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政治改革下个十年将有新景象
1516 人阅读 日期：2009-10-07 17:57:45 作者/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周瑞金简介 生于1939年10月，浙江平阳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60年前的开国大典，我还是一个10岁的小学生，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来家乡的解放。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我已是读新闻系的大学生了，经历过大跃进年代的激荡，体验过困难时期挨饿的情景。共和国成立20周年，我当了7年新闻记者，经受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煎熬，目睹了共和国精英被摧残。共和国成立30周年，迎来改革开放春风荡漾，我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充满希望。共和国成立40周年，我已主持上海《解放日报》工作，经受了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又面对着改革开放被诘难。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身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到三代领导人大幅画像通过广场和盛大阅兵式，感慨万千……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年迎来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已到古稀之年。30年艰难探索，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意外事件打乱政治改革部署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按照中国国情，以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为构架，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建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民主党派许多重要人物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层。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以后，虽然政治协商会议还在，但多党合作情势发生了较大变化。经过反右派斗争，不少民主党派人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自此形成，民主党派成为在共产党领导和管理下的政治协商性的团体。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开放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
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后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领导层担心国内局势震荡，便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发表讲话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这场得到邓小平同志全力支持、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心愿的、成功在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去良机。
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负责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听取了他们意见后，曾代表中央领导说，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中央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后来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法轮功”围堵中南海事件，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又被推延了。
30年政改历程所得到的启示
回顾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历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要正确把握战略机遇。危机逼出改革，挑战也是机遇。改革的领导集体要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胆识和策略，要有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力行退休制度和90年代初领导集体强推市场体制改革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要求领导集体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廉自律，勇于牺牲，至少力戒贪婪，不陷入钱色泥坑。
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在不能指望全能的政治权力壮士断腕的时候，只能依靠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多元化推进改革。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培育政治改革的推动力。
意识形态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防止社会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空心化、虚伪化，导致社会知行不一，信仰空白。30年改革造就了伟大的中国经济，却缺乏一种伟大的现代中国文化。我们能出口“中国制造”的产品，却在内心缺少一种阳光的自主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损害了社会风气，急需弘扬改革启动阶段那种诚实坦荡、摧枯拉朽、奋勇直前的大无畏首创精神。
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度极大，又十分敏感，因此要注重制度设计和策略推进，少说多做，避免起哄，吊高胃口。要小步渐进，允许试错，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政治改革将会出现新的景象
我们可以预见，共和国下一个十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将会出现以下的新景象：
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方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调整革命党的惯有思维，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将主要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途径，依法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有望着手起草制定“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法”一类法律，来完善执政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的法律依据。
以增强党的民主为中心，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社会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将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并能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如在部分县、市进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将会从下到上地进一步扩大到全国，以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发挥党员代表作用的新途径和新形式。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选举将普遍实行差额选举，以保障党员自由选择的权利。建立一套民主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保证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民主化。中央委员会也会进一步贯彻民主选举制度。十七大前已实行一人一票不记名方式，进行民主推荐政治局委员与常委的候选人，一改以前仅在少数人范围内以征求意见协商方式产生候选人的办法。
采取新举措新制度，不断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未来必将加强对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巡视制度，逐步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要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推行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制度，建立党代会、人代会对领导干部问责和质询制度。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议政，对官员实施监督。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增加法律与社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今后凡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人大必定公开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同时，人大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改变政府“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推进政府的决策透明、财务透明、用人透明，合法行政，诚信高效，推进行政信息公开，善纳民众诉求，探索建立一个民评政府、民评官员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坚决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防止让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的现象出现。
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我国长期实行由政府统包社会治理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基层群众缺少民主权利。所以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活跃民间组织，比如各种协会、学会、维权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真正让他们担负起社会责任。他们将更为积极地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汶川大地震中志愿者、民间组织发挥了抗震救灾的巨大作用，标志着我们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 于泽远 北京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发表文章，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中国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周瑞金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周瑞金最近这篇约两万字的长文本月11日发表在中国治理与选举网站上。文章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庆祝中国国庆60周年之后，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文章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文章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并已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文章指出，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中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集团渗透政法系统
最为严重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级法院五名法官被“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一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令最高法院“颜面扫地”。
弱势群体没分享
经济发展成果
而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表明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目前贫穷人口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
对于官方高度重视的维稳，文章指出，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时，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一些地方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
文章强调，正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因此，文章呼吁领导层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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