。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将让更多的知道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危害。吴老师,您作为《华尔街》学术总顾问,觉得这部纪录片应该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哪些记忆碎片和启示。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我想是这样,就是不只是对金融业,其实对所有的人,包括官员,也许像外国投行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许这些事他们都知道。但是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官员,可能是更加需要更多了解华尔街,原因在于我们正在进行经济改革,要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根据1985年,那是中共的党代表会议,就讲这个市场经济是三个体系。一个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个就叫市场体系,第三叫做宏观调控体系。

这个市场体系中间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资本市场。华尔街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本市场,当然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对于它来说要更多的了解。另外,华尔街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的市场体系不是跟世界经济体系隔绝的,我们的资本市场也不是跟世界的资本市场隔绝的,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一个部分,而华尔街是全球资本市场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心。

对于它的历史、对于它的成就,它的问题和这200年历史过程中,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后还会有什么问题,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不用付学费就学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片子,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凤凰网:谈到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有力的宏观调控加上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保证了经济未受太大的冲击。但是这种刺激计划的“后遗症”也逐渐显示出来:经济结构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房地产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资源的严重浪费等等。这些都是增长的代价,而且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的架势。政府面临着两难,是要维持这种增长方式,还是彻底做改变,这一直考验政府的智慧和勇气,吴老师,您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在哪些方面应有所为、哪些方面有所不为?

吴敬琏:我想问题是去年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主要是用的短期手段,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来制止市场崩溃,这是非常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对凯恩斯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在国际上是这样,在国内也是这样,有一些人认为凯恩斯主义能够医治金融的一切疾病。

这个好像在国际上是少数,在中国这种倾向比较强烈,国际上即使凯恩斯主义者,也并不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能够解决长期问题。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认为凯恩斯主义是应该埋葬的的。我是比较折中的,我是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分开来看,我觉得在短期运用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政策,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制止这个市场发生崩溃,这还是有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长期问题,长期问题不是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种认识上的不大准确的地方,就是以为我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果能够把需求点上去,就能够解决长期问题。温总理最近在夏季达沃斯的会上,就讲的很好,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关注于短期政策,我们要更多的注意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因为长期增长中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早就提出来了,就是一个转变增长方式或者叫做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凤凰网:您刚才讲,从短期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乃至主导的角色,使经济增长成为奇迹。另外,今年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中国经济貌似出现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奇迹”好像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争论的焦点。您认可所谓的“中国模式”么?当前我们应该为这种模式骄傲或者反思么?

吴敬琏:相当多人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强有力的政府,能够驾驭整个社会、驾驭市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不是优势,更不值得骄傲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光注意短期政策,那我印票子,印票子它肯定就上来了,但是它会造成副作用,就变得很难办,你继续往里大量的投入,比如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甚至股市泡沫,以至于通货膨胀,它都会起来。

你如果不继续往里面注入货币的话,现在譬如说基本建设这个盘子很大,房地产建设盘子很大了。而且这个基本建设如果从去年开始立项的话,第二年、第三年是用钱最多的时候,你如果不继续大量规模注入货币,它这个经济就会下来,所以如果不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那它早晚就会遇到一个困境。

良性发展还是要推进改革,因为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提出了那么多年,第一次提出大概是1981年,它没有用这个词,正式用这个词是1995年,就是第九个五年计划。到了十一五,这是中心的一个工作了。为什么不能够转过来呢?就是因为有体制障碍,所以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关键在于改革,推进改革。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的、有秩序、有规则的市场。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腐败,包括贫富差别悬殊,我认为第一位的原因就是因为腐败,腐败怎么来的?腐败是一种寻租现象,寻租的基础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所以政府变成一个,我想最危险的一个,对中国来说。不但是经济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如果政府又扩大权力,其实是腐败的基础就会更加庞大,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凤凰网:今年是第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这5年我们的得失在哪里?又到了学界和智囊团又遇到为新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言献策的时候,下一个5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方向会在哪里?

吴敬琏:工作五年就是我们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经过很热烈的讨论,后来中共中央做了一个制定十一五的建议,我觉得那个建议就很好,指出了中心的一条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说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到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十一五里面,把这个基本的途径说的相当的清楚,相当的清楚。可是执行上,有一些地方譬如说,我当然接触范围不是那么多,譬如说苏南地区,我觉得十一五期间有相当进展。苏州、无锡、常州,都有相当进展,但是成功范围来看,十一五的执行的情况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我还是希望继续十一五提出来的,看来今年各种迹象表明都会是这样。从今年开始,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加快,叫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要加快。办了省部级学习班,胡总书记自己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凤凰网:谈及到改革,我们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建立30年时候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在天津达沃斯夏季论坛也谈到改革,我们经济改革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吴敬琏:今年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就使得市场很难,市场它是一种自主的、自由的交换,政府的介入,因为它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就会抑制市场的运作,有人说这种叫做权贵的市场经济。

权贵市场经济有这种说法,最近好像南方报业集团有一场争论,我以前也说过这个叫坏的市场经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说法不大对了,因为如果说政府的权力到了能够整个控制市场的情况下,这就不能叫市场经济了。

凤凰网:就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

吴敬琏:这就不叫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自主的、自由的交换,这才叫市场。

凤凰网:美国会众议院今天上午以高投票结果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奥巴马总统近日也扬言会绕开WTO对中国进行制裁。有人认为这些做法是近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体现。您觉得当前美国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目的?当前的汇率走向怎么评价?

吴敬琏:我认为这完全是美国的一些politician,他们为了中期选举的一种对蓝领工人的一种表态。

凤凰网:那这样的话,如果是人民币迫于这样的一个压力去升值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会非常大。

吴敬琏:我认为这两件事要分开来看,当记者一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升值不升值?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绝大部分并不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说,人民币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更好。

吴敬琏:因为长期的积累起来了,你突然一下升值就会出台湾那样的事情,台湾是一样的,80年代中期就决定要自由化,但是自由化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大概是1986年就决定缓慢升值,一下刹不住了,一下升了20%几,所有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几年中困难的不得了,当然它也有一个好处,到了90年代初期,OEM转型,基本转型了。

OEM都变成了,即使做OEM,像红海,就是富士康还有台基电,这都还是在做OEM,但是不是简单的加工了,它有大量的自己的专利,自己的专有技术。还有像鸿基,鸿基做OBM,自主品牌,就开始开发他的品牌了。但是现在这样,当然你一下突然升值,那会造成很大的震荡,会很大的震荡。

凤凰网:尤其是就业。

吴敬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最近的升值加快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51.94 -0.50%]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原刊《中国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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