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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937年日记:应发动游击战 使敌疲于奔命


1201 人阅读  日期:2012-03-21 16:05:55  作者/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郭代习


核心提示:蒋介石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本文摘自:《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作者:郭代习 原题: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幕僚人员逐日在何应钦官邸举行各种会议,研究应敌方略。7月20日,唐生智建议“一切事体顾虑现实状况,一切事实就实际取办法”,以避免“大兵力白白牺牲”。8月8日,黄绍?f建议在河北战场采用游击战,“应令前线部队派出挺进队(每师一营),密入敌之后方北宁路一带,扰敌侦察”。11日,黄又建议拥挤于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宜推进至保定以西地区,以太行山为根据”,实行机动作战。

何公馆的谈话会具有决策的机能,蒋介石基本采纳了这些建议。8月2日,蒋指示军委会编订抗日战术时,应注重“游击、侦查、反间”。20日,国府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令第一战区“实行柔性之攻击”,“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大同失陷后,日军直趋包头,9月15日,蒋电令宁、青、绥部队“协同作战”,“准备各地游击”,以阻敌前进。

应当指出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不重视游击战术的,军事上主要是依靠正面战场的“一线式”阵地防御战。游击战只是零星用之,而且限于平津、太原会战期间的北战场。在多山地丘陵的北战场,适宜机动游击,国民党军也有此前在江西山地与红军作战的经历。所以,1937年11月29日,蒋介石致电善打硬仗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至于淞沪战场均为江河湖渍,国民党军缺乏作战经验,更缺乏在江河湖渍实行游击作战的理论。加以战争甫发,国土沦丧不多,无敌后游击的场所,国民党无法意识到此战术的重要性。故抗战初期,国民党只重视正面战场,“重视正规军,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类似游击队之组织”。把敌后游击战作为“国策”的决策自然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而游击区(沦陷区)的如何控制,游击战的如何开展,遂亦成为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蒋介石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24日,蒋介石宣称,“中国军队及整个战略,最迟在两个月内,将全部改组”。

1938年1月8日,蒋介石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注:关于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白崇禧在回忆录中多次叙述为1938年,但韩信夫先生依据白回忆的矛盾推定为1937年冬天(见《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但《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二辑有如此记述:1938年1月8日,“蒋委员长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陈诚等均挟策返前线指挥”。本文采此说。)在会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被蒋介石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这一决策第一次把敌后游击战作为一种抗战策略,并且系统地论述了敌后游击战的意义及其与正规战和正面战场的关系,它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汉口会议后,游击战开始在各战区逐步铺开,各战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均能运用游击战术。1938年1月,李宗仁制定的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针要求“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徐州会战的作战指导较之淞沪、太原会战机动灵活,是促成台儿庄大捷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州会战后,蒋介石于6月9日发表时评:“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域,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21日,蒋介石在与德国记者的谈话中说,“特别注重之一点,为中国决计继续抗战,无论其为疆场上之会战,抑为游击战均可”。在此,蒋介石对抗战前途抱乐观态度,并开始把正规战与游击战相提并论,视为抗战的两种方式。可见,蒋介石对游击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游击战已被列为与正规战相等的战略地位。在同月军令部制定的“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中,游击战已被升格为正规军作战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该计划令第五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方游击;深入敌后的第一、二、三战区,则“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

综上所述,抗战甫发,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实行深沟高垒式的阵地战,各地区部队中只有少数“类似游击队之组织”和临时性的机动组织,游击战难登大雅之堂。到汉口会议后,不仅正面战场有大规模的正规部队的游击部署,而且深入敌后的游击战场初具规模,并成为牵制沦陷区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有生力量。种种迹象表明,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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