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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国民党为什么不再挂蒋介石的像?


2096 人阅读  日期:2010-07-05 07:10:12  作者/来源:杂文月刊 凤凰周刊


核心提示:这个疑问,从台北市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上找到了答案。纪念碑立于2008年4月4日,碑文计300余字,其中一段是:“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第74页)这段碑文,恰恰是对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盖棺论定”。碑赫然在此政治“重地”立下,含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声讨和昭示天下意义,也含有足够的民意分量。可见,对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危害之不得人心,岛内朝野已形成了“共识”,故不挂他的像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摘自《杂文月刊》2010年4月上 作者:刘吉同 原题为:《今日国民党为啥不挂蒋介石的像》

我常看深圳卫视的《直通港澳台》和央视的《海峡两岸》,看多了便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官方场合比如“总统府”、“议会”等地方,不再挂蒋介石的像。陈水扁当政时不挂可以“理解”,因为他要“去蒋化”搞“台独”。而马英九上台后也仍然不挂。体现公权的地方不挂也就算了,而国民党的一些庄重场合也不挂。刚刚过去的国民党十八大,我看得分明,主席台上还是没有悬挂蒋的像。党内党外,清一色挂的都是孙中山的画像。要知道,蒋介石可是“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伟大领袖”啊!

这个疑问,从台北市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上找到了答案。纪念碑立于2008年4月4日,碑文计300余字,其中一段是:“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第74页)这段碑文,恰恰是对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盖棺论定”。碑赫然在此政治“重地”立下,含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声讨和昭示天下意义,也含有足够的民意分量。可见,对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危害之不得人心,岛内朝野已形成了“共识”,故不挂他的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明智之举。假如国民党2008年重新拿回政权后,党内党外仍挂蒋介石的像,外界很容易给他们贴上标签:延续的仍是蒋介石的路线,信奉的仍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搞的仍是言沦箝制,“莫谈国是”,推崇的仍是“白色恐怖”,等等。而这样的“标签”,乃是民主政党成长的毒药。因为“蒋介石”三个字里包含有足够的这样的“毒药”。一方面,迫使国民党继续陷在旧的政治理念里爬不出来;另一方面,为渊驱鱼拱手将大批选民推向民进党。这种结果是国民党根本承受不了的。坦率地讲,即使党内有人愚忠蒋介石视之如神灵,念念不忘他那一套“毒药”,但国民党也不敢轻易接收,更不敢公开宣示。蒋介石这个历史包袱马英九实在背不起也背不动,它会将马连人带党一起拖人万丈深渊。马英九多次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道歉、忏悔并示好示利,道理正在这里。

这也体现了新一代国民党人的“与时俱进”。国民党现在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清廉,走的是民主政治道路,夺取政权靠人民的选票而不是枪杆子。随着党的理念和政治道路的根本转型,要求他必须告别老蒋的一套还有小蒋的许多东西,而“挥手从兹去”。要想使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获得新生继续引领时代,那道路只有一条:不是让历史潮流这个“脚”去适应国民党的“鞋”,而是国民党的“鞋”必须按历史潮流的“脚”去做。企图拽住历史潮流大言不惭地说你的“脚”非穿我的“鞋”不可者,就会被民众抛弃而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党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蒋介石呢?只能无可奈何地步入历史,“千秋功罪”任人评说。历史学家肯定会全面阐述他的功过,对其正面也会予以肯定,他也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形象出现在以后的荧屏上。但是,其“光辉思想”要想照耀千秋万代,恐怕闻后几乎人人都会大笑。看来挂不挂蒋介石的像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它背后反映的绝对是“大是大非”。

曾几何时,蒋介石在台湾的“国文课本”里被描写成圣人,诸如“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伟大”等字眼随处可见。今日的“总统府”昔日叫“介寿馆”,是1946年台湾光复后,为庆贺蒋60大寿而在原日据时代已被炸毁的“总督府”上重建的,前面的路也叫“介寿路”。而蒋介石的铜像更是遍布全台湾,有4万尊之多。“颂歌盈耳”和个人崇拜充斥全岛。然而,如今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介寿”名都改了,众多铜像几乎拆完,最后集中在了桃园县大溪镇的一个仓库里。而昔日的“介寿馆”对面,屹立的却是记录蒋介石“白色恐怖”的纪念碑,他的像更鲜有再挂了,可见历史之无情。但历史义很公正,包括对待像蒋介石这样生前不可一世的人。

《蒋介石日记》公开:回归有功劳也有罪过的凡人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17期 作者:张薇

《蒋介石日记》最早今年年底在台湾出版,复旦大学也正在积极争取大陆版的出版。

5月下旬,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研究员、宋氏家族成员之一宋曹璇,披露了这个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出版计划。这意味着,蒋介石日记将走出“解密”状态,以更透明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随着2006年胡佛研究所开始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阅览权,那个相对真实的蒋介石逐渐浮出水面,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有功劳也有罪过的凡人。

手稿的逐渐开放

毕生坚持写日记的蒋介石,一直从28岁写到了85岁,历时近60年,无论打仗行军均未搁置纸笔。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8月,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中国社科院教授、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如是叙述蒋介石日记手稿的保留现状。

本来这些珍贵的手稿,一直由蒋家后人保存在台湾,直到2004年,蒋介石日记连带蒋经国日记都保存在蒋方智怡(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之妻)手中,考虑到“保存管理的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2005年初,蒋方智怡将两蒋日记的手稿交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暂存50年。

本来蒋家的目的仅是保存而非公开,但一个偶然的发现影响了蒋家人将日记公开的决定:胡佛研究所有一位女孩,她不经意间翻到了蒋经国的一页日记,就在这页日记中,蒋经国记述到,他经常看父亲的日记,并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很多事情不为人知,很多精神、思想大家不理解,他希望将来有一天父亲的思想能够为人们所知。

就是这个发现,让尘封已久的蒋介石日记得以逐渐跟公众见面——譬如2006年第一批开放的为1917年1931年的部分,2007年开放的是1932年1945年的部分,2008年7月份开始公开1945年1955年部分,2009年则公开了1956年1972年蒋介石日记的最后部分。

这样一批手稿的开放,自然吸引了海峡两岸的学者前往斯坦福大学进行研究。杨天石就是大陆第一批赶赴胡佛研究所的学者,按规定不能通过拍照等技术手段复制,学者只能一字一字地进行摘抄。

事实上,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公众也不免对蒋介石写日记的目的有了质疑:蒋介石的日记是真实的么?会不会是蒋介石的一种做戏?

