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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的36天


724 人阅读  日期:2008-11-1 13:46:03  作者/来源:李杨 杨中旭


——纪念改革开放30年

经济学家于光远1998年9月23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能不提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关于只开了5天的三中全会的著述和回忆很多,这个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毋庸置疑,但之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却为很多人所忽略。

1978年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中国能有日后令世界惊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这一年的“决定”密切相关,用“大转折”来定义这一年,毫不为过。

仔细研来,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重大变革的起点都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挫败了“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文化大革命”若干重大遗留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全党工作的重心向现代化建设转移……虽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仍然写进三中全会的文件里,但全国农村“一大二公”的错误认知得到了纠正,农村改革已然开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自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 倾错误,是在政治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使日后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成为可能。

为多数人所误读的是,所有这一切令人震惊的“变化”都集中发生在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事实上,这些关涉大是大非的命题,是在那至今仍显神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激烈的博弈而得以解决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被称为“宣言书”的讲话,《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来看仍具现实意义,作为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也被认为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当然要从那易被忽视的36天开始。

改变中国的三十六天

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怎能心平气顺讨论经济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宾馆建成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因此,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之称。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举行。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陈云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主题。

然而这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华国锋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这些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给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会上一边讨论,会外一边行动。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此时,华国锋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

批评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然而,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个新的“本本主义”。这条“破冰船”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就我所知,这样的事似乎没有,至少是很少。”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起草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根据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在《回忆胡乔木》一书中的回忆。朱佳木写道:“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邀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

邓小平向起草小组以及胡乔木讲述了讲话稿的中心思想。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写出了讲话稿,交给胡乔木修改。朱佳木回忆道:“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得十分详尽,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

经过胡乔木修改后,邓小平审阅后又作了修改。朱佳木说:“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四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

邓小平的“宣言书”

而于光远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于光远说,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他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的事情。12月2日,他和胡耀邦一起到邓小平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中央党校教授韩钢在《百年潮》上撰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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