说服蒋家人把日记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推手、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对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她的佐证是,蒋介石在日记里对自己干过的“坏事”毫不掩饰:比如他在日记里记载,有一次他去香港,去前告诫自己,香港女子年轻貌美,不能去找小姐。但去香港后,他还是忍不住找了小姐。事后他在日记里严厉责备自己好色,要求自己改掉恶习。

蒋介石日记的“把关人”宋曹璇(宋美龄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也认为蒋介石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比如蒋介石经常在日记里骂人,宋子文等人都曾被刻薄的点名批评。

蒋介石日记的研究者杨天石也表示,信奉儒学,尤其是宋明道学的蒋介石,用“存天理去人欲”的要求来约束自己,记日记则成为了他个人修身的工具,生前也从未公开过自己的日记,“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

解密日记的出版物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杨天石说。

事实上,在手稿本公开前,研究者只能从类抄本或引录本中一窥蒋介石日记的风貌。

仿抄本,是蒋介石为了保存日记,请秘书人员按着自己日记的格式原样照抄的本子。仿抄本基本是蒋介石手稿本日记的复制。如今,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的仿抄本,已知只有1933年和1934年两年。

类抄本,是蒋介石让同乡按照一定的门类对他的日记进行抄写保存,如今在台湾保存有“困勉记”、“省克记”、“爱记”、“学记”、“游记”等5种。

引录本,则是一些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但也记载了一批蒋介石日记的书籍,如:《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由蒋介石的老师和秘书毛若诚编著;《事略稿本》,由蒋介石的同乡编著,模仿了《春秋》编年体纪事,集合了蒋介石的函电令告日记等;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了日文的《蒋总统秘录》,该书引用了由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提供的蒋介石日记等文献,由台北中央日报社翻译成中文出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由秦孝仪总编纂,相当于《事略稿本》简本。

按照杨天石的研究,《事略稿本》中“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则“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

1994年,学者黄仁宇在台湾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这本书第一次引入大陆,2008年,又由九州出版社再版。这部著作通过蒋介石日记,解读了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的情况。据杨天石介绍,这本书的日记资料来自《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见资料来源并不算第一手。

2007年,由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辑录了蒋介石自1915年至1949年的日记1000余则,并且根据日记进行评注、诠释。上下两册打上“揭秘”烙印的书籍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争论,被杨天石斥为“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痛批该书是由《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蒋介石秘录》等书拼凑而成,并举例说明,其中的日记内容与胡佛研究所保存的原稿内容南辕北辙。而作为历史草根学者的张秀章则回应,他花了13年策划、编著该书,蒋介石日记原稿在当时根本尚未公开,他所能依据的史料也只能来自“引录本”们。

2008年,由杨天石所著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可谓是采用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史料的著作。在阅读了类抄本、仿抄本等史料的基础上,杨天石也多次赶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摘抄了陆续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在对手稿本的阅读中,杨天石发现,这些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现代史”,他也尝试通过自己的著作来“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

如果说,自黄仁宇开始,是通过蒋介石日记而进行的历史解读,今年年初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则直接选编了蒋介石写给前后几位妻子和儿孙的部分家书,他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的部分日记,和他的一些散文、诗作,号称“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的蒋介石本人的著述”。

可见,随着蒋介石热在大陆的升温,大陆出版物对蒋介石日记的披露过程也沿着越来越逼近相对真实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破译真实的历史

正如蒋经国当年的预见一样,真实的、未经篡改的蒋介石日记的公开,的确让人了解了蒋介石太多的不为人知的真相。

那个曾经被我们认为“消极抗日、妥协投降”、“主动跟日方和谈”的蒋介石,开始在日记的公开过程中,露出他更加丰富的一面。

事实上,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杨天石撰文为蒋介石“翻案”,认为“蒋是民族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希望中华民族振兴,中国统一”。

譬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异常愤怒,并以“倭寇”称呼日军;早在1930年代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2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枪掩体、小炮掩体、掩蔽部等各项工事3374个,对日进行认真备战;尽管美国是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同盟国,但蒋介石和美国的矛盾冲突并不少,甚至在日记里大骂美帝国主义,1945年罗斯福跟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中国主权,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是罗斯福侮辱中国、出卖中国的典型表现。

在杨天石的研究中,蒋介石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在资本问题上,蒋介石日记里曾经写过,他要沿着社会主义的路线,搞社会资本主义。第一条,他认为解决民生问题,要生产为主、平均分配,第二是控制大资本,第三是实行劳资合作。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路线。”

蒋介石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杨天石撰文说,“1927年反共时,他有一个三段论。第一句话,我蒋介石是革命的,第二句话,你反对我,第三句话,那你就是反革命了。蒋介石自我迷信到了极点,他看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行,他什么都管”。

在对《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研究中,蒋介石的形象逐渐在海峡两岸的“鬼”、“神”之辩中走了出来,成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而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对于破译真实的近代史,又价值重大。用台湾知名学者吕芳上的话说,“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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